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创造条件,培养本土金融分析师（论文文献综述）
黄海舟[1]（2021）在《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天风证券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变革,本土券商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举措,其背后是国家做强直接融资的决心,这意味着券商将迎来空前的业务增量。伴随而来的,还有外资券商的抢食。与内资券商相比,生根于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境外投行,有着数倍于内资券商的经营时间,在管理理念、运营经验、激励机制、创新能力、业务能力上都有其独到之处。若是未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外资券商,并在国内逐渐扩大影响力与业务规模,现有的市场竞争局面将被打破,外资券商凭借其境外母公司强大的资本实力,可能对国内同行开展收购兼并,挤压本土券商的生存空间。面对机遇与挑战,本土券商该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从天风证券战略性重点投入研究业务的案例出发,以时间纵向与同行业横向两个角度比较,发现天风证券在2016年至2017年大幅提高研究能力后,市场地位、盈利能力都有了显着提升,天风证券提升研究能力的举措对竞争力有积极影响。为进一步验证该结论,本文创造性地从券商研报数量、券商研究公司数量、券商活跃分析师数量、券商推荐评级超额收益五个维度,使用因子分析法从41万余封研报中归集构建了60家券商2010年至2019年的研究能力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最终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案例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券商的研究能力对以盈利能力表征的竞争力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对以证券业协会分类监管评级A以下表征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小券商更加显着。
于文蕾[2]（2021）在《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影响路径与经济后果》文中提出人才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如何培养与选拔高层次管理人才,是关乎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议题。中国长期在人才引进、培养与扶持方面完善制度并投入资源,建设高精尖人才队伍成为“十四五”时期人才战略的重要目标,但当前企业高水平管理人才的短缺与错配问题仍然存在,影响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风险承担是其追求高利润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意愿,合理的风险承担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及社会全要素生产率;CEO作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企业投资、经营、融资等风险活动的关键决策者与执行者。合理甄选配置高层管理人员,充分发挥其创新精神与风险承担意识进而创造价值也是实务界与理论界尤为关注的议题。在全球经理人市场上,管理者职业经历丰富程度成为衡量“通才”与“专才”的重要因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多元的职业经历会影响其认知及行为模式,进而作用于企业行为。以往对于管理者职业经历的多数研究仅考虑单一特殊职业经历对企业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影响,国内外最新研究发现CEO在制定公司决策时会综合运用整个职业生涯所学的技能,因此拥有多元职业经历的CEO可能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跨界能力及冒险意识,更容易被企业关注和聘任。目前仅有少数研究验证了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并购、融资约束等决策发挥作用,但鲜有文献系统研究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更未涉足该主题下以经营风险活动和财务风险活动为代表的影响路径及经济后果检验。因此从CEO复合型职业经历的微观层面探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从经营与财务视角探究其影响路径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背景,论文依据“指数构建——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影响路径——经济后果”的逻辑思路,探究以下四个关键问题:（1）中国上市公司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如何度量,数据分布及趋势如何?（2）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是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相应的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如何?接下来从经营风险承担和财务风险承担两个角度深入探究其影响路径。（3）经营风险承担方面,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是否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如何?多元化经营是否作为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4）财务风险承担方面,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作用情境如何?负债融资水平是否作为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针对以上研究问题,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上市公司CEO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构建及现状分析。依据中国制度背景与管理情境,理论构建CEO职业经历丰富度的基础维度。基于手工收集的CEO职业经历数据集,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中国企业CEO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并初步分析中国企业CEO职业经历丰富度的整体发展趋势与样本分布。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平均水平较低,虽然整体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但中位数变化幅度微弱,拥有复合型职业经历的CEO属于稀缺资源;不同产权性质、高新技术行业属性、资本市场类型的企业样本之间,其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存在显着差异。（2）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首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其次,从风险承担意愿与能力两个角度验证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市场化程度越低时,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强。最后,从经济后果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检验CEO复合型职业经历能够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提升企业价值。（3）经营风险承担方面,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首先,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CEO职业经历丰富度——多元化经营——企业风险承担”路径成立,即多元化经营是复合型CEO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之一。其次,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发现,CEO复合型职业经历能够通过提升管理者能力,完善信息资源提升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长期来看拥有复合型职业经历的CEO能够通过多元化经营创造企业价值。（4）财务风险承担方面,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首先,研究发现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有助于提高企业负债水平,其中跨企业、跨行业、跨组织机构职业经历对于企业负债水平的促进作用最为显着;中介效应检验表明“CEO职业经历丰富度——资本结构——企业风险承担”路径成立,即负债融资水平是复合型CEO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之一。其次,作用情境方面,管理者自主权对CEO特质的发挥产生影响,当CEO持股比例较高、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时,CEO具有较高的管理自主权,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负债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最后,从决策效率角度,验证了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提升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上述四项核心内容层层递进,构成了 CEO多元化职业经历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系统研究脉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手工收集的CEO职业经历数据集,构建中国上市公司CEO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论文继承国内外近年来关于通才型CEO的研究,依据中国本土情境创新CEO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在考察CEO跨职能部门、跨企业、跨行业任职经历的基础上,关注CEO跨组织机构任职及跨地域任职经历,更加契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及管理实践。一方面,对于人才特质的量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丰富了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为人才培养与引进、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完善等方面的决策制定提供参考。（2）验证了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是对高层梯队理论的有益补充,为高管背景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与以往聚焦管理者单一职业经历的研究不同,论文从复合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的差异角度出发,综合研究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及经营管理决策的影响,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特征经济后果领域的文献,为高层梯队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3）拓展了企业行为领域中CEO微观个体层面的影响研究。论文综合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系统研究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影响路径与经济后果,拓宽了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研究边界,丰富了管理者职业经历特征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分析框架与研究发现。为企业完善高管团队结构和选聘机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质量与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孙碧涵[3]（2020）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投资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业务开展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产生和快速扩散的主要因素。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包括《沃克尔法则》在内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离了美国投资银行的短期自营业务,禁止投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同时对投资银行的激励制度进行了严格约束。巴塞尔委员会也于同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对投资银行核心资本比例的要求。尽管美国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业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管,但美国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值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投资银行的快速复苏离不开业务的调整。那么,美国投资银行业务是如何迅速调整的?本文通过大量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科研文献、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现代资本市场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案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调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索其经验及教训,以期能为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中,本文放弃了传统业务、引申业务和创新业务这种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类方法,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普遍实行的业务部门划分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分类,即:投资银行部门业务、交易部门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这种基于经营模式和实际操作中部门的业务分类方法,更符合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对投资银行业务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从投资银行的工作实际出发来研究各类业务的情况、特点,包括收入来源、风险构成等,可以较好地避免问题研究与实际运营相脱节,便于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将美国投资银行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1783年至1929年。美国投资银行从萌芽到第一个发展高峰,从混乱无序的经营到形成较完善的业务体系和经营模式;（2）1929年至1981年。大萧条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模式。（3）1982年至今。在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尝试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综合性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美国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限制,美国投资银行业再次进入混业经营。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是受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外因主要体现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内因主要是投资银行要扭转大面积亏损局面和降低风险等方面。根据现代资本市场等理论,美国投资银行盲目的扩张背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的业务调整必然加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注重与实体经济的同轨同速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推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业务均衡发展,减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此次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投资银行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投资银行部门的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并将次贷危机前后的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后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方面,加强了传统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利润占比回升,美国市场证券承销业务行业集中度小幅下降,美国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对美国本土依赖度增加,传统业务和本土业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购重组业务进一步细分细化,并购业务的收入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近年来新的并购潮拉升美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交易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对交易部门的业务中根据资本所有者划分的客户交易和自营业务两种业务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对比了交易部门在危机前后的业务构成和收入变化,危机后受短期自营业务被剥离的影响,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收入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其中投资银行在自营业务方面转向以权益类投资为主。在交易部门业务调整方向的选择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摩根几乎完全放弃自营业务,以做市为交易部门的主营业务;高盛在被剥离短期自营业务后依然保持大量的自营业务。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危机后,资产管理部门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部分业务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总收入中占比明显提高,投资银行管理下的资产业务总量上升明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客户群体也发生明显改变,危机前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加强资产管理的零售业务,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分析。宏观方面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降低了金融危机系统爆发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大而不能倒”、信用违约风险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微观效果主要体现为:能够使美国投资银行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显着降低。但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员工激励机制还有待改进、资产周转率下降等问题。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能够为中国投资银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稳定提供重要参考。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大型投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扩大业务范围,适当发展衍生品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完善资本市场的分层和业务的差异化,减少同质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适当引导证券公司间的兼并和收购,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公司,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徐小欢[4]（2020）在《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文中研究指明研发创新能力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因素,它对提高生产率与稳定社会就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率地利用研发资源更是重中之重。代理理论指出,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状态下,管理者的行为无法时刻被出资人关注,因此他们会有动机与机会在制定决策时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损害了企业与出资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界的出资人为保住自己的权益,会降低出资意愿、提高出资成本,最终使企业陷入资源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使外界提供的资源无法被合理使用。尤其对于研发这类投资项目,它保密性强,跨越周期较长,产出不确定性高,致使出资人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不明晰,管理者也很可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而最终毫无成果,这种情况下,逐利的出资人会提高出资要求,理性的自利经理人会选择逃避研发,也就是说研发项目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代理问题。为了促使企业将研发资源利用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本文在概念上区分了研发与创新,并根据新会计准则的变更内容,按照研发时间进程的先后,将研发效率进一步拆分为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然后,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的投资无效率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一方面,财报数据的干净、透明是决定企业内外部人信息是否对等的关键,另一方面,相比于复杂的组织架构,简单的组织更加容易操控和管理,避免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因此,本文将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共同称之为公司透明度,探究透明度的改变能否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制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形成,也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分配资源从而有利于某些公司。由于政府对企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为了缓解资源紧缺的压力、改善政策信息不灵通的现状,企业有动力主动聘请曾经或者目前在政府等相关部门任职的人员来企业担任管理层,方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政治关系的维系是需要付出精力与资源的,它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已有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本文引入管理者政治关联作为第一个调节变量,探究其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此外,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是稀缺资源的占有者,掌握着先进的管理方法、前沿的技术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且烙印理论指出这类管理者由于早年在外求学或者工作,具备了更长远的视野,认可研发的价值,同时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高压下,会在心里形成忌惮代理问题的长久印记。因此,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与配套条例来吸引人才归国。在上述大背景下,本文将管理者海外经历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检验其是否可以影响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二者间的关系。最终,由于管理者参与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内部的机制很难对其背景作用的发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引入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融券做空,试图分析其是否能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三者间的关系起到纠偏或者强化作用。本文在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主假设,并在每个主假设下包含四个分假设,通过对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公司透明度对研发效率具有显着作用,不同于财务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对称作用,组织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作用是非对称的。当公司组织透明度降低时,内部集团效应为企业研发资本化的实现带来资金、技术与消费市场的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升高（组织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同时,公司财务透明度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而且会缓解外部资金的获取难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提高（财务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此外,组织透明度可以影响企业的研发产出效率,当组织透明度较高、企业结构较简单时,信息在内部传递速度加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提高,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效专利更多,会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得到提升;最后,财务透明度影响企业当期的研发产出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不仅会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隐形激励契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随之提高。第二,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管理者们的政治关联越强,多个子公司带来的集团效应越明显,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强;其次,相比于内部企业集团的知识分享,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自身具备的知识发挥的作用更直接,从而管理者们的海外背景越强,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弱;然后,政治关联尽管带来了融资优势,但它同样可以加重企业的代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企业习惯于躲在舒适圈中、缺乏探索惰性,二是重要岗位专业人员的缺失致使决策制定缺乏战略性。因此政治关联无法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最后,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其附带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的忌惮,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财务透明度的融资与监督作用,导致海外背景对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稳定。第三,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当管理者具有政治关联时,这种关系的维系会使企业受到掣肘,分散了企业精力与可用资源,同时这类来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在决策制定的可行性上无法与科班出身的管理者相媲美,从而会削弱组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其次,海外背景的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高效利用手中已有资金,同时依靠宽广的人脉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尽管组织在透明度低时会项目繁多,但这类管理者的能力与技术可以同时推进多个项目,从而会削弱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然后,政治关联的领导人由于资源便利,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即使研发失败没有成果产出也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也就不需要高财务质量为外界出资人提供额外的细节信息为自己担保,因此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间的关系无法发挥调节作用;最后,在中国这种“大同文化”的氛围下,被国家与企业高额引进的海归们迫切需要用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薪酬匹配,因此财务信息质量这种隐形激励合同对这类管理者产生的研发激励作用更强。第四,考虑到融券卖空的监督治理作用,将市场融券卖空机制引入作为情境变量,由于融资与融券业务对应的是同一群股票,因此按照是否被列为融券卖空标的,将样本分成做空组与非做空组,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带来的优势仅在非做空标的组公司可以实现,在做空标的组会消失;而海外经历带来的激进研发态度、能力与文化烙印会因市场做空的激励得以全面施展,因此做空组中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具有或有价值,价值的实现会受到宏观市场环境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研发效率进一步划分成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丰富了现有对投资理论的研究,同时将公司透明度进一步划分成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一方面拓宽了现有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指出财务透明度不仅是外界出资者的吹哨人,它同时具有隐性激励契约的作用,从而激励管理者可以更有动力将研发坚持到底。通过研究四者间的因果关系,对公司日后制定经营与发展策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就是说公司为了获得研发优势,需要继续保持对透明度的追求,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同时须因时制宜地适当增加企业的组织数量,不可一味追逐规模庞大的表象。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指出,公司在高薪雇用有背景的管理者时,不仅要看其附加的资源、能力等优势,还要考虑随之而来的成本与激励问题,应在考虑其横向特色与纵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当前的战略目标,实现管理者与企业的动态匹配。最后,为融券卖空机制的存在价值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持。目前监管机构对“裸卖空”采取限制措施,同时证券机构也并不情愿将证券借出,导致卖空这种外部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金融机构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卖空机制,尤其将那些公司治理不好或者结构背景复杂的公司列为融券卖空标的,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与价值。
王天童[5]（2020）在《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控制权市场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呈强劲崛起之势,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微观角度看,并购是公司最重大的投资经营决策和最直接的外源成长方式之一。从宏观角度看,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力地影响和转变着经济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公司并购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纵深发展、产业动能新旧转换、区域性经济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公开透明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原则,更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由于信息是市场的基础要素,是经济主体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信息透明度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面的,特别是学术界对信息透明度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很多议题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结论。然而,信息透明度对控制权市场的影响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活跃。资本市场为控制权市场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基础。而控制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延伸,又成为后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关于信息透明度影响作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资本市场,而应该将其对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影响统一起来分析。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1）分析框架有待完善。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并购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却忽视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然而由于作用不同,这两类信息不对称不能替代,也不能单独考虑,分析框架不完整,就很容易依据现有知识得到先入为主的结论。（2）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现有研究大多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考查信息对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中会计信息质量并不能全部决定一家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平均信息成本。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强度与质量、信息中介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加工生产、信息媒介的传播效果以及社会曝光的程度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所以,现有研究只分析了并购信息作用机制的一个层面,缺少综合视角的分析。（3）研究方法有待精进。现有基于市值和行业标准配对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在计量方法上存在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配对组样本可能不标准以及数据信息量降低导致的实证研究结果失真问题。（4）由点及面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完成。从本文掌握的文献来看,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从交易动因到交易行为再到交易效果的系统性研究暂且处于空白。这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控制权市场中信息作用机制的了解是相对片面和不完整的。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公司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出发,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使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并购及未被并购的随机配对研究样本,基于Logistic、OLS计量模型和事件研究法,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地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并购目标选择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其成为并购目标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高声誉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加强该影响,航空枢纽距离减弱该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市场存在低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机制,信息透明度通过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经营管理水平信号以及私有信息含量作用于并购目标选择。并购金融中介存在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临近航空枢纽降低了投标公司的并购前搜寻成本及并购后监督成本,地理区位因素通过加强信息流动、降低信息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水平。（2）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存在负向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平均提高10%,并购溢价降低约2%,交易所信息质量评级提高一个等级,并购溢价降低约2.5%,以研究样本2018年为例可分别为投标公司共节约32亿或40亿元人民币交易成本。并购浪潮期间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升高,而投资者保护政策发布施行后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降低。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低是并购高溢价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投标公司与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信息成本折价函数的差异决定了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并购浪潮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的外生冲击通过改变相对折价水平影响作用机制的边际贡献。（3）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存在正向影响,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大股东侵占威胁均加强了上述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无明显作用。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通过边际信息传递能力、投资者信息风险以及委托代理顾虑作用于并购市场反应,是决定目标公司股东并购宣告财富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信息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对“好消息反应不足”,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受限。低信息透明度的目标公司没有因为宣告并购以及获得高溢价而被投资者重新认识,资产的信息折价效应依然存在。投资者关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价值效应。大股东的侵占威胁使外部投资者产生投资顾虑,抑制市场对好消息的反应。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有:首先,相对完善了公司并购信息不对称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了并购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并购研究中信息不对称分析结构的完整性。其次,拓展了基于信息作用的并购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师跟踪预测数据、股票交易的高频日内数据以及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质量等级数据刻画市场感受到的上市公司平均信息成本,超越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再次,初步构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并购研究理论基础。本文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完成了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系统性研究。第四,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大量研究分析认为地域重叠为投资主体带来显着的信息优势,并购中投标公司与目标公司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然而具有信息效能优势的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可能为并购公司克服信息障碍发挥的作用却未被考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第五,通过对样本设计的优化,相对提升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使用构建与并购组样本容量接近的完全随机配对控制组的方法,相对克服了中国现有并购目标选择研究中存在的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和实证研究结果失真的问题,得到相对更为可靠的实证结果。最后,通过对变量设计的突破,增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本文运用球面几何学的大圆距离公式通过精确计算获取上市公司航空枢纽距离变量,突破现有同地效果的研究约束,初步在中国并购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交易活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并购信息不对称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首先,加深各方对并购活动的理解;其次,对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建议;再次,对交易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并购策略建议;最后,对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建议。
郭枚香[6]（2019）在《资本市场开放、内外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为了实现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更深度融合,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2014年11月17日,香港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展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或“沪港通交易机制”）开始正式运行,这是我国深化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后,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关注程度和质量要求也日益提升,他们会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更透明、更可比的高质量会计信息,以便在信息解读和投资机会选择中,既能正确评价公司业绩,又能节约信息处理成本,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众多投资经验丰富的境外投资者及其他相关主体如审计师、分析师、媒体、监管机构和管理者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对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因此,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可能会影响标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进一步地,公司治理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机制之一,可以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可能性,也会对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那么,我国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是否会对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关系产生影响?或者说,在内、外部治理环境各不相同的上市公司之间,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是否具有显着差异?这些问题尚待验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沪港通交易机制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公司内、外部治理影响下,沪港通交易机制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关系。已有文献从市场运行效率、实体经济、市场反应等角度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但鲜有文献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视角考察沪港通政策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生成的影响,这可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公司层面的测度问题长时间未得到有效解决有关,De Franco等（2011）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盈余-收益回归模型的可比性测度方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沪港通交易机制引入了来自法律较完善、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众多拥有成熟投资理念和丰富投资经验的海外机构投资者通过与审计师、媒体、分析师和监管机构等的协同作用于公司治理,约束了公司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自利行为,督促公司更谨慎、更自觉地遵循各项经营法律法规,降低了其随意选择会计政策的可能性;加之公司管理层基于融资需求、声誉机制和风险防范等动机,会更谨慎、更自律地遵循会计准则的规定来核算经济业务,对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政策的选择前后各期保持可比性,对公司的相似经济业务生成相似的会计数据、不同经济业务充分反映其差异特征,从而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显着提升了标的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表明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具有促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的政策效果。通过采用PSM+DID的方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保持不变。第二,公司内部治理对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关系的影响。有效的公司治理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有缺陷的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根源。内部治理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机制之一,可以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可能性,会对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健全的内部控制本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表现,相当于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效果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水平高低不同的公司间之间呈现显着差异,即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政策效果受公司现有内部治理水平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更显着。（2）当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大、独立董事比例较低、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监事会会议次数较少、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较多、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效果更显着。这表明,在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政策效果方面,良好的内部治理与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具有替代效应。第三,公司外部治理对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关系的影响。利用沪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的方法,本文研究发现:（1）在分析师关注较少的公司,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效果更显着。（2）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公司,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效果更显着。（3）在行业竞争较温和的公司,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效果更显着。在分析师关注和市场化进程较低以及行业竞争较温和的公司,信息环境欠佳,政府干预较多监管效率与法律法规执行效率也较低,行业市场竞争欠充分,使得外部环境对公司的治理效应不明显,公司控股股东和经理人的自利动机未得到有效约束,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仍较严重,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空间较大,在此情况下实施沪港通交易机制试点能充分发挥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相关各方的监督作用,对公司治理的边际贡献较高,此时,沪港通交易机制促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更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视角考察沪港通政策对微观公司层面的影响,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研究。已有文献对沪港通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中介机构、公司审计及投资风险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沪港通对微观公司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对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这可能与其在公司层面的测度问题长时间未得到有效解决有关,De Franco et al.,（2011）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盈余-收益回归模型的可比性测度方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第二,基于资本市场开放的视角,研究“沪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对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丰富了可比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范式。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会计准则宏观制度层面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现有研究开始关注经营环境、公司战略及治理结构、客户与供应商、交易特征、投资者行为、审计监管以及管理层动机等中微观因素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也有较多文献关注公司特征、制度环境和管理层行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资本市场开放的宏观政策层面考察其对微观公司层面的影响。第三,将沪港通交易机制、内外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进行研究,丰富了该主题的研究成果。本文研究表明,沪港通交易机制能够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研究发现,在董事会规模较大、独立董事比例较低、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监事会会议次数较少、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较多、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关注较少、市场化进程较低以及行业竞争较温和的标的上市公司,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其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更显着,这是对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有利于投资者准确评价企业业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有利于上市公司改进内部治理,重视外部环境在可比会计信息生成和披露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新兴市场国家监管部门进一步高水平开放资本市场、规范企业内、外部治理监管和规范分析师管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严格规范行业竞争具有借鉴意义。
杨鸣京[7]（2019）在《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城市间的铁路运行时间,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同时降低了地区间交易成本,加快了信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创新投资的主体,企业科技创新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显着的积极意义。自2000年以来,政府通过实施诸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投资,使得国家科技创新投资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企业创新投资占GDP比重亦迅猛增长。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投资仍处于落后水平,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及产出效果仍难以满足国际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需求。在国家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制度情境下,系统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投资及其效率的影响将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为切入点,以企业创新为落脚点,以2006-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详细探讨了客观环境变化对公司财务行为以及经济后果的影响。首先,本文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融资的影响。以上市公司办公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构建DID模型,以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度量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降低创新活动对于内部资金的依赖,进而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高铁开通缓解创新融资约束的具体途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债务资金和政府补助,但是对权益融资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不同情境下高铁开通对创新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不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于非国有公司、非沿海地区公司以及技术密集型公司的创新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强。其次,本文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并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交流与人才引进两个维度来达到提高创新投资水平的作用。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不同情境下高铁开通对促进创新投资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于非国有公司、非沿海地区公司以及技术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本文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截面分析发现,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以及代理冲突较大的公司,高铁开通对其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不同情境下高铁开通对提升创新效率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于非国有公司以及技术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效率提升作用更强。最后,本文在企业创新的基础上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企业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在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范畴,在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方面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高速铁路开通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基于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方面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政府以及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配置及其效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利用政策契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于资本市场参与者而言,应充分利用高铁开通带来的出行便利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实地考察,在促进信息效率提升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位于高铁开通城市的上市公司而言,应当充分把握高铁开通这一契机,加强信息交流、引进技术人才、提升创新水平与创新效率,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李靖[8]（2019）在《内蒙古第五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教育行业是十大朝阳行业之一,历来受到政府、社会以及家庭的重视。一方面,公立教育作为教育的主体,强国战略的一部分,在国民素质的提升、人才的培养、科技的发展等诸多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私立教育满足了各类人群对教育的进一步需求。在社会变革的不断影响下,私立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各类教育培训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放眼内蒙古地区,既有针对中小学课程辅导的教育培训企业,也有聚焦大学生考级、考研的教育培训企业,还有专注职场提升的教育培训企业。众多的教育培训企业使得教育培训市场越来越精细化,彼此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机会更好地寻求发展,是各个教育培训企业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内蒙古第五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维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通过访谈法、文献阅读法、诊断研究法和战略分析工具,结合第五维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和综合评价,利用SWOT矩阵,本文对该公司进行了发展战略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得出了适合该公司发展的公司层战略、业务层战略和职能层战略,并对第五维公司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实施与保障措施。本文既有助于第五维公司明确公司战略定位和经营方向,更好地制定目标规划,也有助于第五维公司在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另外,本文也为其他教育培训公司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制定提供了思路与参考。
张琳[9]（2019）在《风险投资家异质性与投资业绩》文中提出作为财务资金流向创新性高科技新创企业的桥梁,风险投资为带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引擎”作用。世界范围内,风险投资的主导者大多以风险投资机构或风险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但究其根本,风险投资是一项由风险投资家执行的技术性工作。已有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家人力资本对风险投资业绩的解释能力远高于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基于此,本研究分别从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和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三个视角,对比研究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对投资业绩的影响,并探究背后机理。借助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家个人、被投资企业的样本和数据,本论文发现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绩效具有显着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发现金融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优于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表现为所投项目有更高的IPO退出率。究其背后机理,发现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能够借助其在金融领域的社会网络和声誉资源更好地支持被投资企业,如,有助于被投资企业更快获得下一轮VC融资,并且在IPO过程中帮助其雇佣更好的承销商。相对于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的创业网络,金融背景风险投资家的金融网络范围更广,源自于金融行业本身较高的跨区域、跨行业特点。因此,金融背景风险投资家比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表现出更激进的投资风格,本地偏好程度更低。在网络深度方面,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也略占优势。借助其在分析师领域、承销商领域的资源,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可以促使企业IPO前的信息快速传导至股票公开发行市场,降低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被其投资的企业在IPO过程中获得的估值更高,抑价率更低。第二,基于政治关联视角,本文发现拥有政治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投资业绩好于一般风险投资家,但这一结论仅在以“其是否具备政府机关工作经历”为标准时成立,具备事业单位工作经历的风险投资家投资业绩与一般风险投资家业绩之间无显着差异。其内在机制主要体现为,相较于一般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拥有更多与政府的联系,对比其他资源,这种资源较为稀缺。一方面,风险投资家凭借政治资源,能够为企业引入更多的外部融资机会,可以帮助企业在IPO前期雇佣到声誉更高的承销商;另一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政治背景的风险投资家较一般风险投资家,更希望通过担任董监事的途径掌握更多企业控制权,以达到资源贡献和收益获取的平衡。最后,政治背景风险投资家可以在IPO市场发挥更多认证作用,使企业IPO抑价率更低。最后,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策略中表现出更激进和本地偏好更强的投资倾向。第三,基于海外人力资本视角,本文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海外背景会影响其投资的退出方式,具体表现为:海外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所投资企业在海外IPO的可能性更高,而本土风险投资家更擅长于“扶植”企业进行海内IPO。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包括其曾经在海外的工作或学习经历,拥有海外工作、学习双重经历的风险投资家通过海外IPO实现资本退出的概率要高于仅具有一种经历的风险投资家。海内背景和海外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在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显着的差异性。首先,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在声誉和网络资源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征。相对于本土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具有更多海外资源,而海内资源的积累相对不足,表现为在帮助企业吸引银行贷款、债务融资及来自于其他VC机构资金方面的劣势。海外背景的风险投资家的优势在于其具有来自国外风险投资行业更先进投资理念,表现在对企业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注重通过监督治理提高被投资企业的管理水平,较本土投资家来说,投资策略所体现出的“赌徒”倾向更低。最后,相较于本土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具有更低的“本地投资”偏好性。在研究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对投资业绩影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分辨风险投资家对投资业绩的影响来源于其对企业的“扶植”还是“挑选”,本论文各部分通过倾向匹配评分法来控制不同风险投资家在VC投资时点的选择偏差,通过工具变量法消除不可观测变量对投资业绩带来的影响,最终证实以上结论。通过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修正补充关于中国风险投资已有的研究结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解答“什么样的风险投资家更为成功”。虽有学者指出,相对于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家对投资业绩的解释能力更强（Ewens and Phodes-Kropf,2015）,但关于风险投资家异质性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借助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家个人、被投资企业的样本和数据,分别从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和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三个视角,对比研究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对投资业绩的影响。二是解答“风险投资作用于被投资企业的根源是什么?”。风险投资家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加快企业成长,实现资本的成功退出,进而获得巨额投资回报。从表面来看,很多企业在风险投资之后确实呈现出快速成长之势,但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是什么?已有研究将关注点放在风险投资背景或资金背景上,例如,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在扶植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上作用更明显（Chemmanur et al.,2014;Tian and Wang,2014）;银行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在帮助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Mayer et al.,2005;Hellmann et al.,2008;Fang et al.,2013）。这些文章力求通过可直接观测到的显性资源解释VC对企业的价值;而本研究立足于个人,关注风险投资家行为偏好和个人经历,试图从不可直接观测到的隐形资源解释VC对企业的作用。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基于社会网络、政治关联和海外人力资本三个角度较为全面地刻画了风险投资家在中国的主要特征,将研究深入到风险投资家层面。由于个人层面的数据较难得到,且整理起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人力,以往关于我国风险投资研究的大多停留在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基金两个层面（陈工孟等,2011;余琰等,2014;胡志颖等,2015）,主要研究风险投资参与与否差异、风险投资与其他中介机构差异,及不同类型风险投资之间的差异。风险投资是一项人力资本密集型投资,其业绩与风险投资家个人能力和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尚未深入到该层面,本文对其进行了补充。（2）通过社会网络、政治关联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研究了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对其业绩的影响,包括对被投资企业上市速度和上市机会的影响。以往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被投资企业IPO市场表现（张学勇和廖理,2011）、IPO后长期业绩（刘晓明等,2010）、创新（张学勇和张叶青,2016:温军和冯根福,2018）和投融资行为的研究,而事实上,在我国IPO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企业能否尽快上市既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又关系到风险资本能否顺利退出。因此,IPO不仅是企业从弱小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检验风险投资家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因此,对企业能否IPO的研究是学术中关于风险投资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研究从风险投资家异质性方面弥补了该领域的不足。（3）研究了不同职业背景、政治背景和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投资特征的差异,揭示了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对投资业绩影响背后的机制。以实现投资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每个风险投资家会根据自己的优劣势和以往投资经验制定一套自己的投资准则,这些准则能够反映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通过对其联合投资、多阶段投资、本地投资倾向等行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了解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家依靠社会网络、政治关联和人力资本作用于企业、实现成功退出的机制和渠道。
黄玉[10]（2019）在《海归高管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吗？》文中提出股价崩盘风险是指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形下,公司股价短时间内大幅下跌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股票市场自1990年成立以来也在持续不断发展。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成立较晚,各种机制尚不完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股价的暴跌现象频频发生。股价崩盘事件不仅打击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损害了股东利益、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甚至会危害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因此有关股价崩盘影响因素的研究,受到了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的密切关注。但关注焦点主要在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制度上,而将高管的个人特征与股价崩盘风险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不多见,对于高管的海归特征与股价崩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从高管的特殊背景——海归经历切入,探究其对公司股价崩盘的影响。根据“高阶梯队理论”,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很多战略决策并没有固定的程序,面临的选择也并不是唯一,这些决定的背后依赖的是管理者的判断。管理者背景特征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会发挥重要作用,并将影响企业的产出和绩效。海归背景作为公司高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相较于本土高管,海归高管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资源,比如开阔的国际视野、先进的专业知识、专业的管理技能和广泛的海外资源等,因此我们认为海归高管在投资决策方面更加具有远见,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且海归高管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中接受过良好教育或经历过管理实践,其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更具国际化和市场化特征,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认识相较本土人才而言更为深刻,会使得其管理的公司的信息质量得以提高。基于此本文预期海归高管可以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和提高信息质量来降股价崩盘风险。文章首先回顾了海归高管经济后果和股价崩盘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梳理了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根据研究假设,以我国2009-2017年沪深A股的2606家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海归高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海归高管（无论是CEO还是非CEO）管理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着降低;海归高管对公司股价崩盘的降低作用在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较少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海归高管通过抑制公司过度投资以及提高公司的信息质量来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将公司高管的海归经历与资本市场的股价崩盘联系起来,丰富了有关股价崩盘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拓展了海归高管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研究结论对于实施海归人才的引进政策、防范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二、积极创造条件,培养本土金融分析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创造条件,培养本土金融分析师（论文提纲范文）
（1）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天风证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券商研究能力 |
| 2.1.1 券商分析师 |
| 2.1.2 券商研究机构 |
| 2.2 竞争力的定义与评价 |
| 2.3 券商竞争力 |
| 2.4 文献述评 |
| 3 案例研究 |
| 3.1 天风证券简介 |
| 3.2 天风证券研究能力总览 |
| 3.3 研究能力带动市场地位快速提升 |
| 3.4 研究能力助力基金分仓佣金收入跃升第一梯队 |
| 3.5 研究能力加速业务协同 |
| 3.6 盈利能力变化分析 |
| 3.6.1 规模较小 |
| 3.6.2 管理费用较高 |
| 3.6.3 杠杆率较低 |
| 3.7 案例小结 |
| 4 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券商研究能力维度分析 |
| 4.1.1 券商研究能力概述 |
| 4.1.2 分析师数量 |
| 4.1.3 分析师质量 |
| 4.1.4 研究报告数量 |
| 4.1.5 研究评级影响力 |
| 4.2 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作用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4.2.1 中国证券行业背景分析 |
| 4.2.2 券商竞争力的概述 |
| 4.2.3 券商的业务模式 |
| 4.2.4 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 |
| 4.2.5 研究能力与其他业务板块关系分析 |
| 4.2.6 研究假设 |
| 4.3 本章小结 |
| 5 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券商研究能力评价指标构建 |
| 5.1.1 样本选择及数据获取 |
| 5.1.2 数据预处理 |
| 5.1.3 分析过程 |
| 5.1.4 分析结论 |
| 5.2 券商研究能力与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设定与选择 |
| 5.2.3 回归结果 |
| 5.2.4 进一步研究 |
| 5.2.5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本土券商的发展建议 |
| 6.2.1 提升研究能力、重视梯队建设 |
| 6.2.2 加强金融科技投入 |
| 6.2.3 增强资本实力,寻找并购良机 |
| 6.2.4 差异化经营,保持核心竞争力 |
| 6.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6.3.1 完善券商绩效评价 |
| 6.3.2 进一步分析研究能力对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 |
| 6.3.3 以更完善的数据开展研究 |
| 6.3.4 研究研报盈余预测准确性对研究能力的影响 |
| 6.3.5 构建更全面的研究能力评价指标 |
| 参考文献 |
（2）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影响路径与经济后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 |
| 1.2.2 企业风险承担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高层梯队理论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高管职业经历与企业行为研究 |
| 2.2.2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4 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CEO职业经历丰富度的测度 |
| 3.1 CEO职业经历多样性测度方式总结 |
| 3.2 CEO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构建 |
| 3.3 CEO职业经历丰富度结果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4.4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主效应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主效应结果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工具变量法 |
| 4.5.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4.5.3 替换核心变量 |
| 4.5.4 控制CEO过度自信的影响 |
| 4.6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6.1 基于风险承担意愿视角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6.2 基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7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经济后果分析 |
| 4.8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经营风险承担和财务风险承担 |
| 4.9 小结 |
| 第五章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多元化经营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4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效应:主效应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主效应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工具变量法 |
| 5.5.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5.5.3 控制CEO过度自信的影响 |
| 5.6 进一步检验 |
| 5.6.1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多元化经营与企业风险承担 |
| 5.6.2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作用机制检验:信息资源与能力效应视角 |
| 5.6.3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资本结构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效应:主效应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主效应结果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工具变量法 |
| 6.5.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6.5.3 控制CEO过度自信的影响 |
| 6.5.4 替换核心变量 |
| 6.6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管理自主权与企业资本结构:调节效应 |
| 6.7 进一步检验 |
| 6.7.1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 |
| 6.7.2 CEO职业经历类型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
| 6.7.3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6.8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整体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投资银行业务及相关理论 |
| 2.1 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1 投资银行的概念 |
| 2.1.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3 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相关概念 |
| 2.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金融理论 |
| 2.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发展历程 |
| 3.1 诞生到第一次发展高峰(1783—1929) |
| 3.1.1 国债、股票业务与投资银行的萌芽(1783—1840) |
| 3.1.2 证券承销业务与投资银行的出现(1840—1880) |
| 3.1.3 托拉斯公司与并购业务的助推(1880—1920) |
| 3.1.4 证券承销、做市与第一次高峰(1920—1929) |
| 3.2 分业经营下的转型(1929—1981) |
| 3.2.1 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1929—1945) |
| 3.2.2 经纪和并购的兴起(1945—1969) |
| 3.2.3 巨变下的波动发展(1969—1981) |
| 3.3 黄金年代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业务调整(1981年至今) |
| 3.3.1 并购、资产证券化兴起的黄金时期(1981—2007) |
| 3.3.2 业务重大调整(2007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 |
| 4.1 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 |
| 4.1.1 业务调整的外因 |
| 4.1.2 业务调整的内因 |
| 4.2 业务调整的理论依据 |
| 4.2.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理论是业务调整的理论基础 |
| 4.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是业务调整的操作指针 |
| 4.2.3 行为金融学理论是业务调整的市场选择依据 |
| 4.3 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 |
| 4.3.1 降低系统性风险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
| 4.3.2 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美国投资银行的首要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5.1 投资银行部门融资业务分析 |
| 5.1.1 融资业务 |
| 5.1.2 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中的主要作用 |
| 5.2 投资银行部门并购业务分析 |
| 5.2.1 并购业务的主要类型 |
| 5.2.2 投资银行提供的并购业务相关服务 |
| 5.3 投资银行部门业务的调整 |
| 5.3.1 融资业务的调整 |
| 5.3.2 并购业务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6.1 客户交易业务与自营业务 |
| 6.1.1 客户交易业务 |
| 6.1.2 自营业务 |
| 6.2 交易业务部门的主要业务种类 |
| 6.2.1 权益交易类业务 |
| 6.2.2 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 |
| 6.3 交易部门业务的调整 |
| 6.3.1 削减自营业务 |
| 6.3.2 向权益类投资为主的转变 |
| 6.3.3 交易类业务的艰难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7.1 资产管理部门的主要业务 |
| 7.1.1 资产管理业务 |
| 7.1.2 财富管理业务 |
| 7.2 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调整 |
| 7.2.1 加大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力度,收入占比明显增加 |
| 7.2.2 资产管理业务增长迅速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 8.1.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 |
| 8.1.2 业务调整在宏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8.2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2.1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 |
| 8.2.2 业务调整在微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对中国的启示 |
| 9.1 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9.1.1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历程 |
| 9.1.2 中国证券业现状分析 |
| 9.1.3 中国证券业的业务结构 |
| 9.2 扬长避短,促进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 |
| 9.2.1 中国证券业与美国投资银行相关业务的对比分析 |
| 9.2.2 对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发效率 |
| 2.2 公司透明度 |
| 2.3 管理者背景特征 |
| 2.4 融券卖空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衡量与模型构建 |
| 第5章 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
| 5.2 假设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
| 5.4 进一步检验 |
| 5.5 假设汇总与分析讨论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信息透明度 |
| 1.3.2 公司并购 |
| 1.3.3 并购目标选择 |
| 1.3.4 并购溢价 |
| 1.3.5 并购市场反应 |
| 1.3.6 其他重要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6.1 理论创新 |
| 1.6.2 方法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文献 |
| 2.1.1 信息透明度的内涵 |
| 2.1.2 信息透明度的测度 |
| 2.1.3 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
| 2.2 并购目标选择的相关文献 |
| 2.2.1 并购目标选择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2.2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 |
| 2.3 并购溢价的相关文献 |
| 2.3.1 并购溢价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3.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的影响 |
| 2.4 并购市场反应的相关文献 |
| 2.4.1 并购市场反应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的影响 |
| 2.5 并购地理区位的相关文献 |
| 2.5.1 并购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 |
| 2.5.2 并购地理距离的信息成本效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息透明度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公司并购理论 |
| 3.1.1 公司并购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1.2 公司并购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3.2 委托代理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4 行为金融理论 |
| 3.4.1 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4.2 行为金融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目标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目标选择 |
| 4.2.2 地理区位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4.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相关性检验 |
| 4.4.3 回归分析 |
| 4.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4.5.1 内生性检验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溢价 |
| 5.2.2 外生事件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5.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回归分析 |
| 5.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5.5.1 内生性检验 |
| 5.5.2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市场反应 |
| 6.2.2 行为和代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6.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相关性检验 |
| 6.4.3 回归分析 |
| 6.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内生性检验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资本市场开放、内外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约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概念约定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资本市场开放文献回顾 |
| 一、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治理 |
| 二、资本市场开放与市场效率 |
| 三、资本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内外部治理文献回顾 |
| 一、董事会特征及股权结构等内部治理文献回顾 |
| 二、内部控制质量文献回顾 |
| 三、外部治理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会计信息可比性文献回顾 |
| 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测度方法 |
| 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 |
| 三、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经济后果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 |
| 一、沪港通开通前的资本市场 |
| 二、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有效市场假说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司治理理论 |
| 四、会计信息观 |
| 第三章 资本市场开放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二、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本市场开放、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二、多元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市场开放、外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二、多元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与可能的创新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我国高铁建设制度背景概述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高速铁路 |
| 1.3.2 创新融资约束 |
| 1.3.3 创新投资 |
| 1.3.4 创新效率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地理距离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 |
| 2.1.1 地理距离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2.1.2 地理距离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
| 2.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1 外部环境 |
| 2.2.2 公司治理 |
| 2.3 高铁开通的经济后果 |
| 2.3.1 高铁开通的宏观经济后果 |
| 2.3.2 高铁开通的微观经济后果 |
| 2.4 已有研究不足 |
| 3 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交易成本理论 |
| 3.2 地理距离与交易成本 |
| 3.3 企业创新活动的特征 |
| 3.4 高铁开通影响企业创新的基本逻辑 |
| 3.5 实证方案 |
| 4 高铁开通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实证模型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样本选择 |
| 4.4 基本实证结果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4.2 基本实证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
| 4.5.2 排除政策替代性假说 |
| 4.5.3 模型设定误差 |
| 4.5.4 更换代理变量 |
| 4.6 作用途径分析:高铁开通缓解创新融资约束的方式 |
| 4.6.1 债务融资 |
| 4.6.2 权益融资 |
| 4.6.3 政府补助 |
| 4.7 进一步分析 |
| 4.7.1 不同产权性质的差异 |
| 4.7.2 不同行业的差异 |
| 4.7.3 不同地区的差异 |
| 4.8 小结 |
| 5 高铁开通与企业创新投资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实证模型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样本选择 |
| 5.4 基本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5.4.2 基本实证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
| 5.5.2 排除政策替代性假说 |
| 5.5.3 模型设定误差 |
| 5.5.4 更换代理变量 |
| 5.6 中介效应检验:高铁开通促进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 |
| 5.6.1 信息交流 |
| 5.6.2 研发人员 |
| 5.7 进一步分析 |
| 5.7.1 不同产权性质的差异 |
| 5.7.2 不同行业的差异 |
| 5.7.3 不同地区的差异 |
| 5.8 小结 |
| 6 高铁开通与企业创新效率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实证模型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样本选择 |
| 6.4 基本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6.4.2 基本实证结果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
| 6.5.2 更换替代变量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6.1 不同产权性质的差异 |
| 6.6.2 不同行业的差异 |
| 6.7 小结 |
| 7 高铁开通、企业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实证模型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样本选择 |
| 7.4 基本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7.4.2 基本实证结果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
| 7.5.2 更换代理变量 |
| 7.6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内蒙古第五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战略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战略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战略研究动态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企业战略综述 |
| 2.1.1 企业战略—概念和层次 |
| 2.1.2 企业战略类型 |
| 2.1.3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 |
| 2.2 企业战略分析工具 |
| 2.2.1 宏观环境分析工具—PEST模型 |
| 2.2.2 行业环境分析工具—波特五力模型 |
| 2.2.3 内外部环境评价工具 |
| 2.2.4 战略选择工具—SWOT矩阵 |
| 2.2.5 各工具在战略分析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第五维公司简介和内外部环境分析 |
| 3.1 第五维公司简介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 |
| 3.2 第五维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 3.2.1 宏观环境分析 |
| 3.2.2 教育培训行业分析 |
| 3.2.3 竞争环境分析 |
| 3.2.4 第五维公司外部环境评价 |
| 3.3 第五维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3.3.1 资源分析 |
| 3.3.2 能力分析 |
| 3.3.3 第五维公司内部环境评价 |
| 3.4 第五维公司内部-外部环境综合评价 |
| 第四章 第五维公司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 |
| 4.1 第五维公司的发展战略目的 |
| 4.1.1 愿景、使命和价值观 |
| 4.1.2 发展战略目标 |
| 4.2 第五维公司的发展战略选择 |
| 4.2.1 SWOT矩阵分析 |
| 4.2.2 公司层战略选择 |
| 4.2.3 业务层战略选择 |
| 4.2.4 职能层战略选择 |
| 4.3 第五维公司的发展战略实施 |
| 4.3.1 扭转型战略实施 |
| 4.3.2 增长型战略实施 |
| 4.3.3 差异化战略实施 |
| 4.3.4 集中战略实施 |
| 第五章 第五维公司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
| 5.1 组织架构调整 |
| 5.2 完善制度 |
| 5.3 资源分配 |
| 5.4 打造企业文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风险投资家异质性与投资业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风险投资介绍 |
| 1.3.1 概念和特点 |
| 1.3.2 运作模式 |
| 1.3.3 发展历史 |
| 1.3.4 发展现状 |
| 1.4 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 |
| 1.5 贡献与创新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风险投资作用于企业的机制 |
| 2.1.1 回报激励机制 |
| 2.1.2 认证作用 |
| 2.1.3 逐名效应 |
| 2.2 风险投资作用于企业的渠道 |
| 2.2.1 资金支持 |
| 2.2.2 监督治理 |
| 2.2.3 资源提供 |
| 2.3 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业绩的影响 |
| 2.3.1 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 |
| 2.3.2 银行背景的风险投资 |
| 2.3.3 券商背景的风险投资 |
| 2.4 风险投资人力资本与投资业绩 |
| 2.4.1 风险投资人力资本划分 |
| 2.4.2 风险投资家个人特征与投资策略 |
| 2.4.3 人力资本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相关理论及概念模型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资源基础理论 |
| 3.1.2 资源依赖理论 |
| 3.1.3 人力资本理论 |
| 3.1.4 政治市场理论 |
| 3.1.5 社会资本理论 |
| 3.2 概念模型 |
| 3.2.1 风险投资家人力资本 |
| 3.2.2 风险投资绩效的界定 |
| 3.2.3 风险投资家异质性影响投资业绩的机制 |
| 3.2.4 模型基本框架 |
| 第4章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对投资绩效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 |
| 4.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4.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3 计量模型构建 |
| 4.4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投资业绩的关系检验 |
| 4.4.1 金融背景与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业绩差异 |
| 4.4.2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投资策略 |
| 4.4.3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企业融资 |
| 4.4.4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承销商声誉 |
| 4.4.5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IPO抑价率 |
| 4.4.6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对投资绩效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的视角 |
| 5.1 理论机制 |
| 5.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
| 5.3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与投资业绩的关系检验 |
| 5.3.1 不同政治背景的风险投资家业绩差异 |
| 5.3.2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与投资策略 |
| 5.3.3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与企业监督治理 |
| 5.3.4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与承销商声誉 |
| 5.3.5 风险投资家政治背景与IPO抑价率 |
| 5.4 稳健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对投资绩效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
| 6.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6.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
| 6.3 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与投资业绩的关系检验 |
| 6.3.1 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家投资业绩差异性 |
| 6.3.2 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与投资策略 |
| 6.3.3 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与企业融资 |
| 6.3.4 风险投资家海外背景与承销商声誉 |
| 6.3.5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企业IPO抑价率 |
| 6.4 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局限性及后续可能研究 |
| 7.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海归高管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
| 三、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股价崩盘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 |
| 二、海归人才的经济后果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二、变量选择与度量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一、海归高管变量样本分布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相关性分析 |
| 四、单变量分析 |
| 第三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回归分析 |
| 第二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改变海归高管度量方法 |
| 二、提高交易周数量 |
| 三、改变股价崩盘度量方法 |
| 四、标准误的双向聚类 |
| 第三节 内生性检验 |
| 一、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 |
| 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 |
| 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第四节 海归高管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一、过度投资机制 |
| 二、信息质量机制 |
| 第五节 拓展性分析 |
| 一、产权性质 |
| 二、资深高管与非资深高管 |
| 三、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 |
| 四、外部审计的调节作用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启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积极创造条件,培养本土金融分析师（论文参考文献）
- [1]券商研究能力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天风证券为例[D]. 黄海舟. 浙江大学, 2021(09)
- [2]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影响路径与经济后果[D]. 于文蕾.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D]. 孙碧涵. 吉林大学, 2020(03)
- [4]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D]. 徐小欢. 吉林大学, 2020(03)
- [5]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王天童. 吉林大学, 2020(08)
- [6]资本市场开放、内外部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D]. 郭枚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杨鸣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8]内蒙古第五维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李靖.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9(01)
- [9]风险投资家异质性与投资业绩[D]. 张琳.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海归高管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吗？[D]. 黄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