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供需结构不平衡变化分析

一、改革以来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任翔^[1]（2020）在《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指出产品质量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元素,是社会关心、群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其相对应的产品质量监管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产品质量监管涉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横跨公共管理、法律制度、标准计量、认证检测、社会伦理等多门类学科。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层面考量,产品质量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我国现有的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与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不尽人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的法治化体系化研究,使产品质量监管领域的法制制度、监管模式从“源头立意”上就日渐式微,适应不了新形势新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对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问题构建起新的分析路径,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对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目标、价值取向、法制结构、法治行为以及存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意见建议,从而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安全以及法治化进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产品质量监管相关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相关的学科理论学说,并在本章最后结合当代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安排的实际,提出“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旨在对当代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路径选择问题上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第二章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框架。以结构性研究来指导行为的分析范式作为本章的研究主线,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等四个方面。即根据对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四个层面的探究,指出影响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动因及限制性因素,提出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选择呈现出观念上的渐进式、结构上的社会化、行为上的法治化的特点与趋势。第三章以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的历史变迁为视角,首先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探讨了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困境以及法治发展,对产品质量法制演进沿革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从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述了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成效。最后,从前面一般性的制度构建层面的梳理上升到法治理念层面,重点探讨了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存在问题。第四章主要讨论对境外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的借鉴。文中采取“总-分”的思路,先将境外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分为产品主导型监管和消费者主导型监管两种类型,并借助“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每种类型下的监管理念、法制结构和监管行为进行梳理分析。随后,具体分析各国产品质量监管特点及主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启示。第五章结合前文的分析提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路径的措施的建议。包括在法治观念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产品质量监管价值取向,将意识形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行政本位”向市场经济下的“尊重市场规律”转变;在法制结构方面,要深化产品质量监管体制改革,要构建科学规范的多方参与制度体系,要加强各方主体间的联系与互动,要建立监管法制影响评估分析;在法治行为方面,要强化行政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方式,要细化消费者监管权利义务,要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要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监管优势,要提高信息传递质量。最后,本文虽然围绕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这一特定背景,尝试通过构建“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并依据此范式从目标、动力、阻力和路径选择等层面系统剖析重构当下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法治理论和整体体系框架。然而,这一尝试是否能够涵盖并较为信服地解释当下中国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最后一章结合实务给出的针对性意见建议,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观念—结构—行为”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但这一分析范式是否具有可迁移性并运用于其他领域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法治化分析,还需要更充分细致的论证探讨。限于个人能力和时间精力,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

宋文月^[2]（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梁子婧^[3]（2020）在《江苏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态势及演变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物流是我国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所依赖的中观层次和客观基础。从历史的发展和实践来看,区域物流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在区域经济发展因素分析和变迁历程中得到了理论支持和实践验证。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大而不强、成本高、效率低,且东、中、西部物流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较为突出,成为制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素,阻碍着产业资源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江苏是我国为数不多横跨南方和北方的省份,其苏南、苏中和苏北物流发展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特征明显,其区域物流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区域物流发展非均衡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以江苏为例对其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态势及演变机制进行研究,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努力缩小区域物流发展差距的重要课题,也是践行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理念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一地区内物流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分布的现实状态,其内涵是综合多样性的,不只是表面呈现出的简单差异,而是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遵循“理论基础—现状趋势—演变机理—对策建议”的思路,以问题为导向,对现代物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物流地理学等理论系统梳理基础上,探究本文研究基础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从区域（江苏三大区域）和市域两个层面,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对江苏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态势之形,之态和之势进行多层次多视角全面解析,进一步厘清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真实状态和发展脉络,具体如下:（1）空间非均衡态势之形—空间差异分析。通过对江苏省,三大区域和13市物流发展总量规模和物流业务量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并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可分解性,探究江苏区域物流空间差异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显示:江苏区域物流快速增长带来了区域物流空间差异在数量上日渐突出,整体呈现从南到北逐渐降低的梯度差异分布;同时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有扩大趋势,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在空间上呈现不平衡现象;这种空间差异的长期存在,伴随区域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将会引起物流资源要素的流动并追逐其合理配置。（2）空间非均衡态势之态—集聚扩散分析。基于对产业集聚理论研究和应用梳理,从物流业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集聚表现形式出发,利用GeoDa空间计量软件对不同层面江苏区域物流要素空间分布进行描述,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集聚扩散的整体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程度进行分析,结合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并通过莫兰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对不同区域中物流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集聚扩散空间布局特征及形成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区域物流资本要素在空间上由原来的散状斑块集聚逐渐链接,过度到苏北区域,形成片状集聚,具有投入的单向性、不易流动性;而劳动力要素集聚在空间上更多表现出单极点状集聚,由苏南区域集聚渐渐转变到苏北区域集聚,具有明显的跨越区域现象,体现出劳动力要素易流动性和利益追逐利益性,这种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非均衡集聚将导致资源要素配置有效区间和空间发生变化。（3）空间非均衡态势之势—空间新格局分析。基于空间布局基础理论,结合江苏省“十一五”到“十三五”物流业发展规划,立足《江苏省沿江地区产业空间布局规划》等政策的基本思路,从城市物流“质量”和物流运输距离两方面构建城市物流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物流空间相互作用能力,并引入物流隶属度对城市物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归属进行划分,揭示出江苏区域物流空间布局特征及变迁。结果得出:江苏13市区域物流“质量”差异明显,城市间物流引力强度存在着空间不均衡态势,原有的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三大格局渐渐模糊,从单极化格局逐渐转向双向开放立体的空间新格局。（4）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借鉴并拓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确定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演变的根本出发点—“物流生产力”,同时通过三阶段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对江苏区域物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探索区域物流生产力结构变化特征和规律,给出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并对其σ和β收敛性和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物流生产力是区域物流发展的内生变量和核心要素,物流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状态变迁是江苏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演变的内在动力,其演变趋势明显存在一定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最后,依据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拓展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结合江苏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构想框架,给出江苏区域物流非均衡协调发展制度设计检验路径和对策建议,为江苏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借鉴。该论文有图38幅,表格59个,参考文献211篇。

陈超^[4]（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文中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内部深化结构性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成为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项。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正成为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调整方向。可惜的是,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早已论证资本账户的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但是经历了三轮大规模的实证检验后,仍未能够获得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稳健证据。且对相关政策的讨论也仅局限于部分数据趋势或理论推理,不仅没有理清经验证据与理论假设之间的联系,甚至没有能够实现在理论层面上对相关政策效果的推断与模拟。这使得中国当前的开放措施同时缺乏理论与实践基础,然而却也成为了本文的切入点与主要研究内容。在全面并系统地梳理了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后,本文认为目前为止实证检验已经获取了名义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稳健的经验性证据,但却没有厘清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之间的区别,从而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中仍旧挣扎于机制描述、变量定义以及样本选择对于结果稳定性的影响。在更为细致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检验中,前者获得了大量经验性事实的支持,而后者却只能够在企业或者产业级别的微观数据中得到部分显着结果,且没有能够打破从微观到宏观的壁垒,无法获得宏观经济数据支持。而使用DSGE模型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也仅仅将其作为制度背景对货币政策或汇率政策展开讨论,不仅缺乏对资本账户开放机制的模型描述,同时也没有检验相关设定的合理性。因此在解析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前必须解决如上三个问题,即:（1）获取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稳健且普适的经验性证据,（2）得到资本账户开放技术外溢效应的典型事实,（3）建立能够涵盖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机制的模型框架并使其具备政策模拟能力。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作用的讨论才具备理论与实践基础。针对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本文从相关已有研究入手,厘清大量实证检验所关注问题与所使用策略的发展过程,从繁杂且矛盾的结论中抽丝剥茧,描绘出资本账户中各子项目与东道国经济供求各方面的联系与传导路径,分别从国际资本市场供求双方对跨国资本流动背后的内在动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发展约束的经济体在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中的获益方式具有方向性差异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依次使用线性基准模型、具有交互项的非线性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对所提观点进行检验,同时对回归结果在变量定义、模型设定和样本选择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获得了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方向异质性与非线性特征的稳健且普适的经验性证据,以此明确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所具备的显着影响,为讨论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奠定了最基本的实际意义。随后,鉴于资本账户开放促进投资的直接效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数据支持,本文尝试检验缺乏宏观数据支撑的资本账户开放技术外溢效应。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已经由大量实证检验证实的来自全球投资的资本配置效应,其二则是随国际资本流入而来的先进技术辐射作用。而后者的关键在于东道国所具备的后发技术优势,且提出由于微观数据本身就是后发技术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宏观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一特征,因此存在着微观实证研究与宏观检验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建立了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账户开放发挥后发技术优势条件下的增长系统,并根据数据趋势与模型特征选择模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模拟分析,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在发挥后发技术优势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显着结论。最终,在资本账户各子项目与东道国宏观经济各方面互动渠道的经验证据,与其技术外溢效应的典型性事实的基础上,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具有三个资本管制参数的小型资本账户开放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对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冲击模拟结果与经济现实和理论逻辑的比较分析,修正了广泛使用的金融摩擦函数形式,使得所建立模型能够更贴合现实地发挥其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至此,本文分别回答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普适的促进作用、能否为东道国经济在总体上带来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如何使用数理模型描述其作用机制的三个问题,为讨论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以及为讨论相应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搭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其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问题的研究,将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与间接增长效应分别对应到引发激烈讨论的规模推动力与创新驱动力的结构转换中去。联合使用ARMA模型与TVP-SV-SVAR模型构成中介效应系统,整合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促进规模扩张与发挥后发技术优势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化。根据所得实证结果做出判断,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规模推动力依旧有效,后发技术优势尚存但消化吸收周期延长的技术转型期,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同时发挥后发技术优势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实证与理论研究所得的相关结论,本文提出结构化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建议:其一为以外国直接投资与债务性投资为主、权益投资为辅的结构化规模性开放政策;其二为积极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方向、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努力推动优势产业向外扩张的产业层面双向开放政策;其三为区分技术优势和劣势行业、精准发挥后发技术优势,并依靠对科技研发产业的更多投入同时实现自主创新基础积累与加速中长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技术开放政策。

李宗明^[5]（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伊馨^[6]（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安培^[7]（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报告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也即治理工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治理主体合作实践活动。职业教育治理的基础是治理主体关系调节,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治理主体合作,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是形成治理主体的合作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难题是治理主体“合作难”的问题。治理工具是解决治理难题,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职业教育治理工具要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这一关键难题。因此,本研究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基于治理工具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以及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从系统科学、社会网络科学、复杂科学的方法论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案例法,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工具理论、治理理论、关系理论、“合作何以可能”、“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相关理论,建构“工具—关系—合作—合作秩序”的分析框架,建构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理论”。本研究依据“功能——属性”的分类标准,从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绩效特征、功能互补性出发,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分为行政性治理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信息化治理工具四种类型。行政性治理工具包括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行政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权威规制性,绩效特征是权威、强制、规制、命令,具有强制功能、规制功能。政策工具综合统筹协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行政关系、经济关系、教育关系,以行政权力强制规定并保障治理主体合作;标准工具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提供标准,为治理主体合作提供标准;组织工具包括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组织协调保障、专业指导保障。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法治秩序。市场性治理工具也称基于市场的手段,是具有市场特征的各类手段的总和,包括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市场激励性,其绩效特征是市场激励、经济诱因,具有市场激励功能。产权工具具有排他性、明晰性,能减少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是激励工具,能激励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丰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形式;合同工具规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的程序,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履行。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提供主体合作的市场规则,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性治理工具包括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信号性,其绩效特征是文化象征意义的再生产,具有文化引导功能与信号功能。文化工具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能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符号工具、信用工具都是信号工具,能优化合作对象筛选,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关系筛选,保障治理主体合作质量。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文化环境,夯实治理主体合作的信任基础,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的信用秩序形成。信息化治理工具也称信息手段,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商业信息平台、组织信息平台。信息化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信息性,其绩效特征是信息流转共享,具有信息保障功能。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信息人”身份,明确主体信息生产职责,充分供给主体合作需要的信息,调节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供求关系,减少主体合作信息摩擦,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信息环境,形成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面临“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针对对治理工具重视不足的问题,建议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工具意识”,以充分释放治理工具的功能;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供给不充分,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的建议。建议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融合开发金融工具、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应用不广泛的问题,提出综合、协调、统一应用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建议。

徐志平^[8]（2019）在《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文中指出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供给过剩还是不足?结构上又呈现何种特征?已有研究无论是从职业社会学,还是劳动经济学都未给出明确的结论。本文选择从结构的视角,基于学术职业特性、劳动力市场一般均衡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依据宏观的全国数据和中观的高校信息公开数据尝试解答此问题。狭义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由四年制本科高校专任教师群体构成的市场。依据高校教师进入和退出学术岗位的阶段,可将学术劳动力市场细分为入职市场、晋升市场、流动市场和退出市场四个部分。本文集中研究学术劳动力入职市场,主要分析我国公立本科高校新教师需求与博士毕业生学术职业供给的结构关系。学术劳动力市场具有需求与供给同为一体、院校与职称双重层级、薪酬与声望两维价格的特性。职业上的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间内外部流动、地理上的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城市间流动、机构上的从顶尖向基层下移的院校间流动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实现供求平衡的核心机制。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可以划分为扩张性、替换性和提升性需求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2019年公立本科高校教师招聘计划和2015-2016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专任教师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扩张性需求持续增长,替换性需求不断扩大,提升性需求持续稳定;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医科的专任教师数较多,哲学、史学的专任教师数较少,理学和工学对留学经历和博士后经历的要求更高;在层级结构上,高层的“985工程”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学者,中层的其他博士授权高校侧重于本土优秀博士的争夺,基层的非博士授权高校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硕士师资招聘计划;在区域结构上,依据公立高校数量和博士授权高校占比情况可以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标准强需求、高标准弱需求、低标准强需求和低标准弱需求四种类型。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可以细分为脱产的本土供给、回流的海归供给和在职的隐性供给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立本科高校2018年拟聘教师公示数据以及2017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本土供给和海归供给都在上升,隐性供给正在缩减。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和医学博士的授予资源较为丰富,其他学科资源相对较小;在层级结构上,海归博士优先占据着高层供给、“985工程”高校博士聚集在中层供给、其他博士授权高校博士构成了基层供给;在区域结构上,依据本省博士培养力和外省博士流入程度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自给高流入、高自给低流入、低自给高流入和低自给低流入四种类型。直接的供求数量比较和间接的基层高校准入标准判断是判定高校学术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基本方法。本文发现,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不应求。在学科结构上,我国不同学科供求状况差异明显,更高的本土博士供给和更充足的海归供给使得理工学科相对人文社会学科供给相对充足;在层级结构上,顶尖海归的回流不足和顶尖本土人才供给受限,导致我国高层市场人才供给不足。于此同时,中西部地方本科高校在声望和地域上双重边缘,难以吸引足够的博士毕业生,从而形成了中层均衡、高层和基层供给相对不足的层级结构;在区域结构上,我国博士学位授予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少数省份,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又呈现向东部单向流动的特征,从而形成东部均衡、中西部供给相对不足的区域结构。本研究主要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补助的角度,提出适度提高博士生培养规模,优化博士生招生学科布局,提升本土博士培养水平,均衡博士点区域布局和提升中西部地方高校吸引力的优化建议。本文从结构角度,创新性的利用公立本科高校信息公开的个案数据,分析了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供求问题。

李仲林^[9]（2018）在《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研究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银行业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然而由于银行业自身携带的“高负债、高风险”的先天基因,世界各国不得不对其采用严苛的监管策略与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勃兴,社会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固守传统借贷业务,只能使银行业的收益、业务范围不断萎缩。在此语境下,选择变革与创新以适应社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需求的利器,主要表现为银行业务范围的开疆拓土,覆盖整个金融市场,渐次演变为具备综合化经营的“全能银行”。银行业综合化经营非但没有降低源于银行“高负债”先天基因所带来的风险,反而会与传统监管策略与方式之间产生隔阂与错配积聚更为严重的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典型的范例。由此观之,对于银行综合化经营所产生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应当成为金融法治建设亟需认真对待的话题。金融监管的核心使命在于有效的防控金融市场的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在不断满足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对此党中央、国务院给予高度重视,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本要求,这不仅是我国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监管当局的重大课题之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当以分业监管为主体框架的监管体制,面对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所产生的种种风险时,能够调用的规制策略、思路、方式往往却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二者之间的背离与抵牾之处,正是金融监管寻求变革的逻辑起点。基于上述论断,本文选择以法经济学为研究视角,以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所衍生的种种客观风险为根基,采用“理论基础—历史演进—现实状况—供给需求及非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及实证检验—域外经验—方案完善”的论证框架,利用法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制度均衡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变迁历史演进的归纳和梳理,总结出确保金融安全、提高金融效率是推动监管制度变迁的重大力量,并指出综合化经营监管是未来的趋势,而不是回到原来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在分析综合化经营的必然性和实现路径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业务跨部门跨产品跨市场、交易结构复杂监管难度高、规避监管弱化金融调控效率、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四大风险特征;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的供求及非均衡分析,梳理出金融综合化现实与制度供给非均衡、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与规则监管非均衡、跨行业业务特征与分业监管体制非均衡、易发系统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制度非均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制度供给非均衡五大特征,为将来监管制度的重构指明了方向;对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的成本收益进行实证检验,其收益在于可以保证金融安全即防范银行风险,其成本在于影响商业银行范围经济效应即效率损失,金融监管制度的安排应该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间进行权衡;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原则监管导向、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方面的先进经验,以期为我国的监管适应性变革提供参考;结合我国当前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的现状以及域外先进经验,提出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完善方案,内容不仅包括了原则导向监管的具体建构,还有注重成本收益、监管协调、风险预警新型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不同业务模式的具体监管规范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体系的构建,以期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

万军^[10]（2018）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获得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对职业教育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现实需求。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制度创新则是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开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致力于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相应创新成果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一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含义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是指“职业教育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各方的需求以及增进各方的利益,而开展相关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并提出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功能的观点;依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指出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服务既具有私人物品特征,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既能给接受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带来私人效用,也能产生正外部性并给社会带来公共效用;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进行了剖析,需求方面,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因在于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增加就业收益,企业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经营效益,社会的主要动因在于扩大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以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供给方面,把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划分为转移前职业教育与转移后职业教育两类,指出供给主体是提供具体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即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机构。二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内容构成及制度功能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分析教育制度概念和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是指“约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活动中各方行为的一系列正式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等”,并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属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构成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分析正式制度所具有的与政府不同管理层级相对应的特性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中相关的正式规则所构成,指出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包括了法律法规、大政方针和政策文件等三方面内容,并具体分析了每一层次制度的组成及典型的制度安排;分析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交易费用偏高与收益不确定性等两大问题,从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各方从职业教育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角度,提出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具有为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共收益提供激励的功能。三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基本含义进行了阐述,是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的相关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更大的职业教育服务收益,而主动实施的变革既有相关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分析了作为正式制度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制度创新主体,提出凡是参与正式制度形成过程的主体都会对制度创新的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也构成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进而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均是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包括政府、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等;分析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有两类,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制度创新属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由其他主体发起并推动、政府也同时参与的制度创新兼具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特征,属于混合式制度创新;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过程分析框架。四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各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提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公益性”与“强制性”特征,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社会的制度供给不足、增加制度框架的稳定性、确保规则执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及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等,引致政府的制度非均衡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出素质提升的新需求,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导致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以及相关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领域的利益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等;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改变,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高,由此产生了对能促进其接受更多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企业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提升,导致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产生了对职业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产生了对能够满足其增加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职业教育组织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职业教育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职业教育组织的收益。五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所遵循的特定模式进行了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为研究不同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动如何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面向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企业、职业教育组织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行动的路径与方向分别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制度创新活动背后遵循的独特逻辑,为推动制度创新活动开展以达成预期的制度创新结果提供有益的指引。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人与社会收益,促进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制度的界定、制度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丰富与职业教育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成果,以及拓展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二、改革以来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革以来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江苏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态势及演变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研究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改革以来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产品质量监管法治化研究[D]. 任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3]江苏区域物流空间非均衡态势及演变机制研究[D]. 梁子婧. 中国矿业大学, 2020
• [4]资本账户开放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模型框架与中国应用[D]. 陈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6]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7]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D]. 安培. 天津大学, 2019(01)
• [8]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D]. 徐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监管制度研究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D]. 李仲林.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10]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D]. 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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