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过渡时期的政府权力

一、试论转型期的我国政府权威（论文文献综述）

袁蕊^[1]（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鞠丽华^[2]（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李章程^[3]（2018）在《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世界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表明,民主政治有效性的提升依赖于政治系统内外信息输入与输出的良性互动,以减少不确定性与降低风险,从而维系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在借鉴拉斯韦尔、多伊奇、派伊等人传统政治沟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来统筹本文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架构,即公众网络政治参与与信息沟通、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与模式、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过程与成效、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问题与原因、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建议与对策。也就是,沟通主体、沟通平台、沟通过程、沟通问题、沟通对策是本文主要的关涉面。绪论部分是对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以及研究创新点进行资料性的、线索性的和总结性的叙述与分析。第一章对公众网络政治参与与信息沟通的内在关联给予判辨与剖释。区分网络空间中公众的不同身份即网民、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共同体,别其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有无序与有序之别,分辨其弊利。归纳信息沟通基本特征,阐发信息沟通对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第二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和模式进行梳理、汇总与剖析。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蒐集与梳理,明确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平台包括政府网站、政务双微、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商业新闻网站、个人微博等。围绕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界定其沟通的模式,并总结其特征。第三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过程与成效进行详细的归纳与论证。指出双方信息沟通的层次有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和多向沟通三种。特别是将网络话语表达引入双方沟通的过程分析中,即符号生产、意义争夺、秩序重建。为体现双方信息沟通的效果,在不同模式对比的基础上,从政府回应角度进行了测评,并选取了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室的调查数据作为实证支撑。第四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问题与原因从案例分析到理论归因。就存在的问题而言,选取了近3年多起代表性网络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归纳的分析方法,从信息沟通主体、信息沟通过程、信息沟通平台三个方面指出相应的问题。并基于这三个方面一一阐释了相关原因。第五章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的思考与建议。根据第四章的原因归纳,即沟通主体、沟通平台、沟通过程,从塑造对话——协调式沟通主体、优化效率——交互式沟通平台、完善良性——认同式沟通过程三方面一一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论文抓住民主政治是对话与沟通的实质,从信息沟通的角度对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成效,以及如何规范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与观察点。这既能够从较完整的意义上对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也是对传统政治沟通理论在网络时代的一个拓展。此外,本论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话语交流方法,突出公众在信息沟通中的地位,克服了以往信息传输路径和观念传播路径忽视公共价值的局限。

唐荣呈^[4]（2017）在《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与重塑 ——以PX事件为例》文中提出政府信任是指在与政府互动合作的基础上,公民对于政府及其行为符合其规范性预期而表现出的满意、认可、支持、信赖等积极心理倾向,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演进、不断调适的过程。政府信任流失是指由于公民期望攀升、公民权利意识增长、政府绩效下滑、政府行为失范、利益结构变动、社会文化变迁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引发公民对政府的不满与疏远,进而导致的政府信任水平下降。政府信任重塑是指当政府信任流失导致政府信任的积极效应消解而消极效应初显时,政府信任的一方或双方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政府信任水平和重建公民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过程。地方政府是我国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处于与公民日常交往的最前沿,其政府信任水平直接反映了政民关系是否融洽。本研究选取地方政府信任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政治系统理论的复杂动态过程中,并运用系统分析、案例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究政府信任的运行机理,探析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探索地方政府信任的重塑路径。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深化和发展政府信任理论,而且有助于巩固政府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和提升政府绩效。本研究首先基于对政治系统理论的改进而构建政府信任分析模型,确定了输入、转换过程、输出、沟通体系、国内环境、国际环境等变量,并将其作为论文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其次,本研究阐述了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态、总体态势和严峻形势,为分析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与重塑提供历史定位、客观依据和现实考证。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态处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演进的过渡阶段。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总体态势可概括为:差序政府信任的特征明显,不信任政府的压力增加,政府信任流失的局势可调可控。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严峻形势表现为:谣言泛滥与负面舆论高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张,关系运作与潜规则盛行,政治冷漠感弥漫,移民海外人数不断增长等。再次,为使地方政府信任的研究更具实践性,本研究选择6个PX事件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事前、事中、事后分别经历不信任累积、信任流失加剧、形成信任鸿沟,并始终面临信任困境。根据什托姆普卡的三维检视指标,其信任流失表现为:一是言辞指标,包括喊口号、举标语、网上发帖等;二是行为指标,包括投反对票、游行示威、冲击政府机关等:三是政府信任的功能替代品,主要体现在民众向国际环保组织和外国政府求助。其信任困境体现在:一是根据三圈理论的分析表明,PX事件蕴含地方政府信任流失;二是地方政府信任流失是PX事件的症结所在;三是PX事件是公民在求助于社会公力救济无果而采用的一种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充分凸显地方政府信任流失。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政府信任分析模型对6个PX事件案例进行一阶编码、二阶编码和三阶编码,分别形成92个一阶概念、16个二阶概念和6个三阶概念,从而提炼出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这些原因分别是:输入端的需求超载,表现为批判性公民的成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参与的增长;转换过程的政府失灵,表现为寻租与腐败、政府透明度低;输出端的输出失败,表现为公共政策失灵、公共服务不足、政府行为失范;沟通体系的失效,表现为沟通渠道阻塞、政府回应滞后、网络舆情失控;国内环境的内部干扰,表现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公平正义缺失、社会信任缺乏;国际环境的外部干扰,表现为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最后,本研究提出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重塑路径:培育现代公民,具体包括塑造公民意识、保障公民权利、推进公民参与制度化;优化转换过程,具体包括打造廉洁政府、建设大数据时代的透明政府;改善政府输出,具体包括改进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服务、规范政府行为;健全沟通体系,具体包括畅通沟通渠道、迈向回应型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情;构建优良的国内环境,具体包括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培养社会信任;妥善应对国际环境,具体包括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一是理论改进与模型构建的创新—基于对政治系统理论的改进,构建了政府信任分析模型。二是理论视角的创新—运用政治系统理论的改进模型即政府信任分析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信任。三是观点的创新:提出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三种历史形态,即习俗信任、人格信任、制度信任;以及提出微观政府信任、中观政府信任和宏观政府信任的观点。四是系统地提出了重塑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综合性框架,即分别从政府信任分析模型的输入、转换过程、输出、沟通体系、国内环境、国际环境等方面重塑地方政府信任。本研究基于对政治系统理论的改进而构建政府信任分析模型,并以PX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地方政府信任的理论透析和实证分析,厘清和探究了地方政府信任的系统结构、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以及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态、总体态势、严峻形势、影响因素和重塑路径。鉴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普适性,本研究可能会为其他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或借鉴意义。

董田甜^[5]（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张敏^[6]（2016）在《民国初期央地权力聚散关系研究（1912-192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初期（1912-1928）处于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期,而今天我们仍处于“历史的三峡”中,转型尚未完成,今天和百年前的国家建设应该具有共性,央地权力关系在历史上为何、何时、如何写入宪法?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央地关系如何配置才能更好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这是本文探究的主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央地权力关系,央地权力关系的实质是权力聚散,央地权力的合理配置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前提,央地权力配置不合理就会陷入权力聚散循环的困境。中国历史上除了短暂的藩镇割据,长期实行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央地权力配置不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种模式,陷入“集权-分权-集权”的权力聚散循环。清末“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碰撞,国门洞开,清帝国处于世界格局中,出现从传统专制社会向民主共和社会过度的转型期。转型期的央地权力关系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由于中央政府软弱,地方势力在应付内忧外患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并强大,现代化的主导权发生了转移,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移。第二,大变局下的中西会通,使国人面临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话语选择,国家结构形式亦如此。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引入中国,央地关系中出现了联邦制、地方自治、省宪法等新理论。近代中国央地权力关系的症结在于中央政府的衰弱化和政治重心的缺乏,故而重建政治重心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主题。民初央地权力聚散的过程是寻找、重新发现中央权威,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对于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而言,清末民初关于央地权力聚散的理论纷争和政治实践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为了重新聚集权力,清政府实施新政,但其政治制度已经落后于大众参与的需求,中央政府权威难以重建,无法实现有效的现代变革,地方势力以辛亥革命的形式掌握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权。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统一,相比统一而言,央地权力关系不是这一时期的调整重点。且临时政府存在时间非常短,根本来不及调整央地权力关系。南京临时政府缺乏权威、难以聚集权力,没有完成建设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的任务。面对民初中央政府在行政、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危局,理论界展开了集权与分权的论争,并对民初制宪形成影响。袁世凯政府进行了权力聚集的改革。省制是关于央地权力的制度安排,针对民初的省制论争,袁世凯政府首先把省制改革作为调整央地权力关系的突破口,这是地方制度法定化的初次尝试。随后,进行财政和军事集权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该时期中央政府权力聚集状态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点。但因袁世凯采取了传统集权手段进行现代国家建设,遭到了地方势力的反弹和抵抗,在集权失败后,袁世凯走上了帝制的不归路。袁世凯的死亡导致中央权力聚集的过程被中断,失去了政治权威的国家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军事强人袁世凯集权的失败证明了依靠强制力的央地权力安排是不可行的。军绅政权下,军事左右政治,出现政治区域化,央地权力关系失序。军人干政的结果是政争不断、宪法虚置,权力决断,证明军阀无力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在该时期,地方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入宪,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对央地权力聚散关系作出了合理科学的配置,但是该宪法并没有付诸实施,实践中的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权力。在国家转型期,现实的政治整合需要集权,而理想的民主政治需要分权,就导致了文本与宪法的悖离,说明了转型期立宪政治对央地权力安排的乏力。央地权力配置模式除了传统集权和地方分权外,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第三种方案,即威权政党统摄下的均权制。该方案不同于袁世凯时期的传统集权模式和现代立宪政治下的分权模式,均权制按照事物性质而非权力多少对央地权力进行配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权与分权的缺陷。该思路兼具传统与现代,政党集权适应了中央集权的中国传统资源,有利于中央政府权力聚集,而均权制则体现了立宪政治的现代性,能够合理配置央地权力。政党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中介力量,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缓冲地带,在央地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可以通过政党进行理性协商并达成妥协,把革命的力量消解在议事机构内部。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按照党国体制安排央地权力关系的。国民党背离了孙中山以党建国,还政于民的道路,没有建成集权政府,共产党因注重党建最终胜出,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任务。党国体制下的央地权力安排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体现了转型期政党政治对央地权力安排的合理应对。国家转型期,央地权力聚散关系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陷入困境中,困境的克服应以建设现代集权国家为主,并实现地方自治下的民主参与。未来央地权力关系的发展应由政党国家走向宪制国家,央地权力的良性配置应从注重权力支配走向法治均衡,从注重静态规范走向文本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平衡,从权威与民主的单方偏好走向权威与民主的动态平衡。

赵壮天^[7]（2014）在《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陆地边界最长和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内陆边疆地区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结构复杂,战略地位十分显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边疆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受内陆边疆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地理环境特殊、民族成分众多、宗教文化多元以及边疆治理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边疆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内地省份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并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处理边疆地区这些特殊矛盾和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大局,关系广大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治国必治边,治边亦治国。在我国,中央政府是边疆治理的主导者和决策者,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边疆省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边疆治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鲜有学者从边疆省级政府行为的层面来研究边疆治理问题,尤其是对边疆省级政府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处理边疆地区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边疆省级政府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有些是边疆地区独有的,有些虽然与内陆省份共有但具有其特殊性、复杂性。由于缺乏处理这些特殊、复杂矛盾和问题的法定程序或者是可以从内地省份借鉴的经验,使边疆省级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央政府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实践成为必要和可能。边疆省级政府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边疆地区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边疆省级政府现有的治理实践能否满足国家的期待、能否实现边疆地区的利益诉求?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有什么规律可循,带来了哪些负面效应?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如何优化和调适?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有助于厘清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逻辑、特点、规律,有助于提升边疆省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相关理论和逻辑入手,构建了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特殊性、重要性、代表性三个维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5个领域各选取了3个案例,在国家对边疆省级政府期待和边疆地区自身利益诉求双重约束下,对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创新行为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研究过程中,贯彻了“提出问题——构建理论框架——经验性分析和讨论——导出政策含义”的思路。同时,以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逻辑为主线,对15个案例进行深度描述和清晰勾勒,以使研究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分析边疆省级政府各领域自主创新行为实践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以及通过对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相关要素的提炼,构建了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的动态框架,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一,边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导致了许多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是边疆省级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一系列自主性行为实践的重要原因,而国家针对边疆制定的一些差异化政策措施使这些自主性行为实践成为必要和可能；第二,在国家对边疆省份的期待和边疆地区自身利益诉求的双重约束下,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并可分为动力来源、制约因素、创新实践、权益博弈、路径选择、优化调适、制度创新7个层次；第三,改善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途径可分为授权调适和行为优化两条主线,授权调适主要针对边疆省级政府根据其职能职责应该做但做不到的情形,行为优化主要针对能够做但没做好的情形；第四,在当前体制环境下,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边界十分模糊,充分理解边疆省级政府“普遍”和“特殊”两类自主性行为,是从制度层面理顺中央政府与边疆省级政府关系、规范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边界和范围的重要基础。第五,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对完善国家治边政策体系、提升边疆省级政府治理能力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姜伟^[8]（2014）在《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转型期和公众微博兴起的宏观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的形象传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政府该如何应对微博场域内的形象传播危机,这一议题引起了政府与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研究以政府应对微博场域内形象传播危机中的多重话语实践为切口,尝试结合话语理论与案例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政务微博、公职人员微博、媒体微博的话语实践进行检视,探讨政府话语应如何直面公众话语的博弈,进而实现政府形象的良性传播。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媒介技术的革新及微博平台的出现。微博以其平等入驻、便捷发布、裂变式传播等特点,迅速成为公众发布信息、发表言论、释放情绪最活跃的平台。微博的出现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形象传播造成冲击与影响,乃是因为在政府形象传播系统中“公众”要素的变动。公众借助微博的话语赋权,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并形成了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与政府主导传播的话语场遥相对应。在公众自主传播的话语场中,政府形象传播的传统话语体系已然式微,由此使得公众话语场与政府话语场形成了一种分裂与对抗的态势,公众话语公然博弈政府话语,挑战着政府形象传播的既有规则,为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公众微博的崛起和公众话语的博弈,政府在微博场域中应如何通过推动政府机构、公职人员、媒体三者的微博实践实现话语结构的转型,进而建构并传播自我的良好形象,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论文把话语研究与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结合起来,依据从文本、话语实践到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路径来深入剖析三种微博的话语转型如何重塑了自我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而改善了政府形象。政务微博通过从隐秘话语到公开话语的转型来推进政务公开,建构传播“阳光执政”的政府形象；通过从训示话语到协商话语的转型来与公众沟通协商,建构传播“民主执政”的政府形象。公职人员微博通过个体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微博言说,消解了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刻板印象,建构一种新的话语形象,作为政府形象传播的“触点”,公职人员的话语转型对于政府形象传播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媒体入驻微博,部分恢复了媒体的公共性职能,从宣传话语到监督话语的转型,不但重塑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而且在媒体双重职能影响下,政府更有动力探索一条自我形象传播的良性之路。综上,公众借助微博的话语赋权,改变了中国既有的话语权力结构,形成了公众话语与政府话语互相博弈的格局,为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政府创造了转变思维、革新理念、优化结构、规范行为、塑造形象的新契机。政府推动政务微博等工程,使执政的透明性增强,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拓宽,让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互动更为频繁,这是推进政治民主改革与政府形象传播的新动力。尽管微博只是一个方寸之间的虚拟界面,但通过了解政府微博说什么、怎么说,公众可以从其话语结构中判断政府部门的宗旨、姿态和形象,所以实践本文所探讨的多重话语结构转型,是政府在微博场域中实现良好形象传播的必由之路。当然,政府在微博场域的实践刚刚开始,问题多于成绩,但微博是政府职能转型的练兵场,也是政府形象传播转型的试验田,未来的前景值得我们期待。

徐毅成^[9]（2014）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执行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策执行的历史悠久,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政策执行不足的问题,政策研究者才开始关注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实现之间的关联。早期政策学者认为,政策制订了就可以实现目标,却没有意识到从开始执行到实现目标之间很多变量因素。政策研究者也发现所有的政策或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政策主体、客体、资源等方面,而是政策执行方式出现了问题。因此,关于政策执行的工具选择和方式方法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域。研究者通过工具选择和政策目标达成中找到了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就是——转换。这对于当时西方国家实现国家目标和社会复苏以及福利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政策目标也成为政策过程的核心,人们进一步分析了政策转换和政策创新对于实现目标的意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政策执行研究的进展,进一步丰富了西方的经验研究,扩展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国际比较意义。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一直是注重于经济政策方面,而社会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执行。从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程序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过程一般要经过试点和全面推广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策全面发展,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为了应对当时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不协调问题提到改革的议题上来。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成为改革的重点,针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地方政府如何治理也提上议事日程,正是这种转型的力量推动了我国地方分权化的发展,从而使地方政府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社会政策执行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政策目标显得极为重要,不仅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中国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是如何执行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是否具有某种模式或特征?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在这种模式和特征下导致了什么样的政策结果?这种政策结果是否符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预期目标或共同目标?如何不符合,地方政府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转换方式实现目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视角下,论文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作为政策执行转换研究的基础,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执行模式的总结,以及三个具体的社会政策案例的执行结果对比分析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会受到自由裁量和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实现了政策目标,有的没有实现政策目标。这些结果都与转换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执行转换发生的原因以及政策执行转换实现的方式,最终实现社会政策的创新。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政策执行、政策转换和政策创新的文献进行综述和对比借鉴,以分权理论为视角,首先明确了政策转换的概念,分析了分权视角下影响政策转换的两个主要因素。首先是自由裁量,其次是利益博弈。从而提炼出政策执行的模式,然后通过社会政策领域的三个具体案例（教育政策、住房政策、低保政策）来进行文本分析,最后根据政策执行结果存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提出政策转换的结构转换模式和过程转换模式,并从文本转换、理念转换、决策转换、角色转换以及开放性协调法来实现政策转换并最终走向政策的创新。最后,通过研究本文提出：第一,中国社会政策执行的执行模式。通过对西方国家和我国政策执行的分析,发现西方的执行模式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我国经济体制结构下的政策执行问题,需要对西方国家政策执行进行新的修正和补充,使政策执行理论更趋完善。第二,中国社会政策执行转换模式。通过现有的成果,以分权理论为视角,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在政策执行问题中的政策转换和可能的政策创新,都将积极地促进我国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并进一步推动政策创新的发展。从而最终在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央的终极目标。因此,政策创新将是我国通过社会政策执行转换模式实现目标的新趋势。

陈婷^[10]（2013）在《恩格斯《论权威》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启示》文中提出权威是一个集体能够有序进行社会活动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在历经长期的斗争和改革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全面深入,各项事业面临挑战和机遇,政府权威也面临着挑战,政府权威弱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凸显在我们的面前,挑战着政府权威的合法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权威及政府权威这个问题的重视和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是我们研究权威的一个理论前提,因此本文基于恩格斯《论权威》的思想内容之上,对权威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分析了权威的发展、权威的本质、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基础等,联系中国政府面临的现实权威问题,从政府自身转型与建设、公民参与度等方面构建了一系列理论预设。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分析了本文的研究依据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关于《论权威》的创作背景,本文主要从现实社会背景、理论背景、直接原因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是《论权威》的思想内容解读,分析了权威的本质、权威的产生、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以及革命是最权威的东西,并在这部分对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的“权威”是狭隘的权威进行了反驳论证；第四部分是中国现代政府权威现状分析和理论预设,探索了中国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根源、政府权威弱化的现象及原因,以及在此基础提出的政府权威重塑的理论预设；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语部分,是对中国政府权威重塑的期望和信心。

二、试论转型期的我国政府权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转型期的我国政府权威（论文提纲范文）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与重塑 ——以PX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初期央地权力聚散关系研究（1912-1928）（论文提纲范文）

（7）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8）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论文提纲范文）

（9）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执行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恩格斯《论权威》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转型期的我国政府权威（论文参考文献）

• [1]“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3]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公众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研究[D]. 李章程. 苏州大学, 2018(07)
• [4]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与重塑 ——以PX事件为例[D]. 唐荣呈. 东北大学, 2017(08)
• [5]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6]民国初期央地权力聚散关系研究（1912-1928）[D]. 张敏.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7]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D]. 赵壮天. 云南大学, 2014(07)
• [8]微博场域中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问题的检视[D]. 姜伟. 武汉大学, 2014(01)
• [9]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执行转换研究[D]. 徐毅成. 南京大学, 2014(08)
• [10]恩格斯《论权威》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启示[D]. 陈婷. 扬州大学,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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