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死观对挽联创作的影响分析

一、儒家生死观念对挽联创作的影响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指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辛欣^[2]（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孔祥翔^[3]（2021）在《丧葬民俗应用文体从丧歌、挽词到挽联的口头程式特征》文中认为在死亡这一人生的最终话题面前,民众以自己独特的诗性幻想去克服恐惧,维持身体、精神与秩序的平衡。挽联,不仅是丧葬民俗中的应用文体,更是民众在丧礼上的传统仪式。文章以帕里-罗德理论分析了丧葬民俗应用文体从形式发展、内容实质、仪式过程三方面,发现了丧歌、挽词到挽联清晰的历史文脉,并且具体分析出其中存在着的字象避讳、意象指代等显着的口头程式特征。

陈秋贤^[4]（2021）在《越南寺庙汉字楹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楹联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无论在中国还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越南,都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是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在中国,楹联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及各行各业,历代创作的大量楹联得以保留,成为宝贵的文化资源。越南由于受到中国楹联文化的影响,历来就有创作楹联的习俗,因此越南也保留了大量的汉字楹联。这些汉字楹联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越南寺庙中处处可见的汉字楹联,是研究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本研究是在借鉴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越南汉字楹联的进一步调查和整理,希望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越两国的楹联文化,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一些贡献。本文一共包括八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研究选题的缘起,中国和越南楹联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问题。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和越南楹联进行的概述,分别介绍了中国和越南楹联的概念、名称、发展、分类等基本问题。第三部分是比较中国和越南寺庙汉字楹联的规则,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对仗、平仄、修辞、来源、张贴等几个维度,探究了中越寺庙楹联的异同。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越南汉字楹联的功能,主要包括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装饰美化功能。第五部分是越南寺庙汉字楹联的文化观照,主要探究了蕴含在越南寺庙汉字楹联后面的文化内涵。第六部分是越南寺庙汉字楹联异体字考,整理归纳了越南寺庙汉字楹联中存在的大量异体字,为中国的俗字、异体字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第七部分是越南河内市寺庙汉字楹联汇编。第八部分结论,指出楹联在中越两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希望这个文化遗产在中越两国能够得以继续保留和延续下去。

龙娜^[5]（2020）在《庐陵丧葬仪式中的礼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最大程度地保留在民间婚丧嫁娶的仪式中。庐陵因其独特的地域性,在丧葬活动中几乎完整地传承了古代传统的礼仪模式,堪称汉民族极具代表性的丧葬礼仪范式。论文即从礼乐文化视角对庐陵丧葬的繁杂仪式进行考察和研究。论文首先研究礼乐思想的起源,集中分析丧葬活动中礼乐思想的丰富内涵,并简要探讨了从周代至今的丧葬仪式中礼乐思想表达形式的变革和演化。作为论文的重点内容,笔者细致考察了庐陵地区的丧葬活动,包括入殓礼、祭奠礼、出殡礼以及服丧礼等各类程序,可以看出其隆丧厚葬、慎终追远和祭祀追思的方式落缘于浓厚的孝文化,各类仪式中所体现的亲疏有别、孝服等级、性别差异都表现了其鲜明的秩序观。特别是极具地域风格的“唱哭”仪式,在祭奠、出殡和路祭等环节均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展现了“乐”自身的和谐美本质,即坚守“中和之美”的原则,保持“美善相乐”的特性,向往“天人合一”的境界;另一方面又间接影射了当地人们独特的生命观及审美诉求,在面对生死时既要通过丧葬仪式达到“娱神娱人”和“以死佑生”的目的,更要保持“乐感文化”特质下的乐观心态。在迅捷的城市化进程中,庐陵丧葬日益呈现出商业化、职业化的趋势,研究庐陵丧葬仪式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特别对于笔者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历史现状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希望该论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当地政府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依据和帮助。

周毅^[6]（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李瀚铭^[7]（2019）在《“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文中研究指明自从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以来,“三不朽”就作为一个文化常言在中华文化圈广为流传,影响力颇大,在现当代中国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话题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评价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文化圈精英成员的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论者及应用者对“德”、“功”、“言”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关系的看法和解读极为多元。现、当代对“三不朽”的现有解读侧重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度、社会文化观念的载体等宏观维度。本文在当代话语/修辞（1）理论的视域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三不朽”,将其视为一种修辞/论辩“话题”或手段和一个话语形构,着重分析其话语/修辞功用。文章将“德”、“功”、“言”视为一个当代论辩理论提出的“价值阶”看待,分析该价值阶在历时、宏观语境中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所发挥的话语功能以及在共时、特定语境中被呈现为不同高低组合时所服务的修辞目的。对“三不朽”内涵的重新界定,有助于人们意识到它作为中国历代精英的终极行为动机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功用。处于修辞手段和话语功能这两个维度界面的“言”是本文对“三不朽”重新审视的焦点,文章指出“言”与“立”的关系才是“三不朽”如何确立其内涵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借助当代修辞/话语理论提供的阐释工具,将“言”区分为使一切交流成为可能的语言资源、工具、手段的集合[“言（语）”]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中被普遍接受及长期传承的“解读格式及解读”的集合[“（常）言”],并进一步论证“言”并不仅是被用于传达、宣扬“功”、“德”的手段,而且是“德”、“功”、“言”得以被界定、确立、流传的关键。在这一新阐释框架内,文章进一步以曾国藩为例,论证了正是见之于曾氏所有文本中的“言”和作为其所处时代的“言”相互融合,才型塑了作为中国“三不朽”典范的曾国藩。本文也梳理了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当总体话语氛围及具体修辞形势发生变化之时,为响应新浮现的修辞“急缺”,同样的文字、操行、事迹在特定目的下曾经被认定为“德”的变为“恶”、“功”变为“罪”。籍此,凸显造成曾氏在“三不朽”神坛上跌宕起伏背后话语/修辞的功能和影响。本文重在指明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阐扬及历史传承中长期受忽视的一个原理:非“言”无以“立”。未能正确定位“言”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话语/修辞功用,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存在着的一个缺陷。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与上述“文化基因”缺陷有极大关系。通过对“言”与“立”关系的修辞阐释,有助于补齐中华民族复兴中话语权缺失的这一短板。

姚雨^[8]（2019）在《晚清江南文人楹联写作研究 ——以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诗词、散文、戏曲还是小说等各种文体都出现兴盛局面,一些曾被视为“小品”“小道”的文体也异军突起开始流行。清代文学以江南为重镇,而楹联也在江南颇为繁兴。清代中晚期,楹联这种文学样式因植根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着雅俗兼容的文学魅力,成为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其种类日益丰富,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创作队伍也越来越大。在关注研究精英文学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基层文学这座还有待挖掘的宝库。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分上下卷,正文记载约400首楹联作品及其相关本事,附录收录约500首楹联作品。本书中楹联作品包含内容颇为广泛,如人际交往中的婚丧喜寿、官场以及师友之间的相互投赠、还有各种趣闻轶事,举凡榜于学舍衙门、风景名胜、亭台阁榭、寺庙道观、幽居别墅、酒楼茶社、场肆商铺,以及书斋卧室、厨房浴室等场所之联对,都有记载。附录则是记述了赵曾望及其子赵宗拚所撰写和收集的无话之联,题材包括寿联类、喜联类、挽联类以及闲联类,这些无话之联体现了赵氏父子楹联写作的风格与水平。赵曾望对于楹联的写作观念以及审美情趣均体现在他楹联作品的欣赏评价中,这对于楹联学的批评实践具有极大的意义。《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与此前的联话专着相比较,更像是一部笔记体例的文学作品,他用楹联的文学样式,描绘了晚清时期的社会百态,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中人物的意识形态、民俗情趣。并以此为窗口,为我们展现出生活之细节,表现出日常审美情趣,充溢着生活的烟火气。

汤浩^[9]（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付楠^[10]（2018）在《从苏州弹词传统长篇看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州弹词是一种在清代广泛流传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曲艺形式,而弹词书目则是其艺术最重要的载体。艺人从自明代兴盛起来的大众通俗文学中选取了部分作品进行编唱表演,在历代艺人长期的表演实践和与听众的互动中,一批能够代表弹词艺术的传统长篇得以诞生和传承,成为如今苏州弹词的传世名篇。这些长篇上承晚明通俗文学的脉络,书中蕴含深刻的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传奇的痕迹。而清代艺人在进行表演的同时,又根据己身生活经历不断丰富长篇的细节和内容,故而弹词长篇在反映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情境、大众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方面有着极高的代表性。从长篇的内容和主旨来看,相对共性的科举、忠奸、婚恋主题的普遍出现,均有其内在社会历史因素,不仅是晚明通俗文学的遗留,其中还反映了明清时期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普通民众对官员、士绅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以及科举、婚姻等诸多社会现象的思考和价值导向。而艺人在对长篇进行表演时,充分发挥弹词描摹世情的特点,对明清社会中的民风民俗和众多市井小人物的面貌,有着史料补充作用。弹词长篇是集书场表演和出版文本于一体的特殊文本,二者均是其表现形态,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表演弹词具有灵活多变、说书说世的特点,其细腻的说表、繁多的噱头、丰富的细节,都是出版文本所不能及的。而出版文本虽不能反映表演弹词的全貌,却是经过文人、出版商整理之后的产物,不仅是研究清代表演弹词的底本,还是侧面反映清代出版市场环境、清政府文艺政策的重要史料。同时,出版文本和书场表演处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状态中。弹词长篇均来源于通俗文学作品,而在弹词表演中影响力越高的长篇,越容易受到出版市场的欢迎而重复再版。而清代的禁书禁戏政策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偏重,但是由于出版和表演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两者是一损俱损的。晚清之前的禁毁、抽改通俗文学作品和戏曲文本,会压制弹词艺人的创编和表演空间,而同治年间的禁书目录,却表明是因弹词表演的兴盛,从而导致部分长篇的出版文本被禁。

二、儒家生死观念对挽联创作的影响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生死观念对挽联创作的影响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丧葬民俗应用文体从丧歌、挽词到挽联的口头程式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4）越南寺庙汉字楹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庐陵丧葬仪式中的礼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江南文人楹联写作研究 ——以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苏州弹词传统长篇看明清以来江南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四、儒家生死观念对挽联创作的影响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丧葬民俗应用文体从丧歌、挽词到挽联的口头程式特征[J]. 孔祥翔. 大众文艺, 2021(08)
• [4]越南寺庙汉字楹联研究[D]. 陈秋贤. 西北大学, 2021(12)
• [5]庐陵丧葬仪式中的礼乐思想研究[D]. 龙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7]“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D]. 李瀚铭.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晚清江南文人楹联写作研究 ——以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中心[D]. 姚雨. 苏州大学, 2019(04)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10]从苏州弹词传统长篇看明清以来江南社会[D]. 付楠.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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