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边”不再是旧模样（论文文献综述）
刘超[1]（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艺政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承载着政治实践的重要使命。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历史转变及其对文艺组织、文艺创作的影响,不仅能够深度还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逻辑生成及其范式转换,还能够真实再现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的场域变革与历史承续。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对党领导当前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可能的创新及相关概念界定。第二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在历史背景方面,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历史条件方面,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第三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讲话》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讲话<引言>》、《讲话<结论>》、《讲话》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第四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组织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组织、戏剧组织、音乐组织、美术组织的影响。第五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创作、戏剧创作、音乐创作、美术创作的影响。第六部分:审视及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在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主要包括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开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学。在存在的不足之处方面,主要包括文艺创作缺乏多元化、政策执行出现教条化。
付宝琦[2]（2019）在《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末的几年,是中共在延安遭遇的最困难的时期,此时正处于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作战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显得貌合神离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了冲突和摩擦。内外交困中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南泥湾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在边区有限且贫薄的土地中,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南泥湾是垦荒的理想之地,中共对南泥湾采取了军垦的方式,令回防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此地屯垦生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南泥湾改变了不毛之地的状况,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水稻也在垦荒生产运动中引入,一直延续至今。从自然、人口、技术等要素考虑,水稻在南泥湾的引种并非偶然,并且这里的水稻自问世之日起便有特殊的涵义。它是所谓“陕北好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一项生产实验,某种程度上也是1950年代末全国范围稻改运动的滥觞。建国之后,南泥湾历经劳改农场、农建兵团农场两个前后相续的时期,劳改犯人和知识青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成了集体化时期水稻面积和产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各地的移民渐次来到南泥湾,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水稻,但其规模、技术等较农场均相去甚远。改革开放后,南泥湾农场因人口的流失而江河日下,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则增加了水稻的种植,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水稻最终被当地农民舍弃。时至今日,南泥湾残存的几百亩稻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而南泥湾人的水稻记忆则不外乎痛苦、受罪、劳累等关键词。南泥湾的水稻,自有之日起便有着丰富的涵义,其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大生产运动赋予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内涵,而这种内涵在集体化时期被再度阐释。基于南泥湾社会的长程发展分析表明,本地在人口大量涌入的时期生产上也往往有所发展。南泥湾近八十年的稻作历程有高潮亦有低谷,此中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人。与种植水稻相始终,“陕北好江南”的称号虽然贯穿于南泥湾的历史,事实却是盛名难副。对于今天困难重重、深陷发展瓶颈的南泥湾,“陕北好江南”仍然是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当前,南泥湾新一轮的稻改正方兴未艾,成败尚待观察,其中值得思考的是:水稻只是江南意象的一种标志符号,南泥湾真正需要追逐的是那种民殷物阜、百业兴旺的社会繁荣景象。
白梅梅[3]（2016）在《山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真武信仰作为民间信仰之一,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信仰基础。时至今日,大大小小的真武庙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使得武当道士纷纷前往各地传教,山西方山北武当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道教。论文选择以山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碑刻文献资料,从方山真武信仰圈形成的特殊地域环境、真武庙宇的修缮、朝山进香活动等诸多方面入手,通过分析研究,力图剖析民众对真武信仰的功利性心理。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北武当山真武信仰的传承变化以及真武信仰在俗化过程中与民众的生活关系。首先,通过对北武当山真武庙的修缮、朝山进香、真武庙会的物化、传说、传说对真武信仰的影响及民众对真武信仰的认同等的阐述,将真武信仰进行立体的展示,从而呈现出民众独特的信仰活动。其次,分析了在现代旅游产业背景下真武信仰的演变及其在北武当山旅游中的地位,阐述了真武信仰在官方宣传、推动和民众习俗性弱化过程中的变迁。最后,通过总结全文,对现代语境下真武信仰的传承、发展方向等作了简单的思考。真武信仰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民众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方式的改变,民众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加之旅游业的兴盛、渗透,真武信仰要想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继续传承、演变,必须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以及民众的需求。
邓道坤,段安华,姚中凯,江国钧,余爱民,李应凤,何红卫,向雪峰[4]（2015）在《农业大县的监利之变 上篇:监利变化》文中指出监利农民走向富裕2000年左右,监利农民收入低、生活无保障,一度成为"农民真穷"的典型。历经十年多发展,当目光再次聚焦监利,监利农民的状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监利县总人口138.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05.2万人,从事种养殖人口47万人,农民人均收入2400元;到2014年,监利县总人口157.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09.6万人,从事种养殖的人口38万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308元,增长了4倍。现在的监利农民,生产条件大幅改善,收入水平大幅
谢依阳[5]（2015）在《抗战时期延安木刻中的风景及权力关系》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讨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木刻风景图像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其理论的研究视角是风景政治,所依据的研究材料是1937年至1945年期间的延安木刻,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历史的影像资料。作为木刻图像中的风景政治研究,试图借助与大地人文景观相关的木刻图像,阐释其创作动机及意义表征,追究其图像生成的历史必然,建构抗战时期延安木刻中风景意象的话语系统。本文写作有两个目的：一是考察当时延安木刻创作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艺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思考当时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及其政治诉求如何在木刻图像中得以存在。延安木刻中的“延安”,是一个大的区域概念,即在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包括晋察冀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活动的区域,因战争的缘故,其区域的界限并不稳定。本文讨论的范围以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为主,因为这两个区域空间意义不同,木刻创作也各具特色。本文共六章,第一章分析区域空间的政治意涵；第二章考察延安木刻群体的组织形态、活动路线及作为共同体成员所经历的思想变化；第三章讨论“进入权”问题,围绕“破交战”和“袭击战”等游击战争题材,分析木刻图像中的意义内涵；第四章讨论“开发权”问题,围绕部队屯垦和农村合作互助等大生产运动题材,分析木刻图像中的意义内涵；第五章讨论大地空间意象的神圣化问题,涉及相关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第六章讨论民主根据地的政治认同问题,涉及“谁在风景”以及社会大众的文化立场。对美术史的研究而言,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的图像意义远远大于其风格样式的形式审美问题,或者说,图像表达中的政治问题甚至决定了形式语言的转向,这在其他地区或别的历史时期都难以实现。
贺师莲[6]（2015）在《重庆主城区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国园林建设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园林建筑。园林建筑小品向来不以体量及数量取胜,而是从形体、构造及相互之间的组合、布局形成或分散或聚合的灵活建筑。亭、廊、架和园桥则是众多公园园林建筑小品中颇具代表性的建筑。重庆被称之为山城,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大山大水的自然环境,公园多依山傍水而建。园林建筑小品作为公园建设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在重庆这种以自然山水见长的公园内往往成为点睛之笔,为游人驻足休憩、赏景的提供极佳场所或场地。亭、廊、架及园桥在公园内往往具备联系其它建筑及组织游览路线的联系功能,同时其自身的建筑形式、材质类型、装饰风格的应用也形成了亭、廊、架及园桥自身的景观功能。在巴蜀文化及道家“天人合一”崇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影响下,亭、廊、架和园桥自身的构建形制和美学追求也吸取了传统园林的创作精髓——“虽由人做,宛白天开”。随着公园的快速发展,公园内园林建设小品大量地涌现,结合实际的案例发现,部分公园内园林建筑小品的设计造型及布局并非是景观设计者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随意而为之,任意点缀,不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和感受及整体景观的美感。如何继承传统亭、廊、架及园桥的建筑精髓,充分发挥其作为园林建筑小品的价值成为众多设计者及笔者所面临的问题,希望通过对不同时期亭、廊、架及园桥演变研究,总结出其变迁的规律,以期对今后的以来建筑小品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公园园林建筑小品的变迁步伐往往与公园的变迁相一致,笔者从重庆主城区公园的建设情况,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将公园的发展建设分为五个阶段,并以此时间划分作为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发展的时间段。各个时间段公园内亭、廊、架、桥为研究对象,就其风格、造型、建造材质、色彩装饰等方面进行研究,运用实地调研、归纳总结、文献整理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各个时期公园园林建筑小品进行分析、总结不同时期的园林建筑小品进行比较,以发现其变迁的规律。分别对每个时间段公园内亭、廊、架、桥的特性包括,并采取对比的方法,以发现其变迁的轨迹及趋势。就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园林建筑小品除却受本土建筑的影响,如吊脚楼、川东民居的影响,园林建筑小品或多或少带有本土建筑的印记,致使重庆公园园林建筑小品有其独具特色的一面。通过纵向对比发现不同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的步调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其建造形式、风格、建造材质等在演变进步的过程中,常常是相互交叉的。现今,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建造模式,但结合实际案例,发现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布局和形式往往呈现随意点缀、千篇一律、乏味怪诞的现象。如何继承传统园林建筑小品的建筑精髓为今天的设计提供有力的依据和参考成为笔者所面临的问题,并希望通过对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的研究,能对今后园林建筑小品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罗莹[7]（2014）在《《边区群众报》与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文中研究说明《边区群众报》作为一份专为陕甘宁边区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通俗报纸,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这些都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新闻事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其概念是后人对延安时代的精神风尚的认识和概括,在延安时代它事实上是以其“原生形态”而存在的。因此,本文基于对《边区群众报》中关于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报道的收集与分析,形成对《边区群众报》宣传报道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从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简明介绍《边区群众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和本选题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全面呈现《边区群众报》对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第三部分：主要概括《边区群众报》对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具有大众化、具体化与系统化等特点。第四部分：具体思考《边区群众报》宣传报道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秦彬[8]（2013）在《“改造”话语与延安文学 ——基于政治文化统合性视角的考察》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考察“改造”话语与延安文学的互动关系。共产党要在延安社会推行政治文化并启蒙、动员民众参与战争,不得不重视文艺的功效,对文学和社会的改造成为战时社会的必然,由此政治家的“改造”话语成为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本文力图全面地展示延安文学改造以及社会改造的总体面貌,考察文学如何配合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政治权力的凝聚,这将为如何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提供反思。本文的分析不仅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在文史互证的基础上揭示出延安时期文学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相关概念如延安文学、政治文化、统合性做出相关界定和阐述,最后在历时性梳理涉及延安文学“改造”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学术界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简单来说,第一章确立“改造”话语；第二三四章则是改造的对象：个体、集体和民间；第五章为改造后的文学景观。具体操作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延安文学“改造”话语的确立过程,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延安立足必须要对其本土文化进行改造和聚拢。战争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其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同,实质上反映出二者的权力竞争,对延安文学与延安社会进行改造所依据的是政治家的“改造”话语,文学家的“改造”话语式微。第二章着重考察在政治文化凝聚中现实的个体以及文本中个体形象的境遇,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转变,不洁者和俘虏成为战争的利用对象,儿童被赋予革命意识,农民在气质上有了很大改观,二流子成为革命的团结对象,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军队中贡献力量,个体的价值被重新认定,个体被取消了独立性。第三章分析政治文化影响下的集体意识呈现,分别选取了家庭、文艺社团、作为复述的干部、本土派、道德派人物、文学传播媒介等几个点进行梳理,考察作为社会中间体力量它们如何摆脱松散状态,新型集体意识如何萌生的过程,并剖析它们被赋予何种新的集体形象。第四章剖析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社会中的民间艺人被政治权力收编,成为政治文化的传播者,共产党利用民间传说来动员民众,以往的民间传说被置换为现在的民间革命故事,传播的是历史的体验与记忆,建立一种革命的信仰,在“民族形式”大讨论的背景下,民间的艺术形式被充分重视,秧歌剧、街头诗、朗诵诗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武器,民众在秧歌剧的全民狂欢节中增强了政治意识,民间日常生活的私人性被取消,民间的重要节日成为政治文化推行的契机。第五章阐述政治文化改造后的延安文学图示,首先是在与孙犁的比对中考察“赵树理方向”确立的个性追求和社会背景等原因,延安文学塑造的是以劳动英雄为主流的形象,而非萧军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随着权力的集中,形成毛泽东卡里斯马型领袖形象书写的浪潮,由于军民参战的广泛性,文学作品中出现军民同构的叙事模式。结论部分辩证看待延安时期共产党政治文化介入下的文学改造与社会改造,一方面它确实调动了民众参与战争的热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受害最大,我们要反思这种战时的文学观念,延安时期的改造运动为如何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提供了反思性经验,应当保持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的独立性,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综上所述,“改造”是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政治家通过对文学的改造以及文学参与对社会的改造传播了共产党政治文化,达到了政治功利性的目的。我们应当反思这种战时社会下的文学和社会发展模式,以理性主义代替功利主义才是常态社会发展的思想。
朱郑勇[9]（2013）在《从敌视对抗到共存互利：10世纪前胡、汉间的冲突、磨合与妥协》文中研究说明自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与匈奴,这两个分别代表农业与游牧文明的大帝国首次正面遭遇,到840年回纥帝国灭亡。胡、汉关系在这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折。西汉与匈奴从和亲走向战争,都试图以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遭受巨大损失后,双方萌发了探索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的意识。公元前50年代匈奴的内战迫使呼韩邪单于臣服于汉朝,但也使汉、匈双方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和平相处。呼韩邪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对后世的游牧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初以对抗为基调的胡、汉关系在此后数世纪内转变为以合作为主流,同时也使草原上的游牧人长期陷于分裂的状态。4世纪初“五胡之乱”爆发,由塞外逐步南下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最终统治了华北,平城时代的北魏诸帝具有皇帝与可汗两种身份,抱有统治草原与汉地的野心,这促成了草原再次团结为统一政权,开启了新一轮的胡、汉对抗。而随着北魏汉化渐深,其边疆政策也逐渐趋同于汉式王朝。以六镇之乱为契机,北魏与柔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彼此依存程度更深的合作关系,这可视作是唐与回纥在安史之乱中结成的共存互利关系的先声。随着北魏的分裂,一直以来以汉地王朝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开始逆转,直到唐初击灭东突厥汗国,胡、汉双方对朝贡主导权的争夺才告一段落。然而,唐朝对朝贡体系的主导权在与突厥第二汗国和回纥汗国的交往中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这是胡、汉双方彼此调整、磨合与妥协的结果,使游牧帝国与汉地王朝最终都接受了朝贡体系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模式,而朝贡体系也因此具有了更大的弹性和包容性。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公元前3世纪末农、牧帝国首次遭遇后,如何从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冲突转变为探索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的过程。第二章则讨论了因匈奴内战而意外降临的和平如何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胡、汉关系,使得双方的冲突渐趋缓和,而合作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流。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入主中原的游牧人与草原上的游牧人之间新一轮对抗的开始、缓和,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彼此依存程度更深的合作关系的过程。第四章论述了胡、汉双方对朝贡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以及胡、汉双方在调整、磨合、妥协下接受朝贡体系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模式。在余论中,笔者指出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胡、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与影响逐渐加深。这使得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和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汉地王朝的边疆策略逐渐对级别越来越高的草原游牧政治体产生了效果,另一方面汉地王朝在与游牧国家的朝贡关系中需要作出越来越多的妥协,而这也使得自北朝末年以来几度出现反复、中断乃至逆转的胡、汉之间的朝贡关系至此也终于稳定下来。
王丽虹[10]（2010）在《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鲁艺音乐教育既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篇章,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音乐教育的先河。鲁艺音乐教育的创办是中日民族矛盾、国共政党矛盾、社会阶级矛盾、音乐发展需要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政治因素的融入和影响下,鲁艺音乐教育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中国抗战的实际,顺应了人民群众对音乐的渴求,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融入在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经与音乐教育结合,就产生了革命的、大众的音乐；鲁艺音乐教育一经与政治因素融合,其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就得到大幅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对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具体入微的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因素的融入主要体现在鲁艺音乐系的创立过程、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教育学制与内容安排以及音乐作品等诸多方面。政治因素对鲁艺音乐教育的融入,实现了中国革命音乐教育空前的繁荣。主要表现在：音乐社会功能的提升、音乐审美范畴的表现、音乐教育模式的创新、音乐创作题材的丰富。上升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音乐文化之后,鲁艺音乐教育开创了中国革命音乐教育的先河,奠定了此后中国音乐事业的基础。然而,政治与音乐教育虽然同属于意识形态,但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和内在规律,混淆二者的界限则不仅会对政治本身产生消极影响,也会导致音乐纯美属性的淡化、音乐人文功能的弱化、音乐艺术品格的俗化,从而影响音乐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二十一世纪是激烈变革的世纪,是“知识授予型”向“知识创造型”转换的重要变革时期。值得我们对音乐教育深刻反思的问题是：音乐教育如何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变幻无常、竞争激烈的世界作出贡献?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关系到音乐教育发展进步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鲁艺音乐教育中政治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推进音乐教育事业的进程中把握自主与使命、当前与长远、普及与提高、个性与共性这几对矛盾关系,从而正确处理音乐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慎选音乐教育的发展路径,谋划音乐教育的人才培养战略,推进音乐教育的学科拓展提升,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我国音乐教育新的繁荣。
二、“三边”不再是旧模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边”不再是旧模样（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2、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
|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 |
| 2、抗日战争的爆发 |
|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 4、国共两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条件 |
|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
| 2、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 |
| 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
| 4、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进程 |
| (一)《讲话》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1、陕北会师之后至“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2、“七七事变”之后至《讲话》发表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1、两个战线 |
| 2、五个问题 |
| 1、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
| 2、文艺如何去服务的问题 |
| 3、文艺工作的两个关系问题 |
| 4、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 |
| 5、文艺整风的问题 |
| (四)《讲话》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1、《讲话》发表之后至抗战胜利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2、抗战胜利之后至出师华北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组织的影响 |
| (一)对文学组织的影响 |
| (二)对戏剧组织的影响 |
| (三)对音乐组织的影响 |
| (四)对美术组织的影响 |
|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
| (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二)对戏剧创作的影响 |
| (三)对音乐创作的影响 |
| (四)对美术创作的影响 |
| 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启示 |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产生的积极效果 |
| 1、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 |
| 2、开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学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存在的不足之处 |
| 1、文艺创作缺乏多元化 |
| 2、政策执行出现教条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共延安时期南泥湾的开发 |
| 第一节 发现南泥湾 |
| 第二节 生产的旗帜 |
| 第三节 第一片稻田 |
| 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南泥湾的徘徊挣扎 |
| 第一节 历史的空页 |
| 第二节 生产与饥饿 |
| 第三节 农场的迁建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建兵团、农民与水稻生产 |
| 第一节 移民的社会 |
| 第二节 为革命种稻 |
| 第三节 稻作协奏曲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基因、水稻记忆及其他 |
| 第一节 记忆中的水稻田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的裂变 |
| 第三节 再造陕北好江南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山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真武（玄武）起源研究 |
| 1.2.2 真武与道教科技文化研究 |
| 1.2.3 地域真武信仰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资料来源 |
| 2 方山真武信仰的生成空间 |
| 2.1 方山的自然地理环境 |
| 2.2 方山的人文历史环境 |
| 3 北武当山真武信仰的传承 |
| 3.1 北武当山庙宇的创修与庙会活动 |
| 3.1.1 真武庙的创建与维修 |
| 3.1.2 真武信众朝山进香 |
| 3.1.3 现代性语境下的真武庙会 |
| 3.2 真武传说与真武信仰 |
| 3.2.1 真武传说与灵验传说 |
| 3.2.2 传说流布对真武信仰的影响 |
| 3.3 民众对真武信仰的认同 |
| 4 旅游产业背景下的方山真武信仰 |
| 4.1 以北武当山为中心的真武信仰的建构 |
| 4.1.1 北武当山旅游区的兴建 |
| 4.1.2 真武信仰在北武当山旅游中的地位 |
| 4.2 真武信众信仰的变迁 |
| 4.2.1 官方话语的推动 |
| 4.2.2 信众信仰的弱化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碑记 |
| 附录B 北武当山旅游公司内部资料 |
| 附录C 访谈记录 |
| 附录D 山西省各县市真武庙分布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农业大县的监利之变 上篇:监利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监利农民走向富裕 |
| 一、农民演变新概念 |
| 二、农民创业新空间 |
| 三、农民收入来源新途径 |
| 四、农民主体新地位 |
| 监利农业提质增效 |
| 一、传统产业做大做强 |
| 二、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
| 三、效益农业方兴未艾 |
| 四、农业新产业不断发展 |
| 监利农村文明进步 |
| 镜头回放:2004年的监利农村 |
| 奋斗历程:十年图变 |
| 一、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
| 二、农村人居环境显着提升 |
| 三、农村社会发展不断突破 |
| 四、农村生态环境有效改善 |
| 监利突围之路径 |
| 一、深化改革是动力 |
| 二、转变方式是前提 |
| 三、产业发展是抓手 |
| 四、政策驱动是保障 |
（5）抗战时期延安木刻中的风景及权力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关键词 |
| 二、与本题相关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区域概念及社会空间 |
| 引言 |
| 第一节 “边区”的政治意涵 |
| 第二节 “后方”的生产属性 |
| 第三节 根据地的游击战略 |
| 第二章 木刻组织与共同体意识 |
| 引言 |
| 第一节 木刻协会与木刻运动 |
| 1. 从鲁艺出发：三条发展路线 |
| 2. 前方与后方：两个“边区美协” |
| 第二节 “美术工作者” |
| 1. 代言者：方法论的洗礼 |
| 2. 批判者：被批判的对象 |
| 3. “一切宣传并非全是艺术” |
| 4. 一个木刻家的思想转化 |
| 第三章 有关“进入权”的木刻风景 |
| 引言 |
| 第一节 “不让敌人通过” |
| 1. 哨卡：凭路条通行 |
| 2. 破袭：打断敌人的脚骨 |
| 第二节 “战斗的原野” |
| 1. 风的意象：夜行军 |
| 2. “转战古长城内外” |
| 3. 东渡黄河 |
| 第四章 有关“开发权”的木刻风景 |
| 引言 |
| 第一节 “南泥湾”大生产 |
| 1. 垦荒屯戍 |
| 2. 纺线线 |
| 3. 兴建水利 |
| 4. 骡马运输队 |
| 第二节 组织起来 |
| 1. “开荒任务完成了” |
| 2. “牛犋变工队” |
| 3. “帮助老乡扬场” |
| 第五章 文化赋值：从往昔之地到文化恒产 |
| 引言 |
| 第一节 跨地域的文化想象 |
| 1. 延安：革命的“圣地” |
| 2. 窑洞：重建的记忆 |
| 第二节 真实记忆与神话记忆 |
| 1. “红太阳”的意象 |
| 2. “圣经时代结束了” |
| 第六章 文化认同：一块民族情绪的共鸣板 |
| 引言 |
| 第一节 被删减的景物与被排斥的人 |
| 1. 明朗的天：政治认同下的民主根据地 |
| 2. “逃亡地主又归来”：离不去的家园 |
| 第二节 经验共同体与等级世界 |
| 1. 民族主义 |
| 2. 风景剧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版目录 |
| 附录：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美术活动年表 |
| 在校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重庆主城区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园林建筑小品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园林建筑小品研究概况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地理范围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园林建筑小品及相关设计理论 |
| 2.1. 园林建筑小品的概念的界定及分类 |
| 2.2. 亭的相关概念及分类 |
| 2.3. 廊的相关概念及分类 |
| 2.4. 架相关概念及分类 |
| 2.5. 园桥的相关概念及分类 |
| 3. 重庆主城区公园发展历史概况 |
| 3.1. 重庆公园发展概述 |
| 3.2. 重庆公园发展历程 |
| 3.2.1. 1926——1949：园林建筑小品建设起步阶段 |
| 3.2.2. 1949——1959：园林建筑小品缓慢发展阶段 |
| 3.2.3. 1960——1980：园林建筑小品建设基本停滞阶段 |
| 3.2.4. 1981——1996：园林建筑小品多恢复改建,少新建阶段 |
| 3.2.5. 1997至今：园林建筑小品大量建设阶段 |
| 3.3. 小结 |
| 4. 重庆主城区公园景观亭的变迁 |
| 4.1. 发展起步阶段的亭 |
| 4.2. 结果分析 |
| 4.3. 受苏联文化影响,略有变化阶段的亭 |
| 4.4. 结果分析 |
| 4.5. 受文化大革命摧残,发展受阻阶段的亭 |
| 4.6. 结果分析 |
| 4.7. 受西方文化影响,欧式风格开始出现阶段的亭 |
| 4.8. 结果分析 |
| 4.9. 快速发展时期的亭 |
| 4.10. 结果分析 |
| 4.11. 本章小结 |
| 5. 重庆主城区公园景观廊的变迁 |
| 5.1. 园林建筑发展起步阶段的廊 |
| 5.2. 结果分析 |
| 5.3. 受苏联文化影响,略有变化阶段的廊 |
| 5.4. 结果分析 |
| 5.5. 受文化大革命摧残,发展受阻阶段的廊 |
| 5.6. 结果分析 |
| 5.7. 受西方文化影响阶段的廊 |
| 5.8. 结果分析 |
| 5.9. 快速发展时期的廊 |
| 5.10. 结果分析 |
| 5.11. 本章小结 |
| 6. 重庆主城区公园花架的变迁 |
| 6.1. 发展起步阶段的花架 |
| 6.2. 结果分析 |
| 6.3. 受苏联文化影响,略有变化阶段的花架 |
| 6.4. 结果分析 |
| 6.5. 受文化大革命摧残,发展受阻阶段的花架 |
| 6.6. 结果分析 |
| 6.7. 受西方文化影响阶段的花架 |
| 6.8. 结果分析 |
| 6.9. 快速发展时期的花架 |
| 6.10. 结果分析 |
| 6.11. 本章小结 |
| 7 重庆主城区公园园桥的变迁 |
| 7.1. 发展起步阶段的园桥 |
| 7.2. 受苏联文化影响,略有变化阶段的园桥 |
| 7.3. 结果分析 |
| 7.4. 受文化大革命摧残,发展受阻阶段的园桥 |
| 7.5. 结果分析 |
| 7.6. 受西方文化影响,欧式风格开始出现阶段的园桥 |
| 7.7. 结果分析 |
| 7.8. 快速发展时期的园桥 |
| 7.9. 结果分析 |
| 7.10.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亭 |
| 8.1.1. 景观亭风格的变迁 |
| 8.1.2. 景观亭亭顶的变迁 |
| 8.1.3. 景观亭建造材质的变迁 |
| 8.1.4. 景观亭色彩装饰的变迁 |
| 8.1.5. 景观亭建造基址的变迁 |
| 8.2. 廊 |
| 8.2.1. 景观廊风格的变迁 |
| 8.2.2. 景观廊廊顶的变迁 |
| 8.2.3. 景观廊建造材质的变迁 |
| 8.2.4. 景观廊色彩装饰的变迁 |
| 8.3. 花架 |
| 8.3.1. 花架风格的变迁 |
| 8.3.2. 花架建造材质的变迁 |
| 8.3.3. 花架色彩装饰的变迁 |
| 8.4. 园桥 |
| 8.4.1. 公园园桥风格的变迁 |
| 8.4.2. 公园园桥建造材质的变迁 |
| 8.4.3. 色彩的变迁及装饰的变迁 |
| 8.5. 小结 |
| 8.6. 研究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给我们的启示 |
| 8.7. 园林建筑小品的继承和发展 |
| 8.8.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 |
（7）《边区群众报》与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边区群众报》概述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边区群众报》对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 |
| 2.1 抗大精神 |
| 2.1.1 “一切为了抗日”的艰苦奋斗精神 |
| 2.1.2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越抗越大精神 |
| 2.2 整风精神 |
| 2.2.1 “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 |
| 2.2.2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 |
| 2.3 南泥湾精神 |
| 2.3.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 2.3.2 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
| 2.4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 |
| 2.4.1 工作积极负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
| 2.4.2 领导群众发展经济的模范精神 |
| 2.5 南区合作社精神 |
| 2.5.1 “为人民谋福利”的模范精神 |
| 2.5.2 完善各项服务事业的创造精神 |
| 2.6 其他延安精神原生形态 |
| 2.6.1 愚公移山精神 |
| 2.6.2 “五老”精神 |
| 2.6.3 延安文艺精神 |
| 第3章 《边区群众报》宣传报道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特点 |
| 3.1 宣传报道的大众化 |
| 3.1.1 采用大众化的内容 |
| 3.1.2 采用大众化的形式 |
| 3.2 宣传报道的具体化 |
| 3.2.1 紧密结合抗日、生产与整风 |
| 3.2.2 广泛利用节日、活动与讲话 |
| 3.3 宣传报道的系统化 |
| 3.3.1 专题报道 |
| 3.3.2 追踪报道 |
| 3.3.3 对比报道 |
| 第4章 《边区群众报》宣传报道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意义 |
| 4.1 历史意义：传播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革命精神 |
| 4.1.1 加快独立解放进程 |
| 4.1.1.1 坚定抗战信心 |
| 4.1.1.2 促进全国解放 |
| 4.1.2 提出党性要求 |
| 4.1.2.1 党员“为人民服务” |
| 4.1.2.2 干部“为人民服务” |
| 4.1.2.3 军队“为人民服务” |
| 4.1.3 推动边区建设 |
| 4.1.3.1 经济发展 |
| 4.1.3.2 政治民主 |
| 4.1.3.3 文化进步 |
| 4.1.3.4 社会安定 |
| 4.1.4 培育创造性活动 |
| 4.1.4.1 理论创新 |
| 4.1.4.2 制度创新 |
| 4.1.4.3 实践创新 |
| 4.2 现实意义：推进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 |
| 4.2.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 4.2.1.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
| 4.2.1.2 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
| 4.2.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 4.2.2.1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4.2.2.2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
| 4.2.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4.2.3.1 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
| 4.2.3.2 秉承“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
| 4.2.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
| 4.2.4.1 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
| 4.2.4.2 培养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科研活动与成果 |
| 后记 |
（8）“改造”话语与延安文学 ——基于政治文化统合性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与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与延安文学“改造”话语的确立 |
| 第一节 政党介入：政治文化对延安本土文化的改造与聚拢 |
| 第二节 由容纳到治理：知识分子政策与权力竞争 |
| 第三节 话语确立：政治家对文学家的“改造”话语统摄 |
| 第二章 政治文化凝聚中的延安时期个体境遇 |
| 第一节 光环隐退：知识分子的心态转换 |
| 第二节 回头是岸：对不洁者和俘虏的文学教化 |
| 第三节 “抢救儿童”：革命儿童书写 |
| 第四节 告别散漫：农民形象重塑 |
| 第五节 身份趋同：从女人到女兵的形象嬗变 |
| 第三章 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延安社会新型集体意识 |
| 第一节 战时家庭：血缘伦理到政党伦理 |
| 第二节 文艺社团的一体化 |
| 第三节 作为复数的干部形象 |
| 第四节 本土派、国际派人物的讲述策略 |
| 第五节 “使用与满足”视域中的文学传播媒介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民间社会改造与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民间艺人的政治收编 |
| 第二节 民间传说的政治置换 |
| 第三节 民间艺术形式与政治 |
| 第四节 民间日常生活的政治化 |
| 第五章 政治文化改造后的延安文学景观 |
| 第一节 “赵树理方向”的树立 |
| 第二节 劳动英雄形象呈现 |
| 第三节 卡里斯马型领袖气质书写 |
| 第四节 军民同构的叙事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从敌视对抗到共存互利：10世纪前胡、汉间的冲突、磨合与妥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章 农、牧帝国从漠然对抗到对话意识的萌发(B.C.210年代至B.C.50年代) |
| 第一节 从攘斥夷狄到遭遇胡人 |
| 1、华夏扩张时代记录中的蛮夷戎狄和胡人 |
| 2、形象鲜明的匈奴：汉朝对危机的应对 |
| 3、《史记·匈奴列传》：对外族叙事的突破与局限 |
| 第二节 从全面对抗到探索和平之道(公元前3世纪末至1世纪中叶) |
| 1、从和亲走向战争：汉朝与匈奴之间全面对抗的爆发 |
| 2、短暂的休战：汉朝将匈奴纳入朝贡关系首次努力的失败与战端重开 |
| 3、对抗的缓和与谋和努力的继续：汉朝政策的转变与匈奴的衰弱 |
| 第三节 有缺陷的观察：和亲与武力征讨受挫的原因分析 |
| 1、“长诈之国”匈奴的无奈：和亲失败的原因分析 |
| 2、“铁板一块”的匈奴：汉朝对匈奴武力征伐的挫折 |
| 第二章 和平共存的意外实现(B.C.50年代至A.D.4世纪初) |
| 第一节 游牧人对汉地策略的转折：“边界内战略”的开端及其他 |
| 1、孤注一掷的匈奴及汉朝的反应：呼韩邪降汉大略 |
| 2、胡、汉间长期和平的实现：“边界内战略”的价值及郅支败亡的影响 |
| 3、和平相处之道：匈奴外交技巧的成熟及对汉朝信任的建立 |
| 4、双刃剑：“呼韩邪模式”对胡、汉双方的影响略述 |
| 第二节 开放的边界：汉地对“呼韩邪”模式的回应 |
| 1、东汉初年开放的边界如何成为可能 |
| 2、东汉边疆策略的调整与实行 |
| 第三节 “呼韩邪模式”的持续影响：东汉至魏晋时期的胡、汉关系 |
| 1、失败的尝试：匈奴的第二次分裂与南匈奴降汉 |
| 2、分裂的草原：开放边界下的游牧人与汉地 |
| 第三章 渐趋汉化的游牧人与草原游牧人从对抗到合作的重演(A.D.380年代至530年代) |
| 第一节 新一轮胡汉对峙的开始 |
| 1、从开放的边界到模糊的边界：以拓跋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
| 2、并力南向：柔然的崛起 |
| 第二节 由胡而汉：北魏对草原政策的三个阶段 |
| 1、“魏氏祖宗,扬威曜武”：北魏对柔然的深追穷讨(道武帝至太武帝时期) |
| 2、“穷寇远遁,不可追”：北魏对柔然的积极防御 |
| 3、“用夏制夷,莫如城郭”：北魏对柔然政策向汉式王朝的转化 |
| 第三节 从救危亡到求资源：柔然对北魏的应对之道 |
| 1、远交近攻：柔然的生存策略 |
| 2、“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贡关系下的柔然与北魏 |
| 附表：北魏诸帝巡幸、亲征表 |
| 第四章 尘埃落定的朝贡体系：6至9世纪胡、汉关系的曲折历程 |
| 第一节 逆转的朝贡体系与“边界内战略”：公元530年代至7世纪初胡汉关系新的尝试和突破 |
| 1、朝贡体系逆转的开始：再次面对分裂汉地的柔然 |
| 2、朝贡体系逆转的完成：胡、汉合力作用下的朝贡体系新形态 |
| 3、刚性的经济需求与弹性的政治诉求：突厥逆转朝贡体系的不可持续性 |
| 第二节 扭转乾坤：6至7世纪隋唐王朝朝贡主导权的重新确立 |
| 1、以离间驭突厥：隋、唐两代离间突厥的时代背景及大致经过 |
| 第三节 朝贡体系的最终稳定：唐与突厥第二汗国及回纥的朝贡关系(公元680年代至840 年代) |
| 1、“父子之国”：唐与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朝贡关系 |
| 2、“约为兄弟”的册封者与受封者：回纥汗国对朝贡体系的接受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视角及意义 |
| 第一章 鲁艺音乐教育创立中的政治因素 |
| 第一节 创立的时代背景 |
| 一、危在旦夕的民族命运 |
| 二、复杂多变的国共关系 |
| 第二节 肩负的历史使命 |
| 一、建立战时音乐教育体系 |
| 二、建设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 |
| 三、打造传播中共政治主张的艺术载体 |
| 第三节 积极的创立举措 |
| 一、倍受关注的创立过程 |
| 二、坚强有力的组织架构 |
| 第二章 鲁艺音乐教育方针中的政治因素 |
| 第一节 指导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奠基 |
| 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 |
| 第二节 中心任务——培养抗战音乐干部 |
| 一、中共对鲁艺音乐教育历史任务的明确 |
| 二、鲁艺音乐教育实践的主导因素 |
| 三、鲁艺音乐教育的直接贡献 |
| 第三节 政治主线——实现中共文艺政策 |
| 一、宣扬中共文艺政策的主阵地 |
| 二、吸引革命音乐人才的大本营 |
| 三、建设革命新文艺的孵化器 |
| 第四节 战略视野——储备革命音乐力量 |
| 一、教学方向——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统一 |
| 二、人才战略——业务提升与政治改造并重 |
| 三、培养模式——课堂教学与实践锻炼相长 |
| 第三章 鲁艺音乐教育学制与教学内容中的政治因素 |
| 第一节 鲁艺音乐教育学制与教学内容中的历史任务因素 |
| 第二节 鲁艺音乐教育学制与教学内容中的政治环境因素 |
| 一、鲁艺音乐教育学制与教学内容对生产运动的回应 |
| 二、鲁艺音乐教育学制与教学内容对整风运动的回应 |
| 第三节 鲁艺音乐教育教学内容安排中的政治属性因素 |
|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偏重——强调政治主导 |
| 二、对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视——强调文化传承 |
| 三、对中外进步音乐的学习——强调艺术前瞻 |
| 第四章 鲁艺音乐系师生音乐作品中的政治因素 |
| 第一节 回应抗日时局——音乐作品中的政治使命因素 |
| 一、唤醒民众,宣传抗战救国 |
| 二、激发斗志,鼓舞抗战热情 |
| 第二节 彰显中共形象——音乐作品中的政治立场因素 |
| 一、对党和领袖的歌颂 |
| 二、对党的主张的宣扬 |
| 三、对党领导下的新生活的赞美 |
| 第三节 塑造民族精神——音乐作品中的政治功能因素 |
| 一、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整理 |
| 二、对民族落后文化的改造 |
| 三、对民族先进文化的构建 |
| 第五章 政治因素融进音乐教育中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
| 第一节 音乐社会功能的提升 |
| 一、服务政治的鼓舞功能 |
| 二、提升民众的教化功能 |
| 三、丰富生活的娱乐功能 |
| 第二节 音乐审美范畴的表现 |
| 一、突出反映阳刚的美 |
| 二、全面体现大众的美 |
| 三、侧重凸显崇高的美 |
| 第三节 音乐教育模式的创新 |
| 一、教育学制依时而变 |
| 二、培养方式灵活多样 |
| 第四节 音乐创作题材的丰富 |
| 一、人民军队成为歌颂的对象 |
| 二、劳苦大众成为作品的主角 |
| 三、民族精神成为创作的灵魂 |
| 第五节 政治因素融进音乐教育的局限性 |
| 一、音乐纯美属性的淡化 |
| 二、音乐人文功能的弱化 |
| 三、音乐艺术品格的俗化 |
| 第六章 政治因素融进音乐教育中的当下启示 |
| 第一节 自主与使命——关于把握音乐教育与政治关系之思考 |
| 一、离散还是结合——音乐教育与政治时局的距离尺度 |
| 二、解构还是建构——音乐教育与政治主题的相互作用 |
| 三、剥离还是融合——音乐教育与政治思想的兼容互包 |
| 第二节 当前与长远——关于音乐教育发展路径选择之思考 |
| 一、固守殿堂与走向生活的结合——关于音乐教育的实践领域 |
| 二、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兼顾——关于音乐教育的艺术品位 |
| 三、专业创作与民间创作的互补——关于音乐教育的创作方式 |
| 四、继承传统与当代发展的统一——关于音乐教育的关注视阈 |
| 第三节 普及与提高——关于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战略之思考 |
| 一、夯实宽厚的音乐人才基座——素质教育 |
| 二、构建多维的音乐人才架构——师范教育 |
| 三、打造顶尖的音乐人才群体——专业教育 |
| 第四节 个性与共性——关于音乐教育学科拓展提升之思考 |
| 一、用科学理论来导向 |
| 二、用哲学思想来提升 |
| 三、用相关知识来丰富 |
| 四、用传统文化来滋养 |
| 总结语 |
| 附录一:鲁艺音乐系师生名单 |
| 附录二:鲁艺音乐系历届负责人名单 |
| 附录三:鲁艺音乐系师生创作的音乐曲目(1938年至1945年) |
| 附录四:孟于访谈录青春激情似火,求学岁月如歌 |
| 附录五:刘烽访谈录一路走来一路歌 |
| 附录六:孟于、刘烽采访手记理想铸就辉煌人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三边”不再是旧模样（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D]. 刘超. 长安大学, 2020(06)
- [2]打造“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稻作史研究（1941-1978）[D]. 付宝琦. 山东大学, 2019(09)
- [3]山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研究[D]. 白梅梅.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4)
- [4]农业大县的监利之变 上篇:监利变化[J]. 邓道坤,段安华,姚中凯,江国钧,余爱民,李应凤,何红卫,向雪峰. 领导科学论坛, 2015(20)
- [5]抗战时期延安木刻中的风景及权力关系[D]. 谢依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02)
- [6]重庆主城区公园园林建筑小品变迁研究[D]. 贺师莲. 西南大学, 2015(01)
- [7]《边区群众报》与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宣传报道[D]. 罗莹. 首都师范大学, 2014(09)
- [8]“改造”话语与延安文学 ——基于政治文化统合性视角的考察[D]. 秦彬. 南开大学, 2013(07)
- [9]从敌视对抗到共存互利：10世纪前胡、汉间的冲突、磨合与妥协[D]. 朱郑勇. 复旦大学, 2013(02)
- [10]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D]. 王丽虹.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