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三个创新”和“三个代表”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东杨[1](2019)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客观基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为满足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依然存在的分配不正义问题亟需解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基础上正在努力解决此问题,并呈现出其科学性。目前,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学术界缺乏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资料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亟需深入研究的—项重要课题。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在回顾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进而研究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精华和借鉴吸收西方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以及习近平在知青时期、从政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主要内容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本论文在对“基本立场”的阐释中,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深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分配正义的含义。在对“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对“主要表现”的论述中,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宏观框架,将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概括为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和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以及各个领域分配正义观应用的具体政策。在论述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展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理论基础,它是随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从理论地位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同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丰富,是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弘扬,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批判。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现实分配不正义问题,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新时代使命等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对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具有指导作用。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之后,本论文得出了三个创新性的观点。第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第二,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创造性运用。
马妮[2](2016)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如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就是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和基本职责,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础工程,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主要着眼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党组织建设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深入基层党组织内部开展调查访谈,综观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党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对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途径。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从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创新点三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正文部分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述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相关概念和科学内涵。第二章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推进与经验。简要概述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历程,列举一系列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其成功经验。第三章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问题分析。在深入分析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的基础上,指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第四章是当前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从群众路线、服务理念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并提出了工作成效保障机制,以及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反馈。最后是结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简单综述,并对今后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对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党的先进性、践行群众路线、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基础单位,因此,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当前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责任,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保障,是有待党的建设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高彩霞[3](2006)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唯物史观是实践的、革命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从创立之日起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在党史上第一次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的里程碑。“三个规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整体。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集中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共同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抓住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机柄,也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的主要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三个规律”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标志着我们党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创新和发展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揭示出先进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力量,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创新和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指出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同时又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努力繁荣先进文化。它创新和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潘琍[4](2005)在《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文中研究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崛起是正在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正在为各国学者和政要所乐道。中国为什么能开辟出一条成功的崛起之路,也正成为国际社会所探讨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从哲学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创新是中国正在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哲学创新的理论成果引领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崛起之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又充分显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威力,是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创新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丰富源泉。所以,就中国正在崛起的既定事实和哲学创新的既有成果而言,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之间存在的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即哲学创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崛起的思想先导,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又是哲学创新的现实源泉。这也是本文所重点加以分析和阐述的。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高度重视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的强大社会功能,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而且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相结合”中不断发展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思想上重视哲学创新,实践中勇于并善于践行哲学创新的集中体现和重大理论成果。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推进哲学创新,并以哲学创新促进中国崛起仍然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鉴于哲学创新和中国崛起都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的两大课题,在对哲学创新既有理论成果与中国崛起伟大实践内在关系的梳理和论证中,本文还尝试着探索总结了我们党哲学创新的内在机制,既力图为哲学创新提供些许方法论的启示,也以期由此进一步推动哲学创新,使哲学创新更好地成为中国崛起的思想先导。 本文的行文思路如下:就整体而言,文章在解释基本概念后先总论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的内在关系,之后分别就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创新及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创新,具体分析和进一步深挖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的内在紧密联系,并由此得出应“促进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良性互动”的结论,即既要以中国崛起的实践为现实源泉继续推进哲学创新,又必须以不断创新的哲学为中国崛起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实现这一良性互动不仅十分必
李志萍[5](2003)在《坚持“三个创新” 实现“三个代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实践,贵在创新。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这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杜芳,于小雷[6](2003)在《“三个创新”: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文中提出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必须坚持“三个创新”,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始终执政为民。
宋培玲[7](2003)在《协同方法在制度创新中的运用》文中提出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制度创新”的现实号召,制度创新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公共管理部门,如何提高制度生产能力,供给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效制度,这个问题已成为制度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本文尝试从协同方法的角度对制度创新中诸如时代背景、指导思想、人事制度理念、政府执政理念以及制度中人的内在伦理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首先,从协同学的协作性、玻尔的互补原理、系统论的主要原则出发,论述协同方法以及要点概括。 然后,由制度创新中的现实问题,引发出协同方法运用的必要性。 最后,阐述协同方法在制度创新中的几个运用实例。第一,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时代背景,“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是党中央几年来一直在号召学习和落实的政治理论;世贸组织的加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动力、结构将带来深刻的影响;信息社会的学术是先进文化理论的集中体现。三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无时无刻不为制度创新提出严格的、高标准的要求。第二,从“三个代表”理论中挖掘出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协同思想,从“三个代表”与“三个创新”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引出制度创新研究的重要性。第三,因为人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的理念如果不在人事制度、政府执政方面更新的话,制度创新便会成为一个单纯的外界规则。因为只有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所以人事制度、政府执政理念也被列入本文的重要篇幅之内。第四,再深一步说,内在理念是由潜在的伦理观决定的。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以一定的篇幅论述了制度建设的潜在伦理基础。 本文略有创新之处在于具体运用了“协同学”的基本思想,从宏观上对制度创新背景、制度创新指导思想、制度创新理念、制度创新伦理观进行把握。
宋培玲[8](2003)在《从协举方法论角度谈“三个代表”和“三个创新”》文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总结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思维方式与“革命”时期相比实现了由“对立”、“斗争”向“统一”、“求同”的转变。“协举”的方法论是理解“三个代表”内在联系的新的视角。
王立军[9](2002)在《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不断推进科技创新》文中研究说明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把不断推进三个创新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内涵 ,深刻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不断进行三个创新的理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必须不断进行科技创新。遵照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要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 ,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韩卉,朱德利[10](2003)在《关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意义。在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在联系和精神实质后 ,关键就是要在实践中去贯彻好、执行好、落实好“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重点是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是坚持执政为民
二、论“三个创新”和“三个代表”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三个创新”和“三个代表”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提出问题及选题意义 |
1.1.1 提出问题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分配 |
2.1.2 公平、公正、正义 |
2.1.3 分配正义 |
2.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理论 |
2.2.2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理论 |
2.2.3 中国传统分配正义理论 |
2.2.4 西方分配正义理论 |
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实践基础 |
3.1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实践 |
3.1.1 毛泽东分配正义实践 |
3.1.2 邓小平分配正义实践 |
3.1.3 江泽民分配正义实践 |
3.1.4 胡锦涛分配正义实践 |
3.2 习近平分配正义实践 |
3.2.1 萌芽阶段(1969年-1979年) |
3.2.2 生长阶段(1979年-2012年) |
3.2.3 形成阶段(2012年-至今) |
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4.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立场” |
4.1.1 分配正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体现 |
4.1.2 “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分配正义概念阐释 |
4.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
4.2.1 贡献原则 |
4.2.2 平等原则 |
4.2.3 补偿原则 |
4.2.4 三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
4.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表现” |
4.3.1 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2 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3 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4 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5 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 |
5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 |
5.1 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概述 |
5.1.1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过程 |
5.1.2 精准扶贫政策主要内容 |
5.1.3 国内外扶贫政策之比较 |
5.2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考察 |
5.2.1 总体减贫绩效 |
5.2.2 地区减贫绩效 |
5.2.3 存在问题分析 |
5.2.4 未来政策设计 |
5.3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意义 |
5.3.1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 |
5.3.2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 |
5.3.3 精准扶贫政策是“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 |
6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 |
6.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 |
6.1.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 |
6.1.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丰富 |
6.1.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弘扬 |
6.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批判 |
6.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意义 |
6.2.1 “基本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
6.2.2 “基本原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 |
6.2.3 “主要表现”是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行动纲领 |
7 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 |
7.1 结语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归纳演绎法 |
四、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一)论文结构 |
(二)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概述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二)列宁的党建思想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
(一)毛泽东的党建思想 |
(二)邓小平的党建思想 |
(三)江泽民的党建思想 |
(四)胡锦涛的党建思想 |
(五)习近平的党建思想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科学内涵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作用与功能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内涵 |
(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
第二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推进与经验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提出与推进 |
(一)初步探索阶段 |
(二)总结提高阶段 |
(三)实践推广阶段 |
二、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典型案例 |
(一)遵义红花岗区:“三进”强基础,“三民”惠民生 |
(二)广东佛山:“五带五对接”党员志愿服务活化党群关系 |
(三)青海省海西州:全面落实村干部坐班夯实藏区执政基础 |
(四)青海西宁城中:“365”党代表工作室搭起群情民意"连心桥" |
(五)郑州二七区:“三强一创”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提高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 |
(二)加强服务群众的能力建设 |
(三)健全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 |
(四)建立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
第三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问题分析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一)社会转型快 |
(二)群体多样性 |
(三)利益差异化 |
(四)问题凸显期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一)服务平台不够完善 |
(二)服务制度机制不够健全 |
(三)服务意识、服务理念和实效性有待提高 |
(四)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
(五)服务载体和阵地存在薄弱环节 |
(六)服务标准及评价体系尚未健全 |
第四章 当前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
一、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顶层设计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核心要求与基本原则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主题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目标 |
(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任务 |
(五)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根本路径 |
二、完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工作机制 |
(一)构建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 |
(二)健全服务制度,突出服务重点 |
(三)完善服务机制,形成服务保障 |
(四)提升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 |
(五)丰富工作载体,提高服务实效性 |
三、建立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反馈机制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前言 |
第1章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三个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 |
1.1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 |
1.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 |
第2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
2.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2.1.1 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
2.1.2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2.2.1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战略地位 |
2.2.2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2.3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2.3.1 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民群众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
2.3.2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 |
2.3.3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化提炼和归纳——唯物史观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
3.1 唯物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继承和发展 |
3.1.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特征 |
3.1.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中体现的现代性因素和民族性因素 |
3.2 唯物史观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继承和发展 |
3.2.1 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
3.2.2 唯物史观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继承和发展 |
3.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根本要求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情况 |
声明 |
(4)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内在关系总论 |
一、创新与哲学创新的基本内涵 |
(一) 创新 |
(二) 哲学创新 |
二、崛起与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 |
(一) 崛起 |
(二) 中国崛起 |
三、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内在关系分析 |
(一) 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是哲学创新的现实源泉 |
(二) 哲学创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崛起的思想先导 |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 |
一、中国近代革命实践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创新与新中国的诞生 |
(一) 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哲学创新 |
(二) 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中的哲学创新 |
(三) 哲学创新指导的革命胜利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政治前提 |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条件的初步准备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哲学意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二) 辩证法的新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 |
(三)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破解 |
(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中国崛起准备了思想物质条件 |
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 |
(一) “活的灵魂”本身是毛泽东思想哲学创新的生动体现 |
(二) “活的灵魂”有机统一于毛泽东思想哲学创新的始终 |
(三) “活的灵魂”成为指导中国崛起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
第三章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 |
一、历史转折点上的重大课题和实践经验彰显哲学创新的理论契机 |
二、解放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哲学意义上的新发展 |
(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发展开启了中国崛起的思想闸门 |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与中国崛起过程中战略重心的转移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主要论述 |
(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对时代理论的新推进 |
(三) 时代主题论昭示了发展是实现中国崛起的“硬道理” |
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崛起过程中直接动力的准确把握 |
(一)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其发展: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哲学依据 |
(二) 邓小平改革理论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 |
(三) 社会主义改革发挥了对中国崛起的直接推动作用 |
五、“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开放国策的制定 |
(一) 对外开放理论的提出与哲学创新 |
(二) 对外开放理论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挥 |
(三) 中国崛起极大地受益于对外开放理论及由此制定的对外开放国策 |
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中国崛起过程中发展战略的新探索 |
(一)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
(三) 新科技观与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
第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 |
一、世纪之交新形势呼唤哲学创新的理论回应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新内涵总析 |
(一) 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坚持和新发展 |
(二)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坚持和新发展 |
(三) 对唯物史观人民群众观点及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历史辩证法的坚持和新发展 |
三、与时俱进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新阐述 |
(一) 与时俱进的基本内涵 |
(二) 与时俱进对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 |
(三) 与时俱进提供了中国崛起永不枯竭的创造力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发展主体的新界定 |
(一)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当代西方关于阶级阶层的主要观点 |
(二) 发展主体的新界定对阶级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
(三) 发展主体的新界定为中国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 |
五、“三个创新”与中国崛起过程中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发展 |
(二) “三个创新”理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
(三) “三个创新”理论揭示了促进中国崛起的基本途径 |
六、“三个文明”与中国崛起过程中发展目标的新整合 |
(一) “三个文明”的哲学基础与基本内涵 |
(二) 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与创新发展 |
(三) “三个文明”建设理论指明了中国崛起的整体发展目标 |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 |
一、新阶段新任务再次凸显哲学创新的理论诉求 |
二、求真务实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
(一) 求真务实的基本内涵与哲学意蕴 |
(二) 求真务实对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推进 |
(三) 求真务实凸现了中国“加快发展的立足点” |
三、“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崛起 |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概述 |
(二) “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基础与科学内涵 |
(三) 在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的新提升中促进中国崛起 |
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发展与中国崛起 |
(一)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渊源 |
(二)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厚的哲学基础 |
(三) 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中促进中国崛起 |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国崛起 |
(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及其基本内涵 |
(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新意蕴 |
(三) 中国将在“以和谐促发展”中稳步崛起 |
六、“和平崛起”的道路选择与中国崛起 |
(一) “和平崛起”的提出及其思想基础 |
(二) “和平崛起”论中蕴涵的哲学创新 |
(三) “和平崛起”的成功实践必将开辟中国与世界的崭新局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坚持“三个创新” 实现“三个代表”(论文提纲范文)
一、“三个代表”与“三个创新”的关系 |
二、坚持“三个创新”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
1、理论创新为实现“三个代表”奠定理论基础 |
2、科技创新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内在动力 |
3、体制创新为实现“三个代表”提供制度保障 |
(6)“三个创新”: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三个创新” |
二、执政为民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三、坚持“三个创新”,始终执政为民 |
(7)协同方法在制度创新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一、 协同方法 |
(一) 协同方法的来源 |
(二) 协同方法的主要科学基础 |
(三) 协同方法的哲学相空间 |
(四) 协同方法的结构内涵 |
(五) 协同方法的要点概括 |
二、 制度创新 |
(一) 制度创新的涵义 |
(二) 制度创新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
三、 协同方法在制度创新中的几个运用实例 |
(一) 运用协同方法全面考察制度创新的时代背景 |
(二) 运用协同方法深入理解“三个代表”与“三个创新” |
(三) 运用协同方法考察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理念更新 |
(四) 运用协同方法考察政府执政理念的更新 |
(五) 运用协同方法考察制度创新的伦理道德基础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关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基础和前提 |
(一) 党的80年历史的理性思考。 |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
(三)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
二、准确把握“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并付诸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关键环节 |
(一)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反对教条主义。 |
(二) 实践“三个代表”,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心。 |
(三) 实践“三个代表”, 关键要做到方向准确。 |
(四) 实践“三个代表”, 必须要保证目的正确。 |
三、坚持“三个创新”, 是贯彻“三个代表”的不竭动力 |
四、论“三个创新”和“三个代表”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D]. 李东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2]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D]. 马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6(07)
- [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D]. 高彩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06(11)
- [4]哲学创新与中国崛起[D]. 潘琍.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5]坚持“三个创新” 实现“三个代表”[J]. 李志萍.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4)
- [6]“三个创新”: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J]. 杜芳,于小雷. 绥化师专学报, 2003(02)
- [7]协同方法在制度创新中的运用[D]. 宋培玲. 郑州大学, 2003(01)
- [8]从协举方法论角度谈“三个代表”和“三个创新”[J]. 宋培玲.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3(01)
- [9]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不断推进科技创新[J]. 王立军. 理论观察, 2002(06)
- [10]关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再思考[J]. 韩卉,朱德利.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