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梁风雁[1]（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谢沐芳[2]（2020）在《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构成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超过1/4,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然而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制造业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可能引发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产业组织恶化和市场恶性竞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实现转型升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要想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必须厘清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行为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大局,系统考察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探索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国际化路径。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对国际化行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基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从整体、区域、行业以及企业所有制层面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情况。基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结果,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数据,并运用广义精确匹配、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东中部地区企业,重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与生产率、出口、利润率、企业规模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与企业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呈负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产能利用率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受经济周期、投资潮涌、市场结构内生和政府不当干预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显着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但该效应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着异质性,且因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和产品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需求创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技术锁定效应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节约效应则不显着。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其中市场获取、效率获取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体制性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影响更显着。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转移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基于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净效应为负,即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内销企业和民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揭示了国际化行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有关国际化行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也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谷媛媛[3]（2020）在《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际移民和频繁的人才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根据UNDESA的相关统计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8446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2.57亿人。然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均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数的63.8%,绝对数量达1.64亿人。其中,技术移民是国际移民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东道国最看重的移民群体;这类移民通常是根据申请者的学历程度、专业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以澳大利亚为例,2017-2018财年,澳洲政府共发放16.24万个永久居民名额,其中11.09万个为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占总名额将近70%。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更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换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涉及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讨论,又有对高技术人才、研发等高素质要素的关注。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更加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此人才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Solow指出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的变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经济组织的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及促使生产函数变化的各项因素均可纳入“技术变化”,而创新则更加偏向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国的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专利的引用等;与此同时,关于移民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经济中产生更大的文化多样性是移民促进创新的一条重要机制。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和阐释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四条重要机制,即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累积、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人才流入与多元文化创新;接着,本研究在基于留学视角对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机制检验部分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着的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2）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FDI水平水平的提升;此外,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对长三角地区并无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着;（3）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大小以及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发生变化;当来人才流入规模较大时,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投资风险规避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人才交流产生的文化壁垒降低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而当人才流入规模较小或地理距离较大时,国际人才流入对OFDI的促进机制可能会失灵。关于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没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多的来自非学历留学生和自筹经费留学生人才。此外,通过选择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单一门槛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呈现出双门槛特征;（2）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即对超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影响;同时,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对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地区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内生交互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受到其邻近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且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本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城市却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后,选择高等教育水平、城市地理面积、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蔓延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确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并且在门槛效应模型下的拟合度比线性估计的更优。最后,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同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吸引国际人才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宝贵经验,将“他山之石”与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现状相结合,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建议。
刘学民[4]（2020）在《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着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着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着,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宋文月[5]（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徐洋[6]（2020）在《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增长背后的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这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导致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搭便车”或者环境治理行为不积极的现象。故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是难以实现的,此时,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就得以凸显。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其中;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环境;十九大强调坚持节约、保护和恢复优先的方针,建设保护环境和资源节约的空间格局。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问题成为推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污染防治。可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提升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治理环境的有效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税费、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等方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并通过“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明确各经济主体的治污责任,规范和限制各经济主体的环境行为,以保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正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的评价当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厘清并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将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据此,本文围绕着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阐释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通过测度和经验观察把握现阶段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变化趋势以及动态演进特征,通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传导效应,相应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若干建议。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阐明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环境规制的不可或缺性质。其次,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来明晰本文的总体研究框架和方法运用。最后,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一是环境规制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环境规制强度测算、环境规制效果。二是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测算方法选择。三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行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就业。四是文献评述,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归纳和总结,阐释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第三章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分析部分。一是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微观视角从企业的进入转移、规模分布、经营绩效、投资偏好和居民的健康支出、幸福感、收入分配入手进行阐释,中观视角从产业的转移、升级和区域的环境质量、社会需求入手进行阐释,宏观视角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进行阐释。二是从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视角,分析政府间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三是从技术创新、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就业五个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经验观察部分。一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包括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测度环境规制,从五大发展理念测度经济发展质量。二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观察,包括对环境规制的变化趋势、增长率变动以及演进特征进行观察,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增长率变动以及演进特征进行观察,以及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拟合的经验观察。第五章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分析部分。一是采用我国2006-2017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从基准估计、稳健性以及异质性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二是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中,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基准估计、稳健性、空间效应分解以及异质性来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三是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基准估计和稳健性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六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传导效应三个方面阐释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理。其中,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突破静态传统分析框架,从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入手,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作用机制,等等。第二,在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中选择R&D经费投入强度、城乡居民收入比、区域能源耗费量/GDP、教育经费/总人口等20个指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使指标体系更加全面完善。同时,在构建方法上,突破传统测度采用的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熵值法,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从多维度构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丰富了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第三,采用差异化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传导效应。其中,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孙玉阳[7]（2020）在《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发达国家上百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集中爆发。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增长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在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约束下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外部性、产权不明晰和交易费用昂贵等特点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环境保护,更无法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因此,环境规制作为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环境保护的手段应运而生。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环境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工具不断丰富,环境规制强度也得到显着提升。那么,环境规制究竟能否促进以及如何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呢?本文围绕着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研究。首先,归纳总结了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等相关文献,并且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增长的内涵,界定了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增长的概念,同时系统阐述了市场失灵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其次,详细的介绍了环境规制的状况以及绿色经济增长的状况。再次,系统探讨了“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以及“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三个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反映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深化环境规制变革,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增强经济转型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制度保障能力等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为:（1）我国环境规制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环境规制实施取得良好的效果。（2）全国以及东中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其中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要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出现下降,主要源于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下降;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基本呈收敛趋势。（3）环境规制显着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并通过稳健性检验。（4）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三条路径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并通过稳健性检验。（5）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环境分权、财政分权以及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环境分权的双重门槛,当环境分权较低时,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当环境分权适度时,有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当环境分权较高时,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财政分权的单重门槛,当财政分权较低时,有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当财政分权较高时,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单重门槛,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有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王竹君[8]（2019）在《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增长奇迹”,但在以往的发展中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为此我国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我国早期用资源和环境代价换取了近三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带来的增长代价越来越大,以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因此转变经济增长向绿色效率驱动型转变迫在眉睫。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环境需要。环境规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下,环境规制的制定可以有效帮助经济实现绿色化。环境规制可以划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实施手段、规制形势、政策效果,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也不同。因此,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分析,找到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制定方式,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从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不足入手,借助对环境规制影响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主要的理论判断,随后介绍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并剖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现状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及成因,下一步应用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中介效应分析、门限效应回归及空间效应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微观、中观、宏观三大层面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源于微观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中观产业结构变动两方面因素,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共同受到宏观双向FDI的推动,因此本文将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的优化行为。第二,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间差距显着,并具有动态性、连续性、空间性特征。第三,微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绿色经济效率均呈现显着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由于现阶段规制强度较低表现出对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并不显着。第四,中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渠道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第五,宏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双向FDI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从而有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改善,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非线性机制,IFDI与OFDI两者相互融合、协调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显着提升。第六,基于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并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利用双向FDI实现绿色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应对当前绿色经济发展需求,关注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本文基于当前“绿色”发展需要,落脚于绿色经济效率分析。文中不仅分析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现状与影响因素,而且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二,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并构建综合指标对其进行考察。本文构建综合指标全面考察我国当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得到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第三,从全新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宏观全面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此三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提出了针对我国不同经济结构下构建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刘素霞[9]（2019）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工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工业集聚凭借其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工业集聚战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然而,伴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工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升,资源能源消耗量增加,污染物排放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工业集聚区内通过环境污染治理规模效应、环境治理技术外溢和产业共生等正环境外部性而减少污染排放量。由于工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体,那么究竟中国工业集聚带来何种环境效应则是亟待验证的一个研究课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提高的环境目标,各种环境规制措施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升级。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另一方面则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将会重新考虑其生产和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区域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间接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因此环境规制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基于此背景,本文尝试将工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纳入到统一研究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发展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工业集聚发展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赢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和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在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借鉴Zeng and Zhao（2009）的研究思路,构建一个包含工业集聚、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行业间负外部性等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下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一到命题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与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企业的行为博弈结果息息相关的现实,本文进一步构建包含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各方在不同策略选择组合下的收益值,分析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因素以及环境规制有效的边界条件,由此提出命题六。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首先检验了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总体来看,我国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即工业集聚加剧了集聚地区的污染排放。但是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即工业集聚产生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并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工业集聚程度区间内,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均显着不同,且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逐级下降,进一步说明工业集聚有污染排放减缓效应。从分区域检验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从分时段检验结果来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着小于新常态前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第二,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两个角度,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且工业集聚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说明我国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工业集聚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从不同环境规制指标的差异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弱。此外,环境规制也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门槛变量。当环境规制程度低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较大;而环境规制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能够抑制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直接减少污染排放的效果不明显,甚至起到相反的结果。第三,为了检验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集聚、环境污染和绩效型环境规制均存在显着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且自相关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工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会导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但是对临近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负,并且总效应为负。说明虽然工业集聚直接导致集聚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增加,但是其对其他地区带来的环境污染减排效应更大,所以其总效应为负。即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虽然会导致本地区的污染排放增加,但是从我国全局减少污染排放的总目标出发,工业集聚能够实现全局减排效果。从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来看,投入型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而绩效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效应为负,但是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提升工业集聚水平、优化工业集聚质量、健全工业集聚区绿色协调发展机制、构建更为严厉和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认知度,形成社会公众、环保人士、媒体对污染企业的监督网的政策建议。
彭镇华[10]（2019）在《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我国金融市场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重视金融体系,加强对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让金融市场结构更完整、机构运作更灵活、产品体系更优质,从而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减少过度行政干预,为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让金融体系向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文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融资规模、融资深化和融资结构三个方面,研究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金融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且实证检验并比较分析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解释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和传导机制。首先,本文科学测度1996-2017年我国各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并进行实证检验。学术界关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之上,基于Wurgler（2000）的模型,通过考察固定资本形成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来测算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过去二十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动态广义矩估计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结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我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分析各地区或省市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阶段性特征。空间计量经济学和传统计量经济学最大的差别,即在于传统计量经济学不能考虑区域发展的空间关联性。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市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省市具有溢出效应。如果这种差异和关联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忽略这种差异或因素,会导致传统计量经济学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空间计量经济学可以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各变量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关联及溢出效应,从而比传统计量经济学得到更加稳健和无偏的估计结果。再次,实证检验了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结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机制。一方面,利用动态面板计量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分别从从融资规模、融资深化和融资结构三个方面,实证检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作用。金融结构能通过提升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说明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最后,提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出发,从融资规模、融资深化和融资结构三个方面,研究金融结构与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解释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了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理论研究,并对制定金融政策,推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往往更侧重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运作机制,主要关注其数量、规模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而对金融结构中直接、间接两种不同融资方式的资本配置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在金融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建立了中介效应的经济理论解释机制。中介效应只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机制,也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了中介效应的经济理论机制解释,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与中介效应结合起来,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介效应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此外,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将不同地区金融市场的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纳入到模型中分析,得到的结果更加稳健和无偏。三是在研究对象上,本文使用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了沿海发达省份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既是对现有文献关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数据分析的补充,得到的结果又更具有参考价值。本文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经济学、金融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对推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和发展方向,为推动我国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改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促进民营银行发展,促进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促进全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双向FDI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能利用率测度 |
| 1.2.2 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 |
| 1.2.3 国际化行为与产能利用率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能过剩 |
| 2.1.2 产能利用率 |
| 2.1.3 全球价值链 |
| 2.1.4 对外直接投资 |
| 2.1.5 外商直接投资 |
| 2.2 产能利用率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1 基于峰值法的研究 |
| 2.2.2 基于前沿面分析法的研究 |
| 2.2.3 基于函数法的研究 |
| 2.3 产能过剩的相关理论 |
| 2.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2 基于策略性行为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3 基于市场结构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4 基于成本外部性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4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 2.5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第3章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及作用机制 |
| 3.1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总体理论框架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2.1 需求创造效应 |
| 3.2.2 成本节约效应 |
| 3.2.3 技术溢出和锁定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3.1 生产转移效应 |
| 3.3.2 生产率效应 |
| 3.3.3 出口效应 |
| 3.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4.1 竞争加剧效应 |
| 3.4.2 水平溢出效应 |
| 3.4.3 垂直关联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1.1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设定 |
| 4.1.2 可变成本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2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2.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 |
| 4.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3 测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
| 4.3.1 产能利用率的整体分布 |
| 4.3.2 产能利用率的地区分布 |
| 4.3.3 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分布 |
| 4.3.4 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所有制分布 |
| 4.4 进一步分析 |
| 4.4.1 与其他企业特征联系分析 |
| 4.4.2 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企业进入与退出 |
| 4.5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理论分析:基于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统一分析 |
| 4.5.2 实证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5.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匹配与处理 |
| 5.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测度、分析及经验模型 |
| 5.2.1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与结果分析 |
| 5.2.2 经验模型的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4.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5.4.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5.4.3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5.4.4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检验 |
| 5.4.5 基于企业进口来源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4.6 基于企业出口目的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5.5.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5.2 检验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6.1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6.1.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境外投资机构名录的匹配与处理 |
| 6.1.2 广义精确匹配 |
| 6.1.3 倾向得分匹配 |
| 6.1.4 双重差分法 |
| 6.2 经验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分析 |
| 6.2.2 动态效应检验 |
| 6.2.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6.2.4 安慰剂检验 |
| 6.2.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3 异质性分析 |
| 6.3.1 基于区域分布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产能过剩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4 基于是否僵尸企业视角的检验 |
| 6.3.5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的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4.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6.4.2 检验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7.1 政策背景、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 7.1.1 外资准入管制与识别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识别假设检验 |
| 7.1.4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与处理 |
| 7.2 经验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7.3 异质性分析 |
| 7.3.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7.3.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7.3.3 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检验 |
| 7.3.4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7.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全文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国际人才 |
| 2.1.2 国际留学生 |
| 2.1.3 技术溢出 |
| 2.2 国际人才流动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 |
| 2.2.2 留学教育相关研究 |
| 2.3 技术进步文献综述 |
| 2.3.1 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2.3.2 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 2.4 国际人才流入与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
| 2.4.1 国际移民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4.2 国际移民与城市创新相关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
| 3.1 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积累 |
| 3.1.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分析 |
| 3.1.2 人力资本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
| 3.2 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2.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
| 3.3 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3.3.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 |
| 3.3.2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 3.4 国际人才流入与文化多样性 |
| 3.4.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文化多样性创新的理论框架 |
| 3.4.2 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总体状况分析 |
| 4.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体概况 |
| 4.1.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规模 |
| 4.1.2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目的国分布 |
| 4.1.3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输出国 |
| 4.2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分析 |
| 4.2.1 国际人才流入的总规模 |
| 4.2.2 国际人才的来源地分布情况 |
| 4.2.3 国际人才的结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 |
| 5.1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5.2.2 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总体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
| 5.4 内生性处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6.3.2 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的总体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2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3 考虑国际人才流入间接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7.1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7.1.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7.2.2 总样本分析 |
| 7.2.3 分样本讨论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利用对外投资存量数据替换流量数据分析 |
| 7.3.2 利用DKSE方法进行检验 |
| 7.3.3 加入OECD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 |
| 7.4 进一步讨论 |
| 7.4.1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7.4.2 中国政府奖学金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8.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1.1 计量模型构建 |
| 8.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1.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分析 |
| 8.2.2 稳健型检验 |
| 8.3 内生性处理 |
| 8.4 门槛效应分析 |
| 8.4.1 门槛模型构建 |
| 8.4.2 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城市层面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
| 9.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9.1.1 计量模型构建 |
| 9.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9.1.3 描述性统计 |
| 9.2 实证结果分析 |
| 9.2.1 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 |
| 9.2.2 国际人才流入对规模异质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3 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4 不同类型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3 稳健性检验 |
| 9.3.1 利用专利申请数据替换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析 |
| 9.3.2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9.4 内生性处理 |
| 9.5 门槛效应检验 |
| 9.6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国家层面:制定国际人才战略,降低人才流动壁垒 |
| 10.2.2 地方层面:配套人才优惠政策,注重城市品牌建设 |
| 10.2.3 高校层面:提升大学国际声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
| 10.3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雾霾污染研究现状 |
| 1.3.2 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
| 1.3.3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 1.3.4 雾霾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现状 |
| 1.3.5 环境污染治理核心相关理论 |
| 1.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3 协同治理理论 |
| 2.2 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 |
| 2.2.1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2.2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分析 |
| 2.3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机制 |
| 2.3.1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2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3 协同路径优化综合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 3.1 引言 |
| 3.2 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 |
| 3.2.1 污染排放 |
| 3.2.2 促进条件 |
| 3.2.3 作用反应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3.3.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3.3.4 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构建 |
| 3.3.5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3.4 雾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分析 |
| 3.4.1 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 3.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3.5 雾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 3.5.1 人为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5.2 自然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4.2.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1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简析 |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4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1 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2 时间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3 区域差异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5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5.2.3 实证模型发展与构建 |
| 5.3 环境规制协同的测算与分析 |
| 5.3.1 环境规制横向协同 |
| 5.3.2 环境规制纵向协同 |
| 5.4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
| 5.4.1 横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2 纵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研究结果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与数据 |
| 6.2.2 研究方法 |
| 6.2.3 模型构建 |
| 6.3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1 “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措施 |
| 6.5 政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规制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
| 2.1.2 关于环境规制强度测算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效果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
| 2.2.3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测算方法选择 |
| 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
| 2.3.3 关于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3.4 关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 |
| 2.3.5 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 |
| 2.3.6 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 |
| 3.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分析 |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视角 |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中观视角 |
| 3.1.3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宏观视角 |
| 3.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3.2.1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形成 |
| 3.2.2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经济发展质量 |
| 3.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分析 |
| 3.3.1 技术创新传导 |
| 3.3.2 地方政府竞争传导 |
| 3.3.3 外商直接投资传导 |
| 3.3.4 产业结构调整传导 |
| 3.3.5 就业传导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及经验观察 |
| 4.1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1.1 环境规制测度 |
| 4.1.2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 |
| 4.2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观察 |
| 4.2.1 环境规制经验观察 |
| 4.2.2 经济发展质量经验观察 |
| 4.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拟合经验观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实证检验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3 基准估计检验 |
| 5.1.4 稳健性检验 |
| 5.1.5 异质性检验 |
| 5.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实证检验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设置 |
| 5.2.3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5.2.4 基准估计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 |
| 5.2.6 溢出效应分解 |
| 5.2.7 异质性检验 |
| 5.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实证检验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基准估计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本文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1.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
| 2.促进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
| 3.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的传导机制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
| 1.2.2 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 |
| 1.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 1.2.4 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绿色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市场失灵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新制度主义理论 |
| 第3章 环境规制变迁、工具及效果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变迁 |
| 3.2 环境规制工具 |
| 3.2.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 |
| 3.2.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 |
| 3.2.3 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 |
| 3.2.4 环境规制工具的优缺点 |
| 3.3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分析 |
| 3.3.1 全国污染治理效果分析 |
| 3.3.2 区域污染治理效果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经济增长测算、现状及收敛分析 |
| 4.1 绿色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
| 4.1.1 参数方法 |
| 4.1.2 非参数方法 |
| 4.1.3 Malmquist-Luenbenrger指数测算方法 |
| 4.2 绿色经济增长测算指标选取 |
| 4.2.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2 投入指标选取 |
| 4.2.3 产出指标选取 |
| 4.3 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
| 4.3.1 全国绿色经济增长分析 |
| 4.3.2 区域绿色经济增长比较分析 |
| 4.4 绿色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 |
| 4.4.1 收敛假说与收敛机制分类 |
| 4.4.2 绿色经济增长绝对收敛检验 |
| 4.4.3 绿色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分析 |
| 5.1 理论模型构建 |
| 5.2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实证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产业结构升级机制理论分析 |
| 6.1.2 技术创新机制理论分析 |
| 6.1.3 外商直接投资机制理论分析 |
| 6.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实证检验 |
| 6.3.2 技术创新机制实证检验 |
| 6.3.3 外商直接投资机制实证检验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环境分权门槛效应理论分析 |
| 7.1.2 财政分权门槛效应理论分析 |
| 7.1.3 市场化程度门槛效应理论分析 |
| 7.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7.2.1 门槛回归方法及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说明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环境分权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
| 7.3.2 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
| 7.3.3 市场化程度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环境规制体系不断完善并取得良好效果 |
| 8.1.2 绿色经济增长不断提升并呈收敛趋势 |
| 8.1.3 环境规制显着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
| 8.1.4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传导机制 |
| 8.1.5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深化环境规制变革,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
| 8.2.2 增强经济转型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 8.2.3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制度保障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 |
| 2.1.1 绿色经济理论发展 |
| 2.1.2 绿色经济效率发展 |
| 2.2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2.1 环境规制理论演进 |
| 2.2.2 环境规制的实证研究 |
| 2.3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 |
| 2.3.1 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2 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机制 |
| 3.1.1 基于零和观点的新古典经济学 |
| 3.1.2 基于双赢观点的波特假说 |
| 3.1.3 不同层面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
| 3.2.1 基本假设 |
| 3.2.2 企业排污成本分析 |
| 3.2.3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收益分析 |
| 3.2.4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模型推导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演进 |
| 4.1 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界定与分类 |
| 4.1.1 环境规制的界定 |
| 4.1.2 环境规制的分类 |
| 4.2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变迁 |
| 4.2.1 命令控制型规制形成:1978—1989年 |
| 4.2.2 市场激励型规制兴起:1990—1999年 |
| 4.2.3 市场激励型规制快速发展:2000—2010年 |
| 4.2.4 多元化政策工具涌现:2011 年至今 |
| 4.3 异质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 4.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践 |
| 4.3.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践 |
| 4.4 我国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现有研究回顾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超效率SBM |
| 5.2.2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
| 5.3 绿色经济效率省域差异与动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分析 |
| 5.4 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差异因素分析 |
| 5.4.1 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因素分析 |
| 5.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5.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5.5.3 空间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 |
| 6.1 现有研究回顾 |
| 6.1.1 波特假说 |
| 6.1.2 反波特假说 |
| 6.1.3 波特假说的不确定性 |
| 6.2 机理分析 |
| 6.2.1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2.2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指标说明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2 异质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 |
| 7.1 现有研究回顾 |
| 7.1.1 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效率 |
| 7.1.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 |
| 7.1.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效率 |
| 7.2 机理分析 |
| 7.2.1 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7.2.2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说明 |
| 7.3.3 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2 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宏观层面: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 |
| 8.1 现有研究回顾 |
| 8.1.1 双向FDI与经济效率 |
| 8.1.2 双向FDI的环境效应 |
| 8.1.3 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经济效率 |
| 8.2 机理分析 |
| 8.2.1 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8.2.2 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分析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双向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结构中介效应检验 |
| 8.4.2 异质型环境规制、双向FDI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异质型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 9.1 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建议 |
| 9.1.1 异质型环境规制的作用范围与导向 |
| 9.1.2 环境规制的动态实施与调整 |
| 9.1.3 关于规制工具的优化与组合 |
| 9.2 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
| 9.2.1 微观层面: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
| 9.2.2 中观层面: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 |
| 9.2.3 宏观层面:利用双向FDI实现绿色升级 |
| 第十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本文的相关理论 |
| 2.1.1 产业集聚理论 |
| 2.1.2 环境规制理论 |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2.2.1 工业集聚环境外部性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排放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集聚研究 |
| 2.2.4 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研究 |
| 2.2.5 简要评价 |
| 3 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理论分析 |
| 3.1 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
| 3.1.2 模型基本设定 |
| 3.1.3 环境规制政策下污染排放的决定 |
| 3.1.4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数值模拟分析 |
| 3.2 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博弈论分析 |
| 3.2.1 企业、政府及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三方博弈假设及模型建立 |
| 3.2.2 三方博弈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3.2.3 三方博弈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的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
| 4.1 我国工业集聚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 |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指标 |
| 4.1.2 我国工业集聚时空演变分析 |
| 4.2 我国环境规制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 |
| 4.2.1 环境规制的分类 |
| 4.2.2 环境规制测度指标 |
| 4.2.3 我国环境规制时空演变分析 |
| 4.3 我国环境污染时空演变分析 |
| 4.3.1 我国环境污染的总体状况分析 |
| 4.3.2 我国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污染减缓效应实证研究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 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3.1 全国285 个地级市全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2 分区域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3 分阶段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排放减缓效应——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
| 5.4.1 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确定 |
| 5.4.2 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
| 6.1 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1 调节变量及调节效应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6.1.3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2 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基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
| 6.3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基于省级数据的再检验 |
| 6.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3.3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检验 |
| 7.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 |
| 7.1.3 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7.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 7.2.1 空间计量模型形式及选择 |
| 7.2.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及空间计量结果 |
| 7.2.3 总效应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测度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1.5 技术路线与结构 |
| 1.6 主要创新点 |
| 1.7 主要研究内容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测算我国和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方面 |
| 2.1.2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方面 |
| 2.1.3 金融结构与资本配置效率方面 |
| 2.1.4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方面 |
| 2.1.5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效率比较研究方面 |
| 2.1.6 金融抑制和融资深化理论研究方面 |
| 2.1.7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的贡献 |
| 2.2 相关理论基础与经济模型 |
| 2.2.1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2 金融自由化及我国制度背景 |
| 2.2.3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基础 |
| 3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测度及时空差异特征 |
| 3.1 引言 |
| 3.2 数据来源与理论模型 |
| 3.3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测度及变化趋势 |
| 3.3.1 主要经济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2 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计算我国资本配置效率 |
| 3.3.3 Swamy随机系数模型计算我国历年资本配置效率 |
| 3.4 各省市资本配置效率及地区差异特征 |
| 3.4.1 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各省市总体资本配置效率 |
| 3.4.2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和特征 |
| 3.4.3 Swamy随机系数模型计算各省市历年资本配置效率 |
| 3.5 本章小结 |
| 4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数据整理与变量设置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变量设置 |
| 4.4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4.4.1 融资规模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2 融资深化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3 融资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Arellano-Bond广义矩估计 |
| 4.5.1 融资规模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融资深化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4.5.3 融资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阶段性特征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空间权重矩阵 |
| 5.3.1 变量选取与指标构建 |
| 5.3.2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
| 5.3.3 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4 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4.1 融资规模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2 融资深化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融资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 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5.5.1 空间面板实证检验 |
| 5.5.2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 5.6 本章小结 |
| 6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数据描述与变量设置 |
| 6.4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4.1 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总体效应 |
| 6.4.2 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 |
| 6.5 稳健性检验：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的实证检验 |
| 6.5.1 空间面板实证检验 |
| 6.5.2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结构与资本配置效率中介效应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数据描述与变量设置 |
| 7.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2 变量设定 |
| 7.4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7.4.1 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4.2 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改革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
| 8.2.2 推进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提升间接融资资本配置效率 |
| 8.2.3 创新区域性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
| 8.2.4 强化金融风险识别与监管，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2]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D]. 谢沐芳. 吉林大学, 2020(01)
- [3]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谷媛媛. 东南大学, 2020(02)
- [4]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D]. 刘学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1)
- [5]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6]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D]. 徐洋. 辽宁大学, 2020(01)
- [7]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孙玉阳. 辽宁大学, 2020(01)
- [8]异质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王竹君. 西北大学, 2019(04)
- [9]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D]. 刘素霞.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D]. 彭镇华.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