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籍的收藏与利用

一、唐王朝的图书收藏与利用（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张黎^[2]（2021）在《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拥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动荡中孕育着变革,变革中隐含着新生。目前学界关于藏书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代及其后诸朝,而五代十国作为文化昌盛之宋代的前奏,针对该时期藏书活动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着手,全面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业发展。论文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开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探讨该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当时中原五代战乱频仍,南方诸国虽然分裂,社会环境较之北方却相对稳定,全国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南北贸易虽未中断,但发展重心已经南移。文化领域,五代延续了唐朝科举取士的传统,十国之中部分政权也曾开设科考,士人读书以求取功名之途未曾断绝;从后唐开始,国子监将印刷术从民间引入,用于儒家经典的刊印发行,为广大士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了藏书业的发展。第二部分从藏书的流通或利用角度,对该时期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分别展开论述。官府藏书分为书籍的搜访与贮藏两个方面,史馆编撰实录或修史工作的开展,带动了官府藏书的发展,鼓励民间献书、派专人求购或通过战争获书是官府藏书得以增加的三个渠道。于中原王朝而言,此时期秘书省职能延续了中晚唐的弱化趋势,三馆尤其史馆成为官府书籍的主要存储地,南方诸国虽未三馆齐备,但个别政权亦设有专门的官藏处所,如西蜀与南唐。私家藏书则从典籍的搜集与管理两个角度加以论述,藏书家通过购买、抄录、接受赐赠等途径获得藏书,在此基础上对其藏书加以保存与利用。他们或建造书楼、学舍将藏书共享,或隐居山林而藏书自娱,或为校勘书籍而孜孜不倦,足见私藏事业的兴盛。书院及寺观藏书作为藏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尤其书院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藏书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影响波及宋代及其后诸朝。第三部分将五代藏书事业置于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考查其独特性,分层次总结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历史贡献。五代十国的藏书活动完成了自己接力棒式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与保存,为宋代官方藏书目录或史书的编撰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活动,可管窥当时战乱或分裂背景下士风的转变,有助于丰富此时期以至古代藏书史、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也可为乱世之中收藏与保护书籍、传承文化提供借鉴。

张重洲^[3]（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李金地^[4]（2021）在《唐代图书馆与馆中诗人》文中提出唐代是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官方与非官方图书馆大量涌现,为当时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本文通过探索研究唐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诗人,以期古为今用,为当代图书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思路。

高元宦^[5]（2020）在《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历史久远,文化资源丰富,碑刻即是历史留给山西的宝贵资源。山西历代流传碑刻众多,且多丰碑巨碣。北宋时,山西成为重要的文化重镇和经济强路,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存留大量重要碑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山西北宋碑刻存目962通,现存197通,这些碑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为我们研究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山西古代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山西北宋碑刻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意在考察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及探究山西北宋碑刻的特点、内容与价值,为进一步呼吁重视碑刻、保护碑刻打下基础。本文的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山西碑刻的产生与发展。首先追述山西的历史地理沿革,进而分析山西碑刻产生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探究山西碑刻发展的条件,并对北宋以前山西碑刻的发展情况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整理与概述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分两节阐述。第一节主要分析北宋山西的社会环境并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存留状况进行叙述;第二节则着重对山西北宋碑刻进行综合考察,包括山西现存碑刻的统计、碑刻的年代分布及特点、碑刻的地域分布及特点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把握山西北宋碑刻的数量、分布及特点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其内容做铺垫。第三部分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和重点,即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内容进行探讨。首先根据碑刻的性质与内容,将山西北宋碑刻分为记事述颂、哀悼纪念、寺观庙宇、题名题记、其他等五大类,针对每一类碑刻都相应举例说明,简述其内容。其次则是挑选3通具有代表性的北宋碑刻对其进行碑文释读、内容解读等深层次的剖析,既而努力将碑刻所蕴藏的深层次内容挖掘出来。第四部分是探讨山西北宋碑刻的价值与保护。因山西北宋碑刻内容丰富,包含乡规民约、典章制度、诗歌散文、歌功颂德等,是集历史、文化、书法、雕刻等多重价值于一体的重要文献资料,对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因这些碑刻留存数量较少,许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加速减少甚至消失,因此,要想让它们能够长久保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保护。

韩敏^[6]（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鲍隆轩^[7]（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李海霞^[8]（2020）在《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文中认为佛教自两汉之际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敦煌成为传播路上的必经之地,事实证明佛教在敦煌扎根发芽,使敦煌成为一佛教都市。隋唐至北宋的敦煌,更是将当地佛教发展推至极盛。佛界最重视的离俗原则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随着与世俗力量的交流碰撞而发生了极大变化——世俗化。“唐中后期五代宋初”的敦煌历经吐蕃占领时期及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是敦煌政治历史上较长且完整存续的重要时段,特殊的政治环境于佛教世俗化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佛教文化兴盛的敦煌留下了丰富的石窟及文书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得知,该时期的佛教世俗化在佛寺、僧尼、佛法等佛教界重大内容中皆有体现。文章以“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敦煌写本文献资料及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从佛寺、僧尼及佛法三方面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进行探究。文章除绪论外,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对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发展概况进行叙述,在唐王朝历代帝王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结合敦煌文书资料探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地方政权与佛界势力的相互依存关系。吐蕃占领时期保留了敦煌佛教势力,且采取崇佛政策;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继续发展,官寺数量达十七所,僧尼人数上千人。但二者皆非无限制的护佑佛教,其间实行的压制佛教发展的举措同样值得注意,这些举措体现了世俗政权与教界相互抗衡却不得不彼此借力的微妙关系。第二、三、四章以佛寺、僧尼、佛法为划分依据,逐章进行探析。佛教寺院作为僧尼居止、各项佛教活动甚至世俗活动也以之为中心开展的场所,是佛教发展的基础,是探究佛教发展离不开的论题,也是了解敦煌佛教世俗化绕不开的一环,故而作“佛寺与佛教世俗化”一章,从佛寺建立、寺院经济、寺院管理等三节进行论述。第三章“僧尼与佛教世俗化”研究。首先讨论了敦煌僧尼的来源及组成,进一步探究当地世家大族和佛界之密切联系,紧接着将“僧尼公度、卖度、僧尼籍及其管理”等僧尼受戒中所体现的佛教世俗化现象加以论述。随后,集中力量讨论僧尼生活中“饮食文化上的不合戒律、经济生活中的过度敛财、俗世关系中的‘不离家’及政治上的过度参与”等世俗化表现。第四章“佛法与佛教世俗化”研究。藏经内容的“多元化、多样化”,敦煌人“诸《经》皆奉”,“多宗并行”;佛事活动的“平民化、大众化”,生、老、病、死皆与佛教密切相关;宣扬方式的“通俗化、自由化”,俗讲变文与讲因缘因时而生;佛事目的的“世俗化、功利化”,于释门抑或于俗世而言,佛事的宗教旨意渐弱。

赵水静^[9]（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振涛^[10]（2019）在《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文中提出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可区分为三种类型。西州方式,即实行与内地相一致的州县乡里制。唐制在西州推行的社会基础是留居高昌的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旧官人”当主要指在高昌国时期任第五等级以下的中低级官吏;“首望”指乡闾之中的名望之家;“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指百姓之中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为乡民所钦服之人。唐王朝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维护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达到与之“共守”西州的目标。北庭方式,唐王朝将北庭地区的民众分为“百姓”和“部落”两大类,“百姓”指“根民”、附户及商胡等不同形式的着籍民户;“部落”指在北庭地区归降的西突厥部落及其所役属的诸蕃部落之众。唐朝在北庭地区实行二元行政管理体制,即以县-乡之制管理着籍“百姓”,以羁縻府、州之制管理诸蕃“部落”。编户制度、县乡制及羁縻府州等管理制度实现了北庭民众政治身份的统一。作为政治身份的“百姓”与“部落”,也掩盖了政治身份之下民众社会与族属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四镇方式,唐代四镇地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城邦体制到羁縻体制的转变。羁縻体制下的镇戍之镇,演变为军镇之镇。形成羁縻府州和军镇相结合的二元体制。军镇体制强化了唐朝对四镇地区的社会控制。

二、唐王朝的图书收藏与利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王朝的图书收藏与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图书馆与馆中诗人（论文提纲范文）

（5）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8）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王朝的图书收藏与利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D]. 张黎.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4]唐代图书馆与馆中诗人[J]. 李金地. 文化学刊, 2021(01)
• [5]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D]. 高元宦. 河北大学, 2020(08)
•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8]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D]. 李海霞. 兰州大学, 2020(01)
• [9]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D]. 梁振涛. 武汉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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