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一、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朱洲^[2]（2021）在《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工作从研究探索到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其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党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强化了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大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并修改完善党章,先后两次修订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自我革命的优秀传统鞭策下,坚持守正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以及由此淬炼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遵循。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关键问题展开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及其建设等进行概念界定。重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理性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分析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和价值所在。第三,归纳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组织、能力、作风以及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与基本经验。第四,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在特点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包括: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在形式上是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与时俱进丰富完善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贡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立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第五,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葛英儒^[3]（2021）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的第一属性是政治性,政党自我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理论、政治原则以及严明纪律组织起来的先进政党。在历史变迁和实践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从自发到自觉、从表面到深层、从理论到实践,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基本规范和制度体系,不断呈现出系统性、工程性、集成性的鲜明特征。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行中,政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水平实现了新发展、新跃进。因此,“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而形成,是一个科学的党建研究命题。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体系,是新时代落实党的建设总要求和不断提升党的政治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保障,是党的政治自觉和制度自信的充分彰显,是管党治党的长效机制。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是一项宏大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全党必须从各个方面考量促进党的建设“政治要素”和“制度要素”的共生共长、融合协同,致力于为党的政治建设构建坚实制度保障,并顺利推进建设“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政治规范体系”。本研究遵循“概念阐释—思想资鉴—历史考察—问题分析—逻辑解析—内容构建—实践展开”的研究思路,既进行历史性的考察,也开展共时性的分析,深入分析和探索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对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这一新命题、新课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解答,从制度层面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是围绕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方面和实践要求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并具有体系化的结构特质。这一制度体系既是从党的政治建设本身出发进行的制度设计,经过历史积累和演进形成了制度基础,又是从科学建构的维度出发形成制度保障,是现实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具有权威性、统领性和稳定性的基本特点。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作为党的制度体系的主体制度系统,在管党治党中发挥着强制约束功能、持久维护功能、正向激励功能和文化涵育功能。因此,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的命题意义重大。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的制度实践和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也为制度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在伟大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自身政治建设及其制度构建,不仅形成了深厚的优良传统,也塑造了科学的制度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既有新的制度生成,也有对已有制度的创新发展。整体来看,主要围绕民主集中、组织领导、政治纪律、政治生活、监督检查、干部管理等方面对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进行构建和发展。应该说,既往一切制度努力为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还面临着一些现实性的问题,仍需要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加以应对。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既不是漫无目的的试错,也不是先入为主的试对,而是要始终遵循内在规律、围绕具体内容、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有效梳理、整合和演绎,必须始终坚定方向、坚持原则、筑牢基础,进一步破解现实发展困境和引领实践方向。在内容上,本研究从政治信仰制度、政治领导制度、政治生活制度、政治文化制度、政治能力提升制度等方面对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进行构建和描述,将党的政治建设制度体系的具体制度系统完整呈现出来,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的框架和内容。在实践上,注重从组织领导、思想引领、动态优化、条件创设等方面综合协力地推进和实施,确保制度体系构建能够顺利推进和达到更高水平,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卢亮亮^[4]（2021）在《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是专门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体系,它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为发展动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科学论述,既包括党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政治原则,并作为一条主线和红线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请示报告制度生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建党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式建立于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解放战争时期,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保证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化制度形式。如今,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已走过70多年岁月,不仅蕴含着独特的制度结构和运行功能,成为透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之一,而且较早的写入党章党规党纪中,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请示报告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权威”是贯穿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权威”的“普遍性”看作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革命胜利后都需要权威,以此来扩展“努力争得的成果”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形成与发展,宣告了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革命意志、保证行动一致的历史必然性和天然合理性。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在俄国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骨干,把工人阶级中已经觉醒的革命力量发动起来,使一切支持和拥护这一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及取得革命政权的执政活动中注重建立和完善足以保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观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回应和解答了建立一个“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有机整体”的党的问题。第二,请示报告制度有着较为久远且坚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之规定,到俄共（布）强调严格的工作报告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今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请示报告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中认识和把握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总结和汲取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必将启发请示报告制度之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请示报告制度是一整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为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作了新的制度规定,成为开展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文本、制度和法规依据。与此同时,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两部主干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构筑起了请示报告制度体系,而且明确了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运行机制,为全党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动请示报告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第四,请示报告制度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的优势比较明显,同时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长期性的制约因素。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请示报告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然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还存在着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确、程序方式不规范、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深究起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无外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强、制度执行存有偏差、自身利益在作祟以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等。第五,进入新时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得到了强化,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制度工具和有力支撑。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不断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推动全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谋篇布局,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张玉玲^[5]（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张泰^[6]（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张晓旭^[7]（2021）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百年党建,组织为先。一部百年党建史就是一部党的组织路线的演进史。作为党的建设和党事业发展的生命线,组织路线是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而形成的内涵丰富、品格独立、特点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纵观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它主要经历了开始创建、曲折发展、恢复发展、新发展四个阶段,不仅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确立与重新确立,更形成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不断跃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准确、客观、真实地认识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理论创新史、艰苦奋斗史、自身建设史,自然成为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首先要弄清党的组织路线是什么的问题。党的组织路线既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具有客观性、阶段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又是一个复合概念和系统概念,包含诸多要素。因此,对党的组织路线的构成要素进行全方位解读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的基础理论前提,也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问题的逻辑起点。从基本构成上看,党的组织路线包含五重要素,分别为党员、党的干部、严密的组织体系、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人才和知识分子。要厘清这些构成要素,必须立足百年演进这一基点,从历史维度、内容维度、创新维度、价值维度和世界维度廓清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这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是建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较早地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发挥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优势,强调党的纪律和民主原则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基本保障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问题,并在实践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实行严格的“铁的纪律”、坚持把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第一资源”,充分体现出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相关论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将党的组织路线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开始对党的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创造性地运用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基本观点,按照革命与实践的现实需要,既在理论上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中国化,又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了一条包括组织体系、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党员标准、干部队伍建设在内的组织路线,创造出党的组织工作发展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路线进入了曲折发展期,这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作为执政党对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其路向沿着干部队伍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党员标准的确立、完善与健全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使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第二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独特探索。党的组织机构和基层组织、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深相结合,都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曲折探索。由于受到“文革”影响,党的组织路线偏离正确的轨道,面临组织机构建设陷于停滞、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肯定走向否定”、党员干部队伍遭遇“选择性失误”的被动局面。由此证明,党的组织路线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组织建设的曲折发展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践价值。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坚持廓清思想迷雾,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伟大历史转折中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对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历史任务的研判,使党的组织路线进入发展新阶段,这使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组织体系的锻造锤炼,党员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在逻辑演进等在演绎发展中进一步成为提升党的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环境、党内考验、思想观念以及国际趋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一个全新命题被首次提出。科学解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命题可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新的理论阐释、新的实践路径和新的品质特征三方面。理论层面之“新”涵括在提出过程、理论意蕴和主要目标当中,实践层面之“新”体现在科学把握“四对关系”、组织体系建设和干部、党员、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品质特征层面之“新”体现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所具备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品质。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对组织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出党的组织路线基本理论形态的显着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指导思想的引领、阶段性历史任务和组织制度层面的理论认知。同时,党的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涵括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立足理论与顺应时代相统一、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相统一、组织体系与关键群体相统一四条基本经验,它们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李文静^[8]（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王国龙^[9]（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孙道壮^[10]（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二、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论文提纲范文）

（1）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朱洲.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制度体系构建研究[D]. 葛英儒.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D]. 卢亮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7]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D]. 张晓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10]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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