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刘玉[1]（2021）在《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转变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发达国家率先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较早完成人口转变。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扭转长期低生育水平以避免陷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一直是发达国家重点探索的人口学问题,并在鼓励生育政策实践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迈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虽然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回升的效果并不明显。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少子老龄化时代的财政负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等带来潜在压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十分必要。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选择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等五个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分析其近60年的生育率变动过程,结合五国生育政策演变过程,评价其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总结其政策经验或教训,分析其对我国完善生育政策的启示,并基于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国情特征,提出进一步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文章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进行概述和总结;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人口转变理论和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通过搜集和整理新加坡、韩国、德国、日本、挪威的生育率数据变动情况和生育政策演变过程,揭示各国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背景、政策要点、实施效果以及对我国现阶段鼓励生育政策的启示等;第四部分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基于以人为本、与国情相适应的原则,提出完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五国的生育政策各具特点,分别建立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国情基础上受到对人口规律认识过程的限制、以及人口惯性的影响,多数国家没能及时把握生育政策提出和改进的时机,导致政策出台不及时,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以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为基础,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鼓励生育与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育儿设施等多领域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推进和完善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体系。
梁梦宇[2]（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梁洁霞[3]（2021）在《资产为本视角下越南归侨聚居区社区营造的实践研究 ——以深圳市光明区越南归侨社区为例》文中提出社区营造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新实践,通过社区营造能够使社区内的居民以持续的集体行动来处理他们在社区内所面临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社区福祉,使居民与居民间、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归侨社区仍存在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因此要在社区层面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土地的现代化、景观的现代化及产业的现代化,对归侨社区的社区营造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我国大部分归侨社区存在着在地侨民外流、当地文化遗失等现象,侨民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都是以政府自上而下为主,社区营造讲究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式,带动社区居民发家致富,改变社区的面貌,实现归侨社区的长远发展。本文以深圳原特区外地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越南侨民聚居社区为研究对象,从“人”“文”“地”“景”“产”等方面,对越南归侨社区具备的社区营造背景、优势等进行调研分析,试图从“人”“文”“地”“景”“产”五大方面提出相应的社区营造策略介入。本研究在资产为本的视角下,通过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调查问卷法和无结构访谈法进行研究。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述了越南归侨社区的社区的现状,存在着社区卫生环境脏乱差、社区凝聚力较差、社区文化流失严重且认同感弱、社区居民收入低的问题,造成的成因主要是社区卫生环保意识不强、居民参与意识不足和社区文化生活平台缺失以及社区居民就业意识弱,总结出社区的需求主要包括社区卫生环境改善、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社区文化重塑以及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并分析了归侨社区营造的优势。第三部分介绍了从“人”“文”“地”“景”“产”五个方面介入社区营造,提升居民社区自治能力,促进社区营造。该项目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初步探索阶段,通过社区走访,寻求社会支持,建立专业关系;二是动员阶段,启动项目见面会,开展兴趣类活动,挖掘社区骨干;三是发展阶段,通过对“人、文、地、景、产”的营造,促进社区的发展。经过探索期、动员期、发展期三个阶段介入,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促进了社区的发展。第四部分是对越南归侨区社区营造项目有效性的评估及反思,分别是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从服务对象表现、社会工作者表现、目标完成情况、满意度调查、社会效益方面对社区营造项目进行评估。第五部分针对社区营造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对策,认为对社区资产进行规范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运用整合性社会工作,提高实务能力和跨界思维可以有效的促进社区营造。
田野[4]（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杜海龙[5]（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胡那苏图[6]（2020）在《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协同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人们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领域,也是汇集社会问题的重要场域。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更显紧迫。在中国社会治理深化历程中,社区治理呈现“管理/服务—建设—治理”实践路径,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住房商品化,社区的分化和居民的混住化问题凸显,不得不关注社区的“社区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元主体发育程度相异,存在“内卷化”、“碎片化”困境,明确主体边界、建构协同治理机制是当前社区治理最为紧迫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以“如何建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问题为驱使,展开了探索性研究。与此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是产业地域社会典型的“单位社区”。在“单位制”时期建成的一个个封闭性、集中性生活空间的“单位社区”作为多样化社区类型之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被解构,成为旧城改造、城市扶贫的重要区域。尤其在“典型单位制”东北地区,单位社区治理影响着城市空间建设,也成为振兴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指标。所以,关注产业地域社会中典型社区的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单位社区治理实践,而且也对于宏观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界开展了较为成熟和多元化的单位社区研究,但是还缺乏国际之间的比较研究,难以与国外对话。对此,笔者结合在日本的调研研究,梳理和分析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路径和实践,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促进人们对日本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日本在多年的社区治理改革中,通过公共意识的发展,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社区营造等活动,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使市民自治团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诉求和对抗发展到合作与协商,促进了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与互动的治理形态。在日本典型的产业地域,丰田市在当地龙头企业“丰田汽车公司”的影响之下,发展成为世界有名的汽车城市。在企业员工聚集的典型社区中,居民在丰富的工作收入、稳定的社区生活、完善的治理网络以及纷繁的社区活动中积累较高的整合性社区社会资本,并在积极与行政组织、邻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高校等多元主体建构协同关系,促进了“共同体”建构。虽然在经济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国内外社会环境影响之下,社区中“本地人—外地人”、“本国人—外国人”的混住化加剧社区异质化,增加了社区治理难题。但是,在完善和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和社区协同治理实践中有效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保障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剖析丰田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和实践,了解到日本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提高丰田市政府的自主性,在丰富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多样类型、多种渠道、多年支持等方式支持着社区治理;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和社区自治传统为居民的自助、互助提供社会基础,历史悠久的“町内会”（自治区）组织的架构完备也成为居民和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协同关系的平台;日本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背景下提出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活化社会力量的政策为NPO法人、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促进了“新公共性”建构。除此之外,典型社区中存有的“地缘”、“业缘”复合关系,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参与,高校的智力支持和合作等多种途径,又对社区协同治理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见,社区协同治理有助于协商社区课题、建构社区规则、解决社区问题、形塑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归属感。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经验,为我国社区协同治理和单位社区治理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治理政策,剥离社区杂乱无章的行政手续,提供长期有效的社区治理支持,建构平等开放的协同治理网络。其次,居民自治组织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应该提升自身自治性、专业性,积极参与和建构协同治理平台。最后,单位社区应该结合地域特点,与驻区企业建构协同关系、实现“单位人—非单位人”的双重动员、以及推行“一区一品”项目等,继而创新社区治理。
张贝丽[7]（2020）在《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岩佐茂是日本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环境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他结合日本现实环境问题,通过对西方主流环境伦理思想的反思与批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审视。他认为,环境问题实质上体现为人的经济活动方式问题。为此,他主张探寻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构建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环境伦理学。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可持续发展观等思想的提出,充分揭示了岩佐茂环境思想中蕴含的深厚的伦理意蕴。因此,深入研究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有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中构筑环境伦理维度,进而对探析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有所裨益。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对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阐释和评析。基本内容由绪论、七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之处及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以及日本国内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产业公害等现实问题,为岩佐茂关注环境问题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日本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立场等,为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章明确指出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视域。岩佐茂通过对学界关于自然道德地位论证的辩证思考,确立了超越中心之争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立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他展开了对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价值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经济活动等的思考,形成了岩佐茂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正义、构建合理的实践方式以及达成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指向的环境伦理思想。第三章深入分析了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观。岩佐茂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中建立起人与自然共生的研究视角。人与自然共生的整体主义实质,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纷争,合理地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展至自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选择,而且凸显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指向,试图通过纠正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第四章全面考察了岩佐茂的环境正义观。岩佐茂通过对现存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的分析,深入挖掘出环境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提出通过明确环境责任、抑制资本逻辑、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实现环境正义,展现出他将分配性正义和生产性正义、制度变革和价值批判相统一的环境正义向度。第五章合理诠释了岩佐茂的环境实践观。“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是岩佐茂环境实践观的核心概念。岩佐茂通过辨析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实质,进一步明确了资本逻辑、生活逻辑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关系,进而提出其超越资本逻辑、遵循生活逻辑的环境实践观。第六章深刻论证了岩佐茂的可持续发展观。岩佐茂主张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的环境伦理思想,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的诠释,论述了以人与自然共生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环境正义引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生活逻辑确保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脱离异化的工业化以及构建环保型循环社会等现实路径。第七章简要评析了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并指出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深化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加强了环境伦理的实践指向,对现实问题解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国正处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阶段,通过汲取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先进性观念,进而对我国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文化、践行环境正义的生态伦理规范、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伦理理路以及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等,具有一定的启示。结语部分总结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整体性、社会性与实践性特质,并指明论文回应了一些学界对岩佐茂的误解,为今后的岩佐茂人物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进而提出今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日本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以及与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的对比研究。
刘志永[8]（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芦莉[9]（2020）在《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文中指出耕地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保障基础。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以往主要是以约束性、建设性、惩罚性保护方式为主,耕地资源在质量、数量、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仍较为严峻。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秉承改革创新的原则,在以往保护方式的基础上增添了“激励性”保护内容,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以此激发和调动耕地保护各方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经济手段对于耕地保护的重要作用。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下位概念,系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经济方面的一项创举。相对科学完备的耕地保护基金条款是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耕地保护基金在我国个别地区先行试验,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予以发布,尚未出台高位阶、系统性立法,因此,在相关立法规范层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耕地保护基金条款规范所涉主体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利益博弈失衡,相关职能部门机构建制存在瑕疵,缺乏部际协调机制,受偿主体范围较小,无法充分调动其耕地保护的积极性等问题;所涉客体存在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资金缺乏稳定性,耕地补偿标准设置不统一且欠缺科学等问题;所涉归责机制存在条款设置混乱,具体为承担违规责任主体范围较小,责任形式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并且公众参与空间不足,缺乏社会监督机制等问题。文章通过体系思维范式与法教义学范式厘清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明晰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相关法律关系,并通过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耕地保护基金相关条款予以梳理、整合、归纳和分析,基于其条款设置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进路。具体应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各方主体利益,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部际协同机制,提高其工作效率,拓宽耕地保护基金受偿主体范围,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调动相关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拓宽耕地保护基金融资渠道,减少其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科学设置耕地保护基金耕地补偿的标准;扩大违规责任主体的范围,加大责任形式的处罚力度,拓宽公众参与空间,建全社会监督机制以期为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提供合理的规范设定。
黄滢[10]（2020）在《武定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振兴是基于我国国情提出的发展战略,它为广大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及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乡村产业是农村经济最重要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保障因素。武定县县域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发展阶段滞后、竞争力不足、优势不突出、城乡差距大等特征是我国广大西南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典型特征。因此,以研究对象为基础,探索广大欠发达乡村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方向、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从而提升乡村的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的实现。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考察、数据分析等方法,以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武定乡村产业发展大环境、历史与现状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武定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工业发展具有一定基础,第三产业具有较大吸引力的产业特征。其次,通过SWOT分析,理清武定县乡村产业发展的优势、机遇、问题与挑战。提出对接主城,区域联动、产城融合的区域一体化、空间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的思路;巩固传统产业、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服务新兴产业的方向;重点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现代仓储物流、生物医药大健康、冶金建材与文化旅游产业的战略。借鉴国内外乡村产业发展及分类的方法与经验,以县域村庄空间发展、区域产业与职能演化及各乡镇产业发展条件及资源分析为基础,对乡村进行类型划分。并根据各类乡村的特征与差异,提出相适应的发展对策:泛农型乡村依靠自身农业特色通过农业品牌体系的构建实现差异化的农业现代发展;农旅型乡村以农业为核心,立足自身旅游特色资源,分为自然景观型、传统村落型和农业科技型,并按照三种不同的模式路径发展“农业+”旅游产业链;农业综合服务型乡村则依托自身区位、交通等的优势,形成覆盖县域的“终端—节点—散点”三级“服务网络”,综合发展加工、物流、商贸、旅游、新兴等多种产业。三类乡村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武定县生态适宜性乡村产业体系,推进产业振兴的实现。且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的振兴提供了研究框架与路径。
二、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理论和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理论及概念 |
| 1.人口转变理论的相关概念 |
| 2.公共政策理论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文献综述 |
| 2.国内文献综述 |
| 3.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
| 二、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调整及时,普及推广迅速 |
| 2.生育政策在短期中取得了明显效果 |
| 3.生育政策在长期中实施效果趋于不明显 |
| (三)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提高人口发展战略的地位 |
| 2.建立符合国情的鼓励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规避不婚族的大量出现 |
| 三、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日本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未能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
| 2.控制人口与鼓励生育的观点相矛盾,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不好 |
| 3.家庭育儿负担未得到充分缓解,少子化程度日益严峻 |
| (三)日本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运用“互联网+”手段宏观把握人口发展趋势 |
| 2.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主体责任,保障妇女的育儿权利 |
| 3.提高男性承担育儿责任的意识,创造良好的婚姻援助环境 |
| 四、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韩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
| 2.低生育文化抵消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生育水平一度跌破1.0 |
| 3.生育政策虽经过严格论证和柔性实施,仍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衡 |
| (三)韩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取消人口控制政策 |
| 2.重新构建生育文化 |
| 3.生育政策注重人本需求 |
| 五、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德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产假、育儿假保护水平较高,减轻了妇女的育儿压力 |
| 2.社会福利政策短期中初具成效,但生育率仍存在波动现象 |
| 3.育儿津贴延长父母照顾婴儿时长,改善照料质量 |
| (三)德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扩大父母的产假权益 |
|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 3.提倡男性在育儿中的责任和贡献 |
| 六、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挪威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成效显着,妇女生育意愿提升 |
| 2.塑造男性参与育儿的家庭文化对提升生育率起到关键作用 |
| 3.父母共同育儿推动了育儿质量提升 |
| (三)挪威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转变家庭育儿观念促进家庭平衡 |
| 2.探索灵活的育儿假期试点 |
| 3.提高政府部门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力度 |
| 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
| (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原则 |
| 1.以人为本的原则 |
| 2.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原则 |
| (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具体建议 |
| 1.动态监测人口变化及时完善生育政策 |
| 2.强化政府职能,构建更完善的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培育生育文化,提升结婚率,促进家庭平衡 |
| 4.探索育儿假相关制度,并通过试点推进 |
| (三)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图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资产为本视角下越南归侨聚居区社区营造的实践研究 ——以深圳市光明区越南归侨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关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研究 |
| 2.关于归侨的研究 |
| 3.关于社区营造的研究 |
| 4.文献述评 |
| (四)概念界定 |
| 1.资产为本 |
| 2.归侨聚居区 |
| 3.社区营造 |
| (五)理论视角 |
| 1.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 |
| 2.优势视角 |
| (六)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研究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3.研究思路 |
| 二、社区现状分析 |
| (一)越南归侨社区基本情况 |
| 1.社区的地理环境 |
| 2.社区内的人口状况 |
| 3.越南华侨归国历史 |
| 4.社区的资产 |
| (二)越南归侨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社区卫生环境脏乱差 |
| 2.居民凝聚力差 |
| 3.社区文化发展滞后 |
| 4.社区居民收入低 |
| (三)越南归侨社区存在问题的成因 |
| 1.社区卫生环保意识不强 |
| 2.居民参与意识不足 |
| 3.社区文化生活平台缺失 |
| 4.社区居民就业意识弱 |
| (四)越南归侨社区需求分析 |
| 1.社区卫生环境改善需求 |
| 2.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需求 |
| 3.社区文化重塑需求 |
| 4.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需求 |
| (五)越南归侨社区营造优势 |
| 三、资产为本视角下越南归侨社区营造的实践 |
| (一)项目目标 |
| 1.总体目标 |
| 2.具体目标 |
| (二)项目活动计划 |
| 1.介入策略 |
| 2.项目活动计划 |
| (三)项目实施过程 |
| 1.初步探索阶段 |
| 2.动员阶段 |
| 3.发展阶段 |
| 四、项目的评估 |
| (一)过程评估 |
| 1.服务对象表现评估 |
| 2.社会工作者表现评估 |
| (二)成效评估 |
| 1.目标完成情况 |
| 2.满意度评估 |
| 3.社会效益 |
| (三)项目不足 |
| 1.项目的宣传不足 |
| 2.项目周期太短 |
| 五、研究结论与反思 |
| (一)结论 |
| (二)反思 |
| 1.对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反思 |
| 2.对社会工作方法的反思 |
| 3.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欠缺 |
| (三)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社区调查问卷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致谢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6）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日本社区治理研究 |
| 二、国内外产业地域典型社区研究 |
| 三、国内外“协同治理”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三、理论框架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无结构访谈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第二章 社区协同治理制度背景与多元主体发育 |
| 第一节 政治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 |
| 一、政治制度与政党政治 |
| 二、地方自治制度的转型与特点 |
| 三、住民运动对地方自治的影响 |
| 四、“中央—地方”关系 |
| 第二节 居民自治组织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町内会 |
| 二、地缘型团体 |
| 三、志愿型组织 |
| 四、多元主体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新公共性”建构 |
| 一、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 |
| 二、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
| 三、“新公共性”的提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其特点 |
| 第一节 丰田市历史与现在 |
| 一、丰田市历史与地理 |
| 二、丰田市人口 |
| 三、丰田市经济 |
| 第二节 丰田市的社会特点 |
| 一、空间特点 |
| 二、人口结构 |
| 三、组织特征 |
| 第三节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转型 |
| 一、丰田汽车公司的发展与现状 |
| 二、地域独占与“企业城下町”的形成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 |
| 四、志愿者中心的成立与服务活动 |
| 第四节 “丰田人”的群体特征及地域生活 |
| 一、“丰田人”的地域生活 |
| 二、“丰田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特征及缘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参与及“协同”关系建构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力量 |
| 第二节 丰田市政府的社区治理参与 |
| 一、“制度化”路径 |
| 二、“项目制”嵌入 |
| 三、“非正式”参与 |
| 四、“授渔式”支持 |
| 第三节 围绕政府建构的“协同”关系分析 |
| 一、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 |
|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 |
| 三、政府与企业 |
| 四、政府与高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同体”建构:社区协同治理两种路径 |
| 第一节 建设“故乡”:居民主导的社区营造 |
| 一、D社区介绍及社区网络 |
| 二、身份建构:成为“居民” |
| 三、居民的社区参与特点及原因分析 |
| 四、组织化参与:丰富且持续化的参与路径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二节 融入“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 |
| 一、B社区介绍及人口特征 |
| 二、社区问题的形成与困境 |
| 三、“以舞会友”:促进社区融入 |
| 四、协同网络扩张:社会组织的参与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社区协同治理成效 |
| 一、协商社区课题 |
| 二、建构社区规则 |
| 三、解决社区问题 |
| 四、形塑社区文化 |
| 五、获得社区归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内涵及建构特点 |
| 第一节 社区协同治理内涵解构 |
| 一、社区协同治理主体 |
| 二、社区协同治理场域 |
| 三、社区协同治理目标 |
| 四、社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
| 五、社区协同治理实践 |
| 六、社区协同治理效果 |
| 第二节 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特点分析 |
| 一、围绕政府的协同治理网络 |
| 二、围绕社区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地域特点对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的影响 |
| 一、企业成败对于社区盛衰 |
| 二、企业责任对于社区建设 |
| 三、企业文化对于居民性格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总结 |
| 一、推进地方自治制度、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
| 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促进主体协同关系 |
| 三、居民自治组织完备、吸纳多元主体参与 |
| 四、地缘业缘多重关系、企业社区双重建设 |
| 第二节 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
| 二、丰田市个案对中国“单位社区”可能的启示 |
| 第三节 有待研究的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 |
| 1.1 时代背景 |
| 1.1.1 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 |
| 1.1.2 高速工业化发展与日本“产业公害”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 |
| 1.2.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1.2.3 日本环境伦理学 |
| 1.2.4 宫本宪一的“生产关系说” |
| 小结 |
| 第2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视域 |
| 2.1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前提 |
| 2.1.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 2.1.2 对自然价值论的质疑 |
| 2.1.3 对“中心之争”的超越 |
| 2.2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理路 |
| 2.2.1 环境问题的反价值性 |
| 2.2.2 环境问题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 2.2.3 环境问题和经济活动的辩证关系 |
| 2.3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目标指向 |
| 2.3.1 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生 |
| 2.3.2 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正义 |
| 2.3.3 构建合理的环境实践 |
| 2.3.4 达成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小结 |
| 第3章 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观 |
| 3.1 岩佐茂人与自然共生观的主要内容 |
| 3.1.1 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 |
| 3.1.2 人与自然共生的形成 |
| 3.1.3 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人对待自然的合理方式 |
| 3.2 岩佐茂人与自然共生观的理论特质 |
| 3.2.1 整体主义的研究视角 |
| 3.2.2 以差异性为前提的共生价值向度 |
| 3.2.3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指向 |
| 小结 |
| 第4章 岩佐茂的环境正义观 |
| 4.1 岩佐茂环境正义观的基本内容 |
| 4.1.1 环境责任公平 |
| 4.1.2 环境利用公平 |
| 4.1.3 环境价值公平 |
| 4.2 岩佐茂环境正义观的辩证特征 |
| 4.2.1 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统一 |
| 4.2.2 分配性正义与生产性正义的统一 |
| 4.2.3 制度变革与价值批判的统一 |
| 小结 |
| 第5章 岩佐茂的环境实践观 |
| 5.1 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实践观 |
| 5.1.1 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思考 |
| 5.1.2 环境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 |
| 5.1.3 对资本逻辑的实践观批判 |
| 5.2 构建遵循生活逻辑的实践观 |
| 5.2.1 对生活逻辑的价值诠释 |
| 5.2.2 生活逻辑对环境保护的实践指向 |
| 5.2.3 生活逻辑的环境实践观构建 |
| 5.3 岩佐茂环境实践观的理论特质 |
| 5.3.1 以实践视角审视环境伦理学 |
| 5.3.2 以生活逻辑引导实践方式变革 |
| 小结 |
| 第6章 岩佐茂的可持续发展观 |
| 6.1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 6.1.1 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
| 6.1.2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
| 6.1.3 可持续社会的成立条件 |
| 6.2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特质 |
| 6.2.1 人与自然共生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6.2.2 环境正义引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6.2.3 生活逻辑确保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 6.3 岩佐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
| 6.3.1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
| 6.3.2 脱离异化的工业化 |
| 6.3.3 构建环保型循环社会 |
| 小结 |
| 第7章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7.1 对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评析 |
| 7.1.1 理论意义 |
| 7.1.2 实践价值 |
| 7.1.3 局限性 |
| 7.2 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7.2.1 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文化 |
| 7.2.2 践行环境正义的生态伦理规范 |
| 7.2.3 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伦理理路 |
| 7.2.4 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9）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 (二)研究路径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概念阐释 |
| (二)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范畴要素 |
| 二、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机构建制瑕疵且主体利益失衡: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建立部际协同并平衡各方利益: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三、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资金来源单一且缺乏科学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拓宽资金渠道并科学设置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四、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归责机制不清且缺乏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归责机制并健全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完善进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 |
（10）武定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3.1 乡村 |
| 1.3.2 产业振兴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2.1.1 国外研究动态 |
| 2.1.2 国内研究动态 |
| 2.1.3 研究评述 |
| 2.2 我国乡村发展研究 |
| 2.2.1 乡村产业及城乡关系演变 |
| 2.2.2 我国乡村现状 |
| 2.3 国外乡村及产业发展实践经验 |
| 2.3.1 韩国新村运动与第六产业发展 |
| 2.3.2 日本农村振兴 |
| 2.3.3 美国农业发展 |
| 2.3.4 法国农业改革和乡村开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县域产业发展战略路径 |
| 3.1 武定县产业研究方法与策略 |
| 3.2 武定县产业发展大环境 |
| 3.2.1 云南省乡村产业发展现状 |
| 3.2.2 楚雄彝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现状 |
| 3.2.3 上位规划中武定产业的定位 |
| 3.3 武定县乡村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 3.3.1 乡村产业与城乡关系发展沿革 |
| 3.3.2 武定县县域经济总体情况 |
| 3.3.3 乡村产业发展现状及特征 |
| 3.4 武定县乡村产业发展SWOT分析 |
| 3.4.1 发展机遇 |
| 3.4.2 发展优势 |
| 3.4.3 发展问题 |
| 3.4.4 发展挑战 |
| 3.5 武定县乡村产业发展战略 |
| 3.5.1 产业发展原则 |
| 3.5.2 产业发展目标 |
| 3.5.3 产业发展思路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武定县基于不同乡村分类的产业发展路径 |
| 4.1 乡村分类体系 |
| 4.1.1 相关政策中的乡村类型分析 |
| 4.1.2 相关研究中的乡村类型 |
| 4.1.3 本文乡村分类方法 |
| 4.1.4 乡村分类分析 |
| 4.2 武定乡村分类解读 |
| 4.2.1 各类乡村布局与现状特征 |
| 4.2.2 三类乡村要素差异及产业发展分析 |
| 4.3 泛农型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措施 |
| 4.3.1 泛农型乡村品牌体系构建的具体对策 |
| 4.3.2 泛农型乡村的发展措施——以东坡傣族乡为例 |
| 4.4 农旅型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措施 |
| 4.4.1 “生态农业+休闲旅游”模式——以狮子山风景区为例 |
| 4.4.2 “现代农业+乡土创意”模式——以胤泽农业片区为例 |
| 4.4.3 “传统农业+传统民俗”模式——以己衣大村为例 |
| 4.5 综合服务型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措施 |
| 4.5.1 县城集中建设区及禄金工业园区的乡村 |
| 4.5.2 其他产业园区乡村 |
| 4.5.3 其他综合服务型乡村 |
| 4.6 乡村类型发展的转变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B:图片索引 |
四、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刘玉. 延安大学, 2021(12)
- [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3]资产为本视角下越南归侨聚居区社区营造的实践研究 ——以深圳市光明区越南归侨社区为例[D]. 梁洁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6]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D]. 胡那苏图. 吉林大学, 2020(01)
- [7]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张贝丽. 山西大学, 2020(08)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9]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D]. 芦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10]武定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产业发展研究[D]. 黄滢.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