一、给通讯员的一封信（论文文献综述）
乔傲龙[1]（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陈龙[2]（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舒翎[3]（2019）在《找寻五爷吴展》文中研究说明我印象中,"五爷"这个称呼最早出自外婆口中,双耳失聪的外婆"文革"中和我们一起住在安庆四中校园里,老人家经常自言自语说一些过去的事情。那时我年纪小,不知道追踪家族故事,全然没记住外婆还说了些什么,只有五爷这个称呼留在记忆中。离家闹革命母亲以前只要谈到五爷就会说"我父亲",后来渐渐地所有后人不论辈分,都只称呼五爷。因为这些
张莉[4]（2018）在《孙犁、铁凝的文学传承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致力于在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语境里勾勒孙犁与铁凝的文学传承关系。铁凝真正开始创作起步于1978年,孙犁与她最初相识于1979年,某种意义上,孙犁最初的引领对铁凝创作有着方向性作用。孙犁对铁凝小说的肯定与褒奖,对铁凝一生的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孙犁、铁凝的写作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他们共同致力于从优秀中国文学传统中汲取写作资源,吸收并发扬中国抒情传统的精髓;他们各自以深具中国美学的表达方式写下了独具中国特质的文学记忆、文学故事。
王春泉[5]（2018）在《作为事件与风景的《解放日报·临时刊》》文中认为瓦窑堡出版的《解放日报·临时刊》,堪称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与历史性风景。这并非仅仅指它与清凉山版的《解放日报》形式上极具"自相似性",是"分形学"的典型;也不仅仅指它明确地标注"临时刊",是战争语境下生成的区别于常态的"临时的报刊";最主要的是,透过一种熟悉与陌生感之间的语境性选择,瓦窑堡出版的《解放日报·临时刊》成为特殊的"完全的党报"的历史性发问装置。与1942年的发问不同,这次发问更偏重于围绕外部形势、媒介关联性、剧场聚合等建设矩阵关系。内外兼修的生产与建设,使得"完全的党报"这个"弱解释性的话语",以隐匿的方式延伸到了无限广阔的大千世界。
周立民[6]（2017）在《1954年《文艺报》工作整顿及其他》文中认为1954年春天,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李希凡和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师的蓝翎,不满意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中的观点,决定合写一篇文章提出反驳。他们曾是山东大学的同学,前一年刚刚毕业分配到北京。这本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想到,几个月后,最高国家领导人介入了,称他们为"小人物",认为他们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
朱雅琴[7]（2017）在《抗战时期《妇女之路》妇女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妇女之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立的第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日报——《新华日报》的三大副刊之一,以动员国统区妇女支援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创刊目的,对国统区广大妇女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抗战动员,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妇女动员工作的指示。本文主要探讨在抗战时期,随着抗战形势发生转变,《妇女之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南方局妇委的领导下,根据所处局势的不同,如何广泛地开展妇女动员工作,引导、组织国统区妇女们积极主动地投身抗战的洪流。文章主体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妇女之路》的创刊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了《妇女之路》自创刊起一直到停刊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中包括《妇女之路》在创刊之初所处的媒介环境和《妇女之路》在抗战不同阶段的舆论导向和妇女动员的工作重心的转变。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妇女之路》如何传达党对妇女动员工作的指示。《妇女之路》在创刊之初就阐明了它是中国共产党向国统区妇女传达妇女方针、政策、指示的重要舆论阵地,因此《妇女之路》上刊载了一系列提纲挈领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指导国统区的妇女工作,组织和动员妇女参战方面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本部分从“明确妇女动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妇女解放是妇女动员的前提条件”和“指出动员妇女团结抗战是抗战胜利的有力保障”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抗战形势,从《妇女之路》的文章中选取了一些典型事例,分别从“树立妇女抗战模范,激发妇女抗战热情”、“指导妇女生活与工作,保护妇女切身利益”和“报道国内外妇女参与抗战情况,营造全体妇女抗战氛围”三个视角对《妇女之路》的妇女动员工作进行具体分析,全面地呈现了《妇女之路》为动员妇女积极抗战而采取的方法和策略。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对抗战时期《妇女之路》妇女动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从“把妇女动员与抗战局势相结合”、“把妇女利益作为妇女动员的出发点”、“把知识女性作为妇女动员的桥梁”和“重大事件以专刊形式报道”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归纳。结语部分,在概括总结《妇女之路》在妇女动员工作中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它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动员工作缺乏统一的组织,动员过程中存在着自发和分散的倾向,因而不同地区和阶层的妇女动员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最后指出,在《妇女之路》广泛地妇女动员下,中国的妇女大众,奋然而起,投身抗战,形成了一股声势浩荡的妇女参军参战热潮,为实现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陈卫炉[8]（2016）在《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工人文学创作主要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快速进入繁荣期,收获了较为丰硕的创作成果。在新中国“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中,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兴衰荣辱,无疑带有显着的时代印记,并昭示着文学自身律动和社会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除导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分为六章。论文充分注意建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串联的前、后两个篇章结构。前三章内容着力描摹和彰显整体、抽象的时代场景和历史风貌,后三章内容旨在呈现具体、细致入微的文学内部感知。大致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研究框架结构,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努力建构起一个相对合理的研究模型。论文前半部分,主要从文学发生的外部环境入手,探究和分析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第一章从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识字运动”为主的职工业余教育和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文学方向”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第二章着力考察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问题,提出思想上高度重视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实践上进行组织化写作、新闻媒介的培育引导以及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借鉴引入,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于新型创作队伍的建构和生成过程。第三章主要梳理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创作业绩,并对上海工人作家群进行了整体性扫描。论文后半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三章组成,着意从文学本体出发,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转入到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人物类型和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论述。提出就文学主题类型而言,聚焦翻身作主的工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面貌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类宏大的时代主题,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老工人、新女工、牛步化知识分子和中间状态干部等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丰富和拓展中国当代工人形象画廊。在叙事模式上,普遍存在“车间模式”、“新闻速写模式”、“正剧化模式”、“二元对立模式”等弊病。论文在内、外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从历史必然性、局限性及其成因、对未来创作的启示和影响三个维度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现象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提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经验,对世界工业文学名着进行大视野、高层次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在正确认知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正当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进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展。
郭小良,李珊[9]（2015）在《试论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文中研究指明通讯员队伍在新闻资源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不断摸索、建设并发展壮大的,其很好地推动了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和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历史经验对新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也有可以鉴取的宝贵经验。
辛皎佼[10]（2015）在《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5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政权,新闻事业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出版了报刊杂志近百种。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更离不开广大的通讯员积极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信息、交通闭塞,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等历史条件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新闻媒介宣传方针政策和团结广大民众。然而,由广大通讯员建立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时期的通讯员队伍普遍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相对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能给记者的采访写作和编辑的工作提供较大的帮助。同时,广泛的通讯员积极写稿,缓解了报社专业新闻从业人员不足问题,也保证了新闻工作深入群众生活,扩大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各种出版物的稿源,是报纸重要的新闻来源。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是新闻通讯员队伍建设的成功典范,本文从延安时期的历史语境出发,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进行分析,考证当时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分析通讯员队伍结构状况、通讯员工作任务分析、编辑部维护与通讯员关系等历史经验。延安时期通讯员承担着提供新闻线索、采写新闻稿件,组织读报社等工作任务,同时,编辑部努力维护与通讯员的关系,有明确的稿费制度和奖励优待政策。除此之外,编辑部注重通讯员业务素质的培训,例如召开通讯员座谈会、在报刊上阐释新闻基本概念和新闻写作技巧、创办《通讯》和《大众习作》刊物指导通讯员写作、提前告知通讯员报道重点并及时回馈通讯员稿件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得出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具体经验。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发展,践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同样,当时通讯员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下仍有现实启示。对当代媒体发展和现代大型企业的宣传通讯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闻单位“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继续深入开展和“教育群众路线”的进一步贯彻,要求新闻媒体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写出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新闻,各级党报电视台和各类都市类媒体等新闻机构可以在“深入群众”中借鉴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经验。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个群众都是潜在的“爆料人”,在媒体加强联系和刻意培养下,有可能变成热爱新闻、主动提供新闻线索或主动写稿、对特定媒体有较高热爱度和忠诚度的通讯员。所以,媒体仍有必要借鉴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经验,组织壮大自己的通讯员队伍。
二、给通讯员的一封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给通讯员的一封信（论文提纲范文）
（1）《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孙犁、铁凝的文学传承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你的思路很好, 有方向而能作曲折。” |
| “我喜爱你的这个人物” |
| “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 我哪里有你写得好!” |
| “就像观望清泉飞瀑一样” |
| “我们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 |
| “你好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
| 在中国抒情传统的谱系里 |
| 结语 |
（5）作为事件与风景的《解放日报·临时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单元史上的“新问题” |
| 二“独立”的《解放日报·临时刊》 |
| 三“个个都是毛主席的发言人”[8]:分形传播与历史签名 |
| 四如何最恰切地评估《解放日报·临时刊》? |
（6）1954年《文艺报》工作整顿及其他（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一份隆重的“编读往来” |
| 二、思想斗争是一切革命斗争的前提 |
| 三、不是“缺乏”的问题,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
| 四、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 |
（7）抗战时期《妇女之路》妇女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3.文献综述 |
| 3.1 对《妇女之路》的研究 |
| 3.2 对抗战时期妇女动员的研究 |
| 3.3 对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 |
| 4.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 |
| 4.1 研究思路 |
| 4.2 研究框架 |
| 4.3 研究方法 |
| 5.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妇女之路》发展史略 |
| 1.1 《妇女之路》的创刊 |
| 1.2 《妇女之路》的复刊与改版 |
| 1.3 抗战胜利前后的《妇女之路》 |
| 第二章 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动员的指示 |
| 2.1 明确妇女动员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 |
| 2.2 强调妇女解放是妇女动员的前提条件 |
| 2.3 指出动员妇女团结抗战是抗战胜利的有力保障 |
| 第三章 树立妇女抗战模范，激发妇女抗战热情 |
| 3.1 报道劳动模范女英雄的生产事迹，积极响应劳动生产运动 |
| 3.2 宣传模范女战士的先进事迹，呼吁妇女支援抗战 |
| 3.3 树立伤兵工作女模范，号召妇女向榜样学习 |
| 3.4 塑造国际女党员模范，发扬革命前辈的斗争精神 |
| 第四章 指导妇女生活与工作，保护妇女切身利益 |
| 4.1 讨论妇女职业问题，扞卫妇女就业权利 |
| 4.2 倡导现代恋爱婚姻家庭观 |
| 4.3 编辑部帮助解决读者来信反映的困难 |
| 第五章 报道国内外妇女参与抗战情况，营造全体妇女抗战氛围 |
| 5.1 报道国统区妇女群体支援抗战的场景 |
| 5.2 报道根据地妇女英勇抗战、努力生产的情况 |
| 5.3 介绍国际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事迹 |
| 第六章 《妇女之路》妇女动员经验总结 |
| 6.1 把妇女动员与抗战局势相结合 |
| 6.2 把妇女利益作为妇女动员的出发点 |
| 6.3 把知识女性作为妇女动员的桥梁 |
| 6.4 重大事件以专刊形式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 |
| 2.1 朝气蓬勃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 2.2 以“识字”为中心的职工业余教育 |
| 2.3 “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当代文学前进的方向 |
| 第3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 |
| 3.1 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
| 3.2 组织化写作实践 |
| 3.3 新闻媒介的阵地培育和舆论引导 |
| 3.4 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影响和借鉴 |
| 第4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焦虑与勃兴 |
| 4.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溯源和流播 |
| 4.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勃兴 |
| 4.3 比较视域下的“上海工人作家群” |
| 第5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 |
| 5.1 忆苦思甜 |
| 5.2 劳动光荣 |
| 5.3 技术革新 |
| 5.4 接班 |
| 第6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人物类型 |
| 6.1 老工人 |
| 6.2 新女工 |
| 6.3 “牛步化”知识分子 |
| 6.4 中间状态的干部 |
| 第7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叙事模式 |
| 7.1 “车间文学”模式 |
| 7.2 新闻化模式 |
| 7.3 正剧化模式 |
| 7.4 二元对立模式 |
| 第8章 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评价 |
| 8.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必然性 |
| 8.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局限性及其成因 |
| 8.3 关于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上海工人作家生平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试论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 |
| ( 一) 职业新闻记者严重不足 |
| ( 二) 陕甘宁边区地域广大,交通不便 |
| ( 三) 社会发展落后,知识分子缺乏 |
| ( 四) 通讯员队伍缺乏专业培训 |
| ( 五) 通讯员未能充分深入群众 |
| 二、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举措 |
| ( 一) 组织重视,定期召开通讯员座谈会 |
| ( 二) 积极宣传典型经验和模范通讯员 |
| ( 三) 注重培养与发展工农通讯员 |
| ( 四) 定期发布中心工作,指导通讯员选题写作 |
| ( 五) 注重领导干部与通讯员的交流互动 |
| 三、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当代启示 |
| ( 一) 提高通讯员的专业水平和思想素质 |
| ( 二) 定期培训通讯员 |
| ( 三) 在群众中发展通讯员 |
| ( 四) 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增强通讯员队伍的创作热情 |
（10）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写作结构 |
| 第2章 通讯员的历史渊源与媒介功能 |
| 2.1 通讯员的历史渊源 |
| 2.1.1 通讯员的含义 |
| 2.1.2 通讯员的产生 |
| 2.1.3 中共的通讯员制度建设 |
| 2.2 通讯员的媒介功能 |
| 2.2.1 通讯员是新闻资源的开发者 |
| 2.2.2 通讯员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 |
| 2.2.3 通讯员是供稿媒体的宣传者 |
| 第3章 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 |
| 3.1 延安时期的政治环境 |
| 3.2 延安时期的经济状况 |
| 3.3 延安时期的文化水平 |
| 3.4 延安时期的交通状况 |
| 第4章 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具体经验 |
| 4.1 编辑部对通讯员组织有力 |
| 4.1.1 通讯员队伍成员组成分析 |
| 4.1.2 通讯员队伍组织结构分析 |
| 4.1.3 通讯员工作任务分析 |
| 4.2 加强编辑部与通讯员关系 |
| 4.3 实行通讯员稿费制度、奖励及优待通讯员 |
| 4.4 加强通讯员业务素质培训 |
| 4.4.1 召开座谈会 |
| 4.4.2 在报刊上普及新闻基本概念及强调通讯员写作技巧 |
| 4.4.3 创办刊物指导写作 |
| 4.4.4 指导通讯员进行议题设置 |
| 4.4.5 针对不同通讯员群体具体指导 |
| 4.5 主动吸纳优秀通讯员进入报社工作 |
| 第5章 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意义 |
| 5.1 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意义 |
| 5.1.1 保障了革命和政权的建设 |
| 5.1.2 加速陕甘宁边区社会发展 |
| 5.1.3 有助于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 |
| 5.1.4 通讯员队伍建设是新闻事业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2 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现实启示 |
| 5.2.1 媒体应继续开展“走转改”活动 |
| 5.2.2 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仍应借鉴通讯员队伍建设的经验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论文期间研究成果 |
四、给通讯员的一封信（论文参考文献）
- [1]《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2]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3]找寻五爷吴展[J]. 舒翎. 江淮文史, 2019(03)
- [4]孙犁、铁凝的文学传承与当代文学的发展[J]. 张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11)
- [5]作为事件与风景的《解放日报·临时刊》[J]. 王春泉.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
- [6]1954年《文艺报》工作整顿及其他[J]. 周立民. 南方文坛, 2017(03)
- [7]抗战时期《妇女之路》妇女动员研究[D]. 朱雅琴. 兰州大学, 2017(04)
-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D]. 陈卫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9]试论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J]. 郭小良,李珊.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 [10]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启示研究[D]. 辛皎佼.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