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增加（论文文献综述）
易成栋,樊正德,刘小奇,高菠阳[1]（2021）在《全球减贫成效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在分析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发生率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构建分布动态学模型,对减贫成效进行多维测度,并实证检验影响减贫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1）全球多数区域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与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非洲贫困问题依旧严峻。（2）全球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上升,轻度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下降,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严重。（3）全球绝对减贫成效存在区域差异,其中非洲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最低;亚洲和欧洲该指数较高,且上升趋势明显,美洲和大洋洲该指数下降。（4）以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和相对减贫成效指数衡量的全球减贫效果均向好,但存在"质高量低"的情况,即贫困类型和净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在总贫困国家中占比较低,而这类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的国家占比较高。（5）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和提升贸易开放度是促进脱贫的重要举措。因此,文章认为,未来减贫工作应注重发展经济,消除深度贫困水平固化,巩固"脱贫"防止"返贫",追求"质量并举"。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朱翠明[3]（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刘丸源[4]（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李如跃[5]（2020）在《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国政府关于消除贫困的目标是坚定的,一贯的。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大面积的贫困状况已经基本得到消除,这就要求今后的扶贫工作必须进一步下沉到村、精确到户。传统的以区域性经济增长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宏观扶贫思路,暴露出不少问题,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还不足够全面,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基层细节和具体落实轨迹,科学分析其中的减贫路径,探索实现旅游扶贫中精准对焦村寨中的目标主体的有效途径。贵州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已经发展了30多年,在探索减贫效果、培育地方产业、保护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本文选取了贵州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民族村寨为案例地,分析了他们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问题,对于探索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次研究的思路。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分析研究背景和意义,针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案例地进行选择和调研计划。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和分析理论,掌握贫困、旅游扶贫的内容和特点,并确定反贫困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精准扶贫理论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之后的研究开展提供理论指引。第三,对贵州省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状况,从贫困现状、资源禀赋到民族村寨特点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了贵州民族村寨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并梳理了其旅游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第四,调查了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案例地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情况,以及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村寨居民在旅游扶贫的多方面感知,发现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整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对旅游扶贫政策满意度不高,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第五,对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中存在的经验以及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根据三个村寨的实际调查情况归纳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着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活动中受益不足、社区参与不足且贫困人口发展机会被剥夺、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合理、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等现实问题,并梳理了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第六,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实现长效发展的机制,重点明确了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并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为了实现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多元合作,须对六大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在旅游扶贫中进行清晰的定位,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构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发展机制:打造合适的旅游扶贫动力机制,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旅游收益分配机制要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方便贫困人口表达观点、融入旅游扶贫发展的参与机制;从金融、产权等制度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通过系统分析,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黔东南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二,虽然目前在民族村寨开发旅游之后,当地获得了客观上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真正的贫困居民往往无法有效从旅游开发中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实际上他们没有成为旅游扶贫的重点对象,这就使得旅游扶贫的靶向性不足。第三,作为当地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基层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四,贫困人口是旅游扶贫的核心主体,要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人力资本,使其具备起码的参与旅游接待或相关产业链的专业技能和服务常识;并增加各类扶贫贷款或专项资金投入,强化民族地区社区和贫困居民的旅游经营能力。第五,围绕着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如何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激发其自身发展动力,完成自身能力提升,最终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要构建起来一套完整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活动在未来较长时期中的健康、稳定发展。
张宸嘉[6]（2020）在《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提出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努力,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两次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人类经济社会未来的理想发展模式,但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推进却是极端困难的,关键的障碍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约20亿人口至今无法解决温饱,脱贫和可持续生计问题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论文通过迄今最系统的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国际、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学科体系、竞争态势、学术影响力差距等。柯西河流域是开展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性区域。柯西河流域（Koshi River basin,KRB）是位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Hindu Kush Himalayas,HKH）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跨越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跨境流域。而HKH地区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反馈极为敏感。柯西河流域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特别是地理资源综合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人依赖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加之劳动力素质低,导致解决温饱和生计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和发展挑战。这样的区域是尼泊尔本国及国际扶贫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是全球开展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对此予以深入分析和阐述。从生计资本评价特别是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入手开展柯西河流域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是流域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山地研究中心合作项目,论文以中国及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在对该跨境流域的气候、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及生计政策设计研究,重点以生计资本评价为主要问题,以深入观察和识别制约柯西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影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论文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定量评价了可持续生计国际、国内研究进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及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详细分类,从县域尺度、家庭尺度、性别尺度等3个尺度,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生计资本评价,一是整体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结构、生计资本类型特点等,二是关键资本的定义、识别和评价,获得以下结论及认识:（1）流域内整体生计资本水平较差,上游、中下游地区5种生计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农户生计可持续状况较差;（2）不同家庭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尤其是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农户家庭受气候变化影响,生计资本脆弱性较强、生计可持续能力较差,生计可持续能力受其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3）流域内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同性别群体的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基于以上三个尺度对五大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并以DEMATEL方法进行关键生计资本识别与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出对特定区域、特定研究对象的当前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力最大、最关键的资本类型。（5）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定义和识别,是生计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关键科学依据。论文在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上游、中下游流域所处国家的不同国情,适度分析了国情特点,针对不同生计问题对象尺度,提出了面向县域、家庭和性别的可持续生计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应用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全面量化揭示可持续生计研究发展态势与特点。将可持续生计学科研究与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相结合,基于国内CNKI数据库和国际SCI-E、SSCI数据库,以迄今可持续生计领域研究所有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定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展示,全面揭示了国际、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展态势、前沿方向、合作网络、学术影响力等,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可持续生计的最前沿科学计量学研究成果。对开展该领域研究及把握国际前沿动态有指导意义。（2）构建了柯西河流域生计资本评价框架并进行了量化评价。开展了针对柯西河流域县域、家庭及性别等3个尺度的生计资本评价研究,三个尺度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丰富和深化了跨境流域生计可持续发展理论。（3）拓展了生计资本的有关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关键生计资本概念。论文创新性的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而且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综合3个维度的分析,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得出了3个维度的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关键性、重要性排序。另外,文章还基于柯西河流域的传统农业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特点,结合对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分析,提出了针对三个不同尺度（区域、家庭及性别）的高度具有针对性的生计策略建议。
汪晓波[7]（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朱明亮[8]（2020）在《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文中研究指明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延长了预期寿命,降低了个体对抚养后代的偏好（Ladd和Murray,2001）,同时个体也不再追求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劳动力质量。而老龄化社会下个体和家庭成员为了能提高技能水平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报酬,会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Boucekkine et al.,2002;Gradstein和Kaganovich,2004）,从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所以人口老龄化虽然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并不是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Barro,1995）。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例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是有差别的,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本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形成内因等。中国正在经历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7.9%;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劳动力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未来劳动力缩减等在中国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同时开展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研究。“未富先老”、“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并且有足够的数据验证和支撑。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在进一步加深。为了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国际中处在什么位置,横向的跨国对比也能更合理的借鉴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无论是从储蓄还是从生产的视角,人口对于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发展阶段,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学者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人口质量。随着全球人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人口质量的研究上。以健康、教育指标来衡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人口质量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好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指数,世界银行也统计了157个国家人力资本指数,以此来衡量和预测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率,进而推测各国经济发展动力。中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近占到了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这部分人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也享受着医疗卫生条件快速进步带来的福利,这两代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水平都前所未有,人口质量也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30年代到2040年代,随着这两代人口进入老年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显着提高则预示着中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到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应对老龄化过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出发,认为老龄化社会生育意愿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因而提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从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口质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为止,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局限于中国层面,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国际对比也有实际意义。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进行了以下创新和改进: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该模型中同时引入了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并且这两项指标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而本文中人口老龄化也是通过影响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变,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本文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结果的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本文的数学模型中,还分别验证了延迟退休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效果,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将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存量拆分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然后分别选取了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人口数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这样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并且这种拆分不仅可以让实证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第三,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研究扩展到国际层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进行对比。通过国际间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同,然后再逐一对比各国人口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既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更近一步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丰富了实证检验。结合前文总结的创新和改进,本文首先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并得到结论和证明;为了检验数学模型的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国1997-2017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并分别通过全样本面板模型、分区域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选取了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AR（1）时间序列模型,在韩国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一般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对中美四国人口政策的对比,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数学模型的证明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个体抚养后代的偏好,当个体在面临更长的生命预期时会在自我投入和抚养孩子数量之间进行权衡,在不降低抚养单个孩子成本的同时增加自我投入,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减少抚养孩子的数量。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的下降在长期会引起人口总数的下降,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短期,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而现有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可以反映出国家劳动力供给情况。（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并且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影响的相对大小: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大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小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来看,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老年人工资水平;育儿补贴政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会抑制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会促进经济增长;教育补贴政策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下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3）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在基于全样本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2007-2017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负效应。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但与此同时人口质量显着提升,而由于不同时期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不同,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效应。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并且在2007-2017年期间正效应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太显着,而西部地区这种正效应则非常显着;但在2007-2017年期间,这三个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都非常显着。而且由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以及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不同,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可知,这种区域差异性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当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着提高。（4）在国际层面的实证分析中,对于美国和日本采取了AR（1）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对韩国采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美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5）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同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了这种下降趋势。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抚幼政策还有待完善。由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长,因此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其长时间享受着人口质量红利;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寿命最长的国家,教育、医疗系统极其完善,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越来越多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高效的工作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韩国人口对教育的偏执让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并且国家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提倡家庭养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负担。
梁倩[9]（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欧阳德君[10]（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增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增加（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减贫成效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全球贫困的变化趋势 |
| （一）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
| （二）全球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
| 三、全球减贫成效的测度与变化趋势 |
| （一）全球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上升，轻度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下降 |
| （二）全球整体贫困类型向好，但固化程度严重 |
| （三）全球绝对减贫成效区域差异明显且“质高量低” |
| （四）全球相对减贫成效虽“质高量低”，但“质”“量”双升 |
| 四、全球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减贫成效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处理 |
| （三）非条件和条件马尔科夫模型的结果与差异性的显着性检验 |
|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旅游扶贫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2.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贫困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1.3 贫困线 |
| 2.1.4 绝对贫困的衡量方法 |
| 2.1.5 旅游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反贫困理论 |
| 2.2.2 分配正义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社区参与理论 |
| 2.2.5 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6 精准扶贫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3.1 贵州民族地区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贫困状况较严峻 |
| 3.1.2 扶贫工作难度大 |
| 3.2 贵州民族村寨实施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 |
| 3.2.1 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 |
| 3.2.2 可开发旅游资源丰富 |
| 3.2.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基础广泛 |
| 3.2.4 国内外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
| 3.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 |
| 3.3.1 探索起步阶段 |
| 3.3.2 初步发展阶段 |
| 3.3.3 快速发展阶段 |
| 3.3.4 攻坚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案例调查 |
| 4.1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1.1 西江苗寨概况 |
| 4.1.2 西江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1.3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1.4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2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2.1 郎德上寨概况 |
| 4.2.2 郎德上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2.3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2.4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3.1 肇兴侗寨概况 |
| 4.3.2 肇兴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3.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3.4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4 西江苗寨、郎德上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调查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
| 4.4.3 量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的经验和问题分析 |
| 5.1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5.1.1 探索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 |
| 5.1.2 旅游扶贫效果显着,产业带动能力强 |
| 5.1.3 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
| 5.1.4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增强。 |
| 5.1.5 社区居民维权意识和自治能力不断提高。 |
| 5.2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中受益不足 |
| 5.2.2 贫困人口社区参与不足 |
| 5.2.3 旅游扶贫开发利益分配不合理 |
| 5.2.4 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
| 6.1 对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认识 |
| 6.1.1 旅游扶贫动力机制应该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
| 6.1.2 旅游扶贫参与机制应有利于贫困居民发展 |
| 6.1.3 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应适度向贫困居民倾斜 |
| 6.1.4 旅游扶贫保障机制应持续有力 |
| 6.2 旅游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2.1 政府主导原则 |
| 6.2.2 协同发展的原则 |
| 6.2.3 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
| 6.2.4 居民主体的原则 |
| 6.2.5 因地制宜的原则 |
| 6.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内容 |
| 6.3.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动力机制 |
| 6.3.2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
| 6.3.3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 |
| 6.3.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保障机制 |
| 6.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实施 |
| 6.4.1 政府要发挥关键性作用 |
| 6.4.2 贫困居民的积极参与是根本 |
| 6.4.3 利益分配是核心 |
| 6.4.4 制度建设是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调查问卷 |
| 2.访谈纪要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6）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6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2 本文研究方法 |
| 第3章 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量化评价 |
| 3.1 可持续生计的内涵与发展演进 |
| 3.2 国际生计可持续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 3.2.1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数据源 |
| 3.2.2 数据检索与处理 |
| 3.2.3 文献特征分析 |
| 3.2.4 主要研究力量空间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分析 |
| 3.2.5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
| 3.2.6 主要研究者及其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
| 3.2.7 研究热点分析 |
| 3.3 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 3.3.1 国内研究进展及阶段分析 |
| 3.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3.3 发文整体情况分析 |
| 3.3.4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
| 3.3.5 学术影响力分析 |
| 3.3.6 主要研究主题与热点领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区域柯西河流域概述 |
| 4.1 柯西河流域地理位置 |
| 4.2 柯西河流域自然地理 |
| 4.2.1 柯西河流域河流概况 |
| 4.2.2 柯西河流域地貌概况 |
| 4.2.3 柯西河流域气候及降水概况 |
| 4.3 柯西河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 4.4 柯西河流域的能源状况 |
| 4.5 柯西河流域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
| 4.6 柯西河流域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及其研究意义 |
| 第5章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
| 5.1 县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方法 |
| 5.1.1 评价数据来源 |
| 5.1.2 评价指标选取 |
| 5.1.3 评价测度模型选择 |
| 5.1.4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差异测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1.5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结果 |
| 5.3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特征 |
| 5.4 农户生计资本聚集特征 |
| 5.5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柯西河流域家庭生计资本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案例区选择: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 |
| 6.1.2 数据收集及实地考察 |
| 6.1.3 指标构建:生计脆弱性指数与可持续生计指数 |
| 6.1.4 SLI指数及测度方法 |
| 6.1.5 基于IPCC框架的科学性验证 |
| 6.2 结论结果及分析 |
| 6.2.1 Kavre、Sindhuli及Saptari县生计脆弱性分析 |
| 6.2.2 县域LVI-IPCC得分 |
| 6.2.3 Kavre、Sindhuli和Saptari县可持续生计指数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柯西河流域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7.1 尼泊尔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
| 7.2 性别不平等的测量指标与方法 |
| 7.2.1 指标体系构建 |
| 7.2.2 计算方法 |
| 7.3 性别维度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特征 |
| 7.4 基于县域的两性生计资本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日喀则地区柯西河流域上游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关键生计资本评价研究 |
| 8.1 关键资本识别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DEMATEL方法 |
| 8.2 不同分析维度的主要资本及其影响因素判别 |
| 8.3 DEMATEL方法分析的实现步骤 |
| 8.4 柯西河流域关键资本及影响因素分析 |
| 8.4.1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区域视角 |
| 8.4.2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性别视角 |
| 8.4.3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家庭视角 |
| 8.4.4 基于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流域可持续生计策略的建议 |
| 9.1 流域县域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 9.1.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1.2 面向县域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战略 |
| 9.2 流域家庭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 9.2.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2.2 面向家庭尺度的可持续生计策略 |
| 9.3 流域性别群体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 |
| 9.3.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3.2 面向性别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措施 |
| 9.4 小结 |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研究主要结论 |
| 10.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0.3 论文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农户家庭调查问卷 |
| 附录 2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农户关键资本评价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概念及理论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与外来移民发展 |
| 一、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
|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 |
|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表现 |
| (三)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冲击 |
| 二、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及未来人口状况 |
| (一)俄罗斯的人口政策 |
| (二)俄罗斯未来人口状况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 |
| (一)苏联解体引发人口迁移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现状 |
| (三)俄罗斯中国移民进程及现状 |
| 第二章 俄罗斯的外来移民政策与管理机制改革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变迁 |
| (一)苏联解体前的外来移民政策 |
| (二)1990 年—200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时期 |
| (三)2001 年—201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积极治理时期 |
| (四)2010 年以来:外来移民政策的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制定 |
| (一)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 |
| (二)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则 |
| (三)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
| 三、俄罗斯的外来移民管理措施 |
| (一)发放临时居留许可证 |
| (二)规范登记程序 |
| (三)签发邀请函和签证 |
| (四)分类管理外来移民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 |
| (一)改组外来移民管理部门 |
| (二)加强外来移民环境建设 |
| (三)开展外来移民国际合作 |
| 第三章 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人口发展 |
| 二、外来移民与俄罗斯区域发展 |
| (一)区域环境与外来移民 |
| (二)外来移民对俄罗斯区域发展的影响 |
| 三、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经济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促进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发展 |
| (二)劳务移民推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发展 |
| (三)经济增长是外来移民进入的先决条件 |
| 四、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
| (一)外来移民推动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 |
| (二)外来移民扩大俄罗斯对外政策影响 |
| (三)教育移民促进俄罗斯公共外交发展 |
| (四)外来移民受到阻隔的政治因素分析 |
| 五、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文化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的多元文化 |
| (二)外来移民为俄罗斯文化注入新元素 |
| 第四章 外来移民对俄罗斯的多方位冲击 |
| 一、俄罗斯的非法移民问题 |
| (一)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现状 |
| (二)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类别 |
| (三)俄罗斯非法移民的成因 |
| (四)俄罗斯非法移民的影响 |
| 二、外来移民的经济冲击 |
| (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
| (二)非正常汇款的影响 |
| (三)“影子经济”的滋生 |
| 三、外来移民的政治冲击 |
| (一)对俄罗斯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弱化 |
| (二)对俄罗斯主权认知及维护的影响 |
| (三)对俄罗斯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 |
| 四、外来移民的社会冲击 |
| (一)外来移民所引发的民族问题 |
| (二)外来移民加重公共卫生负担 |
| 五、外来移民的文化冲击 |
| (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击 |
| (二)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冲击 |
| 第五章 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调整的总体成效 |
| (一)政策思路更加清晰 |
| (二)移民规划更趋完善 |
| (三)管理重点更为明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许可证制度问题较多 |
| (二)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三)负面性舆论导向问题 |
| (四)信息统计体系不健全 |
| (五)专项政策实施不明显 |
| (六)非法移民治理有阻碍 |
| 三、未来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的研判 |
| (一)加大引进外来移民力度 |
| (二)战略规划外来移民政策 |
| (三)促进外来移民政策落实 |
| (四)加快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外来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
| (二)中国外来移民治理的新动向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思路 |
| 1.3 内容安排和研究框架 |
| 1.4 创新性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 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
| 2.2.1 公共财政支出途径 |
| 2.2.2 劳动力供给途径 |
| 2.2.3 家庭代际关系途径 |
| 2.2.4 人力资本途径 |
| 2.3 关于人力资本的相关论述 |
| 2.3.1 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 |
| 2.3.2 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 |
| 2.3.3 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 |
| 3.1 模型框架 |
| 3.2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分析 |
| 3.3 基于内生增长模式的分析 |
| 3.4 人口政策分析 |
| 3.4.1 延迟退休政策 |
| 3.4.2 育儿补贴政策 |
| 3.4.3 组合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实证分析 |
| 4.1 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老龄化问题严峻 |
| 4.1.2 人口老龄化下的劳动力现状 |
| 4.1.3 中国人口受教育现状 |
| 4.1.4 中国人力资本现状 |
| 4.1.5 人口老龄化的双面性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构建 |
| 4.2.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4.2.3 全样本面板模型分析 |
| 4.2.4 分区域面板模型分析 |
| 4.2.5 门槛效应模型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日韩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
| 5.1 对美国的研究 |
| 5.1.1 美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1.2 美国人力资本现状 |
| 5.1.3 美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 对日本的研究 |
| 5.2.1 日本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2.2 日本人力资本现状 |
| 5.2.3 日本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3 对韩国的研究 |
| 5.3.1 韩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3.2 韩国人力资本现状 |
| 5.3.3 韩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美日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比较 |
| 6.1 中国人口政策 |
| 6.1.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1.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1.3 生育政策的转变 |
| 6.2 美国人口政策 |
| 6.2.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2.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2.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3 日本人口政策 |
| 6.3.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3.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3.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4 韩国人口政策 |
| 6.4.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4.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4.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前言 |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贫困的界定 |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 2.2 贫困的成因 |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 2.4.1 自然资本 |
| 2.4.2 人力资本 |
| 2.4.3 物质资本 |
| 2.4.4 金融资本 |
| 2.4.5 社会资本 |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 2.5.4 小结 |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4 小结 |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6 小结 |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 5.5 小结 |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增加（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减贫成效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J]. 易成栋,樊正德,刘小奇,高菠阳. 中国人口科学, 2021(06)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5]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李如跃.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2)
- [6]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D]. 张宸嘉.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7]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8]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D]. 朱明亮.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9]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