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论文文献综述）
张璨[1]（2021）在《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中长期负债占比逐年增高。这种现象在产能过剩行业尤其突出。高资产负债率不仅使大批企业濒临破产,也为地方金融稳定带来极高风险。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杠杆”,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化解金融风险刻不容缓。2015年来,越来越多深陷负债危机的企业选择通过破产重整转型脱困。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例,围绕破产重整如何让困境企业转型脱困的基本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方法对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全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公司破产重整的合理性,总结公司重整成功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重整中的创新性举措,回答破产重整如何使公司摆脱财务困境、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总结成功经验;通过研究重整后公司短期与中长期绩效、破产风险变化,考察破产重整为公司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公司在债务成因与重整动因上具有重整合理性是破产重整取得成功的前提;第二,破产重整有助于公司走出财务困境;第三,市场化债转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遵循市场化原则,才能发挥其优势,规避风险;第四,破产重整对公司的积极影响,短期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要理智看待重整效果。
陈海[2]（2021）在《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各大型央企集团承担着实现国家全球化战略、带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角色,承担大量巨型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大型建设工程往往具有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和施工难度大等特点。这些项目的有效监控一直以来也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难点,迫切需要找到合适的项目监控办法,加强对项目全过程关键环节的监控、提高项目管理的标准化、信息化研究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针对目前大型央企集团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和管理难点,本研究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大型投资项目中遇到的实践问题为背景,引入门径管理系统,融合项目全过程监控管理,分别从情景分析和风险管理两个大的角度切入,构建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动态过程监控体系,能够从项目的全过程、多维度的角度,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管控体系,减少企业在项目监控过程中带来的决策损失,突破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业务类型缺少统一方法论的困境。本文结合中国海油实际管控架构,引入决策门径管理体系,提出并设计了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模型,通过在三个层级不同进行不同的角色设置和责任分配,形成完整的过程监控流和决策流,实现大型投资项目的分阶段决策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控。结合情景分析理论,设计出一套适用于大型投资项目的情景分析模型,明确了各个环节重点问题,并以中国海油某项目进行实例验证,为项目全过程监控特别是前期研究阶段提供有效的评估方法,提升了项目流程监控绩效。同时,基于门径管理构建的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模型,结合投资项目中的风险管理方法和要点,以中国海油上游投资项目为目标,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投资项目全风险管理过程监控模型的设计和实施,并以中国第一个自营深水气田项目（陵水17-2）项目确定阶段的风险管理为例进行验证。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建立了一整套监控指标标准体系,以建立的一整套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控制口径为前提,精细的业务流程和清晰界定的责权分配矩阵为保障,项目全面管理维度为框架,标准化和自动化的信息化系统为支持,最终通过一整套过程管控工具,实现项目管理的标准化、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本研究构建的一套标准化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监控管理体系,让大型央企有一套框架蓝图作为依据,开发出适应不同地区和环境的投资项目管理监控模式和工具,可以使监控管理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让项目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出关键风险因素,制定相应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减少项目受到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重点围绕应用和整体管控架构展开研究,对于情景分析、风险分析等技术难点研究不足,需要下一步对不同专题进行理论研究进而指导项目管理实践。本研究的全生命周期过程监控体系的的应用,提升了中国海油在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可以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并持续应对项目风险,同时在技术层面上使项目的全面风险管理成为可能。该成果经过近6年的成功应用,集团公司的项目绩效处于国际一流能源公司前列,也佐证了该成果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刘嘉宇[3]（2020）在《基于GONE理论的*ST昆机财务舞弊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企业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出现财务舞弊问题企业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财务舞弊涉案的金额也越来越大,财务舞弊的手段也越来越隐匿,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恶劣,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我国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实施财务舞弊的上市企业大多都属于制造业,所占比重达到了近50%;第二,在2006年到2019年期间,涉及财务舞弊的国有企业接近60家且以制造业为主。但是在沪深上市的三千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几乎达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为了减少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舞弊现象频频发生的现状,对实施财务舞弊行为的动因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治理舞弊的对策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文章选取了在机床制造业中颇具代表性的老牌国企昆明机床为研究对象,利用GONE理论进行深入的舞弊动因分析,最终从企业自身和监管部门两个主体出发,提出相应的治理与防范措施。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整理与财务舞弊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第二,在阐述财务舞弊的定义和类型后再详细的介绍了舞弊动因理论,并详细说明了为何采用GONE理论。第三,介绍昆明机床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行业中的代表性再深入的分析了其使用的舞弊手段。第四,利用舞弊GONE理论从贪婪、机会、需要以及暴露这四个子具体且深入的剖析了企业为何实施如此大规模的财务舞弊。第五,根据分析的动因,从GONE理论的四个因子出发提出针对性的舞弊治理对策。
李子亮[4]（2020）在《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上市公司做大做强自身的需求和动力日益增强,而股权再融资是增强上市公司实力和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定向增发是证监会鼓励大股东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而解决股权分置时期遗留问题、完善上市公司产业链、减少关联交易和同行业竞争的一个重要举措,此方式给予了上市公司较大的自主决策的空间,因此上市公司存在向大股东低价定向增发、增发后高额派现等利益输送问题。亨通光电作为国内产业链最完整的通信行业主力供应商之一,掌握光棒、光纤制造的多项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光棒-光纤-光缆-ODN的纵向一体化生产能力,产能水平国内领先。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以2017年亨通光电将海底光电复合缆、新能源汽车等作为募投项目进行定向增发为研究案例,系统、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亨通光电定向增发的动因、方案设计、实施过程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探究了定向增发中可能存在的大股东利益侵占问题,从投资项目风险、运营能力、成长能力等方面揭示了此次定向增发的经济效应,进而提出了相对应的防范策略。主要结论有:（1）近年来,定向增发在我国资本市场被广泛采用。通过资源整合来布局相关行业或者打造整个产业链,实现横向或者纵向收购其他资产扩张,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2）亨通光电本次定向增发底价的确定上虽然没有通过选择停牌时机的方式压低股价,但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其对公司的业绩进行了负向盈余管理,造成本次定向增发过低的发行底价。此外,在定向增发后锁定期内大量现金分红和限售解禁后大量减持等行为,由此推断亨通光电存在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嫌疑。（3）为了更好地防范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侵占并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营造好资本市场环境,应着力做好完善定增定价机制、加强投资项目评估、把握定增市场时机、提高定增发行标准、建立股东保护机制、提升投资者专业能力等方面工作。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陈彦蓉[6]（2020）在《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对于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荷兰总是在国际排名中获得高分。荷兰被誉为卓越的贸易国和投资国。多年来,荷兰在内向和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茅。荷兰普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荷兰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荷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公司,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持有海外资产,主要原因有两个:（1）发展实际经济活动,如生产或销售,（2）或通过税收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集团的纳税。第一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常规公司所执行;第二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特殊金融机构,在定向投资其他国家。荷兰有时被称为过境国。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9%来自荷兰常规公司,有71%来自特殊金融机构。特殊金融机构即信箱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实体。特殊金融机构是仅仅出于税务原因而在荷兰成立且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公司。2015年,荷兰拥有超过14,000家特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荷兰设立特殊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的少缴税,意即避税。荷兰低预扣税,参与免税,税收裁定,荷兰税务机关的可获得性以及荷兰信托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特殊金融机构通过荷兰重新定向投资的主要原因。本论文从二方面着手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OFDI）,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从荷兰实体经济出发: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微观、宏观二个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探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况、深入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0年的发展概述。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卢森堡、瑞士和德国等。荷兰根据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生产,而对发达国家流向高科技生产。2015年,整个荷兰商业界大约有160万个公司,其中只有1.2%是大型公司,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2015年,大约有1%的荷兰公司会进行对外直接外投资。其中大型公司占20%,中小企业占80%。这14,000家荷兰公司总共在国外投资了45,059家公司。就价值和参股比率而言,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通常都比大型公司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持股两家公司,大型公司平均持股八家公司。大型公司有51%进入欧盟27国的某个国家投资,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有67%。大型公司有18%进入亚洲和大洋洲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11%。对大型公司来说有8%进入欧洲其他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6%。大型公司有10%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有70%以上是由特殊金融机构完成的。2015年荷兰常规公司对外投资了35,144家公司,特殊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了24,237家公司。比较特殊金融机构和荷兰常规公司的投资地理分布时,他们主要都投资于欧盟地区,但欧盟地区对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远低于荷兰常规公司。特殊金融机构更重视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例如,特殊金融机构相对更重视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特殊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相对经常投资。荷兰以其庞大的国际条约网络而闻名。尤其着重于三种双边条约;双边税收协定（142个）,双边投资条约（91个）和双边贸易条约（581个）。外国公司利用特殊金融机构,转移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荷兰与这些目的地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其中税收协定的效果最大。当公司尝试逐步征服国外市场时,国际化是伴随而来的过程。首先,出口比投资渠道使用的频率高17倍。其次,公司已经向该国出口后,开始投资的机会就会增加。独立的中小企业首先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之前,先有出口经验。贸易政策中的各种工具可以影响投资和出口。例如,当法规差异更大时,荷兰出口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出口。出口壁垒大,荷兰公司通过投资比出口更具吸引力。与荷兰缔结条约的国家,若是没贸易壁垒,出口比投资多。投资条约也是如此。对于荷兰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目的地国的特征对于选择特定目标市场至关重要。通常市场离荷兰越远,荷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荷兰投资者或出口商在该国活跃的可能性就越小。欧盟27国,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以外）是投资项目的相对重要目的地。市场规模与决定在有关国家开展业务的荷兰公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荷兰之间的距离则成反比。荷兰公司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得更快,而随着目标市场的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得更快。除了距离和规模外,文化上的亲近也是企业家的重要因素。与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企业家越容易投资。以人均平均收入表示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数量成正比。岛国对荷兰出口商和投资者来说,是相对不受欢迎的目的地。平均进口关税对荷兰进入者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目标国家适用的进口关税越高,该国家对荷兰出口商的兴趣就越小,进口关税高的国家的新投资者,数量大大低于关税低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新冠病毒危机,比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还要更严重。在锁国之后,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损失,以及较低的企业投资和国际投资,可能会延长复苏的道路。2021年以后,全球增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上一次金融危机,荷兰大约花了13年的时间,才复苏经济,这一次受创较深,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通常是综合考虑所有的投资因素才能做出最佳的决定。
何美玲[7]（2020）在《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各地政府积极出台政策以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纷纷将地方性金融管理机构如金融办升级为金融局,以加强辖区内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创新和试验。许多省份都提出了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要求,并试图建立产融结合的地方政府金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地方金控集团”）来保证地方经济发展。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壮大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提高竞争力、降低财政压力以及做大做强地方性金融资源等优势,无疑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新手段。然而,在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竞相推动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较为严重的金融风险。地方金融控股集团作为地方政府金融控制权的最新表现形式,一方面它具有一般金融混业经营企业的特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背景决定其具有特殊的风险特征,与我国金融分权和经济转型现象密切相关。除了传统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风险转移行为外,更重要的是地方金融控股集团与地方国企之间复杂的所有权控制与关联交易,以及地方政府盲目金融扩张而引发的特殊风险。其具体来源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失调和产能过剩导致的地方国企不良资产和高额负债,城市化进程中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承担过多政策性负担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地方金控集团对隶属银行的贷款进行干预导致银行风险上升等方面。如何理解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快速发展和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构建金融监管体制来防范风险,迫切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相较于市场交易,关联交易具有交易主体之间关系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以及交易信息透明度差等特点,往往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利益输送或公司自身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而地方金控集团除了具有一般企业集团的多层次金字塔结构外,还具有地方政府属性和金融属性,这使得其关联交易特征更为复杂。在本文研究的搜索范围内,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文献较为匮乏,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文献,理论和实证都非常匮乏。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关联交易角度,研究其与地方金控集团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基本逻辑如下: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关联交易引发的集团内风险传染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关联交易风险不仅仅限于由互相交易而产生的子公司间风险关联性和传染性,还会引起集团内部资源在母子公司以及不同层级子公司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尽管这种内部资源配置并不会直接影响合并报表结果,但会引起集团内部收益和责任的转移,进而影响子公司和集团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除此之外,地方金控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压力以及经济禀赋等决定了其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关联交易风险应该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地方金控集团发展历程及现状,以使读者能够直观理解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现实。其次,本文研究了关联担保、关联借贷以及附属银行关联贷款产生的风险。这三类关联交易属于非经常性关联交易,但频率和占比相对较高,是关联企业之间利益输送的重要渠道,能够对企业的盈余以及投融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三类关联交易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针对关联交易表现出的风险特征,本文在最后部分讨论了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由于地方金控集团是地方政府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形式,本文进一步将风险防范与化解拓展到地方金融层面,不仅讨论了地方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冲突,还构建理论模型求解中央—地方间激励相容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的观点及结论如下:1.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有多种分类方式,有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新形式。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属于综合型的地方金控集团占比最高。这是由于在地方金融机构股权改革中,地方政府往往将地方财政局直接持有的金融机构股权划归给了综合型的国有企业集团,实现产融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为金融业,这是地方政府整合金融资源,打造地区金融协同效应的结果。其余占比较高的行业类型还包括商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等各地区支柱产业,这与地方金控集团承担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责任相一致。按照金融资产与产业资产融合程度,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可分为纯粹金融型如山西金控、金融主导型如重庆渝富、产融并重型如广州越秀集团、产业主导型如浙江国贸。2.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和现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产和负债逐年增长较快,截止2016年平均资产额突破10亿元,是各地区举足轻重的集团企业。第二,负债占资产的规模较高,存在一定依靠杠杆运营的风险。第三,从行政级别看,省级政府控制的地方金控数量要远远高于非省级。第四,地方金控整体地域分布与地区定位以及金融资源分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北京上海广州拥有的直接融资类金融牌照较多,而江苏、山东和浙江拥有的间接融资类金融牌照较多。3.关联担保引发了地方金控集团过度负债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担保方向和母子公司关系是影响该效应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关联担保与地方金控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正相关,也即地方金控内关联担保占比越高,则过度负债风险程度越严重。这是由于地方金控的集团式发展模式使其更容易获得关联担保,在自身融资冲动和银行对担保贷款青睐的双重作用下,很容易导致过度负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关联担保更可能造成地方金控的过度负债风险。这是由于母公司控制资源较多,增信能力更强。这种效应在决策权配置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盈利性较差或成长性较高的地方金控中,表现的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控的政府属性和金融属性也会影响关联担保的后果。具体而言,相比于非省级地方金控,省级地方金控中,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的正向关系更强;相比于非持股银行的地方金控,持股银行的地方金控中,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风险的正向关系更强。4.关联资金借贷与地方金控过度投资风险正相关,并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地方金控内关联资金借贷比例越高,地方金控过度投资风险越大。这是因为,地方金控集团在挑选投资项目时,并不一定遵循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有可能是政治收益最大化。且地方金控集团存在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关联借贷资金的使用受到的监督和约束较少,借贷资金的预算约束很软。本文从相对GDP排名、地方金控集团的相对重要重要性以及地方官员更替等多个角度刻画地方政府对地方金控集团的干预程度,结果发现,当地方金控所在地区的GDP排名较为落后时,地方金控集团的重要性越高,地方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越低时,内部关联资金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正相关关系越显着。也即地方金控集团关联资金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关系受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调节。5.地方金控集团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渠道既有关联贷款的直接影响渠道,又有贷款集中度的间接影响渠道。关联贷款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显着。但是按照对外融资依赖度和融资约束分组后发现,当银行隶属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较高的金控集团时,关联贷款显着提高了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见,关联贷款并不必然代表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当集团紧缺资金而又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融资时,集团会通过关联贷款损害银行利益。贷款集中度提高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但是以上关系受到地区经济禀赋的调节作用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地区工业经济比例以及地区国有经济比例较高,地方政府财政禀赋较差时,贷款集中度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为明显。6.预算软约束和非金融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是影响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协调度的重要因素,硬化预算约束的同时,提高非金融要素流动性是一种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方式。硬化预算约束会促使金融机构选择高努力,提高金融项目成功率;而提高非金融生产要素流动性,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本的相对边际价值,促进金融发展。从硬化预算约束方面,本文提出了建立地方政府金融风险防范基金,具体包括,基金金额的设置应与地方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以及金融风险暴露额等相挂钩;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基金的设立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金融机构也应按照其风险程度进行出资;基金的出资额要经过央行的验资,但其日常运营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并受公众和政府监督。在提高要素流动性方面,本文也从优化制度环境、促进人才流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给出了建议。7.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监管分权取决于监管收益、利益协同程度、以及信息优势等因素。本文从鼓励代理人参与、激励委托人和代理人努力以及加强双方信息交流等三个方面对最优监管分权进行了分析。鼓励代理人参与模型的结果为:若中央政府在该项目中的相对收益较高时,应该实施集权监管;若地方政府在该项目中的相对收益较高时,需要进行分权监管。为保障委托人利益最大化,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较为一致,适合分权监管;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则适合集权监管。激励委托人和代理人努力模型的结果为: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较为一致,此时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应该对该金融项目进行集权监管;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此时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的努力,应该对该金融项目进行分权监管。信息传递模型的结果为:在集权情况下,中央政府总是有激励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告知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是否将信息告知中央政府则取决于利益协调系数。如果利益协调系数较高,则地方政府也有激励将信息告知中央政府;在分权情况下,地方政府总是有激励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告知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是否将信息告知地方政府则取决于利益协调系数。如果利益协调系数较高,则中央政府也会将信息告知地方政府。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首先,本文根据金融机构股权数据,并通过股权关系追溯前十大股东最终控制人性质和持股比例的方式确定了各地的地方金控集团,由此构造了地方金控集团的全样本。在本文搜索的文献范围内,针对地方金控集团的研究都是案例研究或者定性分析,暂没有研究通过金融机构向上追溯股东的方法确定地方金控集团全样本,更毋论对地方金控集团的实证研究。其次,本文对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与传统关注金融控股集团内不同金融机构间风险转移和侧重防火墙建设来防范风险的思路不同,本文认为关联交易引起的集团内部资源在母子公司以及不同层级子公司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会进一步影响子公司和集团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强调地方金控通过关联交易导致权利责任以及资源在不同金融公司和产业公司间转移而产生的风险。再次,本文更加强调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特殊关联交易风险,视角新颖。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公司金融角度,从“效率观”或者“掏空观”的视角讨论关联交易。而本文认为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的经济后果不仅仅受公司治理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地方政府竞争因素的影响。如果忽略了关联交易的政治特征,将难以深入全面了解关联交易风险。最后,本文基于组织监管分权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分级监管体制的理论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提出了监管意见。目前已有监管分权文献仅就事论事探讨监管权限的划分,不仅缺乏从理论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的最优风险分担,而且多为就事论事的应急研究方法,缺乏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王代玉,罗长石,陈昱妍,何志婵,彭宇光[8]（2019）在《新形势下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工业投融资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工业投融资不仅能够推动工业快速发展,而且更能够带动农业、服务业加快发展。广西作为一个经济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实现"建设壮美关系、共圆复兴梦想"目标,必要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自治区党委、政府适时作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工业投融资在这个时候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当前工业发展有拉动效应,从长远来说,还能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提高工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崔盛贤[9]（2019）在《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职能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要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就必须考虑该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水平和规模,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目前,发达国家提出重整制造业,试图抢占工业化发展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先后提出了加快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低成本要素抢占中低端市场。在我国地方工业经济发展中,传统产业通常占有很大比重,这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在传统产业中,又主要是能耗高、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业。这类传统制造业曾为当地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当地提供了高额的税收,但面临着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低效运作、吸纳再就业能力下降等等,这是传统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在经济后续发展中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因而必须走转型升级的道路。制造业作为大渡口区经济的重要支撑,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当前,大渡口区制造业发展面临传统产业比重高、大型企业少、产品科技含量低等问题,传统制造业企业实施转型升级存在无力开展、有意愿但不知从何着手、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等困难和问题,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大渡口区近两年规模工业分类及行业分布情况、制造业发展情况等方面分析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现状,并分析了大渡口区近年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部署情况,包括顶层设计总体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扶持政策等,重点分析了大渡口区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职能亟待完善的方面。通过借鉴德国鲁尔地区和国内天津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从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支撑体系;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执行力和以智能化为引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三方面提出了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完善政府职能的建议。
肖钦[10]（2019）在《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横垣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难题。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传统“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前提下,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短期治理效果所采用的“休克式”环境治理方式,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这对于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我国来说同样也难以持续。因此,有必要引入一种更为先进的环境治理理念,寻求构建一种更为系统的、更为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21世纪,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兴起可以看作对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案,也使得中国逐渐由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向创新者与引领者转变。而环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以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政府政策供给+市场利益驱动+社会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为手段的公共事务性活动,成为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容性问题的探讨、绿色发展理念的缘起及其战略意义、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及其内涵以及协同治理在环境治理中的运用等四个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这种更具效率,更加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对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要求。但是,作为我国绿色发展体系的基础支撑,地方环境治理如何摆脱当前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通过推动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治理向多主体协同治理转型,推动治理范围由环境治理向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延伸的绿色治理模式,是未来我国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与优化的方向。因此,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结合对当前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与现状分析,找弱点、寻路径,优化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是当前我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需求和重要任务。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前期研究与实地调研所掌握的信息,主要针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一是虽然大家普遍认同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方协同,但在我国现行环境治理体系下,政府治理是否仍然是最为高效的手段?二是即便目前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有限,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效果如何,能否承担起部分环境治理任务?三是未来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参与的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如何通过优化自身的行为决策,提升地方环境治理的整体效率与治理水平?本文的基础支撑理论主要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绿色发展理论和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两大部分,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理论包含了从建国初期至今五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思想,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自主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为了对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做进一步研究,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的基础框架与基本逻辑进行充分描述与分析,为此,本文绘制了一个旨在打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环境协同治理框架,框架主要由宏观、微观和操作三个层面组成。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包括绿色发展理念所涵盖的两个主要体系,一是生态文明体系,二是经济发展体系,在这里可以将绿色发展看作两大体系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耦合结果。从微观层面看,则可以把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提升看作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的指标,而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变化情况则可以投射到产业系统、区域系统与社会系统三大子系统内各项因素的影响变化中。从具体操作层面看,环境协同治理则是一个由政府规制、市场激励与社会引导三大治理主体组成的多元治理体系,各主体互为支撑、相互约束,共同服务环境治理实践。关于本文的分析方法,则主要从环境治理的评价方法以及指标选取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其中环境治理评价方法主要包括IOOI、三成分模型、PSR、DSR以及DPSIR模型,并从中选取DPSIR为最优方法;指标选取方法主要包括单项指标体系和综合指标体系,并最终选择综合指标体系作为后续地方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选取方法。本文以在广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研搜集情况为基础,对地方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三个方面目前在环境协同治理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地方政府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供给者,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现行的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并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需求,相关监管问责机制存在缺陷以及政府环境治理公共平台的缺失等。市场企业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行为人,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大部分企业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还有待深化,环境治理不论是从激励层面还是监管层面对于企业的影响都还有待加强,使得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欠缺。社会公众作为环境协同治理的普遍参与者,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自身在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尚不清晰,无法充分发挥自身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专业优势,当然,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组织能力和积极性同样有待加强。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公众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方不同策略组合下最终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演化过程,根据分析结果,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中各主体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从地方政府主体角度来看,政府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门槛的把控要适度,因为过高的门槛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但也将直接影响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从市场企业主体角度来看,企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不能“毫无底线”,因为过高的利益补偿将影响民众监管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对政府造成“天下太平”的假象。此外,单纯的政府补贴与公共投入对于促进企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宽企业降低转型成本的选择渠道。三是从社会民众主体角度来看,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将直接导致政府和企业对于自身声誉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对推动地方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积极意义。为了更系统、客观地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对近年来全国省级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作为最优方法,本文以科学性、系统性、通用性、可行性为原则,通过频度统计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从80余项备选指标中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的一系列指标,共同构成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过程中,尽量消除各地区人口、面积等规模因素对评价的影响。通过搜集整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西藏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2013—2017年指标数据对比分析。根据评价结果,本文主要发现以下几个现象:一是目前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效率相对落后,同时自然条件相对较为恶劣的地区,如甘肃、宁夏、山西、青海、新疆等。二是目前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较高的地区除了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同时自然条件较好的福建、浙江等地区外,还包括经济发展效率极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以及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内蒙古与黑龙江等地区。三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结构优化并不一定能显着提升其环境协同治理绩效,对于部分地区而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并未显着优化上述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四是单一的政府治理对于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生态环境水平相对较差的前提下,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综合绩效排名前列,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市场企业对于环境治理的高投入以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参与。与之形成对比的宁夏、山西、甘肃等地区,虽然也在环境治理上投入较多,但并未能够显着改善当地的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而对于福建、浙江等地区而言,虽然其政府投入环境治理的力度并不大,但最终其环境协同治理绩效排名仍然靠前。为进一步分析前文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对于最终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维度研究各项指标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根据检验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反映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与环境治理绩效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反映政府直接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指标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关系并不显着。从各区域情况来看,各地区市场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均较为显着,但在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为明显,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弱。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明显,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弱的态势。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从正式制度的完善优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规范引导三个方面对未来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创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建议推动现有制度的绿色化转型。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机制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路径,为地方推动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权威的指导方针和实施保障;同时建立健全平衡和保障各地在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分配的治理机制与法律体系,形成符合本地实际需求,推动三方协同治理的梯度政策体系;此外,进一步优化现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考核与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完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考核、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全面提升地方官员环境治理意识。产业转型发展层面,建议全面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首先,应当促使传统企业主动树立绿色生产服务理念,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支撑,推动传统企业向绿色生产服务转型;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通过政府布局基础共性技术,介入绿色新兴产业前端,引导地区、企业基于现有基础资源优势,战略布局新兴产业相关业务;此外,应当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产业转型发展的支持作用,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工具和业务,促进绿色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和绿色金融实践的全面下沉与推广。非正式制度安排层面,建议高效、合理地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首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以通过引导、鼓励树立绿色的生活消费观念,在全社会推广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同时,建议民众以非政府组织作为发挥监督、治理功能的渠道参与环境治理,提升社会公众的组织性和专业性,进而提升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内容:其一,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增速步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政府、企业与民众共同参与的环境协同治理是打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悖论的有效途径,在目前环境协同治理顶层设计日趋完善的前提下,提升地方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成为推动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其二,虽然当前我国各地在生态环境改善上已取得较为显着成效,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目标与绿色发展理念存在一定程度偏差,使得绿色发展理念中有关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地方环境治理中未得到充分体现,这直接影响到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参与度,进而影响部分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和效率。其三,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地方环境治理水平,但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和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地方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三大治理主体在整个体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大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优化完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过程中要考虑当地实际,符合当地需求。最后,文章对后续研究重点方向和内容作了描述,一是将对环境协同治理评价体系作进一步的优化完善,以求更为清晰地反映目前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现状水平。二是未来可进一步将研究对象下沉至城市,甚至行业,将能更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问题。三是加强对于我国各地环境协同治理典型案例的梳理,尽快形成可复制、可转移的成功经验范例。
二、工业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业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破产重整 |
| 2.1.2 破产重整程序 |
| 2.1.3 破产重整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营运价值理论 |
| 2.2.2 利益与共理论 |
| 2.2.3 社会政策理论 |
| 2.2.4 企业价值理论 |
| 第三章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介绍 |
| 3.1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背景 |
| 3.1.1 我国上市公司重整现状 |
| 3.1.2 泸天化系简介 |
| 3.1.3 泸天化股份重整前财务状况 |
| 3.2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方案 |
| 3.2.1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3.2.2 债权分类、调整及受偿方案 |
| 3.2.3 经营方案 |
| 3.2.4 子公司和宁化学重整方案 |
| 3.3 泸天化股份重整路径 |
| 第四章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分析 |
| 4.1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合理性分析 |
| 4.1.1 泸天化股份破产原因分析 |
| 4.1.2 泸天化股份重整动因分析 |
| 4.2 泸天化股份重整举措及影响 |
| 4.2.1 多措并举化解债务危机 |
| 4.2.2 引入重整投资人 |
| 4.2.3 重整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
| 4.2.4 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偿债能力 |
| 4.2.5 优化经营方案 |
| 第五章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效果分析 |
| 5.1 泸天化股份重整的短期市场反应 |
| 5.2 泸天化股份重整的中长期财务绩效 |
| 5.2.1 偿债能力 |
| 5.2.2 盈利能力与收益质量 |
| 5.2.3 成长能力 |
| 5.2.4 营运能力 |
| 5.2.5 同行业比较 |
| 5.2.6 综合财务绩效 |
| 5.3 泸天化股份破产风险再检验 |
| 第六章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启示与建议 |
| 6.1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中尚存问题 |
| 6.2 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启示与建议 |
| 6.2.1 对进入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 |
| 6.2.2 对其他上市公司 |
| 6.2.3 对政府及金融机构债权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项目过程监控研究总体发展趋势 |
| 2.2 投资项目过程监控理论国内外发展情况 |
| 2.2.1 国外项目过程监控发展状况 |
| 2.2.2 国内项目过程监控发展状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门径管理构建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过程监控模型 |
| 3.1 投资项目过程管理研究范畴 |
| 3.1.1 投资项目 |
| 3.1.2 大型投资项目管理 |
| 3.1.3 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
| 3.2 以门径管理流程构建项目动态管控架构 |
| 3.2.1 门径管理流程概念 |
| 3.2.2 门径管理发展历程 |
| 3.2.3 门径管理的优势 |
| 3.3 门径管理在大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迁移应用 |
| 3.3.1 大型投资项目的阶段-关口划分 |
| 3.3.2 门径管理在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管控的架构构建 |
| 3.3.3 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管控架构的应用效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的情景分析模型设计及应用 |
| 4.1 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的应用背景 |
| 4.1.1 项目前期监控对情景分析的需求 |
| 4.1.2 情景分析的概念和演变 |
| 4.1.3 情景分析的方法论和特点 |
| 4.2 项目情景分析在央企中的应用现状 |
| 4.3 投资项目的情景分析模型设计 |
| 4.3.1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设计思路 |
| 4.3.2 情景分析方式的选择 |
| 4.3.3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范围和目标选定 |
| 4.3.4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5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指标权重设计 |
| 4.3.6 情景分析中不确定性因素的筛选 |
| 4.3.7 投资项目的情景结构设计 |
| 4.3.8 情景分析的模拟流程设计 |
| 4.4 投资项目策略和实施计划评估 |
| 4.5 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敏感性测试 |
| 4.6 情景分析在中国海油某项目的应用 |
| 4.6.1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模型设置 |
| 4.6.2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P情景分析的过程 |
| 4.6.3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结果 |
| 4.6.4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情景分析的应用评价 |
| 4.7 应用情景分析的注意事项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风险管理的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 |
| 5.1 项目的风险管理过程 |
| 5.1.1 传统的项目风险管理过程 |
| 5.1.2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过程 |
| 5.2 风险管理规划 |
| 5.2.1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规划阶段活动 |
| 5.2.2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
| 5.2.3 WBS在投资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
| 5.3 投资项目风险识别 |
| 5.3.1 投资项目风险源分类 |
| 5.3.2 风险识别的方法与模型的应用 |
| 5.3.3 投资项目各阶段重点风险识别内容 |
| 5.4 投资项目风险评估 |
| 5.4.1 项目风险的评估概述 |
| 5.4.2 项目风险的量化处理 |
| 5.4.3 项目风险评估办法 |
| 5.5 投资项目风险监控与应对 |
| 5.5.1 投资项目风险监控流程 |
| 5.5.2 投资项目风险应对方案 |
| 5.6 基于风险管理的大型投资项目过程监控模型的应用 |
| 5.6.1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流程设计 |
| 5.6.2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应用案例 |
| 5.6.3 陵水17-2大型半潜式天然气生产平台风险管理实践案例 |
| 5.7 投资项目风险管理应用评价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型投资项目实施阶段过程监控系统 |
| 6.1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监控目标及概念 |
| 6.1.1 项目成本管理 |
| 6.1.2 项目进度管理 |
| 6.1.3 项目合同管理 |
| 6.1.4 项目范围监控 |
| 6.1.5 项目质量监控 |
| 6.1.6 项目管理实践中的问题 |
| 6.2 项目实施过程监控模型搭建 |
| 6.2.1 项目实施过程管控模型概述 |
| 6.2.2 项目管控方案工具 |
| 6.2.3 项目责任分配矩阵 |
| 6.2.4 项目管理维度体系 |
| 6.2.5 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支持 |
| 6.3 中国海油油气项目过程监控成本管理应用成果 |
| 6.3.1 中国海油投资项目管理现状分析 |
| 6.3.2 中国海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模型的应用实践 |
| 6.3.3 中国海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模型的应用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基于GONE理论的*ST昆机财务舞弊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财务舞弊的概念 |
| 2.1.1 财务舞弊的定义 |
| 2.1.2 财务舞弊的类型 |
| 2.2 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 |
| 2.2.1 GONE理论 |
| 2.2.2 其他舞弊动因理论 |
| 第3章 ~*ST昆机财务舞弊案例概述 |
| 3.1 公司简介 |
| 3.2 ~*ST昆机的退市过程 |
| 3.3 ~*ST昆机财务舞弊的手段 |
| 3.3.1 虚增收入 |
| (1)跨期收入 |
| (2)虚构交易 |
| (3)虚增合同价格 |
| 3.3.2 虚减管理费用 |
| 3.3.3 伪造年度报告中的存货数据 |
| 3.4 ~*ST昆机财务舞弊的行政处罚结果 |
| 3.5 ~*ST昆机财务舞弊的影响 |
| 3.5.1 退出资本市场 |
| 3.5.2 侵害投资者的利益 |
| 3.5.3 给机床行业敲响警钟 |
| 第4章 基于GONE理论的~*ST昆机财务舞弊动因分析 |
| 4.1 “贪婪”因子 |
| 4.1.1 管理层道德水平低下 |
| 4.1.2 管理层过分追逐利益 |
| 4.2 “机会”因子 |
| 4.2.1 股权结构不合理 |
| 4.2.2 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不合理 |
| 4.2.3 独立董事制度不健全 |
| 4.2.4 监事会人员构成不合理 |
| 4.2.5 会计事务所未尽勤勉之责 |
| 4.3 “需要”因子 |
| 4.3.1 避免退市 |
| 4.3.2 掩盖经营风险 |
| 4.3.3 稳定融资渠道 |
| 4.4 “暴露”因子 |
| 4.4.1 发现和披露舞弊行为的可能性低 |
| 4.4.2 惩罚的性质及程度小 |
| 第5章 基于GONE理论的财务舞弊防范与治理 |
| 5.1 遏制贪婪 |
| 5.1.1 加强道德建设 |
| 5.1.2 提高法律意识 |
| 5.1.3 建立诚信档案 |
| 5.1.4 健全薪酬考核机制 |
| 5.2 减少机会 |
| 5.2.1 优化股权结构 |
| 5.2.2 明确董事会职责,优化董事会结构 |
| 5.2.3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
| 5.2.4 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 |
| 5.2.5 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
| 5.3 减少不良需要 |
| 5.3.1 完善退市制度 |
| 5.3.2 制定恰当的公司发展战略 |
| 5.3.3 完善筹资方式 |
| 5.4 增加暴露风险 |
| 5.4.1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
| 5.4.2 提高会计事务所的执业能力 |
| 5.4.3 引入法务会计 |
| 5.4.4 增加舞弊成本 |
| 5.4.5 增加监管渠道与惩罚措施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6.2.1 文章的局限性 |
| 6.2.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股权再融资的研究 |
| 1.2.2 关于定增发行价格确定的研究 |
| 1.2.3 关于利益输送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大股东利益输送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 市场时机选择理论 |
| 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4 利益输送假说 |
| 第3章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的动因与实施 |
| 3.1 亨通光电概况 |
| 3.2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的动因 |
| 3.2.1 改善财务运行状况 |
| 3.2.2 募集业务扩张资金 |
| 3.2.3 把握新老划断时机 |
| 3.3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的设计 |
| 3.3.1 定向增发方案 |
| 3.3.2 定向增发流程 |
| 3.4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的实施 |
| 3.4.1 定向增发股份认购 |
| 3.4.2 定向增发募资使用 |
| 第4章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的环境与方式 |
| 4.1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的环境分析 |
| 4.1.1 外部环境分析 |
| 4.1.2 内部环境分析 |
| 4.2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的方式分析 |
| 4.2.1 利用定价折价率 |
| 4.2.2 利用盈余管理 |
| 4.2.3 利用定向增发时机 |
| 4.2.4 利用增发后现金分红 |
| 4.2.5 利用限售解禁后大幅度减持 |
| 第5章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的经济效应 |
| 5.1 投资风险增长 |
| 5.1.1 大数据分析项目 |
| 5.1.2 苏锡常宽带接入项目 |
| 5.1.3 新能源汽车相关项目 |
| 5.2 营运能力下降 |
| 5.3 成长动能减弱 |
| 第6章 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应对策略 |
| 6.1 完善定增定价机制和缩短定增审核时间 |
| 6.2 加强投资项目评估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
| 6.3 提高定增发行标准 |
| 6.4 健全股东保护机制和提升投资者专业能力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价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 |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 二、内部化理论 |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第一节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
|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
|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 |
| 三、投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二、投资流量的宏观概述 |
| 三、荷兰的就业情况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特征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 |
| 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 第四章 特殊金融机构 |
| 第一节 特殊金融机构的作用 |
| 一、特殊金融机构的定义 |
| 二、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 |
| 三、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双边条约的重要性 |
| 一、荷兰是国际条约体系的核心 |
| 二、不同类型双边条约的吸引力 |
| 三、特殊金融机构对荷兰经济重要性有限 |
| 第五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一、独立的中小企业主要进行小规模投资 |
| 二、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荷兰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 |
| 一、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二、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三、非金融服务业跨国公司 |
| 第六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出口和投资的介绍 |
| 二、出口和投资齐头并进 |
| 三、出口和投资的方式 |
| 第二节 条约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条约和非关税措施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二、贸易协议的深度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选择因素 |
| 第七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德国 |
| 一、德国的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八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和挑战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 |
| 一、85年的货物贸易和投资趋势 |
| 二、金融危机 |
| 三、新冠病毒危机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
| 一、优势(Strength) |
| 二、劣势(Weakness) |
| 三、威胁(Threat) |
| 四、机会(Opportunity) |
| 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建议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2.1 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逻辑框架与章节安排 |
| 1.3.1 逻辑框架图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2.文献综述 |
| 2.1 关联交易 |
| 2.1.1 关联交易表现形式与类型 |
| 2.1.2 关联交易产生原因 |
| 2.1.3 集团关联交易的经济后果 |
| 2.1.4 商业银行关联贷款 |
| 2.1.5 关联交易文献评述 |
| 2.2 地方政府金融控股集团风险 |
| 2.2.1 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及监管 |
| 2.2.2 过度负债风险 |
| 2.2.3 过度投资风险 |
| 2.2.4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2.3 地方金融监管 |
| 2.3.1 组织分权与监管分权理论 |
| 2.3.2 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研究 |
| 2.3.3 地方金融监管文献评述 |
| 2.4 文献评述 |
| 3.地方金控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 地方金控界定 |
| 3.1.1 一般金融控股集团定义及分类 |
| 3.1.2 地方金控定义与统计方式 |
| 3.2 地方金控统计性描述 |
| 3.2.1 地方金控集团参控股情况 |
| 3.2.2 地方金控集团获得金融牌照方式 |
| 3.2.3 地域分布、成立时间、行政级别、行业以及规模 |
| 3.3 关联交易统计性描述 |
| 3.3.1 各类型关联交易年度变化 |
| 3.3.2 各类型关联交易横向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4.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风险的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回归模型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基本回归结果 |
| 4.4.2 担保方向与过度负债 |
| 4.4.3 企业集团权利配置与过度负债 |
| 4.4.4 子公司相对盈利能力与过度负债 |
| 4.4.5 子公司相对成长性与过度负债 |
| 4.4.6 稳健性分析 |
| 4.4.7 进一步研究 |
| 4.5 本章小结 |
| 5.关联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制度背景 |
| 5.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4.2 指标说明 |
| 5.4.3 回归模型 |
| 5.4.4 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1 基本回归结果 |
| 5.5.2 关联资金借贷、GDP增长压力与过度投资 |
| 5.5.3 关联资金借贷、地方金控集团重要性与过度投资 |
| 5.5.4 关联资金借贷、政策不确定性与过度投资 |
| 5.6 稳健性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6.地方金控集团控制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制度背景 |
| 6.2.1 银行进入地方金控集团的制度背景 |
| 6.2.2 关联贷款和贷款集中度的相关限制 |
| 6.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4 研究设计 |
| 6.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4.2 回归模型及变量介绍 |
| 6.4.3 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 |
| 6.5.1 关联贷款基本回归结果 |
| 6.5.2 关联贷款异质性分析 |
| 6.5.3 贷款集中度基本回归结果 |
| 6.5.4 贷款集中度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分析 |
| 6.6.1 关联贷款的稳健性分析 |
| 6.6.2 贷款集中度的稳健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地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
| 7.2.1 金融机构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7.2.2 产业公司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7.3 中央及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历史演变 |
| 7.4 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冲突的模型解释 |
| 7.5 中央和地方最优监管分权体制 |
| 7.5.1 基于代理人参与的角度 |
| 7.5.2 基于委托人激励的角度 |
| 7.5.3 带有交流的激励模型 |
| 7.6 本章小结 |
| 8.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论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8.2.2 地方金融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新形势下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基本情况 |
| (一)完善财政专项体系 |
| (二)减轻企业负担 |
| (三)创新支持模式 |
| (四)做好重点工业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
| (五)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
| (六)鼓励工业产业加大投资 |
| 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
| (一)工业投资增速下降 |
| 1.工业企业规模小,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偏少 |
| 2.工业发展模式粗放,招商引资以工业绿色发展为目标 |
| 3.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提高有效供给 |
| 4.要素矛盾日益突出,工业生产成本偏高 |
| (二)财政资金使用较分散,资金杠杆作用的发挥有待增强 |
| (三)工业企业资金缺口较大 |
| (四)融资渠道单一,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 |
| (五)银行贷款难、贷款贵,难以满足企业需要 |
| 1.银行贷款难。 |
| 2.银行贷款贵。 |
| 3.银行贷款期限短。 |
| 4.银行贷款审批流程长。 |
| (六)项目管理有待加强 |
| (七)政府在融资方面应发挥更积极作用 |
| 国内外支持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对广西的启示 |
| (一)国内外支持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共同特征 |
| 1.政策扶持的系统性。 |
| 2.政策运用的综合性。 |
| 3.政府资金的整合作用。 |
| (二)国内外支持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的经验借鉴 |
| 新形势下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支持的建议 |
| (一)新形势的内涵 |
| (二)新形势下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支持的思路 |
| 1.发展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
| 2.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
| 3.配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4.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
| 5.坚持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引领作用 |
| (三)几点建议 |
| 1.优化财政投入 |
| 2.加大金融支持 |
| 3.建立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机制 |
| 4.千方百计降低工业企业要素成本 |
| 5.全面激励民间资本投资 |
| 6.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
| 7.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 8.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
（9）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职能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制造业转型升级文献综述 |
| 1.2.1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现状评价与政策措施研究综述 |
| 1.2.2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驱动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综述 |
| 1.2.3 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升级研究综述 |
| 1.2.4 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综述 |
| 1.3 政府职能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观点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 |
| 2.1.2 转型升级 |
| 2.1.3 制造业转型升级 |
| 2.1.4 政府职能 |
| 2.2 本文涉及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制造业转型升级理论 |
| 3 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现状及政府职能亟待完善的方面 |
| 3.1 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现状 |
| 3.1.1 大渡口区规模工业分类及行业分布情况 |
| 3.1.2 大渡口区制造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2 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部署情况 |
| 3.2.1 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 |
| 3.2.2 产业结构的调整 |
| 3.2.3 扶持政策 |
| 3.3 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职能亟待完善的方面 |
| 3.3.1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
| 3.3.2 行政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创新 |
| 4 国内外城市或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经验借鉴 |
| 4.1 德国鲁尔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 |
| 4.1.1 德国鲁尔制造业现状 |
| 4.1.2 德国鲁尔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 |
| 4.2 天津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 |
| 4.2.1 天津市制造业现状 |
| 4.2.2 天津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 |
| 4.3 国内外制造业转型升级经验启示 |
| 5 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完善政府职能的建议 |
| 5.1 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支撑体系 |
| 5.1.1 合理配置资源,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
| 5.1.2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减少政府干预 |
| 5.1.3 发挥规划引导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 5.2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执行力 |
| 5.3 以智能化为引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容性问题的探讨 |
| 1.2.2 绿色发展理念的缘起及其战略意义 |
| 1.2.3 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及其内涵 |
| 1.2.4 环境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重难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重难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体系框架与分析方法 |
| 2.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理念 |
| 2.1.2 西方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相关理论 |
| 2.1.3 相关理论在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应用 |
| 2.2 我国环境协同治理的体系框架 |
| 2.2.1 打破“二元对立”的环境协同治理框架 |
| 2.2.2 基于“对象—措施—绩效”的环境治理逻辑 |
| 2.3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分析方法 |
| 2.3.1 环境协同治理的评价方法选择 |
| 2.3.2 环境协同治理的评价指标选取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演进与现实困境 |
| 3.1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演进 |
| 3.1.1 我国环境治理理念逐步成型阶段(1978—1992 年) |
| 3.1.2 我国环境治理政策逐步完善阶段(1992—2012 年) |
| 3.1.3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逐步成熟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2.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范围 |
| 3.2.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分析 |
| 4.1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 |
| 4.1.1 政府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 4.1.2 市场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 4.1.3 社会主体的利益偏好及其行为选择 |
| 4.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
| 4.2.1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模型构建 |
| 4.2.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适应度分析 |
| 4.2.3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演化博弈的稳定性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绿色发展的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分析 |
| 5.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
| 5.1.1 评估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
| 5.1.2 影响评价绩效因素 |
| 5.1.3 指标选取原则 |
| 5.1.4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5.1.5 评价指标的确定及解释 |
| 5.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指标处理 |
| 5.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5.2.3 指标赋权 |
| 5.2.4 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指标计算与结果筛选 |
| 5.3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5.3.1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总体分析 |
| 5.3.2 地方协同环境治理绩效分项指标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选择与设定 |
| 6.2 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2.1 全国总体的检验结果分析 |
| 6.2.2 东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 6.2.3 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 6.2.4 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优化建议 |
| 7.1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正式制度的完善优化 |
| 7.1.1 推动现有制度的绿色化转型 |
| 7.1.2 构建符合地方实际需求的环境治理政策法规体系 |
| 7.1.3 优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考核与信息披露机制 |
| 7.2 市场治理体系优化: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
| 7.2.1 推动企业向绿色清洁生产服务转型 |
| 7.2.2 加快推动绿色新兴产业发展 |
| 7.2.3 提升绿色金融对产业转型的支持作用 |
| 7.3 社会治理体系优化: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引导 |
| 7.3.1 推广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 |
| 7.3.2 支持绿色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原始数据(2017 年) |
| 附表2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详细得分(2017 年) |
| 附表3 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工业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论文参考文献）
- [1]泸天化股份破产重整的案例研究[D]. 张璨.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9)
- [2]大型央企集团投资项目过程监控及应用研究[D]. 陈海.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基于GONE理论的*ST昆机财务舞弊案例研究[D]. 刘嘉宇. 阜阳师范大学, 2020(07)
- [4]亨通光电定向增发中大股东利益输送及对策研究[D]. 李子亮.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陈彦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D]. 何美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新形势下广西工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研究[J]. 王代玉,罗长石,陈昱妍,何志婵,彭宇光. 广西经济, 2019(12)
- [9]大渡口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职能完善研究[D]. 崔盛贤. 重庆大学, 2019(05)
- [10]绿色发展视阈下我国地方环境协同治理研究[D]. 肖钦.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