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王雅静[1](2021)在《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的“主力军”,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通过识别市场机会,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才能,但是,随着企业家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其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就会不同,企业家才能绩效必然有差异性。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企业家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进行文献回顾,并作简要概括和评论;第二,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第三,运用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演进脉络及其发展概况,探寻企业家才能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江苏扬州数据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企业家才能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理是:其一,捕捉市场机会的才能,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对此进行识别和预测,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快速反应和行动,及时做出市场决策,为企业带来可能的盈利机会的能力。其二,组织生产要素的才能,是企业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较小的要素投入实现高效的产出,实现市场平均利润的能力。其三,创新发展的才能,是企业家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技术、产品、管理、市场、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变革,使企业获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互为影响,贯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过程。第二,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家才能具有累积性。农业企业家在学习教育和“干中学”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累积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的绩效,良好的绩效又对企业家才能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农业企业家再一次累积企业家才能。其二,企业家才能具有异质性。差异化的企业家才能形成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企业家才能越高,取得的经营绩效越好。在每一个农业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内部,企业家才能的维度结构具有异质性。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应均衡发展,形成企业家才能的整体合力。其三,企业家才能具有匹配性。企业家才能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动态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要求。从本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项目、税收、金融等支持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力度,更加注重培育农业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的企业家才能。特别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发展阶段,在农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关注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态跟踪培养。要改变低层次、重复化的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农业企业家具备程度更高、维度结构更完整、与企业发展要求更匹配的企业家才能。第二,打破偏重工商企业家、城市专业技术人才下乡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想,鼓励青年农民、农民工、村干部、农村大学生等有乡土根基、有农业创业意愿、有一定企业家素质和才能的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者,让乡土农民这个最大的潜在创业群体创成业、创好业,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本研究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三个维度的属性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第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和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素质、能力和绩效指标体系,研究谁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本研究既拓展了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研究领域,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唐厚权[2](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提出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张重洲[3](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康庄[4](2020)在《重庆建立和完善扶贫脱贫长效机制的思考与建议》文中认为截至2020年3月,重庆市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和4个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全市还剩2.44万贫困人口未能实现脱贫。当前,重庆扶贫攻坚正处于着眼长远、立足当下,谋划工作思路与方法路径转变的关键时期。既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扶贫路上"不漏一人",又需要进一步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运行机制,将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机衔接起来。
赵雅鑫[5](2019)在《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破坏、资源匮乏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家畜数量的减少与缺乏。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家畜养殖形势严峻,为恢复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国家着重发展农村家畜养殖以助推工农业生产。石家庄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完善畜牧组织,改善家畜繁殖、防疫等条件,推动农村家畜养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影响了家畜养殖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家畜养殖集体化的要求与农村资源匮乏以及饲养经验不足之间的矛盾,基层执行中的冒进情绪及强迫命令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石家庄家畜养殖的“非正常化发展”,出现基层家畜养殖实践与国家治理逻辑不同步的现象。基于此,国家不断调整并落实家畜养殖政策,促使其进入良性发展。70年代,家畜养殖发展逐渐回稳,但深受革命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阶段特征。在石家庄家畜养殖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产生了不同于上层制度安排的家畜养殖实践,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推动了国家农村经济治理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家畜饲养、使役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畜牧技术的发展,这推动了家畜养殖自身结构化的转变。同时,国家借助农民家畜养殖这一日常生活场景,在农村中建构并传播国家意志,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农民的思想及行为,增强其政治认同感。在这“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调适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革新得以实现。
李娟[6](2019)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瑶族生计方式变迁》文中研究指明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精准扶贫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整个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瓦解,以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的生计方式,为了适应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主动或被动的发生了变迁。生计方式是人们稳定的维持生活的计谋和办法,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研究生计方式的变迁路径、探讨变迁规律,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我国农村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民族地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对于现阶段做好国家扶贫工作和民族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为田野调查点,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为指导和研究依据,深入探讨了岔山村农民生计方式变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以农为主、畜牧为辅的传统生计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农牧业、副业、外出务工共同发展的现代化生计方式,再到如今以农牧业、旅游业为主,兼副业、外出务工为一体的多元化生计方式,岔山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种种发展与变迁,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村民自身的需求和努力以及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变迁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在人际交往上也扩大了村子通婚的范围,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同时岔山村生计方式的变迁也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产生一定影响。
吕子文[7](2014)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杨凌区380个农户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确立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为了销售农作物的便利,率先自发组织成立了带有互助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级政府对合作社的发展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促进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类合作社数量激增,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不少学者认为,合作社能够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实现规模效益等等,因而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规模过小、服务功能弱、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因此就有学者对合作社的增收效果提出了质疑。但目前已有研究鲜有涉及合作社对农民增收效应问题的研究,有少量文献虽然提到这一问题,但并未作深入的实证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这就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大打折扣。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了陕西省杨凌区的380个农户为样本,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合作社促进农户增收的机理,而后利用调研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和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入社农户的平均收入明显高于未入社农户的平均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具有统计学显着意义;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与农户家庭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农户农业专业化程度及农民合作社自身规范性密切相关,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农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合作社运行越规范,其对农户的增收效果越明显。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合作社发展社员的针对性;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合作社制度章程,推动合作社实现规范化发展;引导规过小的合作社进行合并重组,适度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增强其服务功能。
李屿洪[8](2013)在《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研究 ——以侯家营村和下孔村为例》文中认为分配制度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绩效。对人民公社时期分配制度的研究关系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所进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研究,针对的是当时农村社会财富和社会服务的整体分配,这既包括集体生产组织中的社会财富和收益的分配,也包括分配制度本身的设计与运行过程。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对位于冀东平原和山西太行山地的两个普通村庄的个案研究,通过再现当时农村基层生产组织的具体分配实践过程,通过对当时生产队社员的具体分配行为的生动记述和描画,来重新考察和评价人民公社制度,进而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和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保存着系统、丰富的村级文书档案,这为研究公社时期农村基层组织分配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本研究在分析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农村基层档案的基础上,辅以各县乡级档案以及各类方志和政府文件等资料,同时进行多次田野调查,力求具体地去揭示两个华北村庄在集体化时期分配的实际情形和过程。这样一种利用基层农村档案与田野调查收获相结合,突出叙述乡村故事的研究方法,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还是首创。位于冀东平原的昌黎县侯家营村与位于晋东南山地的阳城县下孔村地处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环境之中,由此各自呈现出分配制度的多样性和对当地独特情况的适应性,由此可以看出公社分配制度的设计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会体现出地域环境的个性。这一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在公社研究中也属少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侯家营村和下孔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收益分配主要包括实物形态分配和现金形态分配两部分,其中实物分配是分配的主体,对社员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实物分配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副产品,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油料、糖类、棉花、柴草等,以及一些自己无法完全自给的物资,如各种调味品、煤炭、肥料、各种票证等。这两个村庄在进行实物分配和现金分配时都需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但在粮食油料作物等的种植与分配,在副业和社办企业收入在分配中的地位等方面又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集体收益分配过程中社员那一部分的分配需要工分制加以配合,社员和干部在分配中的行为与观念也充分体现在工分问题上。本研究探讨了普通社员和干部这两个群体在工分问题上的行为、观念及其异同,也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工分制下的不同选择。干部作为集体组织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媒介,既要贯彻执行国家、省、县直至公社安排下来的各种分配政策,也要考虑村庄的现实情况,满足社员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时,他们作为个人,还会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和家庭的私利,这三重考虑决定着干部会采取和普通社员有所区别的分配行为,分配观念也有差异,甚至会出现干部在具体分配过程中以权谋私的行为。农村基层大队和生产队的分配具体过程包括年初制定分配计划、平时预分和年底分配决算,侯家营村和下孔村恰巧保留着非常丰富的与此相关的档案资料——包括村干部工作笔记、村班子会议记录、大队和生产队会计账簿以及各类经济、财务统计表等等,其中各个年度的《收益分配计划表》、《分配预算表》、《预分方案》、《夏粮分配情况安排表》以及《社员借粮表》等等,都极为生动具体地再现了上述分配过程。两个村庄的个案表明,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与生产、积累、消费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当时的国家和各级政府所实施的政策都没有处理好这一重要关系。人民公社时期分配制度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对农民的攫取大于给于,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一结果进而造成农业增长缓慢,农民持续贫穷,全社会消费无力,造成国民经济失衡,城乡差距加大,工农业比例失调,造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李和[9](2010)在《边疆山区农村副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云南省麻栗坡县八里坪村为例》文中指出八里坪村地处边境,耕地有限,资源匮乏,经济条件差,发展副业是其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八里坪村在发展农副业的实践中,应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依靠科学技术,走产业化发展的路子。
贺喜灿[10](2010)在《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 ——以江西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问题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一直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以江西为例,探讨影响农民长效增收的主要因素,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最后论述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保障措施。本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期望通过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即全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进而促进农民的就业或者创业,在组织——含以政府为核心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合作组织、以企业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和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人力资源开发-就业-增收”长效性的良性循环,达到农民长效增收的目标。本文的基本思路是:(1)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农民增收长效性的主要因素;(2)对影响农民增收长效性的主要因素影响农民增收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3)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对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分析,系统考虑农户、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根据长效机制的反馈基模分析,提出消除农民增收增长上限的具体对策和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政策措施;(4)对长效机制的落实情况开展调查,全面总结归纳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典型模式,用事实论证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以江西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基于此,本文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深入探讨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并将制度纳入人力资源开发的范畴,探寻微观(农户和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农民)、中观组织(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组织等组织)和宏观(主要为政府政策)三个层面耦合的制度结构;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模分析方法,按照“人力资源开发-就业-增收”的逻辑,构建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即农户、中观组织和政府三方共同运行和藕合的综合系统。其中,农户自身是关键,应积极参与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外出务工等;中观组织是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整体素质的有效载体;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是重要的激励和保障。基于此长效机制,政府应制定并实施积极的政策保障措施,以促进农民长效增收。
二、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思路 |
1.3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样本选择 |
1.4.3 数据来源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家才能 |
2.1.1 企业家 |
2.1.2 企业家才能 |
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2.1 农业企业家 |
2.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2.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
2.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
2.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2.4.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 |
2.4.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2.4.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 |
2.5 简要的研究评述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3.1 概念界定 |
3.1.1 企业家 |
3.1.2 企业家才能 |
3.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3.2 企业家才能理论 |
3.2.1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3.2.2 创新理论 |
3.2.3 人力资本理论 |
3.3 企业理论 |
3.3.1 分工理论 |
3.3.2 生产函数理论 |
3.3.3 契约理论 |
3.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3.4.1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3.4.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历史回顾 |
4.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1 1949年到1978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2 1978年至20世纪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3 21世纪初至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2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迁 |
4.2.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变迁 |
4.2.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变迁 |
4.2.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变迁 |
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1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2 企业家才能的异质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3 企业家才能的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研究 |
5.1 案例介绍 |
5.2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的阐释 |
5.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发展 |
5.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家庭农场发展 |
5.3 经营绩效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 |
6.1 案例介绍 |
6.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关系的阐释 |
6.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3 经营绩效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研究 |
7.1 案例介绍 |
7.2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关系的阐释 |
7.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业企业发展 |
7.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业企业发展 |
7.3 经营绩效 |
7.4 本章小结 |
7.5 三个案例讨论 |
第8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江苏扬州数据检验 |
8.1 理论基础 |
8.1.1 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的认识 |
8.1.2 关于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研究现状 |
8.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 |
8.2 数据来源与检验 |
8.2.1 数据来源 |
8.2.2 信度效度检验 |
8.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8.3.1 企业家才能素质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2 企业家才能能力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绩效的差异性分析 |
8.3.4 讨论 |
8.4 实证分析 |
8.4.1 变量选择与含义 |
8.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主要研究结论 |
9.1 讨论与结论 |
9.2 理论贡献 |
9.3 政策建议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四)本文的创新 |
三、概念界定 |
(一)时间界定 |
(二)空间界定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四、资料来源 |
(一)调查资料 |
(二)文史资料 |
(三)地方志 |
(四)年鉴 |
(五)档案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小结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小结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小结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小结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重庆建立和完善扶贫脱贫长效机制的思考与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
(一)贫困的相对性决定了反贫困的长期性 |
1、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
2、相对贫困治理的困难性 |
(二)农村、农业和贫困农民的脆弱性导致已脱贫人口返贫现象易发 |
(三)致贫原因的多源性、多维性是反贫困长期性的重要依据 |
1、收入水平不能作为测度贫困的惟一维度 |
2、农村人口致贫原因具有多源性和多维性 |
贫困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的可实现途径 |
(一)阻碍农民增收因素 |
(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可实现途径 |
反贫困的本质与长效机制构建 |
(一)反贫困的本质是推进高质量发展 |
1、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 |
2、反贫困的关键是改革现有不合理机制体制 |
(二)重庆构建扶贫脱贫长效机制的一些思考 |
1、构建扶贫脱贫长效机制应处理好几组关系 |
2、重庆构建扶贫脱贫长效机制值得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 |
建立扶贫脱贫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精准扶贫对象确定的常态化动态管理机制 |
(二)完善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管机制 |
(三)“统筹城乡、四化同步”重整乡村资源,创新区域扶贫开发长效机制 |
(四)创新帮扶方式完善扶贫持续精准开发机制 |
(5)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1.2 相关范围界定 |
1.3 学术研究述评 |
1.4 研究主题及目标 |
第二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恢复与发展(1949-1957) |
2.1 家畜养殖的发展背景 |
2.1.1 严峻的家畜养殖形势 |
2.1.2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历史概况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畜养殖的制约因素与政策支持 |
2.2.1 家畜养殖的制约因素 |
2.2.2 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 |
2.3 农业生产合作社下家畜养殖形式及保畜措施 |
2.3.1 家畜饲养使役形式的概况 |
2.3.2 农民及干部的顾虑与行为 |
2.3.3 家畜饲养使役的调整措施 |
小结 |
第三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挫折与调整(1958-1965) |
3.1 政策导向下家畜养殖的挫折 |
3.1.1 家畜养殖的“跃进”与挫折 |
3.1.2 家畜养殖出现挫折的原因 |
3.2 政策调整下家畜养殖的转折 |
3.2.1 调整饲养方针与落实奖励政策 |
3.2.2 整顿饲养队伍与加强防疫训练 |
3.2.3 提高配种技术与建立繁殖基地 |
3.2.4 广辟饲料来源与建立家畜三院 |
小结 |
第四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转变与提升(1966-1978) |
4.1 家畜养殖的发展样态 |
4.1.1 基层牲畜养殖实态 |
4.1.2 基层猪只养殖实态 |
4.2 家畜养殖的阶段特征 |
4.2.1 家畜养殖的不平衡性 |
4.2.2 家畜养殖的新转向 |
小结 |
第五章 家畜养殖视域下的国家与农民 |
5.1 家畜养殖中国家的策略与表达 |
5.1.1 家畜养殖中的动员方式 |
5.1.2 家畜养殖中的政治伦理 |
5.2 家畜养殖中基层的选择与应对 |
5.2.1 家畜养殖中的基层干部 |
5.2.2 家畜养殖中的乡村民众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瑶族生计方式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选题原由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选题原由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民族生计方式的研究 |
二、与瑶族生计相关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四节 田野点概况 |
一、地理位置与人口概况 |
二、历史沿革 |
三、生产与经济 |
四、风俗习惯 |
第二章 岔山村传统生计方式 |
第一节 传统农业 |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发展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 |
第二节 传统养殖业 |
第三节 个体手工业与工商业 |
第四节 外出打工 |
第三章 岔山村现代生计方式 |
第一节 现代农业与养殖业 |
第二节 旅游业 |
一、旅游业产生的背景 |
二、旅游产业链下的生计方式 |
第三节 其他生计方式 |
一、外出务工 |
二、在乡务工 |
三、回乡创业 |
第四章 岔山村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分析 |
第一节 国家政策的扶持 |
第二节 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
第三节 村民的文化自觉 |
第五章 岔山村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 |
第一节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
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二、交通方式的便捷 |
三、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多 |
四、居住环境的改善 |
第二节 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
一、通婚范围的扩大 |
二、妇女角色和地位的改变 |
第三节 对文化资源开发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杨凌区380个农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1 合作社理论的研究 |
1.3.2 农民增收理论的研究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户的概念 |
2.1.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 |
2.1.3 农民收入的内涵 |
2.2 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理论基础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第三章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历程、现状及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
3.1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历程 |
3.1.1 自发起步阶段 |
3.1.2 政府引导阶段 |
3.1.3 规范发展阶段 |
3.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与特点 |
3.3 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
3.3.1 合作社对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 |
3.3.2 合作社对农户非农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 |
第四章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杨凌经济社会发展简况 |
4.2 杨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
4.3 研究假设及影响因素说明 |
4.4 调查样本选择与抽样方法 |
4.5 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
4.6 计量模型与变量统计特征 |
4.7 数据分析与讨论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含义 |
5.1 主要结论 |
5.2 政策含义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研究 ——以侯家营村和下孔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三、资料概况 |
四、研究思路 |
五、小结 |
第一章 分配的背景 |
第一节 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演进 |
一、互助组时期的分配制度 |
二、初级社时期的分配制度 |
三、高级社时期的分配制度 |
四、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 |
(一)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分配制度(1958—1962年) |
(二) 人民公社成熟时期的分配制度(1962—1978年) |
(三) 农业生产承包制时期的分配制度(1978—1984年) |
五、分配制度的设计目的和可操作性 |
第二节 村庄基本情况 |
一、侯家营村的基本情况 |
(一) 所处地域、行政及分配制度的沿革 |
(二) 基本经济特点和发展脉络 |
二、下孔村的基本情况 |
(一) 所处地域、行政及分配制度的沿革 |
(二) 基本经济特点和发展脉络 |
第二章 分配的结构 |
第一节 粮食分配 |
一、国家部分 |
(一) 国家征购 |
(二) 农产品价格与流通情况对于分配的影响 |
二、集体提留 |
(一) 种子 |
(二) 饲料 |
(三) 储备粮 |
(四) 生产专用粮 |
(五) 其他提留 |
三、社员口粮 |
(一) 人均集体分配粮 |
(二) 集体分配社员口粮的具体原则和标准 |
四、社员实际享有的粮食 |
(一) 社员口粮的具体种类 |
(二) 返销粮 |
(三) 自留地非耕地产粮 |
(四) 社员口粮水平 |
第二节 其他实物的分配 |
一、大队和生产队自产实物的分配 |
(一) 肉类 |
(二) 蔬菜 |
(三) 油料及油品 |
(四) 棉花 |
(六) 柴草 |
二、大队和生产队无法自给的物资的分配 |
(一) 各种调味品 |
(二) 各种票证 |
(三) 煤 |
(四) 工业品奖售 |
第三节 现金分配 |
一、集体的可分配收益 |
(一) 集体收入 |
(二) 集体支出 |
(三) 集体的可分配收益 |
二、现金分配的国家部分 |
(一) 农业税金 |
(二) 工商业税 |
三、集体提留的现金 |
(一) 公积金 |
(二) 公益金 |
(二) 固定财产基金 |
(四) 生产费基金 |
(五) 折旧基金 |
(六) 其他集体提留 |
(七) 外部单位对于基本核算单位现金分配的影响 |
四、分给社员的现金 |
(一) 社员从集体得到的现金来源 |
(二) 社员应该赔付给集体的现金 |
(三) 集体分配收入水平和分配兑现 |
五、社员实际收入水平 |
(一) 社员家庭副业收入 |
(二) 社员实际收入水平 |
第三章 分配过程、行为与观念 |
第一节 分配的过程 |
一、年初的分配计划 |
二、平时分配 |
三、年底分配决算 |
四、社员借粮、借款 |
第二节 分配的行为与观念——以工分为切入点 |
一、工分——分配行为与观念的集中体现 |
(一) 工分制的历史沿革 |
(二) 工分的基本类型 |
(三) 工分的评定 |
(四) 对工分制的评价 |
二、普通社员的分配行为与观念 |
三、干部的分配行为与观念 |
第四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二、着作 |
三、论文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边疆山区农村副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云南省麻栗坡县八里坪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八里坪村经济发展概况 |
二、传统副业现状 |
(一) 家庭饲养业 |
1. 养猪。 |
2. 养牛。 |
3. 家禽养殖。 |
4. 饲料。 |
5. 饲养管理方式。 |
(二) 传统手工业。 |
1. 竹篾编织。 |
2. 木工业。 |
3. 磨豆腐。 |
4. 酿酒。 |
三、新型副业的发展 |
(一) 运输业。 |
(二) 商业零售。 |
(三) 民办企业。 |
四、副业发展的思考 |
(10)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 ——以江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
1.2.2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
1.3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
1.3.1 农民增收长效性的影响因素 |
1.3.2 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思路与对策 |
1.3.3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需要系统深入研究 |
1.4 关键概念界定、研究范围界定 |
1.4.1 关键概念界定 |
1.4.2 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界定 |
1.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研究框架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5.3 研究框架及章节安排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2.1.1 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
2.1.2 人力资本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2.2 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2.2.1 新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
2.2.2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2.3 制度经济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2.3.1 制度经济理论概述 |
2.3.2 制度经济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3章 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 农民收入增长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3.1.1 农民收入增长总体特征 |
3.1.2 农民收入增长总体特征的影响因素 |
3.1.3 农民收入构成变动的影响因素 |
3.2 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主因素的实证分析 |
3.2.1 变量说明及数量选取 |
3.2.2 各主因素对农民增收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
3.3 本章结论及解释 |
第4章 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分析 |
4.1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增收影响的机理分析 |
4.1.1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民素质 |
4.1.2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民能力 |
4.1.3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民收入 |
4.1.4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 |
4.2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西为例 |
4.2.1 数据准备 |
4.2.2 江西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
4.2.3 江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均衡与误差修正机制实证分析 |
4.2.4 结论 |
第5章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分析 |
5.1 制度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
5.1.1 制度能够促进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
5.1.2 制度能够促进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
5.1.3 制度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
5.1.4 制度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利用 |
5.1.5 制度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合理分配 |
5.2 从制度的四个核心维度分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
5.2.1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
5.2.2 人力资本产权的形成——投资制度 |
5.2.3 经济体制 |
5.2.4 非正式制度 |
5.3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安排 |
5.3.1 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安排的关键 |
5.3.2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制度安排的先决条件 |
5.3.3 降低交易成本是制度安排的重要目标 |
5.4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分析:"开发-就业-增收" |
5.4.1 "开发-就业"循环机制的基本涵义 |
5.4.2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农民就业的基本关系 |
5.4.3 促进就业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体系 |
5.4.4 "开发-就业-增收"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框架 |
第6章 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 |
6.1 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主要原则 |
6.1.1 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原则 |
6.1.2 利益分配的互惠互利原则 |
6.1.3 发展路径的市场化原则 |
6.2 基于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 |
6.3 人力资源开发视角促进农民长效增收的对策 |
第7章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执行的措施 |
7.1 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产权保护——微观层面的农民 |
7.1.1 加强教育培训 |
7.1.2 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
7.1.3 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
7.1.4 发挥"留守"人员作用 |
7.1.5 积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
7.1.6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跨省合作 |
7.2 有效的组织——中观层面的组织机制 |
7.2.1 充分发挥农村公共服务组织的凝聚作用 |
7.2.2 充分发挥农民组织的合作作用 |
7.2.3 充分发挥农业产业组织的拉动作用 |
7.3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 |
7.3.1 强化政府政策保障 |
7.3.2 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
7.3.3 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 |
7.3.4 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保障制度 |
第8章 基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执行措施的例证 |
8.1 基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微观层面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 |
8.1.1 模式1:自我开发带动型 |
8.1.2 模式2:能人带动型 |
8.1.3 模式3:技术带动型 |
8.2 基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中观层面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 |
8.2.1 模式4: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型 |
8.2.2 模式5:专业协会带动型 |
8.2.3 模式6:专业合作社带动型 |
8.2.4 模式7:"公司+农户"带动型 |
8.2.5 模式8:企业带动型 |
8.2.6 模式9:产业化组织带动型 |
8.2.7 模式10:集约经营组织带动型 |
8.3 基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宏观层面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 |
8.3.1 模式11:城镇化建设推动型 |
8.3.2 模式12:工业园区建设带动型 |
8.3.3 模式13:移民推动型 |
8.3.4 模式14:基地示范带动型 |
8.3.5 模式15:政府推动劳动力转移带动型 |
8.4 基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综合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 |
8.4.1 模式16:综合带动型 |
结论及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D]. 王雅静. 扬州大学, 2021
-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4]重庆建立和完善扶贫脱贫长效机制的思考与建议[J]. 康庄. 新西部, 2020(Z1)
- [5]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D]. 赵雅鑫. 河北大学, 2019(08)
- [6]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瑶族生计方式变迁[D]. 李娟.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7]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杨凌区380个农户为例[D]. 吕子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3)
- [8]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研究 ——以侯家营村和下孔村为例[D]. 李屿洪. 南开大学, 2013(07)
- [9]边疆山区农村副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云南省麻栗坡县八里坪村为例[J]. 李和. 黑河学刊, 2010(10)
- [10]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 ——以江西为例[D]. 贺喜灿. 南昌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