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9“两行”审计聚焦(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肖云峰[2](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巡视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被确定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党的巡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组织、落实党的指示、维护党的纪律、净化党的肌体、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迈向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每轮中央巡视工作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指示部署工作。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齐头并进,大放异彩。在实践方面,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强化中央直接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巡视组组长库,实行“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开展专项巡视,推行“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机动式”巡视,强调政治担当,推动巡视成果运用,顺利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制度方面,两次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建立“十大协调机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理论方面,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巡视工作继续深化,新党章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独立一条进行规定,党中央制定印发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巡视工作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巡视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正在形成。截止2020年8月份,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开展五轮,其中创造性地将巡视整改和脱贫攻坚列入巡视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巡视工作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初心、不辱使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前行。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虽然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总的来看还处于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过程中,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西方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借鉴,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实践现状和理论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升,以期挖掘展现第一手的基础资料,提炼总结巡视工作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完善路径。本文按照党内巡视工作理论基础研究-历史演化分析-当前发展述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路,共分六章展开研究论述。在理论基础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分析学界对巡视制度定义基础上,突破以往片面化的描述,将党内巡视制度定义为党政机关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而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巡视机构开展巡视监督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作体系及相应工作机制、工作规则的总称。并通过与构成“四个全面覆盖”的其他三种监督方式,即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巡视监督的的概念,并概括出巡视工作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对巡视工作理论基础和借鉴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演化分析部分,将党内巡视工作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建国初期曲折前进阶段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进行研究,对历史脉络进行了考查梳理,总结归纳了阶段发展特征。特别对于现阶段研究尚少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巡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史料挖掘,补充了诸如年度巡视工作情况等珍贵资料。总结了巡视工作在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等历史成效。在当前发展述评部分,首先,论述了党内巡视工作适应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辅助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之内巡视全覆盖,高效运用巡视成果,保证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其中,特别结合201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修改巡视工作条例情况,对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再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全面归纳,具有开创性的提炼总结了巡视工作思想、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在未来发展路径部分,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所取得的珍贵工作经验,即巡视工作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要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要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开透明形象。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巡视工作在发现问题、成果运用、工作网络、理论研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构建巡视监督网络、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与路径改进发展巡视工作。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刘震[4](2020)在《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杠杆陷阱描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政策选择困境。如果放任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便是埋藏了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对杠杆率的上升加以政策干预,则有可能因为信贷供给紧缩或者融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一定程度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似乎陷入了高杠杆陷阱(黄益平,20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我国非金融部门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进入加杠杆阶段,其中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均在危机后显着提高。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较快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重视高杠杆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不断阶段性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增长速度经历持续下行区间时,对于杠杆率较高的非金融企业来说,其产生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企业可能会选择借新债还旧债,这样会导致经济中庞氏债务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不断上升。如果处置不恰当则可能会产生2007至2009年美国“大衰退”式的经济衰退,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式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从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入手,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递进有序的研究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相关问题。本文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二,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会有何种影响?其三,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答上述—系列问题对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中长期目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是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利用横向跨国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等方法分析我国杠杆率的发展演变以及分布特征。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等实体经济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然后,在假设长期均衡杠杆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测度我国各个实体部门和整个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均衡杠杆率,利用该长期均衡杠杆率判断是否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结论有:首先,通过对比三个实体经济部门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均衡方程可知,收入水平、政府规模和实际汇率是影响三个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共同因素,人口因素、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是仅影响家庭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结构因素。其次,将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与各部门实际杠杆率进行比较后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度高于长期均衡值,说明非金融企业由于“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问题积累了较多的债务风险和潜在隐患;政府实际杠杆率接近长期均衡值,说明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家庭杠杆率持续向长期均衡水平收敛,所以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加杠杆速度还是债务存量等角度来说,导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快速增加的杠杆率。第二章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不同部门杠杆率的变化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各部门的均衡杠杆率。但是,尚未说明杠杆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强度。所以,第三章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及单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和强度,也希望能够揭示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对我国非金融部门和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影响。为了分析该问题,本章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至2018年2季度的宏观数据构造TVP-SV-SVAR模型分析了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发现杠杆率的外生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总需求冲击特征,即刺激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影响力将逐步减弱。实证分析也说明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反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可能途径。第二章通过长期均衡杠杆的概念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章又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杠杆率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加杠杆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所积累的金融风险终会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出来。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的研究理念,本章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微观个体层面的经济行为出发,构造宏观总量层面上的动态经济学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研究高杠杆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和面临不利冲击干扰时高杠杆经济体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的能力。通过第四章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高杠杆稳态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标准差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除了要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危害,也要重视家庭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以后资金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投机,但是家庭部门加杠杆更多是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泡沫资产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会引发投机浪潮,所以给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高杠杆稳态下基于家庭效用函数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低杠杆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在高杠杆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大于低杠杆的情况。另外,通过外生冲击模拟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扰动可以说明高杠杆稳态的经济体总产出水平波动性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并且低杠杆稳态下价格和名义汇率等名义变量灵活调整可以吸收部分外生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当经济体的债务杠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遭遇不利因素冲击后,高杠杆经济体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自我稳定能力弱的特征。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经济结构本身极易发展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成为悬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前文分析说明了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存在性、杠杆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之后,本文的第五章关注是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和途径。基于前三章的研究可知,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特征。本章构造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如何利用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抑制上游国有企业继续快速加杠杆,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通过DSGE模型的模拟发现,杠杆率贷款税作为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结构不均衡现象。在稳态层面上,在杠杆率贷款税的干预下,贷款资金由生产率相对偏低的上游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下游民营企业,贷款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阶梯型上升趋势。在动态转移的情况下,杠杆率贷款税的资金再分配作用—方面通过“看不见的手”筛选投资项目质量,另—方面抑制国有企业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从引导贷款资金从国有企业部门流向民营企业部门,即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也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提高资本金的积累。此外,以杠杆率贷款税作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在该政策工具的干预下由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增进,说明该项政策干预可以起到稳定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的作用。同时,第五章也涉及了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协调问题,主要结论为:在供给侧冲击的干扰下,应该优先选择“松货帀+严监管”的中性稳健的政策组合。另外,在宏观经济政策锚定变量选择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国企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率作为锚定变量),而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锚定变量)。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定和调整有三点启示:第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单纯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完成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反而会引起经济活动紧缩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使得作为杠杆率分母的名义GDP缩小,同时由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我国当前债务分布和组成结构情况,应当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即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杠杆贷款税可以作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应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合作,应避免出现政策效应叠加的情况出现。在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条件下,有效的方法是构造“松货币+严监管”的中性稳健政策组合模式,从而取代“紧货帀+严监管”的双重紧缩政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的双重目的。第二,治理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时,应该同时加强对政府部门负债行为的约束,体现在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手段。就目前来说,政府债务虽然没有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对私人部门资金的挤占。除此之外,应该重视改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和以GDP为纲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是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依靠举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降低GDP等指标的贡献权重,同时将地方政府杠杆率作为考评标准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官员依靠债务融资短期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逐利动机。第三,警惕家庭加杠杆。根据本文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传导机制分析可知,家庭部门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不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行为将会推动房价上升并且挤出消费。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引起金融波动,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挤占家庭的现金流,从而挤出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紧缩从而容易导致总产出下降。在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日趋饱和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引起家庭加杠杆的动因,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建模思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变换得到关于杠杆率的短期均衡方程和长期均衡方程。在给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方程测度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判断当前实际杠杆率是否存在偏低或者偏高的问题。从数量上讲,2012年以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导致的。经测算可知,非金融企业部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杠杆率可能是由“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等问题导致的。第二,在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债务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本文构造的DSGE模型包含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又包含国际经济部门的外部冲击。在构造金融摩擦方面,同时刻画了信贷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面临的金融摩擦。特别是针对资金需求方,分别考虑了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民营企业负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部门方面,刻画了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世界利率波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进出口贸易)给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外部冲击。第三,本文通过包含微观基础的定量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刻画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所有制二元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了杠杆贷款税做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以及杠杆贷款税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政策叠加问题。本文认为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可以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的目的。
郑爱勤[5](2020)在《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无论是中央政府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都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债务管理问题研究,却显得薄弱。北洋政府时期,针对国内外债务,制定、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从理论上讲,它使政府债务管理逐渐走向规范化,尤其是内债方面,期间出台的部分规章制度,对于内债的规范管理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随着政局日益动荡,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越到后期,北洋政府的债务管理愈发显得无序,政府债务陷入极度紊乱之中。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北洋政府内外债务管理政策制度,并分析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教训,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提供启示和鉴戒。本文主要内容分四章:第一章,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财政背景。这一部分主要从财政体制失效、中央财政匮乏、债务举借频繁等方面,阐释北洋政府债务管理政策制定的财政经济背景,为债务管理政策出台提供必要性依据。第二章,北洋政府内债管理。本章主要从设立公债管理机构、颁布公债发行条例、制定公债管理规章、实施公债偿还政策等方面梳理北洋政府内债管理相关政策制度,并对其管理效果进行了简要评价。第三章,北洋政府外债管理。本章主要从设立外债管理机构、制定外债举借章程、颁布外债审计规则、出台外债整理办法等方面梳理北洋政府外债管理相关政策制度,并对其管理效果进行了简要评价。第四章,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教训。本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在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启发。
杨丹丹[6](2020)在《康得新债券违约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债券违约是我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过去由于政府兜底,我国历史违约记录为零。2014年“超日债”成为首只实质性违约的债券,自此我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持续释放,违约事件愈演愈烈,于2018年迎来大规模违约浪潮。2019年延续之前的违约常态化,违约债券的数量和金额达到新的历史高位。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共有179家企业发行的509只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违约金额高达2,822.79亿元。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违约前后业绩表现悬殊巨大,引发债券市场轩然大波,研究该案例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首先对债券违约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阐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控制权私利理论和信用风险理论。其次对康得新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介绍,按照时间线索回顾和梳理整个违约历程。然后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从内外两个角度深入挖掘康得新的违约成因。造成企业债券到期无法足额兑付的直接原因在于资金流动性和充足性出现问题,因此本文以现金流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根本原因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发现康得新存在巨额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大股东频繁高比例质押、应收账款规模过大、周转天数过长、大额违规担保导致相当数额的流动资产被锁死等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爆发流动性危机。最后结合康得新一系列违约事件中发现的问题,得出针对投资者、中介机构、发债主体和监管部门的相关建议和警示。研究发现:第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是导致康得新违约最致命的原因。第二,康得新可以通过寻求政府帮助和引入外部投资者获得偿债资金缓解流动性困境。第三,康得新亟需改进存在多年的治理缺陷,恢复并保持上市地位和财务独立性,同时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第四,民营企业应完善内部控制建设,特别是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和大股东质押比例限制。第五,为促进债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投资者、中介结构和监管机构也应当从该案例中得到相应的警示,防范信用风险蔓延失控。
邢南楠[7](2020)在《校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能够有效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遏制大股东和内部人对股东利益的侵占,减少管理层的决策失误和企业违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独立董事的作用表示质疑,认为独立董事是“花瓶”,并且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表示怀疑。本文认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并且从校友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独立董事校友关系与企业违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在现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校友关系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情形展开研究,外部是指CEO与独立董事之间的校友关系,内部是指独立董事之间的校友关系。首先,本文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了独立董事的理论基础、分析了独立董事的职能定位并对独立董事独立性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阐述,从灰色董事理论和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特有的人情背景,对校友关系和企业违规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本文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提出假设并建立模型,对校友关系和企业违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CEO与独立董事存在校友关系与企业违规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存在校友关系削弱了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增大了企业违规倾向;(2)与CEO存在校友关系的独立董事人数占独立董事总人数比例与企业违规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有可能是因为校友独立董事的占比高,反而对CEO能够形成一个正面的激励或监督;(3)独立董事内部存在校友关系与企业违规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分析原因是内部校友关系提升了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成本,影响了其治理作用的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1)借鉴国内外研究,用公司成长性表示董事会的建议收益,结果表明,公司成长性对校友独立董事与企业违规之间的相关性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说明较强的董事会建议收益能够抑制校友关系产生的不良经济后果;(2)将CEO持股看作是CEO与股东利益趋同的重要机制,结果表明,CEO持股对校友独立董事与企业违规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结论支持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当CEO与股东的利益趋同时,管理层会更加依赖独立董事的建议职能,校友关系的存在会降低信息沟通的成本,使独立董事发挥更好的建议职能。最后,为优化独立董事职能提出五点政策建议,分别是:第一,完善企业对内的信息披露状况;第二,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第三,降低独立董事发表异议的成本;第四,增大对独立董事不作为的惩罚力度;第五,增强独立董事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
高晓霞[8](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李靖雅[9](2019)在《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以及金融市场化的到来,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涉足对传统金融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强调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阮成发省长提出云南省要打造好“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设立以及临沧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使临沧市成为开放前沿。建行临沧市分行全面贯彻建行云南省分行“坚持转型发展主线”的三线原则要求,始终坚持以市场表现、价值创造、收入提升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坚持以网点一线为中心,坚持以员工发展为中心,全面实施“基础立行、业绩兴行、管理治行、内控保行、文化铸行”五大战略。建行临沧市分行目前在客户基础、柜面基础、信贷基础、渠道基础、内控合规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开放前沿的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战略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在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面临的外部宏观、行业环境因素,分析了临沧市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宏观因素,对现有竞争者竞争情况、购买者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潜在进入者和替代者进行分析,分析了其内部资源、能力现状,对总体经营目标完成情况、人民币跨境结算情况、存款情况、贷款情况、私人银行业务情况、其他内部建设情况和现有战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建行临沧分行的战略规划。本文以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竞争理论为指引,提出了建行临沧市分行的混合型战略总体发展战略、集中化+差异化竞争策略,人民币跨境结算策略、存款策略、贷款策略、私人银行策略的职能策略和组织保障、人力资源保障、内部控制保障、企业文化保障、信息技术保障、市场保障的保障措施。
郑志刚[10](2019)在《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形象地说,汉魏皇室大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堪称汉、晋墓葬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枚“喉结”。这种迄今仅见于安阳高陵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负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文献、文物、科技、工艺及艺术价值的考古新材料,随着官方发掘报告的陆续披露与学界研究力度的逐日加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所能掌握的两墓共150余枚石牌的图文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与既有研究成果,就其形制、类别、功用、源流、字体、镌刻、书写风格、书史地位、文物价值、鉴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向度钩探。石牌考释与分类研究部分。对百余枚石牌的文字内容进行了逐一考释。在此基础上,依多种标准、视角对其作了分类对比。石牌从内容上主要分器用类、衣衾类、食物类和丧仪类等,其中器用类数量最多,且两墓石牌所载葬品时见相同或近似。经过分类还发现,安阳高陵有14枚六边形石牌,存在被凿改、补刻文字内容的现象。这或许正是该墓存在二次葬、石牌分先后两批刻制的有力证据。石牌的字体及书法风格部分。先是从文字学的视角,对两墓石牌文字中所存在的通用字、异体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现象,进行了探讨;然后,对两墓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法风格,进行了逐次析评,并作了分类观察。结果显示:安阳高陵石牌刻文可分为汉隶(八分)、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以及新隶体、早期行书和早期楷书“杂糅”体共五种字体,毕呈了汉魏时期隶、楷之变的丰富样态。而西朱村曹魏墓的石牌字体则相对单一,仅有汉隶(八分)和新隶体两种。比较来看,两墓均以汉隶(八分)类石牌数量为最,这与该字体在当时所独具的“典重”性能有关。在分析石牌文字书、刻状况的过程中,另从细微处发现数种别具价值的“个案”。譬如: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副”字写法的反差现象,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以及安阳高陵石牌“莱”字“反书”现象等,都透露出两座大墓在随葬品设置、组合以及书风与时序等方面的某些规律性消息。最后,在与汉晋之间的传世碑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及近年来新发现的刻石文字材料(《晋城石门关摩崖》《曹魏南部君砖志》等)展开对比的基础上,定位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风坐标。指出作为石牌主流字体的碑刻“八分”,尽管具有官方典重意义,在艺术上却深陷于刻板雷同、装饰造作的泥淖,而石牌上不衫不履、看似边缘的“杂糅”体,却因为代表着隶楷之变的大趋势,反倒透发出掩蔽不住的蓬勃与生机。并以“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为个案,认为石牌文字具有“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的书法史地位。石牌的文物源流部分。刻铭石牌于安阳高陵发掘之前素未见,在西朱村曹魏墓发掘之后当还有。这种石牌行世时间不会太长,或始自东汉末、曹魏初的安阳高陵,专供曹魏皇室级贵族大墓使用。通过分析自战国至唐代的相关实物演变链条,指出刻铭石牌的根本性质,是糅合了“物疏清单”“葬品标识”“冥界凭证”“身份标签”等诸种功能为一体的考古新材料。其在形制上主要吸收了东汉墨书签牌(木楬)元素,最终以“易竹木为青石、变墨书为刻文”的创新方式,成为汉末、曹魏皇室大墓中开先河式的独特存在。石牌的文物价值及鉴定部分。首先,指出刻铭石牌是曹魏丧葬制度(简称“魏制”)中最具“点睛”意义的新见元素。其在录载汉魏皇室丧葬史实、还原汉魏工艺装饰技术详情、展示汉魏文字字体演变轨迹及书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次,具体到鉴定方法,主要可分传统鉴定法和现代科技鉴定法,两者各有优长。前者重经验积累与类比分析,后者则依靠碳十四测年法等严谨理性的技术与数据。经过对石牌历史演变链条的梳理,以及对其铭文用语习惯、所述物品名称、字体及书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的全悉考察,已足证其真。同时,负载着鉴定结果的石牌,反过来亦将成为鉴定其他相关文物值得信赖的证物之一。
二、’99“两行”审计聚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9“两行”审计聚焦(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基本内涵 |
2.1.1 巡视的概念界定 |
2.1.2 巡视工作的基本属性 |
2.1.3 巡视工作制度体系构成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2.2.2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2.3 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
2.3.1 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 |
2.3.2 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2.3.3 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史考查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 |
3.1.2 建国初期的曲折前进阶段 |
3.1.3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
3.2.1 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3.2.2 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
3.2.3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
3.2.4 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 |
第四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创新发展 |
4.1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时代适应性 |
4.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巡视工作提供保障 |
4.1.2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巡视工作促进推动 |
4.1.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巡视工作相辅相成 |
4.1.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巡视工作深入发力 |
4.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 |
4.2.1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4.2.2 顺利实现巡视全覆盖 |
4.2.3 高效运用巡视成果 |
4.3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理论创新 |
4.3.1 巡视工作思想 |
4.3.2 巡视工作方针 |
4.3.3 政治巡视 |
第五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创新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两次修订完善 |
5.1.1 《巡视工作条例》2015 年的修订变化 |
5.1.2 《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的修改变化 |
5.1.3 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完善的现实意义 |
5.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基本原则 |
5.2.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
5.2.2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
5.2.3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
5.3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组织基础 |
5.3.1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
5.3.2 巡视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责 |
5.3.3 巡视组及其职责 |
5.4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5.4.1 巡视工作领导机关的纪律与责任 |
5.4.2 巡视工作配合部门的纪律与责任 |
5.4.3 巡视工作人员的纪律与责任 |
5.4.4 被巡视单位的纪律与责任 |
5.5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 |
5.5.1 巡视工作的两层客体 |
5.5.2 巡视工作手段及协调机制 |
5.5.3 巡视工作程序及流程模块化设计 |
第六章 巡视工作的未来发展 |
6.1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经验启示 |
6.1.1 坚持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 |
6.1.2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 |
6.1.3 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
6.1.4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 |
6.1.5 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正透明形象 |
6.2 新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6.2.1 巡视发现问题能力欠缺 |
6.2.2 巡视成果运用不够扎实 |
6.2.3 巡视监督网络尚未完备 |
6.2.4 巡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
6.2.5 巡视理论研究还显薄弱 |
6.3 巡视工作今后发展完善的路径探索 |
6.3.1 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
6.3.2 构建巡视监督网络 |
6.3.3 完善巡视制度建设 |
6.3.4 加强巡视理论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4)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1.3.1 杠杆率阈值 |
1.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摩擦 |
1.3.3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
1.3.4 关于三个方面文献的总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1.6 论文结构 |
2. 中国经济杠杆率的比较与评估 |
2.1 引言 |
2.2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发展演变 |
2.2.1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
2.2.2 家庭部门杠杆率 |
2.2.3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
2.2.4 政府部门杠杆率 |
2.3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
2.3.1 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2.3.2 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2.4 中国经济长期均衡杠杆率的测度与评估 |
2.4.1 杠杆率阈值的经济含义与作用 |
2.4.2 宏观杠杆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2.4.3 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 |
2.4.4 长期均衡杠杆率测度 |
2.5 本章小结 |
3. 债务杠杆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
3.1 引言 |
3.2 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 |
3.2.1 变量选择和指标说明 |
3.2.2 数据处理与单位根检验 |
3.2.3 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
3.3 不同时点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3.3.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3.3.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3.3.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3.3.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3.4 不同滞后期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3.4.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3.4.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3.4.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3.4.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3.5 本章小结 |
4. 高杠杆经济运行模式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
4.1 引言 |
4.2 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
4.2.1 家庭部门 |
4.2.2 非金融企业部门 |
4.2.3 金融部门 |
4.2.4 国际贸易部门 |
4.2.5 政府部门 |
4.2.6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4.2.7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4.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4.3.1 稳态值 |
4.3.2 参数校准 |
4.4 高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
4.5 高杠杆与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4.5.1 来自家庭部门的冲击 |
4.5.2 来自企业部门的冲击 |
4.5.3 来自政府部门的冲击 |
4.5.4 来自国际部门的冲击 |
4.6 本章小结 |
5.破解高杠杆陷阱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 |
5.1 引言 |
5.2 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DSGE模型 |
5.2.1 家庭部门 |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游国有企业 |
5.2.3 非金融企业部门:下游民营企业 |
5.2.4 金融部门 |
5.2.5 国际贸易部门 |
5.2.6 投资和零售 |
5.2.7 政府部门 |
5.2.8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5.2.9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5.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5.3.1 稳态值与杠杆率税的稳态含义 |
5.3.2 参数校准 |
5.4 主要变量波动性与福利水平的比较分析 |
5.5 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5.5.1 生产率冲击 |
5.5.2 通货膨胀冲击 |
5.6 货币政策与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研究 |
5.7 本章小结 |
6. 全文总结、建议与展望 |
6.1 全文总结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附录2 参数估计值 |
附录3 稳态和稳态值 |
附录4 滚动窗口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 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财政背景 |
一、财政体制失效 |
二、中央财政匮乏 |
三、债务举借频繁 |
第二章 北洋政府内债管理 |
一、设立公债管理机构 |
二、颁布公债发行条例 |
三、制定公债管理规章 |
四、实施公债偿还整理 |
五、北洋政府内债管理简要评价 |
第三章 北洋政府外债管理 |
一、设立外债管理机构 |
二、制定外债举借章程 |
三、颁布外债审计规则 |
四、出台外债整理办法 |
五、北洋政府外债管理简要评价 |
第四章 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教训 |
一、政局稳定是前提 |
二、政策制定是保障 |
三、政策执行是关键 |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康得新债券违约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控制权私利理论 |
2.1.3 信用风险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康得新债券违约案例介绍 |
3.1 康得新概况 |
3.1.1 康得新基本信息 |
3.1.2 康得新主要业务 |
3.2 康得新债券违约历程 |
3.2.1 康得新债券发行情况 |
3.2.2 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下调 |
3.2.3 四只债券无法兑付终违约 |
3.3 后续处置措施及成效 |
3.3.1 积极筹措资金纾解流动性困难 |
3.3.2 稳定客户关系逐步恢复生产 |
3.3.3 处理债务问题维护合法权益 |
3.3.4 后续处置措施取得的成效 |
第4章 康得新债券违约成因分析 |
4.1 外部原因 |
4.1.1 信贷收紧加剧资金链紧缩 |
4.1.2 信用评级虚高滞后致风险预警失效 |
4.1.3 看门人失职致审计失败 |
4.2 内部原因 |
4.2.1 股价暴跌加剧再融资困难 |
4.2.2 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巨额资金 |
4.2.3 高应收低应付营运模式恶化现金流 |
4.2.4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及重要内部控制失效 |
第5章 建议与警示 |
5.1 对康得新解决当前债务危机的建议 |
5.1.1 在政府积极协调下获得偿债资金 |
5.1.2 借助壳价值引入外部投资者 |
5.2 康得新违约事件带来的警示 |
5.2.1 给债券发行主体带来的警示 |
5.2.2 给投资者带来的警示 |
5.2.3 给外部评级和审计等中介机构带来的警示 |
5.2.4 给监管机构带来的警示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7)校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校友关系与灰色董事相关研究 |
1.2.2 独立董事与企业违规行为相关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独立董事制度与上市公司违规概述 |
2.1 独立董事制度理论基础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2.1.2 资源依赖理论 |
2.2 独立董事制度概述 |
2.2.1 独立董事制度的背景 |
2.2.2 独立董事的职能定位 |
2.2.3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
2.3 校友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 |
2.3.1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概述 |
2.3.2 校友独立董事职能发挥的效果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设计 |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3.2 研究假设 |
3.2.1 CEO与独立董事的校友关系与上市公司违规 |
3.2.2 独立董事内部校友关系与上市公司违规 |
3.3 变量定义 |
3.3.1 违规 |
3.3.2 校友关系 |
3.3.3 控制变量 |
3.4 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 |
4.1.1 违规分类统计 |
4.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4.2 回归结果分析 |
4.2.1 CEO与独立董事的校友关系与企业违规的回归分析 |
4.2.2 独立董事内部校友关系与企业违规的回归分析 |
4.3 进一步研究 |
4.3.1 校友独立董事、公司成长性和企业违规 |
4.3.2 校友独立董事、CEO持股和企业违规 |
4.4 稳健性检验 |
4.5 优化独立董事职能发挥的政策建议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8)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内容 |
二、技术路线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统计分析法 |
三、战略分析法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一、研究背景创新 |
二、研究对象创新 |
三、研究结论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一、战略管理理论 |
二、商业银行理论 |
三、沿边开放相关理论 |
四、开放前沿相关理论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第三章 建行临沧市分行内部环境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建设银行临沧市分行简介 |
第二节 建行临沧市分行总体经营现状分析 |
一、总体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
二、主要业务指标市场经营情况 |
三、其他内部建设情况 |
第三节 建行临沧市分行现有战略执行情况 |
一、现有战略内容 |
二、现有战略执行效果分析 |
第四节 开放前沿对建行临沧市分行的相关要求 |
一、资源要求 |
二、能力要求 |
第五节 建行临沧市分行现有资源能力分析 |
一、资源情况 |
二、能力情况 |
第四章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外部环境分析 |
第一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宏观环境—PEST分析 |
一、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
二、经济环境分析 |
三、社会环境分析 |
四、技术环境分析 |
第二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中观行业环境—五力分析 |
一、现有竞争者竞争情况分析 |
二、购买者讨价还价能力分析 |
三、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分析 |
四、潜在进入者分析 |
五、替代者分析 |
第三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SWOT分析 |
一、机会 |
二、威胁 |
三、优势 |
四、劣势 |
五、SWOT矩阵 |
第五章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战略选择与实施 |
第一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使命愿景与目标 |
一、使命 |
二、愿景 |
三、目标体系 |
第二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总体战略选择 |
一、战略定位 |
二、总体战略 |
三、战略路径 |
第三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竞争战略选择 |
一、竞争战略选择 |
二、竞争战略实施路径 |
第四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职能策略 |
一、人民币跨境结算策略 |
二、存款策略 |
三、贷款策略 |
四、私人银行策略 |
第五节 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保障措施 |
一、组织保障 |
二、人力资源保障 |
三、内部控制保障 |
四、企业文化保障 |
五、信息技术保障 |
六、资金保障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一、不足 |
二、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墓葬述略 |
一、安阳高陵(M2) |
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安阳高陵综合研究 |
二、安阳高陵出土石牌研究 |
三、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及其石牌综合研究 |
四、尚存在问题与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安阳高陵石牌考察 |
第一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分类 |
一、石牌形制分类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胪释 |
一、器用类石牌(39枚) |
二、衣衾类石牌(21枚) |
三、丧仪类石牌(7枚) |
四、食物类石牌(1枚) |
第三章 洛阳西朱村曹魏基石牌考察 |
第一节西朱村曹魏墓石牌类别 |
一、出土石牌概况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第二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内容胪释 |
一、器用类石牌(64枚) |
二、衣衾类石牌(15枚) |
三、丧仪类石牌(9枚) |
四、食物类石牌(7枚) |
第四章 两墓石牌之比较 |
第一节 两墓石牌物态本相比较 |
第二节 两墓石牌刻文内容比较 |
一、铭文字数和内容 |
二、铭文载物的品类 |
第三节 两墓石牌刻写状态比较 |
一、书手和刻工 |
二、凿改和补刻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现象比较 |
一、通假字现象 |
二、异体字现象 |
第五章 石牌文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
第一节 汉魏书风嬗变 |
一、碑刻隶书特点 |
二、新字体的出现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字体及书风 |
一、安阳高陵石牌字体述略 |
二、安阳高陵石牌书风胪析 |
第三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及书风 |
一、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述略 |
二、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书风胪析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的书法史地位 |
一、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 |
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 |
三、安阳高陵石牌个案:书风承、启并存的标本 |
第五节 两墓石牌文字“殊相”例析 |
一、安阳高陵石牌文字“反书”现象 |
二、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写法的差异现象 |
三、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 |
第六章 石牌文物的源流、价值与鉴定 |
第一节 石牌名称论析 |
一、遣策 |
二、衣物疏 |
三、楬或签牌 |
四、名称辨析 |
第二节 石牌源流寻绎 |
一、楬的出土情况 |
二、楬的发展演变 |
第三节 石牌的文物价值 |
一、录载汉魏特殊器物 |
二、还原汉魏工艺技术 |
三、映鉴汉魏铭石书风 |
四、标示墓主等级地位 |
第四节 石牌的鉴定与保护 |
一、石牌的鉴定 |
二、石牌的保护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学术、艺术成果 |
致谢 |
四、’99“两行”审计聚焦(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D]. 肖云峰. 河北大学, 2020(09)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D]. 刘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北洋政府债务管理研究[D]. 郑爱勤.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6]康得新债券违约案例研究[D]. 杨丹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校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的影响研究[D]. 邢南楠.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8]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D]. 李靖雅.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6)
- [10]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 郑志刚.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