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时代信息服务的创新思维（论文文献综述）
吴爽[1]（2021）在《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科学交流不断获得新的工具和平台,传统的科学活动正面临更开放的环境,并可能引发整个科学系统的变革。Science 2.0让个体研究走向在线协作,使成果交流变成互动探索,成果刊布也由纸媒传播走向即时在线,全面提升了科学交流的时效性和广泛性。科学活动因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传统的科学运行机制也逐步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科学活动过程出现新变化、科学成果发布呈现新趋势、科学成果传播面临新问题,科学评价机制迎接新挑战。进入互联网时代,科研主体走向了多元化的线上研究模式。一方面,网络时代开创了基于大数据的协同研发的新模式。大小科学的在线重构使得知识和信息实现广泛的交融,网络所搭建的共建和共享平台不仅实现了大科学项目资源和平台的共享,同时,分散在各地的小科学实验装置和数据也被系统地集成和聚合。此外,专门的数字馆藏还有云存储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解决海量数据存储的新难题,云计算管理技术与深度学习相关软件的开发也为大数据的在线并行分析和智能处理提供了新路径。这一科研模式的转变促使在线协作成为常态,有利于在海量数据中发现和挖掘新的知识和规律,有利于科学研究从部分走向整体,同时加强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引领人类科学活动走向即时交流与全面协作的新时代。多元化的网络互动式平台将促使科学走向广泛而密集的合作,尤其是在线平台使众多学者的即时交互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更高效地推动科学的进步。同时,在线科研的众包模式将最大化激发公众全面参与科研创新的热情。总之,网络实现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仪器的相互关联使科学活动走向全面开放与合作。在网络时代,科学成果发布平台的多样性和发布内容的丰富性逐渐推动学术出版走向开放、高质、高效,基于网络本体的成果发布方式将成为未来科学交流的核心。首先,网络预发布平台已在一些学科渐成新规,不仅对论文成果发表的时效性有质的提升,同时解决了纸质预印本的众多技术难题,对传统首发权的确认机制发起了挑战。其次,开放获取期刊打破了传统科技期刊的垄断僵局,将在实践模式和运营机制上推动出版体系的变革和重塑。社交网络平台的盛行和盗版网站的搅局更是扰乱了现有发表规则和格局,倒逼出版商积极适应开放获取的新形势。这些都将促成所有学术成果实现免费开放与共享,从而进一步突破传统交流体系的障碍。最后,网络技术的提升会促使科学交流体系的各个功能的在线重构,网络本体发布的新模式不仅意味着科研全程的在线呈现,人人皆可随时随地发表,同时,也要时时都能得到评论和反馈,又有精准、迅速的过滤机制和个性化的推荐服务。基于网络的发表模式和传播方式仍在摸索当中,但我们已经遇到了开放获取的路径偏差、优先权的判定疑难、评审机制的频频失效等难题。第一,开放获取在实践知识共享的理念过程中更着重于免费阅读文献导致其在制度设计、服务路径和运营模式方面都面临着困难,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学出版体系的各个功能及其价值,包括:权威的筛选机制、持续的认证过程,和对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搜索引擎服务,从而在技术变迁中实现这些功能和服务的优化升级,构筑更加合理、高效、健康的学术出版体系。第二,科学活动全面开放、即时共享,由此必将引发科学发现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优先权的判定将由以科研成果为主转向关注整个研究过程,随着科研主体的不断变化、科研过程的全面开放,优先权归属面临新的判定难题,需要重新考虑划分标准和判定规则;其次是优先权确认机制的变化,由于科研成果发布方式从传统媒介向在线网络转移,传统的以纸质媒介为主要依据的优先权确认机制亟待更新。第三,科学信息的自由发布和科研的全程在线必然导致现有过滤机制遭受全面危机。一方面,网络同行评审机制依然作为评判在线科研成果价值的主要手段,但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和有效性对其改造升级。另一方面,科学信息呈现多元化已经超过了传统过滤器的范围。实现信息流聚合和过滤的前提是面向整个科研流程的生态系统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结合替代指标体系和定性化评论,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搜索引擎服务,使得科学信息得到高效地利用。基于传统出版体系所构建的科学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使科学难以实现媒体转换历史惯性的突破。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依然局限在对论文的成果鉴定方面,不仅如此,正以一种扭曲的科研生态价值导向阻碍着科学朝向更开放、更多元的交流文化而发展。所以打造一个适应网络环境的评价体系势在必行。替代计量学旨在多元科学度量标准的开发和应用,不仅评价对象多元化,可以识别并衡量学术成果的新形式,同时影响力的范围也被拓展了,除了全面衡量学术影响力,还包括科学成果对整个社会影响的潜力。不过作为促进开放科学的关键因素,现阶段的发展依然还集中在论文级别的影响力的架构,并未真正开启向开放科学的过渡评价指标的构建,还需要以开放科学愿景和框架进行补充。随着替代指标的开发和成熟,势必就要改变激励结构,纠正失调的激励机制。通过全面地考虑研究人员的产出,我们将走向一个更有用和更灵活的学术交流系统,这也是未来科学活动走向更加开放、进行全程协作的基础。
王雅婷[2]（2020）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文中指出爱国主义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不懈奋斗,爱国主义教育则是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核心保障。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当中最具活力、最富激情与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则是一项基础工程与铸魂工程,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当前我们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媒体时代随着数字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与数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形式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着民”与社会当中最活跃的群体,首当其冲受其影响,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与手机新媒体形式,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大学生日常生活乃至内心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媒体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即迎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新媒体时代如何将新媒体形式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媒体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梳理,分析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新媒体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及成因,最终实现探索出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有效路径的目的。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分析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重难点、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界定与梳理了新媒体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概念,并回答了新媒体时代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第三章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迎来的机遇,包括提高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时效性、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拓宽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与提升了大学生参与爱国主义教育主动性四个方面。同时也探讨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包括扰乱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秩序、挑战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地位、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效果、诱导大学生爱国情感非理性表达四个方面。第四章针对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困境,分析了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体现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击、大学生主体辨识能力较弱、思政课教学与时俱进能力欠佳、资本逻辑对网络舆论空间的侵蚀以及互联网爱国主义法治机制滞后五个方面。第五章针对面临的困境及面临困境的原因,结合新媒体的特点与优势,提出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其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其二,完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其三,推进大学生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其四,建构互联网爱国主义法治秩序。其五,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行为实践的养成。
杜文辉[3]（2020）在《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犯罪突破地理和国家疆界的限制,造成严重危害。以论域观为方法论为网络犯罪概念下定义。依据实行行为是否只能以网络行为实施为标准,将网络犯罪类型化为纯正的网络犯罪和不纯正的网络犯罪。网络犯罪治理面临如下问题,各国对暗网的态度并不一致,治理困难;网络犯罪代际演变,法律存在滞后性;网络犯罪主体多元化,新型网络主体出现等。网络犯罪规制的理论构造方面,对于言论自由的刑事边界,需要从宪法中言论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之规定出发进行判断,以其宪法价值为指导进行解释;对于消极刑法立法观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争论,从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从行为人刑法与行为刑法、从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等方面进行教义学分析,主张网络时代的刑法观,需在轻刑化改革、改变犯罪附随负效应、采取犯罪分层制之下,以建立自由的法治国为根本,同时根据社会情势变化关注权利保障,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接,建立严而不厉的刑法体系。网络犯罪的具体刑事规制需要以法益为基础,以刑法谦抑为基本立场,以网络社会发展及犯罪形势为导向,对网络犯罪采取司法解释为前置路径,立法的轻罪化、轻刑化为补充路径。具体罪名的司法适用应当从共犯从属性、轻罪属性、明确义务根据和行为类型方面对不同主体进行归责。
王丽娜[4]（2020）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负面问题不断显现,由此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随之推动互联网监管部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诸多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中,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凭借其治理的快速和有效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治理选择,同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不同时期的全局性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案例,纵向勾勒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历程;界定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厘清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分析其治理主体的构成,对其治理客体进行分类,并分析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此外,本文探讨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和过渡性,对治理的效果评价和价值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具有过渡性特点,体现在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并存,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反复重叠,治理中运动性治理和常规化治理相冲突等方面;就其治理的效果评价来说,最初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显现出治理速度快、治理效果好的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问题的增多,其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治理违规现象多及治理内卷化等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对它的评价从最初的肯定其治理有效性转向对其弊端的多方诟病;鉴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底层逻辑和规定性,本文认为对其应进行客观的再评价: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行动催生的规则在不断导正其治理行为偏差;要看到其治理行动中输送的制度对互联网秩序的维护作用;要看到其法治化转型对互联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增加;要看到其制度供给背后的法治追求和治理理念的转型努力;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维护治理对象的相关权利的客观结果。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进行否定之否定不是不顾其弊端而默守陈规,恰是为了正视其所面临的困境。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面临着的法律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主体经常不能协调好秩序、安全、效益、公平、自由、正义等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导致治理中多元法律价值的失衡和错位;另外,治理中所依据的法律文本缺失和模糊导致治理的法律规制中出现较多困难。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同质化困境、复合性困境和权威性困境亟待解决;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客体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框架内,受到治理主体所采取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治理手段的影响,导致互联网优势的发挥、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治理主客体间的协调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使得其合理转型变得非常迫切。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方向而言,法治中国建设、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和公共治理理念引入等背景和因素都指向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这一解决之道。具体而言,要转变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观念,走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充分发挥其治理中的法制输送机制,包括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文本输送机制和法律制度输送机制,从而推动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均衡化发展,并有力推动互联网法的良好执行、适用、遵守和互联网法的监督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的治理学习机制和技术再塑机制,共同推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王念陆[5]（2020）在《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研究》文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永葆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人民群众也始终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推动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互联网的产生改变了世界,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时代党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方式,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运用互联网搭建好党群沟通的新桥梁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习近平网络群众观形成原因、理论内容、理论特色、方法体系、行动遵循以及价值意蕴。习近平网络群众观产生的理论渊源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习近平网络群众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是:网民成为网络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力量、经略网络成为做好群众工作的新要求以及网络成为实现党和群众互动的新媒介。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的理论内容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群众理念、练好领导干部网络群众工作基本功、切实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重要目标以及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网络成果获得感。习近平网络群众观具有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现实与虚拟相统一、上情下传与下情上达相统一的鲜明理论特色。习近平网络群众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新境界,有利于拓展群众主体的新内涵,延伸群众工作的新空间,构建党群沟通的新平台以及开辟接受监督的新渠道。同时,对今后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群众工作的落实以及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指明了方向。践行习近平网络群众观,要求“网”化思想观念、“网”集群众意见、“网”增群众福祉、“网”聚风清气正。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践行习近平网络群众观,有利于提升党的网络执政能力,有利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增强党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提升党的网络应变能力。
米华全[6]（2020）在《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工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自由竞争的主要空间。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更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迫切而重要的任务。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关键之举。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了相关概念的内涵。然后,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两个维度切入,回顾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紧扣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构建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按照以上的逻辑思路,本文运用概念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网络调查法、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对策举措等,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等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厘清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本文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应对、蓬勃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并从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目标导向等方面总结了工作经验。同时结合新时代背景,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着重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思路和微观策略。一是明确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目标、理念遵循和基本原则。二是针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内容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方法创新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三是构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协同治理和运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机制等。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整体而非局部、系统而非零散的研究体系,希望能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李晶[7]（2020）在《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演进,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乃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然而,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诱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政策行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使政府的各项工作面临新的环境。面对如此情境,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所谓政府网络公关,是政府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管理和服务职能,将网络沟通传播方式引入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公众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以争取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从而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目标,塑造与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公关理念与行为。政府网络公关不仅涉及网络信息技术,而且涉及了一种以网络媒介为手段的崭新政府治理模式,其实质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双向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互利互信的理想公共关系状态。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始于1999年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2000年后开始“三网一库”工程建设,即大力推进政府办公业务网、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政府机关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了网络化、协同化办公,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快速发展。自2011年起,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又纷纷开设政务微博,将其作为获取社情民意、公开政务信息、推行网络问政、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平台。近几年,以政务APP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快速成长起来,与政务微博一起成为政府网络公关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沟通媒介,其巨大的媒介优势和信息沟通效果,使政府网络公关展现出新的形态、新的活力。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如今正朝着一个以公众为中心、政府网络公关媒介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迈进。但是,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是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公众,所涉及的事务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技术又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网络谣言、舆论压力、信息安全等问题对政府网络公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借助新兴网络媒介的优势,利用有效的公关手段,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网络公关策略,使其职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现阶段政府必须着重思考的问题。以职能为主线分析我国政府网络公关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能够全面、清晰地了解当前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实际状况,帮助我们探寻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策略。政府网络公关具有政府形象塑造、公共危机治理、公共政策传播和信息服务等四项基本职能。政府网络公关的首要职能是政府形象塑造,其能够借助多元化网络公关媒介的优势,帮助政府树立沟通型、互动型、创新型等良好的政府形象。不过,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需要不断提升政府自身能力与素质,强化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和应用,从而使政府网络公关的政府形象塑造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其次,公共危机治理是当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网络公关的重要职能。政府网络公关在帮助政府获取准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修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网络公关意识和专门网络公关部门的欠缺,政府与公众间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通过强化政府的网络危机意识、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系统,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政府网络公关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畅通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策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政策传播优化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公共政策传播的封闭性、公共政策传播反馈渠道受阻,以及公共政策传播的舆论场分离,严重阻碍了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的实现。为此,应借助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创新公共政策传播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实现公共政策传播的优化。最后,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有显着的正向效应,让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让政府信息服务的效能大幅提升。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政府在线信息服务能力不足、公众对信息服务参与度不高、政府信息服务不平衡以及政府与公众沟通不深入等问题。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通过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升级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来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享受到优质的政府信息服务。中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双向-主动-引导”是未来的发现方向,其既强调了政府网络公关在主客体间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又能明确公关态度上的主动性,还体现了公关手段上的引导性,是未来政府网络公关模式的理想状态。
韩建力[8]（2019）在《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网民规模的扩大,互联网以其去中心化、迅捷性、强互动性和开放性的传播方式,逐步成为公众进行利益和意见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渠道,网络舆论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舆论。受“数字鸿沟”和网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客观影响,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为提升公民利益表达效能,强化决策者意见整合能力、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治回应性、强化社会监督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积极影响。同时,网络舆情因其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多媒体、多渠道传播的特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面对多元化的信息和渠道,分散化的网民在一些组织或个体的动员、引导之下容易出现“信息茧房效应”“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引发意见气候向极端化流变。近些年频发的由网络谣言导致的舆情危机以及舆论反转事件可以作为其典型表征。此外,网络舆情的发展造成了舆论环境的剧变:此前由政治逻辑主导的舆论场渐渐被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分解,以往“大一统”的舆论场被分割成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加上境外舆论场,这就形成了三大舆论场的鼎立之势。舆论场的分立可能树立和强化官民对立,并且破坏社会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能力,甚至可能诱致社会撕裂。这决定了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权力有义务进行网络舆情治理。从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规则体系和既往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上看,公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媒介和应用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以媒体和新闻信息管控为核心的管控方式,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则架构,并进行渐进性调整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看,这一模式有效提升了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更关注网络的媒体属性,强调对网络舆情负面功能的管控: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延承了传统媒体的治理思路,注重对渠道和信源的管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缺少舆情应对经验,往往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采用删帖、封号、设置敏感词,甚至由公安机关在线下直接介入的“摆平主义”的舆情应对方式。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现出了鲜明的“管制平抑”特征。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规则设定,以及治理规则执行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赋予了中国网络舆情治理鲜明的政治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本身即为一种公共权力运用的行为,不仅需要考察其有效性,还需要考虑权力应用的合法性。此外,网络舆情的功能多样性也决定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如何控制网络舆情治理的负外部性后果,也成为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标准之一。以合法性、有效性和负外部性三个标准审视现行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可以发现,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还存在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以及网络渠道阻塞三大风险。政治沟通理论注重作为信息的“舆论”的重要性。在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皮肤”,有表征矛盾、社会预警、权力监督以及提升决策合法性和质量等正向功能,也可能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在政治沟通理论看来,网络舆情治理有两个面相:一是以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政治宣传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倾向于以强化信息源头和信息渠道的控制方式,提升网络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的可控性,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目标;二是以协商沟通渠道建设和维护为核心的政治决策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注重网络渠道的构建、拓展与维护,倾向于以协商沟通的方式,对网络舆情予以整合、回应和管理,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应对以及对网络民意的有效吸纳,推动网络舆情正向功能的发挥。只是,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侧重于政治宣传面相,而在以政治决策为核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着力不足。网络舆情治理的三重风险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以协商保证规则本身以及规则执行中的合法性、以协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的有效性、以沟通保证网络舆情渠道的畅通,发现政治沟通逻辑在优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即从政治沟通视角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构建分析框架,梳理历史延革和现状,明确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存在的三重风险和原因,提出在以协商、协同和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沟通逻辑”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思路,并提供了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提升治理主体行为规范性,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体系化构建路径。
李溪慧[9]（2019）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性的传播媒介,移动传播、大数据的普及应用标志着全面新媒体时代的开启。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批评主体由知识分子向着大众和各种新媒体意见领袖泛化,批评话语由学术话语独秀向着学术话语与散碎的、个性化的话语并存转变,批评样态由总体性、历史性的文字批评向着散碎的、即时的以及影像的批评拓展,传统批评范式被弱化,批评标准呈现多样化甚至混杂化,个人化批评标准替代学术标准或专业标准成为新媒体电影批评的显着现象,同时网络中的批评话语表达出现了情绪化、宣泄式的表述,产生道德失序等问题。传统电影批评在新媒体时代遭遇了新的挑战,新媒体批评崛起,改变了批评的格局。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产业发展、文化生态建设角度来看,建构起合理有效的电影批评体系都是当务之急。因此要对当下电影批评的现象及成因进行梳理分析,发掘问题之所在,从而为在新媒体语境下重新认知电影批评、发挥电影批评的作用并重构电影批评体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论文主体包括如下七个部分:第1章:绪论。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缘起、现有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第2章:电影批评遭遇新媒体。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从单向传播转变为互动交流,内容用户同时也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去中心化的传播趋势越发显着,造就了文化传播的互动性、文化表达的多样化与开放性、文化审美的媒介化。这是当下电影批评流变的新媒体时代作用,它促使电影批评的总体特征的转化。第3章: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传达与接受方式的演化。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传达与接受的形式呈现出从点对面到互文本传播的转化、从纸质传播到一键式发出的转化,从整体接受到碎片化阅读的转化。新媒体影评改变了传播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传播范围大,受众面广,但无中心结构虚拟的群体传播存在信息缺少过滤的弊端。第4章: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主体的变迁。批评主体个体身份在新媒体时代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批评仍然存在但从中心位置退出,大众崛起成为数量上的绝对主体,职业影评人也是批评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批评主体的群体特征呈现为张扬个性、真实身份隐藏在网络背后、并自觉形成某些兴趣为指向的群体聚集。在对主体演化的现象进行分析后,着重去探讨主体身份背后的话语权问题。第5章: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话语流变。多元化的批评话语是新媒体时代话语构成的显着特征。批评话语在新媒体时代遭遇了解构,体现为网络语言对传统批评话语的解构、碎片化语言对整体性权威性的解构,导致新媒体时代批评话语意义的游移与含混。电影批评的体制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话语形态,在建构多元批评话语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民间话语与专业话语、民族话语与西方话语也在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复杂交织。第6章: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文本范式与样态转换。新媒体批评范式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大众文化批评、感悟式批评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新媒体电影批评的样态在不断拓展中,从文字批评到视觉化批评、从总体性批评到微碎化批评、从历时批评向即时批评的拓展给批评提供了更多可能第7章: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建设的思考。首先梳理新媒体技术性变革带来的建设问题,体现为交互传播与主体泛化下的批评建构、移动终端与大数据支持下的批评建构。然后对理论建设进行问题性思考,批评标准混杂、批评理论个人化碎片化、批评的道德失序是当下电影批评的存在主要问题,认识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根源才能建设起真正适应当下语境的电影批评。最后对电影批评建设提出几点总体性的构想,确立主流批评的原则标准,扩大主流批评的影响力;规范非专业批评发展,强化专业与非专业批评的共生,加强机制性建设。总之通过对新媒体电影批评的总体发展演变进行理论思考,并进行建构合理有效批评格局与批评生态的尝试,其意义在于:首先确认媒介语境对新媒体电影批评开展的重要影响与制约作用。新媒体语境制约了言语的传达交流,也能够消除歧义,引导正确理解和传达言语的意义。其次,梳理当下电影批评的种种问题与乱象。在对电影批评媒介语境和诸多要素的分析中剖析学术批评的“边缘化”、大众批评的喧嚣无序、职业批评的缺失主体性等问题,对网络水军现象、酷评骂评现象、批评泛化、价值迷失现象进行深入的理性审视,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对批评的合理建构提出有益的见解。再次,对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建构进行合理设想,提倡建构多元发展的电影批评格局,从而指导电影批评实践,促成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的互为互动,推动电影批评生态的健康发展。
张锐[10]（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二、网络时代信息服务的创新思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网络时代信息服务的创新思维（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
| 1.2.1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整体的变革 |
| 1.2.2 网络时代科研模式的变革 |
| 1.2.3 网络时代基于大数据科研方式的变革 |
| 1.2.4 网络时代出版模式趋势分析 |
| 1.2.5 开放共享背景下科学活动面临系列问题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从Science 1.0到Science 2.0 |
| 2.1 小科学与大科学 |
| 2.1.1 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 |
| 2.1.2 科学发展对信息载体需求的变化 |
| 2.2 信息载体变革与Science 2.0的提出 |
| 2.2.1 纸媒到Web 2.0: 载体发展过程存在阶段性质变 |
| 2.2.2 载体的质变对科学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
| 2.2.3 网络逐渐已经成为科学活动的主流载体 |
| 2.3 Science 2.0时代科学活动新特征 |
| 2.3.1 使个体研究走向在线协作 |
| 2.3.2 使成果交流走向全程探索 |
| 2.3.3 由纸媒传播走向即时在线 |
| 2.4 小结 |
| 第3章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过程的新变化 |
| 3.1 网络时代科研主体的新变化 |
| 3.1.1 独立主体内涵的丰富 |
| 3.1.2 不同主体联系的增强 |
| 3.1.3 协作主体交流的拓展 |
| 3.1.4 创造主体格局的突破 |
| 3.2 网络时代数据处理的新演化 |
| 3.2.1 数据采集走向自动化 |
| 3.2.2 数据存取实现即时化 |
| 3.2.3 数据分析呈现协同化 |
| 3.2.4 数据处理尝试智能化 |
| 3.3 小结 |
| 第4章 网络时代科学成果发布的新趋向 |
| 4.1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舞台:网络预发布平台的建立与推广 |
| 4.1.1 纸媒预发表的瓶颈 |
| 4.1.2 网络预发布平台的建立——以物理学arXiv为例 |
| 4.1.3 网络预发布平台的推广——以PeerJ Preprints和bioRxiv为例 |
| 4.1.4 网络预发布平台与期刊共存 |
| 4.2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途径: 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现和发展 |
| 4.2.1 开放获取期刊旨在打破访问权限 |
| 4.2.2 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步履维艰 |
| 4.2.3 开放获取期刊是新希望还是乌托邦? |
| 4.2.4 开放获取期刊的未来: 资本和价值的共生 |
| 4.3 科学成果发布的新模式: 基于网络本体成果发布的探索 |
| 4.3.1 去中心化: 人人皆可随时发表 |
| 4.3.2 去期刊化: 随时随地皆可发表 |
| 4.3.3 未来: 一条微博可能就是你的学术成果 |
| 4.3.4 科学评价和认可机制的再造 |
| 4.4 小结 |
| 第5章 网络时代科学成果传播的新问题 |
| 5.1 开放获取的功与过 |
| 5.1.1 需与传统商业期刊出版体系相抗衡 |
| 5.1.2 在与资本不断斡旋中出现偏差 |
| 5.1.3 在对传统功能地解构中不断重构 |
| 5.2 传播方式的“是”与“非” |
| 5.2.1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论文也算侵权? |
| 5.2.2 Sci-Hub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
| 5.2.3 出版商的权利比分享研究的利益更重要? |
| 5.3 谁来确认优先权 |
| 5.3.1 科研主体多元化所导致的优先权归属难题 |
| 5.3.2 科研过程开放化所造成的优先权判定疑难 |
| 5.3.3 信息载体的升级导致科学创意及成果发布方式的变化 |
| 5.3.4 成果发布渠道的多样化导致优先权确认机制的变化 |
| 5.4 在线科学信息价值的判定疑难 |
| 5.4.1 传统同行评审机制频繁失效导致判定失真 |
| 5.4.2 传播方式多样化导致依据出版的评判标准失效 |
| 5.4.3 传播内容多样性亟待建立新的过滤机制 |
| 5.4.4 网络时代的过滤机制由谁重构: 从同行评审走向全面过滤 |
| 5.5 小结 |
| 第6章 网络时代科学评价机制的新挑战 |
| 6.1 默顿理想的背离 |
| 6.1.1 “普遍主义”遭破坏 |
| 6.1.2 “公有性”被侵犯 |
| 6.1.3 “无私利性”的缺失 |
| 6.2 科学计量评价的新机遇: 替代计量学 |
| 6.2.1 矫正传统评价机制带来的“马太效应” |
| 6.2.2 推动论文评价指标走向“多元即时透明” |
| 6.2.3 构建面向科研全程的个人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 |
| 6.3 科学奖励机制的新内容: 基于科研产品的全面认定 |
| 6.3.1 从科研成果走向科研产品 |
| 6.3.2 最大限度地激发集体在科研全程地全面合作 |
| 6.3.3 从个体成果认定到产品认证集成 |
| 6.4 小结 |
| 第7章 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与应对 |
| 7.1 科学活动在线化与科学协作创新的演变 |
| 7.2 成果发布网络化与在线交流系统的构建 |
| 7.3 信息动态交互与优先权和过滤机制的再造 |
| 7.4 评价方式变化与科学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 |
| 7.5 在危机与变革中走向科学活动新常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新媒体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1.2.2 爱国主义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1.2.3 新媒体传播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综述 |
| 1.3 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 1.3.1 重点难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概述 |
| 2.1 新媒体概念解析 |
| 2.1.1 新媒体内涵 |
| 2.1.2 新媒体基本特征 |
| 2.1.3 我国新媒体发展现状及特征 |
| 2.2 爱国主义教育概念解析 |
| 2.2.1 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梳理 |
| 2.2.3 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论述 |
| 2.3 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
| 2.3.1 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
| 2.3.2 推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内在诉求 |
| 2.3.3 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材的必然要求 |
| 第三章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3.1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机遇 |
| 3.1.1 提高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时效性 |
| 3.1.2 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 |
| 3.1.3 拓宽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 |
| 3.1.4 提升了大学生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动性 |
| 3.2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 |
| 3.2.1 扰乱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秩序 |
| 3.2.2 挑战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地位 |
| 3.2.3 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效果 |
| 3.2.4 诱导大学生爱国情感非理性表达 |
| 第四章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困境原因分析 |
| 4.1 非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 |
| 4.1.1 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
| 4.1.2 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
| 4.1.3 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 |
| 4.1.4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 |
| 4.2 大学生主体辨识能力较弱 |
| 4.2.1 网络“后真相”时代的影响 |
| 4.2.2 大学生信息鉴别与批判能力较弱 |
| 4.2.3 大学生表意图像化、娱乐化的倾向 |
| 4.3 思政课教学与时俱进能力欠佳 |
| 4.3.1 网络教学内容更新整合较慢 |
| 4.3.2 思政课教学方法亟待创新 |
| 4.3.3 教师队伍水平有待提升 |
| 4.4 资本逻辑对网络舆论空间的侵蚀 |
| 4.4.1 制造爱国主义网络舆论 |
| 4.4.2 控制爱国主义舆论走向 |
| 4.4.3 助推大学生非理性行为倾向 |
| 4.5 互联网爱国主义法治机制滞后 |
| 4.5.1 法治观念认识不明确 |
| 4.5.2 法律规范建设不完善 |
| 4.5.3 法治机制落实不到位 |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 |
| 5.1 增强爱国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 |
| 5.1.1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党管意识 |
| 5.1.2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 |
| 5.1.3 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微转型 |
| 5.2 完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内容 |
| 5.2.1 国家主权意识教育 |
| 5.2.2 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
| 5.2.3 全球意识教育 |
| 5.3 推进大学生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
| 5.3.1 更新思政课教学内容 |
| 5.3.2 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 |
| 5.3.3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
| 5.4 营造大学生互联网爱国主义教育法治秩序 |
| 5.4.1 强化大学生爱国伦理意识 |
| 5.4.2 培育大学生爱国法治思维 |
| 5.4.3 营造德法互治的网络爱国主义法治秩序 |
| 5.5 引导大学生理性爱国行为实践的养成 |
| 5.5.1 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精神 |
| 5.5.2 构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新平台 |
| 5.5.3 构建爱国主义线上线下互动教育新模式 |
| 5.5.4 培养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意见领袖 |
| 5.5.5 打造高校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专业团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3）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网络犯罪的概念与类型 |
| 第一节 网络犯罪的概念 |
| 一、网络犯罪概念的历史分析 |
| 二、论域观下的网络犯罪概念 |
| 第二节 网络犯罪的类型 |
| 一、纯正的网络犯罪 |
| 二、不纯正的网络犯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网络犯罪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暗网载体的隐匿性 |
| 一、暗网的概念 |
| 二、我国暗网的现状 |
| 三、暗网治理的困境 |
| 第二节 网络犯罪代际演变之法律的变动性 |
| 一、局域网时代的计算机犯罪及刑事立法回应 |
| 二、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及立法调适 |
|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空间犯罪及刑事立法修改 |
| 第三节 网络犯罪主体类型多元化 |
| 一、传统犯罪主体的网络化 |
| 二、新型网络犯罪主体 |
| 三、新型网络主体的类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网络犯罪规制的理论构造 |
| 第一节 言论自由权与公民匿名表达权的分析 |
| 一、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 |
| 二、公民匿民表达权保护及其限制 |
| 第二节 刑法立法观之争讼 |
| 一、消极的刑法立法观 |
| 二、积极的刑法立法观 |
| 第三节 刑法观选择的法教义学分析 |
| 一、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 |
| 二、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 |
| 三、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
| 四、未来走向严而不厉:以犯罪分层与轻刑化改革为前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立法选择与司法适用 |
| 第一节 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路径 |
| 一、法益为基础,社会形势为导向 |
| 二、刑法谦抑性是判断可罚性的基本立场 |
| 三、司法路径为前置,立法路径为补充 |
| 第二节 几个网络犯罪新罪名的适用问题 |
|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立足于共犯从属性 |
| 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
| 三、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行为认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行动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 一、常规行政管理方式被移植 |
| 二、运动式行政监管日见成效 |
| 三、运动式行政监管趋于成熟 |
| 四、运动式行政监管纵深发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界定 |
|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
| 二、管理行政与治理行政 |
| 三、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动逻辑 |
| 一、行政主体的主导性 |
| 二、行政方式的强制性 |
| 三、秩序优位的导向性 |
| 第二章 作为规制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 |
| 一、管制型行政传统和秩序追求 |
| 二、制度资源不足的外部局限性 |
| 三、互联网典型事件爆发的刺激 |
| 四、行政路径依赖的消极性因素 |
| 五、治理主体选择的积极性因素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
| 一、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 |
| 二、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繁复重叠 |
| 三、运动治理与常态治理时有冲突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过渡性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与职权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客体及其权利与义务 |
| 三、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及其实施机制 |
| 第四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结果评价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正向结果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负向结果 |
| 第五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 |
| 一、对治理价值的正面评价 |
| 二、对治理价值的负面评价 |
| 三、治理的价值评价的否定之否定 |
| 第三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困境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法律困境 |
| 一、治理的法律价值平衡之难 |
| 二、治理的法律规制文本之失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体困境 |
|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同质和单一 |
| 二、治理主体内部行政协调不良 |
| 三、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日趋弱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困境 |
| 一、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思维限制互联网的优势发挥 |
| 二、运动式治理的分割治理阻碍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 第四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 |
| 一、法治中国建设指引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二、公共治理理念影响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三、互联网法治建设引导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目标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健全化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良好实施 |
| 第五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
| 一、治理的法律观念的转型路径 |
| 二、治理主体的转型路径 |
| 三、治理主客体间相对性困境的缓解路径 |
| 第二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法制输送机制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文本输送机制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输送机制 |
| 第三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配套机制 |
| 一、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治理学习机制 |
| 二、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技术反塑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5）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主要不足 |
| 第二章 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的生成逻辑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
| 2.1.2 实践一认识—实践的认识辩证法 |
| 2.1.3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2.2 时代背景 |
| 2.2.1 网民群众成为网络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力量 |
| 2.2.2 经略网络成为做好群众工作的新要求 |
| 2.2.3 网络成为实现党和群众互动的新媒介 |
| 2.3 形成过程 |
| 2.3.1 萌芽时期——提出“数字福建” |
| 2.3.2 发展时期—提出“网络强国” |
| 2.3.3 成熟时期——提出“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
| 第三章 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的理论体系 |
| 3.1 理论内容 |
| 3.1.1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群众理念 |
| 3.1.2 练好领导干部网络群众工作基本功 |
| 3.1.3 切实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重要目标 |
| 3.1.4 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网络成果获得感 |
| 3.2 理论特色 |
| 3.2.1 继承与发展相统一 |
| 3.2.2 现实与虚拟相统一 |
| 3.2.3 上情下传与下情上达相统一 |
| 3.3 方法体系 |
| 3.3.1 “网”化思想观念 |
| 3.3.2 “网”罗群众意见 |
| 3.3.3 “网”增群众福祉 |
| 3.3.4 “网”聚风清气正 |
| 3.4 行动遵循 |
| 3.4.1 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网信事业观 |
| 3.4.2 推行保证人民性原则的网络宣传观 |
| 3.4.3 实行保障群众利益的网络安全观 |
| 第四章 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的价值意蕴 |
| 4.1 理论意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新境界 |
| 4.1.1 拓展了群众主体的新内涵 |
| 4.1.2 延伸了群众工作的新空间 |
| 4.1.3 构建了党群沟通的新平台 |
| 4.1.4 开辟了接受监督的新渠道 |
| 4.2 实践意义:全面提升新时代党的网络执政能力 |
| 4.2.1 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
| 4.2.2 增强了党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
| 4.2.3 提升了党的网络应变能力 |
| 4.2.4 指明了新时代做好网络群众工作的具体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2 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2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3 江泽民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4 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3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3.1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 |
| 2.3.2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4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借鉴 |
| 2.4.1 政治传播及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
| 2.4.2 网络传播及“把关人”理论 |
| 2.4.3 新媒体及自媒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概念辨析 |
| 3.1 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解析 |
| 3.1.1 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
| 3.1.2 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 |
| 3.1.3 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
| 3.2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1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要素 |
| 3.2.4 高校网络与现实意识形态建设关系辨析 |
| 3.3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及价值 |
| 3.3.1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
| 3.3.2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义 |
| 第四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
| 4.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1.1 探索应对阶段(1994年—2003年) |
| 4.1.2 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2011年) |
| 4.1.3 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
| 4.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
| 4.2.1 推动阵地建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基本建成 |
| 4.2.2 加强内容供给,“正能量”在网络空间中赢得话语权 |
| 4.2.3 健全法律法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不断完善 |
| 4.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启示 |
| 4.3.1 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占领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
| 4.3.2 坚持创新导向,推进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 |
| 4.3.3 坚持目标导向,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育人导向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境遇和问题分析 |
| 5.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
| 5.1.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阵地不断拓展 |
| 5.1.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更加多样 |
| 5.1.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法规不断完善 |
| 5.1.4 青年学生网民的主体地位更加彰显 |
| 5.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 5.2.1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个体化”“离散化”的冲击 |
| 5.2.2 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碎片化”“泛娱乐化”的冲击 |
| 5.2.3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圈群化”的冲击 |
| 5.2.4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戏谑化”“视觉化”的冲击 |
| 5.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滞后、阐释力不足 |
| 5.3.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依托载体乏力、影响力不足 |
| 5.3.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单一、吸引力不足 |
| 5.3.4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欠缺、引导力不足 |
| 5.3.5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责任落而不实、管控力不足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理念和原则 |
| 6.1 坚持以掌握“三权”,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 |
| 6.1.1 牢牢掌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6.1.2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6.2 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
| 6.2.1 “五大发展理念”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高度契合 |
| 6.2.2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
| 6.3 坚持以“四个相统一”为原则 |
| 6.3.1 坚持党的领导与育人为本相统一 |
| 6.3.2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 |
| 6.3.3 坚持线上治理与线下推进相统一 |
| 6.3.4 坚持宏观引领与精准施策相统一 |
| 第七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
| 7.1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建设 |
| 7.1.1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 7.1.2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培育 |
| 7.1.3 不断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
| 7.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
| 7.2.1 深化媒介融合,构筑校园全媒体阵地 |
| 7.2.2 深化思政课改革,构筑课堂教育阵地 |
| 7.2.3 深化实践锻炼,构筑课外教育阵地 |
| 7.2.4 强化阵地管理,确保导向正确、管控有力 |
| 7.3 强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队伍建设 |
| 7.3.1 进一步壮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 |
| 7.3.2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
| 7.3.3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媒介素养 |
| 7.4 改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法 |
| 7.4.1 坚持“疏”“堵”结合,强化议程设置 |
| 7.4.2 实现“两个转变”,突出隐性教育 |
| 7.4.3 把握网络话语特征,转换话语方式 |
| 7.4.4 树立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施策 |
| 第八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 |
| 8.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 |
| 8.1.1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机制 |
| 8.1.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测评机制 |
| 8.1.3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考核激励机制 |
| 8.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协同治理和监控管理机制 |
| 8.2.1 构建高校内部、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协同治理机制 |
| 8.2.2 构建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应急预警、应对处置和评估反馈机制 |
| 8.3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和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8.3.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 |
| 8.3.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第九章 结语: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府网络公关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内涵解析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涵义 |
| 二、政府网络公关的基本要素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特征 |
| 四、政府网络公关的比较性优势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形式 |
|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综合公关 |
| 二、电子邮件的针对性公关 |
| 三、政府网络论坛的引导公关 |
| 四、“两微一端”的“微时代”实时公关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的主要职能 |
| 一、政府形象塑造 |
| 二、公共危机治理 |
| 三、公共政策传播 |
| 四、政府信息服务 |
| 第四节 政府网络公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再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 |
| 三、分众传播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兴起的背景 |
| 一、信息社会的来临 |
| 二、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临的机遇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基础夯实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动力增强 |
| 三、政府网络公关能力提升 |
| 四、发达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信息社会我国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挑战 |
| 一、信息传播方式变革,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难度加大 |
| 二、信息传播速度提升,致使政府网络公关的反应时间减少 |
| 三、传受角色模糊,致使政府网络公关针对性不足 |
| 四、把关人角色弱化,致使政府网络公关信息传播失真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历程 |
| 一、政府网络公关之萌芽:政府门户网站的建立 |
| 二、政府网络公关之成长:“三网一库”工程”的建设 |
| 三、政府网络公关之强化:“政务微博”的实时互动 |
| 四、政府网络公关之新形态:新兴媒介的开发应用 |
| 第三章 政府形象塑造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
| 一、政府形象与政府形象塑造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紧迫性 |
| 三、信息社会政府形象塑造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实效 |
| 一、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积极作用 |
| 二、政府网络公关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困境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塑造政府形象的策略 |
| 一、提升政府自身素质与能力,夯实政府形象塑造的基础 |
| 二、增进与公众的信息沟通,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塑造环境 |
| 三、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与应用,完善政府形象塑造机制 |
| 第四章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信息社会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
| 一、要求政府第一时间争夺话语权 |
| 二、要求信息沟通公开透明 |
| 三、要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
| 四、要求重视日常危机预警和处置预案的建设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突出作用 |
| 一、沟通信息与引导舆论,塑造应对公共危机的良好环境 |
| 二、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 |
| 三、修复与优化政府形象,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应用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 |
| 一、政府网络公关的意识狭隘、能力欠缺 |
| 二、缺少专门的政府网络公关部门和统一的制度规划 |
| 三、政府网络公关的信息沟通不畅 |
| 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制约政府网络公关 |
| 第四节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网络公关的完善 |
| 一、提升政府的网络公关能力 |
| 二、培养合格的“网络公民” |
| 三、优化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
| 第五章 公共政策传播优化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状 |
| 一、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传播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公共政策传播的新态势 |
| 三、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机理 |
| 一、两者的建构理论相同 |
| 二、两者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性能相同 |
| 三、两者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
| 第三节 政府网络公关促进公共政策传播优化的策略 |
| 一、以“共治共享”理念为引领,创新政策传播思维 |
| 二、以人性化为原则,创新政策传播内容 |
| 三、以多元化为方向,创新政策传播方式 |
| 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创新政策传播媒介与手段 |
| 第六章 政府信息服务与政府网络公关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 |
| 一、政府信息与政府信息服务的内涵 |
| 二、信息社会政府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 |
| 三、目前我国政府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政府信息服务问题的成因 |
| 第二节 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的正向效应 |
| 一、实现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目标 |
| 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的实现方式 |
| 三、提升政府信息服务的整体效能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网络公关考量的政府信息服务完善对策 |
| 一、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 |
| 二、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 |
| 三、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 |
| 四、提高公众参与政府信息服务的能力 |
| 结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发展趋势 |
| 一、变单向为双向:强化政府与公众的网络互动 |
| 二、变被动为主动:提升政府网络公关的主动性 |
| 三、变牵制为引导:强化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研究 |
| (三)国内外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视角的对比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五、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沟通 |
| (二)网络舆情 |
| (三)网络舆情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
| 一、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九龙治水”治理主体架构与网络内容规制基本框架的确立(1994-2002) |
| (二)网络媒介和网络信息规制体系的渐进式发展(2003—2012) |
| (三)多主体协同治理架构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的完善(2013至今) |
| 二、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现状 |
| (一)治理主体:党领导下的“九龙治水”主体架构 |
| (二)治理规则: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制体系架构 |
| (三)治理技术:适应技术和压力变化的渐进性调整模式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 |
| (一)合法性不足风险 |
| (二)治理效力不足风险 |
| (三)网络渠道阻塞风险 |
| 二、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网络舆情治理行为规范性不足 |
| (三)各治理主体间协同性困境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应对思路和实践路径 |
| 一、协商、协同与沟通: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基本要求 |
| (一)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商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同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沟通 |
| (四)协商、协同、沟通的有机整合:网络舆情治理的政治沟通逻辑 |
| 二、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原则 |
| (一)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 |
| (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
| (三)满足公众协商沟通的基本诉求 |
| (四)规避网络舆情治理次生风险 |
| 三、优化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 |
| (一)明确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治理架构 |
| (二)完善法德兼备的治理规则体系 |
| (三)提升治理主体间协同性 |
| (四)严格规范治理主体行为 |
| (五)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前期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关于电影批评理论和批评史的研究 |
| 1.2.2 关于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呈现的新问题研究 |
| 1.2.3 关于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本身存在问题的反思 |
| 1.2.4 本文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简要分析 |
| 1.3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1.3.1 本文研究目的 |
| 1.3.2 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4.1 本文研究意义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电影批评遭遇新媒体 |
| 2.1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
| 2.1.1 新媒体与新媒体时代 |
| 2.1.2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表征 |
| 2.2 关于电影批评 |
| 2.2.1 什么是电影批评 |
| 2.2.2 传统电影批评的特点 |
| 2.2.3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新变 |
| 2.3 强势发展的新媒体批评对电影批评的影响 |
| 2.3.1 向多媒体化发展——对电影批评载体的影响 |
| 2.3.2 向大众演化——对电影批评主体的影响 |
| 2.3.3 向娱乐拓展——对电影批评功能的影响 |
| 第3章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传达与接受方式的演化 |
| 3.1 电影批评传播的技术语境凸显 |
| 3.2 新媒体引发的电影批评传达与接受形式的变革 |
| 3.2.1 从点对面到互文本的传播形态 |
| 3.2.2 从纸质传播到一键式发出的信息发布 |
| 3.2.3 从整体接受到碎片化阅读的信息接受 |
| 3.3 电影批评传播形式变革对影评的影响 |
| 第4章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主体的变迁 |
| 4.1 批评主体构成与批评新秩序 |
| 4.1.1 大众的喧嚣 |
| 4.1.2 知识分子的言说 |
| 4.1.3 职业影评人的发声 |
| 4.2 批评主体的群体特征 |
| 4.2.1 个性化的批评主体 |
| 4.2.2 隐藏的批评者与静默的批评者 |
| 4.2.3 群体聚集的批评者 |
| 4.3 批评主体身份和话语权的分析 |
| 4.3.1 批评者、娱乐记者与网络推手 |
| 4.3.2 话语权背后的权力与资本逻辑 |
| 4.4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主体变迁剖析 |
| 第5章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话语的流变 |
| 5.1 批评话语的解构 |
| 5.1.1 网络语言对传统批评话语的解构 |
| 5.1.2 碎片化语言对整体性权威型话语的冲击 |
| 5.1.3 话语的含混与意义的游移 |
| 5.2 建构中的多元批评话语构成 |
| 5.2.1 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 |
| 5.2.2 理性深思的专业话语 |
| 5.2.3 喧嚣的情绪化的大众话语 |
| 5.3 多种批评话语的交织 |
| 5.3.1 民间批评话语与专业批评话语的融汇 |
| 5.3.2 西方话语的介入与民族性话语的建设 |
| 5.4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话语流变相关问题思索 |
| 第6章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文本范式及样态转变 |
| 6.1 电影批评范式及范式演化 |
| 6.1.1 批评范式与电影批评范式 |
| 6.1.2 传统批评范式的权威性消解 |
| 6.1.3 多元批评范式的兴起 |
| 6.2 电影批评样态的多元扩展 |
| 6.2.1 从文字批评向视听批评的样态延申 |
| 6.2.2 从总体性批评向微碎化批评的样态扩充 |
| 6.2.3 从延时批评向即时批评的样态拓展 |
| 6.3 对电影批评范式探索与样态扩展的审视 |
| 第7章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建设的思考 |
| 7.1 新媒体技术变革之于当下电影批评建设 |
| 7.1.1 交互传播与主体泛化下的批评重构 |
| 7.1.2 移动终端与大数据支持下的批评重构 |
| 7.2 当下电影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于批评建设 |
| 7.2.1 批评标准的多元混杂与批评标准的确立 |
| 7.2.2 批评理论的碎片化与批评理论的新建 |
| 7.2.3 新媒体批评的道德失序与批评的道德再察 |
| 7.3 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建设的总体性构想 |
| 7.3.1 确立主流批评的原则标准,扩大主流批评的影响力 |
| 7.3.2 规范非专业批评的发展,强化专业与非专业批评的共生 |
| 7.3.3 适时制定电影批评的法律法规,加强机制性建构 |
| 结语:媒体融合发展下电影批评的机遇与使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三)局限性分析 |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 (一)大数据思维 |
| (二)众筹思维 |
| (三)关系思维 |
| (四)自组织思维 |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 (六)分布式思维 |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网络时代信息服务的创新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科学活动的变革研究[D]. 吴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2]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 王雅婷.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8)
- [3]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D]. 杜文辉.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王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网络群众观研究[D]. 王念陆.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6]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米华全.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7]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D]. 李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8]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 韩建力. 吉林大学, 2019(02)
- [9]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流变研究[D]. 李溪慧. 辽宁大学, 2019(10)
- [10]“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