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再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李成家[1]（2019）在《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文中指出跨文化认知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构成。本文将跨文化认知定义为:主体对外界异质文化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是主体把异质文化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并用这种知识结构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洋务运动是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实践行为。本文以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发生认识论和传播学中阿克塞尔罗德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戈夫曼关于框架的阐释等理论为直接指导,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具体来说,当洋务派重臣接触到关于“西方”的新信息时,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西方”图式将自发启动,把“西方”新信息纳入原“西方”图式进行同化处理。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相符,则同化成功,他们将按原图式来认识和解释“西方”新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不符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则同化失败,进入认知的调节,他们会按照“西方”新信息的新特征来对其确定新的认识和解释,据此改造原“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总之,无论洋务派重臣对“西方”信息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原有“西方”图式,还是改造原有“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这都将成为他们后续处理“西方”新信息的依据。研究可见,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重臣认识“西方”的重要缘起,自此,“西方”成了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的重要对象。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跨文化认知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实践性、价值判断的偏颇性、心理的矛盾性、情感的多维性、个体的差异性等特点,其跨文化认知渠道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西方”器物的传播、文章学说的无声浸润、与“西人”的直接交际、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等。根据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这一研究框架,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可梳理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历程,把握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发展转变。基于洋务派重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根基,他们对“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初始图式是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庚申之变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由“蛮夷”转变为“暴夷”;洋务初始,他们认为“西方”所恃仅是坚船利炮的军事之强;洋务中期,他们认识到“西方”军事之强背后实为科教与商业之强;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他们最终认识到“西方”之强的根本是政制之善。从时间轴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处于持续和循环运行中,从而形成了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并可据此归纳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模式:初始图式: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同化”西方:无法完成的任务——认知调节:不断改造并形成新的“西方”图式——主客体平衡:用“西方”图式指导洋务实践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及其发展演变,根植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本,具体包括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观念、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效果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的洋务观由被动走向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由“自强”向“求富”纵深发展,面对“师夷”困境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策略,并在洋务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中呼吁清廷进行政制改革。不过,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也存在着“本我”至上的局限,他们坚持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师夷”旨在“驭夷制夷”,存在着“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奉行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折衷主义,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与结局。研究与反思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当前跨文化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发展大势所趋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但逆全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对此,我们可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寻求推动跨文化认知向善发展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家之间必须构建国际平等主权的政治基础,发展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与文化贸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促进异质文化的共识;在个体层面,我们应树立尊重“他我”文化的平等意识,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以文化间性引领促进“本我”与“他我”的文化融合与共生。
刘爱广[2]（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指出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邓璐[3]（2018）在《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决策研究 ——以《钦定学堂章程》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之所以说是“遭遇”,这是因为其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处在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不仅来自于西方列强武力的征服,同时也因为随之而来的对新旧文化的判断与痛苦选择。在这一变局中,为了解决内忧外患,图国之富强,对西学的接引也从早期传教士的传播转向官僚阶层的主动学习、积极学习,同时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学为体的知识体系之中,西学中源之说亦盛行一时。尔后的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士绅阶层的文化自信,他们开始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西学,在此过程中,教育则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而被改革的教育又进一步推动了西学的传播,并在变革过程中完成了对西学知识体系的全盘继承。以《钦定学堂章程》为起点的清末教育制度的整体变革,在面对中学与西学的取舍以及知识结构的选择上,确立了以西学知识结构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将中学内容融入到西学知识体系的抉择,形成了我国现代学制以西学知识体系进行分科设教的格局。论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做出这一课程知识选择的决策,缘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所呈现出的强弱对比。决策者选择了“师夷以制夷”的改革策略,并在课程中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知识配置方案,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制度改革破除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以课程改革培养实学人才,从而改变国家积弱的态势。但如何在二者之间消解中西学之争,则又面临了价值抉择的困境。就最终的结果来看,虽然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依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实际的表现却名不副实。简言之,这场改革导致的结果是西学代替了中学成为了课程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基于这一假设,本论文以《钦定学堂章程》为例,通过对该政策决策的背景、过程及价值取向的分析,探寻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在中西学知识选择中面临的价值判断及抉择困境,进而反思清末以来提出的“师夷以制夷”的改革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并为当下的教育改革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学问知识体系在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地位提供历史之鉴。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搜集并分析了以下三类史料:一是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关于教育改革及课程内容规定的政令以及官员的奏议;二是清末以来士绅编纂的《经世文编》以及士绅关于中学和西学配置的议论;三是关于《钦定学堂章程》决策者及其他影响决策重要人物的学术背景、政治活动的来往书信、日记、文章和奏章。论文对史料的分析框架如下:首先在大的时间背景下,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等五个重要时间节点作为史料整理的阶段划分,从中分析西学进入中国、进入课程的关键事件、人物及教育实践的推行状况。其次,在微观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以政策议题形成的前后事件为起点,围绕决策过程中的时间线索,整理分析《钦定学堂章程》出台过程中的议论、建议、实践活动、课程方案的制定等史料,从而厘清《钦定学堂章程》的决策过程及其中的势力博弈与文化选择。第三,围绕决策团体中的核心人物,进行人物学术背景、职位关系、政治活动及人物关系等相关史料的分析。并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资料分析,力图呈现出《钦定学堂章程》课程政策决策过程中对中、西学知识的选择及选择背后的价值取向。论文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清末以来经世思潮的复兴及其对西学的接引,以及经世之学内容的变化,西学逐渐取得了与经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并成为了致用之学的过程;人才培养的目标也由此从通经致用之才转向了实学之才。这种变化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则体现为西学知识获得了在普通教育中的合法地位,同时基于实学人才培养的需求,由此奠定了西学进入课堂的必然性与重要性。而传统中学的分类,直接加上西艺的科目,亦构成了最初的中西学知识系统的融合和分类模式。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以后,“中体西用”的中西学配置方案,经张之洞的系统论述与清廷中枢的首肯遂成为了戊戌变法及清末十年“新政”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这也成为清末课程知识体系变革的文化背景。第二章着重分析了《钦定学堂章程》课程政策决策的实践基础。彼时以西学为基础的分科设学在新式学堂中已广泛得以实施,从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各类专业学堂,到维新运动过程中兴办的中小学堂,都采用了西方学堂课程设置的方案。在这个渐变过程中,西学逐渐进入课程系统并完成了由点（少数学堂）到面（大量新式学堂）,由上（专门教育）到下（基础教育）的蔓延与渗透。《钦定学堂章程》的决策者在思考学堂课程方案时,亦将新式学堂与以西学为主的课程设置联系在一起,从而影响了决策中对课程知识的选择。第三章主要对《钦定学堂章程》决策时的权力格局进行了分析。经历了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以后,清廷中枢的政治势力与格局发生了变化,保守派的势力被削弱,地方督抚参与了决策,并且影响决策的效力日益明显。在地方官员的观望和与中央权力的制衡中,首先变革教育则成为了较为稳妥的选择。通过对新政上谕文本的分析,呈现出清廷中枢对中学和西学选择的价值取向,以及进行制度层面变革的决心。第四章通过对清廷中枢人员背景及章程起草团队的结构分析,呈现出多重势力影响下《钦定学堂章程》政策出台的过程。这时的清廷中枢内部暂无大的满汉或派系之争,决策者大多为科举正途出身,学问深厚,同时对当时科举之弊病亦有认识,且大都有过兴办新式学堂的经历。虽当时清廷厉行新政改革,但对西学之用则仍持谨慎态度。张百熙组建章程起草团队力求学贯中西,力主革新。其成员大多接触过西学,也深受维新派的影响,有些甚至参与了维新派的诸多政治活动。而张百熙则置身其中进行调和,两度起草章程,以达到平衡革新与维护皇权统治的关系。地方督抚的力量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彰显,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对中西学在课程中的配置方案都有详细的建议和实践方案,而日本则通过其文化外交的策略及对地方大员的工作,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钦定学堂章程》的课程设置方案就深受日本的影响。第五章对《钦定学堂章程》中的蒙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的立学宗旨、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了仔细分析。章程在立学宗旨上始终强调中学为体的原则,但其培养目标则引进了德智体三育划分的思想,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自然会首重与实学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智育,并将智育的内容都指向了西学。由此在课程分科的结构上,近代西学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已成为了学堂科目分科的基本依据,由此西学逐渐占据主导,中学为体则名存实亡。导致这种政策结果的原因,在于其面临着“中学为体”和“师夷以制夷”的价值抉择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则在于文化的不自信。论文提出,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中强调的“中学为体”仅仅是为了满足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需要,而不是为了文化传承或对国家和个体德性的引领,这一价值取舍的偏颇使得中国传统学问失去了传承的生命力,教育由此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塑造灵魂及培育生命本质的重要功能。而这也与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问题,文化自信缺失的现状有着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论文提出应深刻反思清末以来施行的“师夷以制夷”的改革策略,从中国传统学问中去寻找自强、自立的文化根源,并在教育改革中体现这一基本理念,以重构中国传统学问知识体系在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地位,以中国之传统学问滋养民众,并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思古而喻今的意义之所在。
赵雅丽[4]（2017）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运作过程中张之洞的京师清议行为模式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日维新后,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修武备等新政措施,奠定了清末十年政治改革的基础和理路,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诉求大都付诸实施,其中影响深远的是废科举改学堂的教育制度改革。在推动新政这一"大举动""大转关"过程中,张之洞起草主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篇"大文字"运作和出台过程中,张之洞将京师清流议政的政治行为模式延续下来,与各省督抚互通声气,保持了"公论"基调的大体一致,将公论形成《三折》,传递给中枢,经过慈禧太后的认可,最终变成了政治决策,从而奠定了清末"新政"的基调。
白移,朱跃霞[5]（2016）在《缺乏民生关怀的清末新政》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新政是统治集团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及统治集团自身的命运,由统治集团自身所推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由于各种原因,改革者在政策设计上更多的关注了国家的利益,忽视了传统国家所一直重视的平民的利益。改革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及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影响深远。
任九光[6]（2015）在《张之洞经世实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逐渐加紧在中国扩张,清朝的生存危机愈陷愈深。张之洞翰林词臣出身,学而优则仕,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一方面开展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另一方面提倡实学教育,试图努力恢复儒学承载的圣学精神,重新恢复儒学的经世功能。张之洞的实学思想,就是在晚清中西学冲突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努力开展近代转型的体现。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成长于兵燹之中,幼年奠定了扎实的理学基础,青年之后转向经学,并在国家危难中坚定了学术经世致用的生平志向。张之洞从担任学政时期,开始提倡实学教育,展现出通经致用的经世实学思想。随着西学在中国不断扩大传播,在社会思想混乱的背景下,张之洞以《劝学篇》表达了明确的“中体西用”思想,实质上是以实学解决学术、文化冲突的努力。张之洞认为,中华圣学是历代圣人艰辛实践的总结,是中华学术的核心和源头,中国各学术流派都可以追溯至这一源头。经学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较为系统的圣学现实形态。儒学是后世儒生根据历史而对圣学进行的丰富,子学是诸子百家对圣学的各自理解。圣学经历代圣人实践检验,又经孔子整理,具有无所不包的解释能力。近代西方强盛、中华衰落,原因则在于西方各国在相互竞争中体现出了中华圣学的精神,而中国因历史太长,承平日久,反而陷入了失去圣学精意的境地,多数精英固步自封,所以造成中国衰落而西方强大。因而张之洞的实学主张以承载圣学精神的经史古学为基础,理学精神作为行为准则,删减掉传统中无关圣学实质的内容,将学术与实践会通起来,以达到重新振作中华的目的。张之洞的实学具有鲜明的“知行合一”特点,其本人正是将自己的实学用于指导自身的实践。本文从张之洞实践中抽象出天道观、义利观、天下观三个方面,将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洋务实践,同其倡导的传统圣学结合起来,以说明张之洞是以传统圣学精神而指导经世致用实践。张之洞的天道观格外强调人事对天命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定胜天的层次,主张极力追求人事求得更高层次上天的支持。义利观上张之洞主张不求个人私利,但必须讲求国家民族的公利,从而走出僵化义利观的窠臼,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实业体系,并探索了最早的货币、金融、财税建设。张之洞义利观中还有一鲜明特点,即强调“办大事不惜费”,只有付出极大的物质利益才能保证国家民族大义所在。这已经拓展了狭隘的利益眼光,从社会整体衡量利益。天下观中,张之洞毫不掩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但并不否定西方文化的优点,提倡辩证认识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张之洞关于天道观、义利观、天下观三方面的认识,并不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具有了恢复圣学实践性的特点;三个方面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交叉、以圣学一贯的,贯穿于张之洞追求洋务自强、维护国家主权的整个过程。三者相互支持,相互为用,成为张之洞实学思想的现实体现。正是在个人实践的基础上,张之洞证明只要领会了圣学的精神,合理运用在实践中,就能够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其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亦是对中国传统圣学思想可以运用于近现代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证明。实事求是是张之洞实学的突出特点。“实事”指尽量搜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各种资源,在实践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兼采各家长处,为我利用。张之洞注重采用“类族辨物”的分类方法,把握客观存在的内部构成、历史源流,从而立足于当前实际,采用各种办法,争取更有利的结果。在整个实事求是中,张之洞体现出以“自主”为统领的原则,“实事求是”为维护“自主”服务,“自主”统领整个“实事求是”,从而形成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格局,体现出了“一尊明月坐西楼”的洒落境界。张之洞实学思想,对如何界定晚清经世实学有积极意义,对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借鉴意义,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复杂因素也有警示意义。张之洞同样存在局限和不足,如并未察觉学术领域中早期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没有从儒学、实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评判。而且,张之洞的实学思想中也存在对大众启蒙关注不足的缺点。虽然属于中国最早倡导民众义务教育的先行者,但并未意识到民众觉醒的历史趋势,远未达到大众启蒙层面,时代局限性仍较为明显。整体上,张之洞以个人涉及多重领域的作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之洞倡导的实学教育,透过其经世致用的外在表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圣学、经学、儒学、子学、文学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如何采用合适的方法,发挥中国传统中蕴藏的深层价值,使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中国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首要任务。
戴海斌[7]（2014）在《《乱中日记残稿》是否为“信史”?——兼谈《袁京卿日记》的史料价值》文中研究指明《乱中日记残稿》为义和团历史研究重要文献,孔祥吉等学者曾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学术公案迄未有定论。经对若干袁昶世存文献版本与内容的梳理,并将《袁京卿日记》与《乱中日记残稿》加以比对,可知两者为袁昶庚子日记的两种传钞本,内容有相当部分重合,主要差别在于《残稿》删略了若干条按语,并有少量文字变动,但不影响日记原意的表述。《残稿》另有部分内容系后窜入,可能是1905年《太常袁公行略》出版时由编辑者所添。又《袁京卿日记》本身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学界利用仍嫌不足,本文据以对义和团运动中若干重要史事做考订与补正。
徐达[8]（2014）在《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文中提出晚清政府迫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清末新政的氛围中开始变法修律,对当时的监狱进行了逐步的狱政改良,具体措施如改良狱制、制定《大清监狱律草案》、培养狱政管理人才等,尽管某些措施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被推翻而未能实现,但却为后来的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因此在近代中国监狱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本文选取这个史学界问鼎尚鲜的课题进行研究,也是为了证实这段近代监狱转型的关键链环的客观存在。本文从狱政管理的角度,选取了从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狱政管理和相应的改良举措,从历史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古今对比,为今天我们现代化和谐监狱的建设服务,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到“古为今用”。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的国家,从可以考证的史料记载,夏朝的监狱是中国监狱发展史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夏朝的监狱有多种称谓,除“圜土”外,还称为“夏台”或“钧台”。商朝的狱名同夏朝一样称作圜土,此外,古籍文献中还把商朝的监狱称作里,也就是“羑里”。西周的监狱称为“囹圄”,汉朝至元朝的监狱称为“狱”,明朝监狱称为“监”,这是中国古代监狱名称的一次重大变化。从清朝开始,将“监”与“狱”连在一起,合称“监狱”。也就是从此以后,监狱便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不光是从名称上清朝监狱成为各个朝代的集大成者,而且其狱政管理制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这样,物极必反。清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狱制在这里即将画上一个句号,经过两千多年的累积,到清朝封建狱制管理已经相当成熟,但同时狱制的黑暗、腐朽、残暴也达到顶峰,在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大潮中,监狱改良首当其冲,被推倒风口浪尖之上。这是由当时的内因与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狱政管理是指我国监狱管理机关在依法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监狱在押服刑人员实施惩罚和改造过程中进行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工作。[1]”本文就是从狱政管理的角度,从清末监狱改良直至当时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结合国外西方国家监狱狱政管理的先进理念,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后达到“为我所用”。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监狱服务。清末的监狱改良刚刚落在实处,《大清监狱律草案》未及颁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但其“改革监狱管理机构,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筹建模范监狱”、“设立罪犯习艺所”、“设立待质所”等理念和举措,毕竟是近代监狱改良的发轫。“各地对监狱改良’奉行不力’,而且仍保持旧制,但就其条文制度而言,与封建的狱制相比,是进了一大步,是对封建狱制的一次大冲击。如贵贱异狱不复存在,对囚犯野蛮的刑罚和苦辱有所收敛,苦役性质的劳作及囚犯待遇有所改善等,这些表明中国监狱发展史进入了封建狱制开始解体、近代狱制萌芽的时期。少数新监的兴建在监狱构造、组织及设备管理制度方面都较旧监狱进步,为以后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所沿用。[2]”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制定,在中国监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划时代的意义,“1910年完成的《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也是中国近代监狱改革的第一张蓝图。[3],,除此之外,监狱法典的编纂也有着时代延续性,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可以说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深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衔接、过度、继承、深化和发展的关系,“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改良,实际上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实施,其中有一部分新式监狱清末就已经开始筹建,只是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最后建成并投入使用。[4]”只有在这一时期清末的监狱改良才真正的付诸实施,人道主义的监狱行刑理念才真正的得到切实执行。现代监狱的实际施行,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政府监狱改良的具体和细化,虽然有着自己独到的地方,但本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决议,一应法律,在未制定之前,凡从前实行之各种法律和法令,除与中国国民党党纲或主义,或与国民政府法令抵触各条外,一律暂准援用。[5]”我们抛开意识形态层面的观点,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在狱政管理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除了本身的承继关系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教育教悔制度、军人监狱、反省院、集中营、管收所管理制度等等。狱政管理同样也是这样有着相互继承关系的,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现代的“狱政管理”是指,监狱在依法执行刑罚的整个过程中,为惩罚和改造服刑罪犯,实施的有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与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活动。监狱业务或行业中,狱政管理主要包括有关对服刑罪犯的收监和释放、教育管理、劳动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医疗卫生管理、考核奖惩、分级处遇等行刑事务管理[6]。清末上海提篮桥监狱、《庚辛提牢笔记》里都记在了当时在上海西方人设置的监狱的情况。《庚辛提牢笔记》记载的是八国联军对当时北京监狱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是列强对我们的横加干涉和对国家主权的肆意践踏。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今天终于站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怀着学习、借鉴的心情学习西方狱政管理方面先进的理念和经验,这也是我们监狱管理者和监狱学研究者值得庆幸的事情。清代的监狱制度改良,可以说是中国监狱史上两种监狱制度的“分水岭”。监狱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我们研究过去的监狱,是为了今天的监狱建设加以借鉴和发展。“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应该是研究监狱学者,最初而且是最后的目标。而要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要由监狱演进的历史去追寻,知道行刑思想演变的由来,监狱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后知其所应然。[7]”,监狱作为国家统治工具也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史鉴使人明智’,在历史的流变中,监狱的今天与它的昨天、前天有着无法割弃的联系,因此对监狱法制建设等现实课题的探讨,仍然需要认清自己背靠着什么,是处在什么历史链条环节上,即便是对传统的否定、革新,也必须从全面反省历史开始[8]”。监狱的功能,就是刑罚权的运用,“国家在动用刑罚权的时候,应当极为谨慎。用之得当,可以实现保护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用之不当,刑罚应有的积极功能难以实现,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犯罪,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安危。[9]”监狱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清末《大清监狱律草案》到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再到今天,从时间跨度上正好是一百年,中国监狱正好走过了“百年风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史为鉴”,一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的监狱法呼之欲出,我们中国监狱管理者和中国监狱研究者将翘首企盼、拭目以待。“但愿南监长满草,从此狱中无囚人”,这是我们监狱管理者的美好愿望,也是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突出贡献,更是我们不懈的人生追求。
白移[9]（2014）在《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文中研究说明清朝末年,民变繁兴。频发的民变昭示着一个王朝的行将覆灭还是包含着些其他什么内容?清末的民变和历史上曾经屡次发生的民变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激发民变的动因而言如官吏的苛政、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缺乏等；就民变的类型而言如抗捐、抢粮等都和历史上的民变有相同的一面。清末民变和传统民变相比又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激发民变的动因更为复杂,民变的形式更为多样等。导致清末民变不同于传统民变的诸多因素中,清末推行的新政改革是其中之一。新政改革不仅是清末民变的重要动因,催生了民变的新形式（如捣毁学堂）,而且它还使民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清末民变除了仍具有传统的社会民众反抗官员苛索,维护自己权益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了传统社会反抗国家推动下的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内涵。清末推行的新政是庚子之役以后,传统国家为着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而进行的一次涉及广泛内容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推动传统国家和社会向现代转型。本文认为清末新政在四个方面成为清末民变的促动因素,并使清末民变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民变的内涵。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武力的入侵,传统国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者的破产,社会民众的生计变得日益艰窘。国家用以应对危机的新政改革被确定为国家取向的改革,在政策设计上忽视了日益紧迫的民生,新政改革的推进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更加剧了民生的艰窘。艰窘的民生遭遇天灾人祸时,便会引发民生危机。清末的抢米风潮是民间社会应对民生危机爆发时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新政所推进的国家建设需要传统国家扩张其财政,以为国家建设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国家的财政扩张打破了传统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国家在进行财政扩张时,因为传统国家体制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很难就财政扩张问题互相妥协,达成共识。传统国家的财政扩张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行政的力量而实现。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其传统的经济利益,对国家的财政扩张起而反对。这构成因国家建设而导致的民变的一种类型。不断加码的国家建设,导致国家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社会对此予以激烈反抗,这构成因国家建设而导致民变的又一类型。近代中国的落后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结构的落后,推动经济向现代发展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国家改变了其传统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有益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和发展现代经济都需要具有现代知识的人才,提高国民的素质才能提升整个国家的国力,因此作为重要社会设置的教育受到重视,清末新政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办教育。发展现代经济和新式教育,国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的缺乏。无论是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兴办教育都需要巨额资金。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通过向民间社会汲取来发展经济和教育的手段。国家的这些措施无疑也是在不断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及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遭遇了民间社会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国家在推行新政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绅士,这和传统国家自身结构的缺陷、绅士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绅士所具有的沟通国家与民众的社会功能都有关系。绅士参与新政的后果是绅士权力的体制化和绅士的逐利化。绅士对国家建设的参与使绅士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权力体制,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被打破,绅士逐渐失去了充当国家和社会中介的功能。绅士的逐利化使绅士不再是地方社会利益的维护者,甚而成为社会利益的侵夺者。这些变化使绅士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加剧,成为清末民变的重要诱因。总之,清末推行新政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不断改变传统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一个不断打破原有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过程。作为对国家汲取资源及国家权力试图深入社会的反应,民众不断予以反抗。因此这个过程也必然是一个民变频发的过程。作为民族的政治代表的国家就是在这种与社会不断的互动博弈中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重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政府被推翻,清政府的后继者仍将继续这个过程,直到国家与社会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为止。
聂卫锋[10]（2014）在《中国民商立法体例历史考——从晚清到民国的立法政策与学说争论》文中认为中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在清末民初曾经吸引了官方和理论界很大的注意力,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立法建言针锋相对,1929年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并未能完全消除学界的争论。经过对历史材料的考察可知,民国民法典选择民商合一体例,并不完全是学理上论证充分的结果,毋宁是特定时刻立法政策驱动的产物,既不符合法律继受所依凭的法制传统,也不符合当时的世界立法潮流,更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相去甚远。中国当下的民商事立法,应当从此段继受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二、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再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认知与跨文化认知的研究 |
| 1.2.2 关于洋务派重臣“西方”认知的研究 |
| 1.2.3 对相关研究史料的梳理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 |
| 2.1.1 “图式”理论 |
| 2.1.2 发生认识论 |
| 2.2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2.1 信息处理过程模式理论 |
| 2.2.2 框架理论 |
| 2.3 其他相关理论 |
| 2.3.1 跨文化心理学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差异理论 |
| 2.3.2 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障碍与“移情”理论 |
| 2.4 核心概念界定 |
| 2.4.1 洋务派重臣 |
| 2.4.2 跨文化认知 |
| 第3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生与渠道 |
| 3.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缘起 |
| 3.1.1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
| 3.1.2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1.3 洋务派重臣的主要洋务活动 |
| 3.1.4 作为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对象的“西方” |
| 3.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特点 |
| 3.2.1 明确的目的性 |
| 3.2.2 鲜明的实践性 |
| 3.2.3 价值判断的偏颇性 |
| 3.2.4 心理的矛盾性 |
| 3.2.5 情感的多维性 |
| 3.2.6 个体的差异性 |
| 3.3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渠道 |
| 3.3.1 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 |
| 3.3.2 “西方”器物的传播 |
| 3.3.3 书籍与报刊文章的无声浸润 |
| 3.3.4 与“西人”的直接交际 |
| 3.3.5 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 |
| 第4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与心理过程模式 |
| 4.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 |
| 4.1.1 “庚申之变”前后从“蛮夷”到“暴夷”的认知 |
| 4.1.2 洋务初始对“西方”军事之强的认知 |
| 4.1.3 洋务中期对“西方”科教与商业之强的认知 |
| 4.1.4 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对“西方”政制之善的认知 |
| 4.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心理过程模式 |
| 4.2.1 初始图式 |
| 4.2.2 同化“西方” |
| 4.2.3 认知调节 |
| 4.2.4 主客体平衡 |
| 第5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与影响 |
| 5.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 |
| 5.1.1 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 |
| 5.1.2 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意识 |
| 5.1.3 经世致用但又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 |
| 5.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影响 |
| 5.2.1 促使自身的洋务观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
| 5.2.2 推动洋务运动从“自强”向“求富”方向发展 |
| 5.2.3 加速“中体西用”调和之道的诞生 |
| 5.2.4 催生无力实现的政制改革 |
| 第6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与启示 |
| 6.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 |
| 6.1.1 从“本我”出发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 |
| 6.1.2 “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 |
| 6.1.3 “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主义 |
| 6.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启示 |
| 6.2.1 对国家层面的启示 |
| 6.2.2 个人层面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3）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决策研究 ——以《钦定学堂章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关键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西学进入中国：清末课程知识体系变革的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经世思潮的复兴及对西学的接引 |
| 一、经世之学内容的变化 |
| 二、“经世”之古今差异：学用之分离 |
| 三、经世之才：从“通经致用之才”到“实学人才” |
| 第二节 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定位 |
| 一、近代自然科学的引入与分科观念的普及 |
| 二、“中体西用”观得到清廷中枢的认可 |
| 第二章 西学进入学堂：《钦定学堂章程》课程政策决策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清末教育改革实践的空间格局 |
| 一、“西学东渐”的空间格局 |
| 二、教育变革力量的来源 |
| 第二节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引发的争议 |
| 一、教会学堂成为早期引入西学分科设学的主要阵地 |
| 二、官方以西学设科兴办西式专门学堂 |
| 三、西学知识渗入普通教育及民间办学 |
| 第三节 甲午战争后兴办新式学堂开设西学课程的情形 |
| 一、甲午战后西学在教育空间中的延伸 |
| 二、戊戌变法推动的教育改革 |
| 第三章 制度变革的决心：《钦定学堂章程》决策的权力格局 |
| 第一节 政治势力格局的变化对教育改革决策的影响 |
| 一、保守派势力削弱 |
|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 |
| 三、观望与制衡：对朝廷变法的动机和决心尚存疑虑 |
| 四、寻求稳妥的变法起点：先行变革教育 |
| 第二节 “新政”启动的制度变革及价值核心 |
| 一、不自迷本始：变法不变道 |
| 二、认可对西方制度的学习：不固守,图国之富强 |
| 第四章 多重势力的影响：《钦定学堂章程》的决策过程 |
| 第一节 政策议题的形成 |
| 一、戊戌变法教育改革政策在新政中的延续 |
| 二、出台学堂章程的诉求 |
| 第二节 决策团体的构成 |
| 一、清廷中枢的组织与人员构成 |
| 二、章程起草团队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基础 |
| 第三节 章程决策的过程 |
| 一、广征建议：地方督抚的影响 |
| 二、实践先行：各地奏办新式学堂 |
| 三、考察日本：中日关系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
| 四、拟定政策并颁布 |
| 第五章 中学与西学之争：《钦定学堂章程》课程政策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立学宗旨与培养目标的价值取向 |
| 一、立学宗旨：以三纲五常约束实学人才 |
| 二、培养目标：道德、知识与身体的划分 |
| 第二节 中学与西学在课程设置中的实际地位 |
| 一、以“科学”构建的课程结构 |
| 二、中学与西学配置的比例 |
| 第三节 中学与西学选择背后的价值取向 |
| 一、“中学为体”的坚守与陨落 |
| 二、知识结构转化背后的价值异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缺乏民生关怀的清末新政（论文提纲范文）
| 一、缺乏民生关怀的政策设计 |
| 二、新政压力下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 |
| 三、对新政改革取向的反思 |
（6）张之洞经世实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缘起 |
| 二、先行研究 |
| 三、实学：匡正时弊的外在表现 |
| 四、研究范式 |
| 第一章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与时俱进的实学表现 |
| 第一节 国势衰落与张之洞的学术成长 |
| 一、童年奠定理学基础 |
| 二、“慨然有经世志” |
| 三、儒学立场兼采汉宋 |
| 四、闲散京官与实学学政 |
| 第二节 通经致用：前期实学的主要表现 |
| 一、治理山西：“儒术经常之规”作用有限 |
| 二、政教岭南：中法战争、洋务端绪与广雅书院 |
| 三、承乏两湖：规模最大、系统最完善的洋务建设 |
| 第三节 中体西用：后期实学的现代调适 |
| 一、“极有用”：对西方工艺的早期认识 |
| 二、由西艺而西政 |
| 三、湖北新学堂建设与癸卯学制 |
| 四、从改科举到废科举 |
| 五、意图“留存中师”的存古学堂 |
| 六、弱国外交的个人折冲 |
| 七、阻挠还是推动立宪？ |
| 小结：暨对张之洞使用“实学”语境之梳理 |
| 第二章 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以经世致用为指向的实学体系 |
| 第一节 张之洞学术体系基本框架 |
| 一、中学渊源于圣学 |
| 二、圣学的实践性 |
| 三、中学的现实形态：圣学与经学、儒学、子学 |
| 四、西学在张之洞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
| 第二节“积虚成弱”与“积奋成强”：中西现实反差的原因 |
| 一、西方何以强盛 |
| 二、中华何以衰落 |
| 三、迂儒、俗吏与谈士的阻挠 |
| 第三节 以“中体西用”求“经世致用”的实学设计 |
| 一、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 |
| 二、理学“宗旨归于躬行实践” |
| 三、减损繁文缛节 |
| 四、“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之会通 |
| 五、实践与真知 |
| 小结：兼论张之洞实学中“圣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关系 |
| 第三章 应对“书生空言”之讥：个人实学实践 |
| 第一节 天道观 |
| 一、“人事既修，天心自格” |
| 二、“志定力坚，自有功效可睹” |
| 三、“天道已板板，人事仍熙熙” |
| 四、“天自牖之，人自塞之” |
| 第二节 义利观 |
| 一、“私利不可讲，公利却不可不讲” |
| 二、“官为商倡”与“官督商办” |
| 三、“财政一事，全国命脉所关” |
| 四、“办大事不得惜费” |
| 第三节 天下观 |
| 一、“推己及人”的渐趋扩散性 |
| 二、“彼虽岛夷，亦有政论公体” |
| 三、“守此不易之谓经，随时转移之谓权” |
| 小结：兼论中国传统之“循吏”与“名臣”之关系 |
| 第四章 实事求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洒落气象 |
| 第一节 实事：综合考察精神、物质和理论学说 |
| 一、理学规范精神世界 |
| 二、汉学应对物质世界 |
| 三、兼采各家诸长 |
| 第二节 实践：“求是”的核心 |
| 一、“类族”而“辨物”的认识方法 |
| 二、史学经世的实践内涵 |
| 三、名实相符的理想状态 |
| 第三节 自主：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追求 |
| 一、“独立不惧”的表现 |
| 二、以“求是”而“自主” |
| 三、“一樽明月坐西楼”的境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评价 |
| 二、启示 |
| 三、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乱中日记残稿》是否为“信史”?——兼谈《袁京卿日记》的史料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乱中日记残稿》、《袁忠节公手札》、《袁京卿日记》的版本与内容分析 |
| 二对《残稿》若干“疑点”的辨析 |
| (一) 关于袁、许三折 |
| (二) 关于《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
| (三) 关于罗嘉杰上书事件 |
| (四) 关于“与日记体例不合”问题 |
| 三袁昶日记所涉重要史事疏证 |
| (一) 袁昶日记所见端、庆、荣之关系 |
| (二) 六月初五日“上荣中堂略园书” |
| (三) 总署战时交涉 |
| (四) 宫廷“西巡”计划 |
| 四结语 |
（8）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一、监狱概念及研究时间断限 |
| 二、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以监狱改良为研究对象的论着 |
| 二、以监狱改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清末的监狱改良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前监狱管理之情况 |
| 第二节 清末监狱改良的背景 |
| 一、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 |
| 二、“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对清末监狱改良的助推作用 |
| 三、国际监狱改良对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影响 |
| 第三节 日本模式对我国的影响 |
| 一、清末学习日本动因的形成 |
| 二、对日本监狱制度考察的原因和结论 |
| 三、从《监狱学》到《大清监狱律草案》、《监狱规则》 |
| 第四节 从张之洞到沈家本------清末监狱改良从思潮到具体践行 |
|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狱政思想的形成 |
| 二、张之洞监狱改良思想的具体实施 |
| 三、沈家本的狱制思想及其实践 |
| 第五节 清末监狱改良的具体措施 |
| 一、制定监狱法规 |
| 二、改革监狱管理机构 |
| 三、设立罪犯习艺所 |
| 四、筹建模范监狱 |
| 五、培训监狱官吏、储备管理人才 |
|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监狱立法概况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监狱改良措施 |
| 一、旧监狱改良办法 |
| 二、将监狱看守所名称加以统一 |
| 三、颁布新的《拟定监狱图式通令》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监狱规则》 |
| 一、立法背景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监狱规则》的体例结构和颁布的法律、法规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监狱规则》的内容特点 |
| 第四节 北洋政府时期监狱改良的动因及具体实施 |
| 一、北洋政府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 |
| 二、废除“领事裁判权”及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助推作用 |
| 三、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求 |
| 四、实施《暂行新刑律》的必然要求 |
| 第五节 北洋政府时期监狱制度的现代化 |
| 一、监狱的建设与管理制度 |
| 二、监狱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 |
| 三、监狱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及其权责分工 |
| 四、监狱各具体职务的任用要求及其职责 |
| 五、监狱职员的薪俸 |
| 第六节 监犯的权利及其实施 |
| 第七节 北洋政府时期狱政管理制度 |
| 一、收监制度 |
| 二、监禁和戒护制度 |
| 三、劳役与教诲、教育制度 |
| 四、给养与卫生制度 |
| 五、释放制度 |
| 第八节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一、地方监狱监房的建置及组织机构 |
| 二、北洋政府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监狱立法及有关措施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行刑改良及其计划 |
|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监狱的设置 |
|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的监狱分类 |
| 一、司法行政部门的普通监狱 |
| 二、看守所、管收所及其警察部门的拘留所 |
| 三、特殊监狱 |
| 第五节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的狱政管理制度 |
| 一、收监制度 |
| 二、监禁制度 |
| 三、戒护制度 |
| 四、劳役制度 |
| 五、教诲教育制度 |
| 六、给养制度 |
| 七、接见与书信制度 |
| 八、赏罚制度 |
| 九、假释和释放制度 |
| 第六节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一、组织机构与职员奖惩 |
| 二、狱政管理与戒护制度 |
| 三、教诲与教育制度 |
| 四、给养与卫生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狱政改良对我们的启示 |
| 第一节 从《大清监狱律草案》到《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监狱规则》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监狱丁作的影响 |
| 一、对一般死缓犯的减刑实行普遍限制 |
| 二、对累犯及八种特殊犯罪减刑实行特别限制 |
| 三、关于无期徒刑犯的减刑 |
| 四、《刑八》实施后给监管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
| 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
| 一、明确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
| 二、增加了由监狱执行的罪犯类型和数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的意义 |
| 二、和本课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第一章 清末民变 |
| 第一节 民变 |
| 一、民变释义 |
| 二、民变的类型 |
| 第二节 清末民变的传统性 |
| 一、清末民变动力的传统性 |
| 二、清末民变的暴力性特征 |
| 三、清政府处理民变方式的传统性 |
| 第三节 清末民变的时代性 |
| 一、变化中的环境 |
| 二、清末民变的时代性特征 |
| 第二章 被新政忽视的民生 |
| 第一节 传统国家与民生 |
| 一、国家与传统国家 |
| 二、传统国家的民生关怀 |
| 第二节 传统国家遭遇的挑战及其应对 |
| 一、战争·灾害·赔款 |
| 二、传统国家应对挑战的策略——改革 |
| 第三节 清末脆弱的社会链条 |
| 一、清末日益艰窘的民生 |
| 二、民生日益艰窘的成因 |
| 第四节 新政改革与民生 |
| 一、缺乏民生关怀的政策设计 |
| 二、新政压力下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 |
| 三、抢米：民间社会应对民生危机的策略选择 |
| 四、对新政改革取向的反思 |
| 第三章 国家建设与抗捐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 |
| 一、国家能力低下是传统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 |
| 二、提升国家能力是新政改革的重要目标 |
| 三、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
| 四、国家财政是制约国家能力提升的根本难题 |
| 五、财政扩张的可能选择 |
| 六、加捐增税：国家财政扩张的重要途径 |
| 第二节 抗捐 |
| 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
| 二、社会对国家汲取资源的反抗 |
| 第三节 国家建设的扩张与民众的反抗 |
| 一、不断加码的国家建设 |
| 二、对国家过度提取的反抗 |
| 三、国家建设减速的呼声 |
| 第四章 经济社会转型之痛 |
| 第一节 由消极到积极的国家 |
| 一、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
| 二、传统国家的经济政策 |
| 三、新政与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 |
| 第二节 投资与筹资 |
| 一、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前提——资金的积累 |
| 二、中国社会聚集资本的困难 |
| 三、捐税与发展资金的筹集 |
| 第三节 现代教育的兴起与教育资源的集聚 |
| 一、国家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
| 二、传统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 |
| 三、国家成为兴办教育的主角 |
| 四、教育经费的筹集 |
| 第四节 民众对资源集聚的反抗 |
| 一、反抗学捐与毁学 |
| 二、反抗路捐 |
| 第五章 变动中的绅士与绅民矛盾 |
| 第一节 庚子之役前的国家与绅士 |
| 一、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绅士 |
| 二、近代以来绅士权力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绅士对国家建设的参与 |
| 一、绅士对地方警政的参与 |
| 二、绅士对地方自治的参与 |
| 三、绅权的体制化 |
| 第三节 绅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 |
| 一、绅士对现代工商业的参与 |
| 二、绅士社会功能的改变 |
| 第四节 殴绅：新政中的绅民冲突 |
| 一、灾荒来袭 |
| 二、历史上的仓谷 |
| 三、绅士的逐利化 |
| 四、谈判 |
| 五、大局糜烂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附录：就读期间发表论文 |
（10）中国民商立法体例历史考——从晚清到民国的立法政策与学说争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末民商合一论的最初倡议及其失败 |
| ( 一) 朱福诜的“民商法合编”之请 |
| ( 二) 修法大臣沈家本的反驳 |
| 二、清末修法采用民商分立体例及其原因 |
| ( 一) 欧陆当时民商立法模式的影响【继受论】 |
| ( 二) 清末商法先行渐成分离之势【便利论】 |
| ( 三) 晚清政权的民法恐惧症导致民法滞后 |
| 三、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1911—1927) 的民商立法体制和学说 |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民商分立体制的继续 |
| ( 二) 北洋政府时期民商合一论的再现 |
| 四、民国国民政府初期( 1928 - 1929) 民商合一论的崛起、法典化及其理由 |
| ( 一) 国民政府初期民商合一论的崛起 |
| ( 二) 1929 年《民国民法典》与民商合一制 |
| ( 三) 1929 年《民国民法典》采取民商合一制的官方解释 |
| 五、民国时期1929 年之后有关民商关系的再争论及其评价 |
| ( 一) 王效文立足单行法立法模式的委婉质疑 |
| ( 二) 王去非的倒戈与《商业法草案》 |
| ( 三) 比利时匿名学者的评论 |
| ( 四) 张永静的进化论之“民商分立观” |
| ( 五) 袁行允基于“反法典化”的批评观点 |
| ( 六) 吴文瀚的实质商法论 |
| ( 七) 日本学者田中耕太郎、铃木竹雄的“挑衅批评” |
| 六、尾论 |
四、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D]. 李成家. 湖南大学, 2019(07)
- [2]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3]清末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决策研究 ——以《钦定学堂章程》为例[D]. 邓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运作过程中张之洞的京师清议行为模式解析[A]. 赵雅丽. 北京史学论丛（2016）, 2017
- [5]缺乏民生关怀的清末新政[J]. 白移,朱跃霞.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16(01)
- [6]张之洞经世实学思想研究[D]. 任九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5(12)
- [7]《乱中日记残稿》是否为“信史”?——兼谈《袁京卿日记》的史料价值[J]. 戴海斌. 史林, 2014(06)
- [8]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D]. 徐达.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9]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D]. 白移.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4)
- [10]中国民商立法体例历史考——从晚清到民国的立法政策与学说争论[J]. 聂卫锋. 政法论坛,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