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拒绝“劣质、无信”（论文文献综述）
乔天国[1]（2019）在《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对食品市场欺诈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网络上传播的食品欺诈事件显着增多。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大,食品舆论在便捷的网络媒介下极易形成与蔓延;另一方面是监管政策的作用,尤其是监管部门对食品质检结果的公开。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会影响市场决策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下研究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对食品欺诈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治理食品欺诈行为寻求新的方法就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依据“柠檬市场”实验模型,扩展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市场环境,首先考察信息揭示市场环境下社会舆论对欺诈行为的影响,发现正面舆论和负面舆论对欺诈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此结果下,我们又分别研究无舆论、正面舆论和负面舆论三种市场环境下信息揭示对欺诈行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的社会舆论环境下,通过调整信息揭示政策并配合社会舆论,可以实现更有效的市场监管。我们通过控制个体异质性,进一步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其一,无信息揭示市场环境下,食品市场劣质品泛滥,产品质量越低相对价格越高,卖方存在质量欺诈和价格欺诈行为。正面舆论能够使卖方提高产品档次,同时降低产品价格,有效缓解欺诈行为;负面舆论会使产品价格显着提高,价格欺诈更加明显。控制个体差异性后,影响依然显着。即便在信息揭示市场环境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没有完全消除,市场中依然劣质品居多,卖方欺诈行为依然严重。正面舆论和负面舆论均能使市场产品档次整体提升,同时正面舆论还会降低产品价格。其二,正面舆论和无舆论市场环境下,信息揭示不影响卖方产品质量决策,但会使产品价格提高,更强的价格欺诈导致买卖双方收益差距进一步加大。负面舆论市场环境下,信息揭示使卖方提高产品质量,质量欺诈行为有所缓减,产品价格不受影响,最终买卖双方收益差距缩小,社会整体福利提高。其三,个体异质性会造成卖方决策差异,负罪感越强、责任感越强的卖方的产品档次越高;利他性越强、外向性越强的卖方的产品价格越低。
邹江波[2]（2018）在《互联网环境下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信用价值度量研究》文中提出信用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用和经济价值,信用发挥出其固有价值的前提是通过客观信息来表征它,将信用从道德维度和法律原则维度落实到价值层面,以此建立信用生态系统。未来互联网信用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用贷款、信用消费、信用教育、信用医疗等信用应用会在日常生活中被普及应用,高信用人群和企业可以更为便捷地享受信用服务,这也间接的驱动了社会大众及企业对信用重要性的认知。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信用事业起步晚,信用行业发展相对落后,不仅在信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存在差距,还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和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控制、作业流程管理、信用评级委员会机制建设、利益冲突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以生态系统理论、协同共生理论、社会资本相关理论、三维信用理论、关系强度理论、结构洞理论为基础,首先以互联网信用为研究点,对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展开研究,主要从自然生态学、种群生态学两个角度为切入点,重点剖析了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比分析法从数据来源、征信主体、应用方式、应用领域等七个维度分析了传统征信与互联网征信之间差异性,并归纳总结出互联网征信的模式及应用优缺点;将互联网信用生态特征和规律予以抽象概括,从横行、纵向、斜向三个方向反映出互联网信用生态内外部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价值关系;从开放、协同、创新和动态平衡四个维度概括出良好的信用生态的发展方向。然后按照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中关键种群扮演的职能,从个人和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两个方面展开研究,针对各自的场景,建立了对应的信用价值度量模型:（1）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以三维信用中个人信用理论为基础,嵌入在线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层面建立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主要基于在线社会关系,根据自身节点的属性、自身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朋友节点的影响力、关系强度等要素建立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其中将朋友节点间关系强度分为直接关系强度和间接关系强度,主要基于交互性和相似性指标度量直接关系强度,基于信任传播机制度量间接关系强度,运用k核分解法度量节点网络位置及影响力;收集支付宝芝麻信用数据及用户在线社会关系网络数据作为实验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可视化对比方法研究了带节点关系强度度量值的不同节点的Ego网,实验发现处于核心位置的用户获得在线社会资本的概率也越高,用户基数与k核数之间呈幂函数分布,除此之外,实验还发现具有形似网络结构节点的社会资本会因其与朋友节点的关系强度强弱而不同。本文提出的模型量化了节点信用价值,为验证模型有效性,回访调研若干调节信用分不同的节点,对比研究了该度量方法与芝麻信用分的差异,发现社会资本高的节点调节信用分更高,符合模型构建的预期。（2）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以三维信用中企业信用理论为基础,嵌入在线社会资本理论,从中观层面建立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该模型以企业图谱为基础,围绕投资关系和任职关系两个维度,归纳总结了影响企业图谱中节点间关系强度的关键因素,用定性及定量方法构建企业图谱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链路关系强度模型,并以量化数值的形式反映关系强度。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图谱中的董监高节点和企业自身节点的属性、位置、公司架构等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收集企业图谱中个人与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验研究,计算企业节点调节信用分,分析实验结果发现,计算所得的调节信用分符合模型预期,不仅反映源自身节点的直接社会资本,也反映了源自其关联节点的间接社会资本。最后围绕个人隐私泄露、信用数据篡改、大数据征信商业化的合法边界不明确等问题,从理论层面探讨分析了采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性;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去信任等特性,从技术层面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多源数据共享框架,框架保障了联盟中成员之间相互共享数据时的安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数据潜在价值;以区块链的多源数据共享为基础,从系统层面设计了一个大数据征信平台,用于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度量,平台内提供了数据预处理工具,数据可视化查看工具,支持不同开发语言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算法,可编程的API接口,通过选择配置,使用者便可构建一个通用的信用度量模型;最后基于大数据征信平台,从应用层面,设计开发了一款去中心化的借贷DApp。本文的研究内容对服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利用大数据建立征信系统,完善在线社会资本理论实践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丁君涛[3]（2017）在《唐朝暨五代十国时期马匹贸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间不仅有着非常悠久、牢固的政治联系,而且进行了非常频繁的经济交往。这种交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过,其中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以其买马范围之广、买马种类和数量之多成为中国古代马匹贸易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马匹贸易成为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经济交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马匹贸易都极为活跃。政府也高度重视马匹贸易的发展,不仅视马匹贸易为重要的政治工具,也通过向少数民族购马改善自身马种质量、提高马匹的保有量等。唐五代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的一个高峰阶段,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称颂。在唐的统治区域内外,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这些民族大多工农业发展水平有限,畜牧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在经济上对农耕地区的汉族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无法自行满足,只能够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来获得,因此开展互市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或开市以示笼络,或闭市以示惩戒,用以制约周边民族政权。唐政府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开展各类形式的马匹贸易,互通有无,到五代时期,战争日益频繁,对马匹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各政权也积极的向周边少数民族大量购马,马匹贸易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而且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更好的维护马匹贸易的开展,唐五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保留或设置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中央有太仆寺、户部等,地方有互市监等,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唐代马匹贸易的管理体系,为保障马匹贸易顺利有序开展,政府也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管理规定,在一些地区也设立了相应的监督机构,严格限制部分物品的出境等,但仍然无法阻挡商品贸易发展的客观需要,各种形式的马匹贸易仍然非常多。五代时期,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管理措施和制度,维护了马匹贸易的正常进行。唐五代政府为了解决马匹的供应问题,都非常重视养马业的发展,政府的监牧、尚书驾部、尚乘部等机构促进了官方养马业的发展,也着力保护民间养马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唐以前,官营养马业非常兴盛,政府的监牧系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正是养马业的兴盛才使得唐前期在马匹贸易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中癌以后,养马业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原战争频繁,对于马匹的需求程度不断提高,官方马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养马业得到快速发展,也为民间马匹贸易注入了活力,许多商队积极的进行马匹等牲畜贸易活动,尤其是西北地区,成为当时马匹的交易中心。唐五代时期的官方马匹贸易对象非常之多,范围也极为广阔,马匹贸易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特别是与实力强大的北方少数民族,官方马匹贸易与民间马匹贸易之间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了这一时期马匹贸易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这一时期的马匹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由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仅源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更源于中原王朝政府财政的困难与马匹贸易规模扩大的失衡,急需寻找替代的物品作为支付手段,同时这一转变,也给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原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后的数百年间,茶马贸易的内涵不断丰富,交易范围不断扩展,对各民族间的商贸往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随着马匹贸易在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对于马匹贸易的管理更加细致,控制也更严密。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马匹贸易重要的演变时期,唐前期马匹供应充分,开展马匹贸易时享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后期战争频发,马匹紧缺,在马匹贸易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唐以前马匹贸易还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马匹贸易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的考量,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马匹贸易中的政治色彩日渐淡化,经济色彩则日渐浓厚。唐五代的马匹价格前期较为低廉,后期不断上涨,马匹价格的上涨也刺激了周边民族往中原贩卖马匹。总之,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在我国古代贸易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资基础,满足了中原人民对于马匹等牲畜的需要,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传进了周边各少数民族,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融,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唐五代经济的发展,为当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
刘闻[4]（2016）在《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文中提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因素。任何人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外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物美价廉的商品、宾至如归的服务、新奇奥妙的构想、先人一步的策略等。相比其他类型的竞争,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永恒循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睿智的市场主体会更加注重长远发展而非眼前小利,商业信誉存在的重要性也因而得以展现。作为对市场主体过往经济行为的积极评价,商誉可以呈现给社会公众一种良好的商业印象,这无疑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各市场主体通过自身努力经营来培育商誉不仅是自由、公平竞争的直接反映,还是维护商业伦理的应然要求。然而,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自己不愿意付出辛劳,而是选择通过诋毁他人商誉的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规则,同时也逾越了法律规定的红线,故应受到禁止与制约。随着近年来商业诋毁相关案件的增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规制力不足等问题开始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为此,本文将针对上述疑问逐一展开分析。全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界定了商业诋毁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商业诋毁是由诋毁和商业两个词语共同组成的。论文首先从诋毁的词源解析出发,对于古往今来有关诋毁的含义进行了汇集；其次解释了商业的含义,从而划定了这类诋毁行为的范围。基于以上论证,最后总结出了商业诋毁的定义：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言辞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商业诋毁是一种信息行为。由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可知,发生商业诋毁的社会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它虽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但应杜绝信息优势者滥用优势地位之情形。为了缓解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可尝试发挥商业言论的积极效用：但同时也要坚守言论自由的底线,法律须对非法的商业言论如商业误导、商业诋毁予以规制。第二章针对商业诋毁所侵害之商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而言,商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会计学的相关理论如三元论、核心商誉论认为,在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誉已然演变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它对于市场主体的持久盈利有着非凡的意义。就其外在表现和内在特征来说,商誉和其他包含经济利益的范畴如名誉、荣誉、商标、商号、信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可以辨识的差别。通过这些比较分析,可以明确商誉独立的财产属性,故有必要在未来将其确认为一种新型的财产性权利予以保护。另外,商业信誉是一个内容较广的名词,除了最为常见的商品信誉之外,还应包括服务信誉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信誉。第三章探讨了商业诋毁的主体认定问题。根据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实施商业诋毁之人须为经营者,且诋毁行为只能针对竞争对手实施；故在进行行为认定时,务必要遵循经营者与竞争关系这两个硬性要求,若有任一缺失则不能构成商业诋毁。但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了有悖于以上要求却产生了诋毁效果的案例。若不将这些不法行为纳入商业诋毁之列予以规制显然有违竞争法的立法本意,也将不利于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裁判文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破除经营者资格论与直接竞争关系的束缚,扩大商业诋毁的主体范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笔者亦支持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分析。第四章围绕着诋毁的行为表现展开了分析。激发人们实施商业诋毁的心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最为常见的因争夺竞争机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动机之外,还可能由于过度维权、纯粹泄愤、盲目跟风等原因而引起诋毁。此外,根据捏造、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方式可知,商业诋毁的主观状态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确立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任大小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来看,传播不完整、无法证实的信息亦能达到商业诋毁的负面效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和不当同业监督,因而有必要对于这些行为的法律边界进行探讨与分析。另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诋毁并不一定要求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只要达到可能损害的效果即可。第五章就当前立法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商业诋毁规制的建议。从理论上看,对于是否规制商业诋毁的思考可以从禁止搭便车、消费者主权、社会福利最大化等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支撑。与此同时,考虑到商业诋毁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于实践中运用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应是本文的落脚点所在。由于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的诸多内容已不能有效地规制现今发生的诋毁行为；具体问题包括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行政责任的缺失、刑事处罚的局限性等。故本文主张从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三个角度对于商业诋毁的规制条款予以革新,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刘海天[5]（2016）在《《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编纂于唐朝贞观五年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节选了唐前经、史、子三大部类中的六十五种文献,核心内容是与治国理政相关的理论经验。《群书治要》不仅是直接促成“贞观之治”的资政参考书,在流传至日本后,也同样带来了治世局面。可以说,《群书治要》是唐前治国理政智慧精华的总结,也是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经典文献。但所憾目前针对《群书治要》的研究并不丰富。本研究以作为中国政治特色的“民本思想”为切入,梳理《群书治要》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关“民本”的具体表述,挖掘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此作为今日民族及文化复兴之参考。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方面,参考了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叙述方式,在论文框架设计上借鉴了佛家天台宗阐释经典所使用的“五重玄义”,从释名、辩体、明宗、论用几个方面展开。论文以“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始终,以此作为民本思想的哲学依据、理论源头,可作本文之“体性”。论文又以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之道”、“中庸之道”为依据展开,以确立民本思想的实践原则,是为本文之“宗脉”。“阴阳”与“中庸”的具体“应用”,则表现于“德治”,即政治上的“德位相成”,经济上的“德本财末”,文教上的“德主刑辅”。因为“民本”是一种施政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施政方法,唯有通过“德治”,才能实现“民本”。故“德治”可以作为“民本”的代名词。通过运用此分析框架,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哲学推衍脉络清晰可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术“一以贯之”、中国文化“一体万用”的特点。以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典,才能贴近经典的本意。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梳理,可知民本思想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德位相成”,即为政者的爱民之“德”与为政者所居之“位”应相匹配。民本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君民、官民是一体共荣的关系,天下无私属而为人民共有。施政宗旨是为民谋利、以民为本,施政方法是权力集中、以君为主。但君主非专制,而是以君为主的共治。王道中对内圣外王、文德武功的追求,皆是立足于爱民,革命的本质是顺天应人、为民谋福。国家因爱民而设官,选拔官员以爱民之德、利民之能为主要标准,因此官员阶层并非固化,而是开放流动的。为了实现德治,国家会通过治吏提高行政力,故古代虽云“忠君”,其实质却是“忠于民”。在经济方面,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德本财末”的理念上。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团结民众、惠利民众,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为“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由“德本财末”,而产生了轻徭薄赋的使民思想和问疾救苦的养民思想。在生产方面,中国古人通过发展农业富民足民,安定社会。在消费方面,则重视节欲戒奢,以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分配方面,古人以重义轻利为原则,认知到国财与民财一体共生,国家不可侵夺民财,要缩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在文化教育方面,民本思想则体现在“德主刑辅”的教化方式上。确信人性本善是教化民众的起始点,也是尊重民众的根本体现。教化民众以伦理道德为先,唯有重德才能使社会和谐而人民安乐。教化应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序,以在位者的修身为根本。礼乐教化是古代教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化民成俗。刑罚是辅助教化、止绝恶行的必要手段,刑罚的目的不在惩罚而在威慑生耻,故用刑当以仁心公正而不可以暴虐偏私。刑罚之用应随顺天时,不可过节。法治是治民良方,但应注重简易而不繁苛。就德治与刑治的关系而言,德治为法治之本,这是由人性本善的特质决定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唐前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都已经非常成熟。而对比古今政治可以发现,这些智慧已经在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得到具体应用,并成为了中国的特色和优势。古今政治智慧的历史传承,充分说明了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宏大历史背景。通过对《群书治要》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沟通古今的素材,获得继往开来的智慧,找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历史文化依据。
杜卫东,周新京[6]（2014）在《江河水(上)》文中指出引子:神秘赌石人夜幕初降,西南边陲小城瑞丽宛如一位曼妙仙女。街灯渔火,是她衣裙上闪光的饰物;风动鸟鸣,是她即兴吟唱的美妙歌声。穿城而过的瑞丽江和陇川江,便是她身上银光闪烁的披锦,在水雾氤氲中显得飘逸而灵动。这里自清代,便是着名的宝石集散地。白天,云遮雾罩,翠绿醉人;到了晚上,在人来客往中又透出几分张扬和神秘。突然,一个中年汉子捂着眼从一家宝石店窜出,嘴里喊着,他娘的,太平世界,朗朗乾坤,怎么说打人就打人呀!话音未落,青衫平头、膀阔腰圆的两个伙计追出来,一左一右挟持住他。那汉子使劲挣脱,无
张炜[7]（2014）在《万松浦七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部作家在万松浦书院春季讲坛的授课记录,可视为开拓性新着。文章囊括并接通了写作学、艺术批评、文本分析、阅读欣赏等多个领域,表现出深沉悠远的个人思悟和强烈的人文情怀,视野特异开阔,处处别有洞悉。——编者第一讲万松浦地理万松浦书院设立之初,曾经考察过在很多地方落脚:两处海边、一处海岛,还有一处在鲁西平原。这些地方今天看来各有利弊。西部平原显然离传统文化
许振长[8]（2013）在《诚信铸就企业文化之魂——浅谈企业诚信文化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胜凭智、大胜靠信",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项重要规范,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诚"是真实无妄,"信"是遵守诺言,对企业而言,诚信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是培养核心竞争力的土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企业诚信文化,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更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一、诚信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儒家为人之道的核心之一,先哲告诉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诚信被赋予了目益丰富的时代内容,
韩雪梅[9]（2013）在《地域高原的财产法—藏族财产法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藏族古代财产法是藏族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吐蕃王朝时期的《法律二十条》、《六大法典》和《三十六制》以及敦煌出土的《吐蕃三律》等成文法中,就已出现关于农牧经济发展,土地、牧场、牲畜等财产归属、使用,买卖、借贷契约,“如期还债”和“斗秤公平”等交易原则,财产侵权赔偿,盗窃追偿、财产纠纷处理与诉讼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藏族民事财产法律规范与制度。本论文通过研究藏族古代财产法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通过对藏族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制定法、部落习惯法及乡规俗例中涉及民事财产方面内容的分析,对藏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侵权责任制度等财产法律制度以及藏族古代财产法律制度下的民事财产关系进行研究,以探求藏族游牧文化背景下藏族古代财产法文化的特点。首先,本文论述了藏族古代财产法的流变与渊源,藏族古代财产法经历了史前时期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财产规范的萌芽、吐蕃王朝时期的初创、分裂割据时期的发展和教派时期的成熟四个发展阶段,并对藏族古代财产法的两大法律渊源——藏族古代成文法、习惯法中财产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阐述。其次,本文对藏族古代财产法的主体及财产的分类进行叙述,阐释和分析了吐蕃王朝时期和西藏农奴制社会时期不同的财产法主体,并对土地、牲畜、奴隶和其他财产等财产的种类和特点进行叙述和分析。再次,本文对财产法的两大组成部分——藏族古代的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分别进行论述。藏族古代物权制度部分对藏族古代的物权种类、各种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演变过程、藏族古代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进行介绍和分析。藏族古代债权制度包括两部分：藏族古代侵权行为之债部分对西藏古代债权制度的发展、债的分类等问题进行阐述,阐释了藏族古代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历程、藏族古代侵权行为之债的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种类、损害赔偿及免责事由等；藏族古代契约之债部分分析了藏族古代的契约之债的种类及特点,并对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借用契约、雇佣契约、互易契约、其他契约及契约的担保等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本文论述了藏族古代财产法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特别是藏族游牧文化及其移动性和游牧生计方式对藏族古代财产法的主体、物权、债权等制度产生的影响,并对藏族古代财产法作为藏族古代法制组成部分的一般特点进行讨论。
李一川[10]（2012）在《风险认知与信任视角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谚语,“吃”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社会考察有着非凡的意义。正因为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十足的分量,所以当“吃”和“食品”再次成为焦点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仅以中国人最为经常食用的猪肉为例,“瘦肉精”在猪肉食品中的危害已经困扰了中国消费者多年,至今挥之不去。如何把握“食品安全”问题这一社会事实,需要发挥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基于风险社会视角,本文认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风险规避、企业信任和政府信任等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展开深入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具体地,本文以风险认知和信任为基本理论视角,考察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规避等主要风险行为,在此基础上探讨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食品安全风险教育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相关主题。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武汉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问卷的测量量表,包括食品安全性评估量表、食品安全抽象认知量表、食品企业信任量表、食品监管部门信任量表,以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设计的食品安全风险规避行为测量量表。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了均值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1）关于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本文从具象认知和抽象认知两个角度分析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状况。具象认知与抽象认知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在两种认知层次上都呈现较高的认知水平。食品安全风险的具象认知与抽象认知的一致性,表明食品安全风险在公众消费者的认知中已经由具体的食品安全性顾虑上升到对整个食品领域的安全形势的担忧。而风险认知在不同层次上存在差异,表明风险认知与实际的风险评估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受到更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关系。已知的显着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包括风险维度特征方面的可控性、严重性、可怕性和可能性,个人主观因素方面的风险发生可能性估计、媒体关注度、经验知识积累和生活态度,以及社会学人口特征中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和18岁以下小孩数。（2）关于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本文主要分析了消费者企业信任和消费者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信任两个方面,同时还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两种消费信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的途径。关于消费者的食品企业信任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食品企业信任度、食品企业信任维度和食品企业信任影响因素。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方面的消费者信任,本文综合分析了在食品安全中消费者对政府监管机构信任的水平,政府信任的维度特征,以及影响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消费信任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调节作用说”模型解释食品安全现象的有效性,（3）在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规避方面,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框架,同时引入了风险认知因素,构建了一个研究食品安全风险规避行为意识的扩展性分析框架。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验证了该模型,结果表明风险规避行为意识受到风险认知水平、风险规避态度、主观规范和风险规避的主观控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其中风险规避的行为态度影响最大,其次是风险认知水平和风险规避的主观控制感,风险规避的主观规范影响较小。风险认知水平同时表现为消费者在健康、金钱、心理、性能和社会等方面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可控性、可怕性、可见性和严重性。其中控制力有负向影响,即控制感越差,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可能性的影响有最大的正向影响,其主要影响指标是性能损失,而可怕性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对公共食品卫生安全的担忧。这些因素都潜在地影响着消费者在风险规避方面的意识。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不仅需要从技术上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还需要对公众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进行引导,这又需要建立良好互动沟通机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新的风险规避行为模式。因此,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行为研究,有助于为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和食品企业的市场营销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市场拒绝“劣质、无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拒绝“劣质、无信”（论文提纲范文）
（1）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对食品市场欺诈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食品欺诈的研究 |
| 2.2 关于食品信息揭示的研究 |
| 2.3 关于食品社会舆论的研究 |
| 2.4 关于“柠檬市场”实验的研究 |
| 第三章 实验设计与实验操作 |
| 3.1 实验设计 |
| 3.1.1 “柠檬市场”实验模型 |
| 3.1.2 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设置 |
| 3.1.3 个体异质性测度 |
| 3.2 实验步骤 |
| 第四章 信息揭示下社会舆论对欺诈行为的影响 |
| 4.1 无信息揭示市场环境 |
| 4.2 信息揭示市场环境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舆论下信息揭示对欺诈行为的影响 |
| 5.1 无舆论市场环境 |
| 5.2 正面舆论市场环境 |
| 5.3 负面舆论市场环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及政策建议 |
| 6.1 总结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互联网环境下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信用价值度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组织结构与章节安排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概述 |
| 2.1 信用的内涵 |
| 2.1.1 信用度量要素 |
| 2.1.2 信用度量方法 |
| 2.2 信用与信任 |
| 2.2.1 信任的内涵 |
| 2.2.2 信任与信用的区别与联系 |
| 2.2.3 信任度量方法 |
| 2.2.4 信任推理模型 |
| 2.3 信用与社会网络 |
| 2.3.1 社会网络概述 |
| 2.3.2 社会网络与信用 |
| 2.3.3 社会网络节点影响力度量 |
| 2.3.4 结构洞网络 |
| 2.3.5 社会关系强度 |
| 2.4 信用与社会资本 |
| 2.4.1 社会资本理论 |
| 2.4.2 在线社会资本 |
| 2.4.3 在线社会资本与信用价值度量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研究 |
| 3.1 互联网征信 |
| 3.2 互联网信用生态的概念 |
| 3.3 互联网信用生态的构成要素 |
| 3.4 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5 良性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4 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4.1 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4.2 个人关系强度模型 |
| 4.3 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个人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4.4 实例分析 |
| 4.4.1 实验设计 |
| 4.4.2 实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
| 4.4.3 模型有效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5.1 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5.2 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企业信用价值度量模型 |
| 5.2.1 企业图谱的内涵及特征 |
| 5.2.2 直接社会资本度量模型 |
| 5.2.3 间接社会资本度量模型 |
| 5.3 企业关系强度模型 |
| 5.3.1 投资关系维度的界定 |
| 5.3.2 任职关系维度的界定 |
| 5.3.3 链路关系强度模型 |
| 5.4 实例分析 |
| 5.4.1 实验设计 |
| 5.4.2 实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3 模型有效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融入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征信平台设计与应用 |
| 6.1 征信平台应用背景 |
| 6.1.1 传统征信系统存在的问题 |
| 6.1.2 区块链与大数据征信 |
| 6.2 基于区块链的多源数据共享框架 |
| 6.3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信用度量平台 |
| 6.4 基于大数据征信平台的去中心化的借贷应用 |
| 6.5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8 参考文献 |
| 9 附录 |
| 9.1 附录1: 第4章实验代码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3）唐朝暨五代十国时期马匹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一、影响唐五代马匹贸易发展的因素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架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本文对唐五代马匹贸易史论述的架构 |
| 三、创新尝试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唐五代的马政及养马业 |
| 第一节 唐五代的马政 |
| 一、唐五代的马政机构 |
| 二、晚唐监牧的南迁 |
| 三、唐代政府对民间养马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五代的养马业 |
| 一、唐前期对于官营养马业的投入及成就 |
| 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营养马业 |
| 三、唐前期民间养马业的发展 |
| 四、晚唐五代时期民间养马业的衰落 |
| 第三章 唐五代马匹贸易的管理 |
| 第一节 官方互市 |
| 一、官方互市的机构和职责 |
| 二、政府对互市的管理 |
| 第二节 朝贡贸易 |
| 一、朝贡贸易的机构和职责 |
| 二、聘赐贸易及朝贡贸易的变化 |
| 第三节 民间马匹贸易的管理 |
| 一、政府对于民间越境贸易的限制 |
| 二、民族间贸易的发展 |
| 第四章 唐五代的官方马匹贸易 |
| 第一节 中原与回鹘的马匹贸易 |
| 一、唐与回鹘的朝贡贸易 |
| 二、唐与回鹘的互市贸易 |
| 三、五代时期中原与回鹘的马匹贸易 |
| 第二节 中原与突厥、吐蕃、吐谷浑的马匹贸易 |
| 一、唐与突厥的朝贡贸易 |
| 二、唐与突厥的互市贸易 |
| 三、中原王朝与吐蕃及吐谷浑的马匹贸易 |
| 第三节 中原与契丹、奚、党项的马匹贸易 |
| 一、中原王朝与契丹及奚的马匹贸易 |
| 二、中原王朝与党项的马匹贸易 |
| 第四节 中原王朝与西域多国及私人的马匹贸易 |
| 一、中原王朝与西域多国的马匹贸易 |
| 二、官私马匹贸易 |
| 第五节 官方马匹贸易的价格 |
| 一、唐代官方马匹贸易价格 |
| 二、五代时期的官方马匹贸易价格 |
| 第五章 唐五代丝路沿线的民间马匹贸易 |
| 第一节 丝路民间马匹贸易 |
| 一、唐代丝路沿线的民间马匹贸易 |
| 二、五代时期丝路沿线的民间马匹贸易 |
| 第二节 民间市场上的马匹价格 |
| 一、唐代丝路沿线的马匹价格 |
| 二、五代时期丝路沿线的马匹价格 |
| 第六章 唐五代马匹贸易的演变 |
| 第一节 唐五代马匹贸易的演变 |
| 一、茶马贸易的逐渐兴起 |
| 二、马匹贸易的羁縻色彩逐渐淡化 |
| 三、马匹贸易的管控日益严格 |
| 第二节 唐五代马匹贸易发生演变的原因 |
| 一、晚唐五代的财政压力 |
| 二、军事上垄断马匹贸易的需要 |
| 第七章 唐五代马匹贸易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中原地区其他行业的影响 |
| 一、交通运输业 |
| 二、丝织业和制革业 |
| 第二节 唐五代马匹贸易演变的影响 |
| 一、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
| 二、推动新商路的开拓和兴盛 |
| 三、政府垄断对商贸的限制 |
| 第三节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
| 一、中原货币畅行西北 |
| 二、对于回鹘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沿线城市的影响 |
| 一、商路的兴盛 |
| 二、沿线城镇的发展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商业诋毁之界定 |
| 第一节 商业诋毁溯源 |
| 一、商业诋毁的概念厘定：经济活动中的言辞损害 |
| 二、商业诋毁的生发机理：信息不对称 |
| 第二节 商业诋毁与相关概念之析辨 |
| 一、商业言论 |
| 二、商业误导 |
| 第二章 商业诋毁之客体 |
| 第一节 商业信誉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商业信誉的含义 |
| 二、商业信誉的本质 |
| 第二节 商业信誉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名誉、荣誉 |
| 二、商标、商号 |
| 三、信用 |
| 第三节 商业信誉的分类 |
| 一、商品信誉 |
| 二、服务信誉 |
| 三、其他商业信誉 |
| 第三章 商业诋毁之主体 |
| 第一节 经营者 |
| 一、经营者的主体考察 |
| 二、经营者之困 |
| 三、资格论向行为论的转变 |
| 第二节 竞争关系与主体确定 |
| 一、竞争关系在竞争法主体认定中的作用 |
| 二、竞争关系的淡化 |
| 第四章 商业诋毁之主客观方面 |
| 第一节 商业诋毁的动因分析 |
| 一、动机 |
| 二、主观状态 |
| 第二节 商业诋毁的实施 |
| 一、捏造、散布虚假信息 |
| 二、传播不完整、无法证实的信息 |
| 第三节 商业诋毁的后果 |
| 一、实际损害 |
| 二、可能损害 |
| 第五章 商业诋毁之规制完善 |
| 第一节 规制商业诋毁的理论依据 |
| 一、禁止搭便车 |
| 二、消费者主权 |
| 三、社会福利最大化 |
| 第二节 民事救济的健全 |
| 一、赔偿数额的重新评估及修正 |
| 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商誉”的适用 |
| 三、消费者诉权和临时禁令的程序设计 |
| 第三节 行政责任的创设 |
| 一、行政制裁的必要性 |
| 二、具体制裁手段 |
| 第四节 刑事处罚的改进 |
| 一、《刑法》对于商业诋毁处罚的局限性 |
|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的统一性与关联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原因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对《群书治要》与“民本”的概述 |
| 第一节 《群书治要》简介 |
| 一、《群书治要》的历史意义 |
| 二、《群书治要》的文本特质 |
| 三、《群书治要》的现代价值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 |
| 一、“民”“本”的解读 |
| 二、民本思想与“道”的观念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的实践原则 |
| 一、阴阳之道与中庸之道 |
| 二、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 |
| 第二章 德位相成的政治观 |
| 第一节 立君为民 |
| 一、心体相依的君民关系 |
| 二、君主民本的施政宗旨 |
| 三、内圣外王的王道追求 |
| 四、顺天应人的革命思想 |
| 第二节 设官爱民 |
| 一、以民为本的官制设置 |
| 二、德才并重的选考之法 |
| 三、仁义廉洁的官德要求 |
| 四、忠君为民的君臣之际 |
| 第三章 德本财末的经济观 |
| 第一节 聚民养民 |
| 一、散财兴德的富民思想 |
| 二、轻徭薄赋的使民思想 |
| 三、问疾救苦的养民思想 |
| 第二节 富民导民 |
| 一、重农固本的生产理念 |
| 二、崇俭戒奢的消费理念 |
| 三、重义轻利的分配理念 |
| 第四章 德主刑辅的教化观 |
| 第一节 以德化民 |
| 一、明德至善的教育目标 |
| 二、伦常道德的教育内容 |
| 三、上行下化的教育方法 |
| 四、崇礼重乐的教育制度 |
| 第二节 以刑教民 |
| 一、明刑弼教的立刑初衷 |
| 二、哀敬公正的量刑原则 |
| 三、遵道尚中的法制精神 |
| 四、貌离神合的德刑之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地域高原的财产法—藏族财产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三、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 |
| 四、研究综述和文献来源 |
| 第一章 藏族古代财产法的演变与渊源 |
| 第一节 藏族古代财产法的发展演变 |
| 一、史前时期——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财产规范的萌芽 |
| 二、吐蕃王朝时期——藏族古代财产法的初创 |
| 三、分裂割据时期——藏族古代财产法的发展 |
| 四、教派时期——藏族古代财产法的成熟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藏族古代财产法律渊源 |
| 一、成文法 |
| 二、习惯法 |
| 三、藏族古代财产法律渊源的特点 |
| 第二章 藏族古代财产主体及财产分类 |
| 第一节 藏族古代财产主体 |
| 一、概述 |
| 二、吐蕃王朝时期的财产主体 |
| 三、西藏农奴制社会的财产主体 |
| 第二节 藏族古代财产分类 |
| 一、土地 |
| 二、牲畜 |
| 三、奴隶 |
| 四、其他财产 |
| 第三章 财产的支配——藏族古代物权制度 |
| 第一节 概述 |
| 一、西藏古代财产法中的物权 |
| 二、物权的取得和行使 |
| 三、物权保护方法 |
| 第二节 藏族古代财产法中的所有权 |
| 一、土地所有权 |
| 二、牲畜所有权 |
| 三、其他动产所有权 |
| 第三节 藏族古代财产法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
| 一、藏族古代财产法中的用益物权 |
| 二、藏族古代财产法中的担保物权 |
| 第四章 财产的流转——藏族古代债权制度 |
| 第一节 西藏古代债权制度的发展 |
| 一、西藏古代债权制度的发展 |
| 二、西藏古代债的分类 |
| 第二节 契约之债 |
| 一、概述 |
| 二、买卖契约 |
| 三、借贷契约 |
| 四、借用契约 |
| 五、雇佣契约 |
| 六、互易契约 |
| 七、其他契约 |
| 八、契约的担保 |
| 第三节 侵权行为之债 |
| 一、藏族古代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 |
| 二、藏族古代侵权行为之债的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 |
| 三、藏族古代侵权行为的种类 |
| 四、藏族古代的侵权损害赔偿及免责事由 |
| 第五章 游牧文化视角下藏族古代财产法的特点 |
| 一、藏族游牧文化 |
| 二、藏族游牧文化的特点——移动性 |
| 三、移动性对藏族古代财产法的影响 |
| 四、游牧文化下藏族古代财产法的特点 |
| (一) 团体性主体是藏族财产法史的重要民事主体 |
| (二) 不动产制度简略而动产制度较为发达 |
| (三) 赔命价、赔血价等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发达及适用范围泛化 |
| (四) 藏族古代契约种类丰富、契约制度较为发达 |
| (五) 藏族古代财产法的其他特点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10）风险认知与信任视角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范围与目标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国内食品安全研究取向：三种取向及其评价 |
| 2.1.1 食品安全的科学技术取向 |
| 2.1.2 食品安全的市场监管取向 |
| 2.1.3 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行为取向 |
| 2.1.4 小结 |
| 2.2 国外食品安全研究视角：风险认知、信任与风险规避 |
| 2.2.1 风险研究 |
| 2.2.2 信任研究 |
| 2.2.3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信任与风险规避 |
| 2.3 讨论与总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食品安全 |
| 3.1.2 食品安全风险 |
| 3.2 研究框架 |
| 3.2.1 分析框架 |
| 3.2.2 技术路线 |
| 3.3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数据收集 |
| 4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4.1 食品安全风险的具象认知 |
| 4.1.1. 食品的安全性评估分析 |
| 4.1.2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安全评估分析 |
| 4.1.3 食品销售经营者的安全评估分析 |
| 4.1.4 讨论：食品安全风险具象认知的基本特点 |
| 4.2 食品安全风险的抽象认知 |
| 4.2.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4.2.2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的均值分析 |
| 4.2.3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维度分析 |
| 4.2.4 讨论：食品安全风险抽象认知的基本特点 |
| 4.3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
| 4.3.1 研究假设与模型 |
| 4.3.2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 |
| 4.3.3 讨论：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
| 4.4 讨论与总结：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综合分析 |
| 5 食品安全消费信任与风险沟通研究 |
| 5.1 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消费信任 |
| 5.2 消费者的食品企业信任 |
| 5.2.1 食品企业信任度分析 |
| 5.2.2 食品企业信任的维度分析 |
| 5.2.3 食品企业信任的影响因素 |
| 5.2.4 讨论与小结 |
| 5.3 消费者的食品监管机构信任 |
| 5.3.1 食品监管机构信任度分析 |
| 5.3.2 食品监管机构信任的维度分析 |
| 5.3.3 食品监管机构信任的影响因素 |
| 5.3.4 讨论与小结 |
| 5.4 风险认知、消费信任与风险沟通 |
| 5.4.1 风险认知与消费信任的关系 |
| 5.4.2 风险认知、消费信任与风险沟通的途径 |
| 6 食品安全风险规避行为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6.1.1 研究目的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计划行为理论及风险规避行为意识模型 |
| 6.2.1. 基于“知识-态度-行为”理论(KAP)的食品安全行为研究 |
| 6.2.2 计划行为理论概述 |
| 6.2.3 风险规避行为意识模型 |
| 6.2.4 风险认知：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
| 6.3 风险规避行为意识模型的测量体系 |
| 6.3.1 食品安全的风险规避意识量表的指标体系 |
| 6.3.2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6.4 风险规避意识的模型检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
| 6.4.1 结构方程模型的假定 |
| 6.4.2 模型建构 |
| 6.4.3 模型识别 |
| 6.4.4 模型参数估计与分析 |
| 6.4.5 模型解释 |
| 6.4.6 讨论与小结 |
| 6.5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风险规避意识与风险管理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1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 |
| 7.1.2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 |
| 7.1.3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规避 |
| 7.2 相关政策与建议 |
| 7.2.1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 |
| 7.2.2 对食品企业营销的部分启示 |
| 7.3 本文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近年来部分地区的食品安全监测分析结果 |
| 附录2：食品安全调查问卷 |
四、市场拒绝“劣质、无信”（论文参考文献）
- [1]信息揭示和社会舆论对食品市场欺诈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D]. 乔天国.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4)
- [2]互联网环境下融入在线社会关系的信用价值度量研究[D]. 邹江波.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1)
- [3]唐朝暨五代十国时期马匹贸易研究[D]. 丁君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4]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D]. 刘闻. 武汉大学, 2016(01)
- [5]《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D]. 刘海天.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江河水(上)[J]. 杜卫东,周新京. 中国作家, 2014(13)
- [7]万松浦七章[J]. 张炜. 中国作家, 2014(05)
- [8]诚信铸就企业文化之魂——浅谈企业诚信文化建设[A]. 许振长. 诚信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3
- [9]地域高原的财产法—藏族财产法史研究[D]. 韩雪梅. 兰州大学, 2013(08)
- [10]风险认知与信任视角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行为研究[D]. 李一川. 武汉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