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格特质与认知操作关系的初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孙长索[1]（2021）在《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及其对职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铁路体制性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以及我国高铁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铁路的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课题。铁路管理人员作为铁路职工队伍中三类人员之一,除了需要掌握铁路专业知识和技术外,同时还需要一定管理技巧和战略思维,其工作绩效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铁路的发展和稳定。在铁路体制性改革的关键时期,铁路管理人员的晋升机会有限且竞争激烈,是否具备足够优秀的生涯适应能力,不仅关乎铁路管理人员个人的职业发展,也关乎到铁路管理队伍的稳定。目前,国外学者对生涯适应力的构成及效用开展了广泛研究,但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同时现有的研究多关注大学生等新入职人员的生涯适应力,对在职人员的生涯适应力研究不足。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生涯适应力如何影响职业成长”这一主题,通过文献研究、扎根理论、实证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方法,综合运用SPSS20.0、AMOS21.0、R语言软件等数据分析软件,基于生涯建构理论和易变职业生涯理论,逐层深入探索以下问题: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涯适应力内涵及维度是否与西方相同?铁路管理人员是否与普通员工具有同样的生涯适应力结构?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是否有影响?影响产生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通过对以上具体问题的探讨,本文明晰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结构并开发了测量量表,探明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其职业成长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主要研究过程与结论如下:第一,选取了来自不同类型铁路单位的40名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得到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基于此,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出的中国文化背景下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模型包括五个维度:铁路文化适应、职业准备充分、为人处事机智、政治素质过硬以及专业技能精湛。基于扎根理论研究结果,编制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初始测量量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验证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五维度结构,进一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本文构建的生涯适应力五维度结构具有良好的构思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结果表明,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由铁路文化适应、职业准备充分、为人处事机智、政治素质过硬以及专业技能精湛五个维度构成。第二,利用自主开发的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测量量表,对来自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各路局集团公司以及基层站段的420名铁路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了有效问卷共370份,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其职业成长及三个维度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且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五个维度对其职业成长也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检验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五维度对职业成长三维度直接效应时,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五个维度对管理层级上工作流动次数和管理层级水平提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工资增长数量维度来说,仅有铁路文化适应维度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第三,通过对370份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分析、层次回归分析以及R语言分析,深入探讨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影响职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五个维度均能够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职业成长,但是生涯适应力整体上不能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职业成长;（2）政治技能在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长关系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政治技能不能显着调节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五个维度与职业成长之间的关系;（3）政治技能在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长之间的调节作用不能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实现;但是在二者的维度上,政治技能在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第二个维度“职业准备充分”与职业成长的第三个维度“管理层级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实现。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1）构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五维度结构模型。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的五维度生涯适应力结构模型,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背景和铁路管理情境下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内涵和结构,一方面拓展了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中国情境下生涯适应力的实证研究;（2）提出并验证了铁路企业特定情境中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其职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机制。与职场新员工相比,铁路管理人员职业成长的指标明显不同,铁路管理人员的生涯适应力对其职业成长有显着正向影响,拓展了职业成长的前因变量研究;（3）揭示了铁路管理人员的生涯适应能力模型对其职业成长的作用机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通过工作重塑对职业成长的间接影响是以生涯适应力的各个维度分别来实现的,并且政治技能在铁路管理人员的生涯适应能力和职业成长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丰富了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其职业成长的作用机理。
王琼[2]（2021）在《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胜任特征是指在特定工作岗位、组织环境与文化氛围中表现优秀者所具备的可以客观衡量的个人特质。关于特定职业的胜任特征研究主要以结构探讨为基础,相关研究的结构模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包含反映个体特质的职业心理品质。警察职业心理品质是警察在工作过程中与工作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与特征。良好的职业心理品质对民警的工作表现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相关研究在警学界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警察职业心理品质的研究多以宏观探讨为主,存在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实证研究不足等问题。本研究以胜任特征模型建构为基本研究范式,从胜任特征的角度探讨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心理品质,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取向,以公安人才选拔、考核和教育训练为目标导向,采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行为事件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的理论结构,编制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问卷,基于对问卷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使用该问卷对665名执法勤务类民警进行调查,探讨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的一般特点。结果发现:（1）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的理论结构包括六个维度,具体为:职业倾向性、职业人格特质、职业能力、认知特征、情绪特征与意志品质。（2）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问卷包含38个题目,总问卷及各维度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良好。（3）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总体及各维度平均得分显着高于中值。（4）现实工作表现与人口学因素对执法勤务类民警的职业胜任心理品质不存在交叉影响;执法勤务类民警的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水平在性别、警龄与职级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男性民警的职业能力与意志品质平均得分显着高于女性,警龄为5年以下的民警的情绪特征平均得分显着高于其他警龄阶段民警,科员的职业倾向性、认知特征与意志品质平均得分以及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总平均得分显着低于科级与处级警察。结论:（1）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为六维度理论结构,包含22项心理品质。（2）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问卷符合问卷编制的基本要求。（3）执法勤务类民警的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总体与民警现实工作综合表现具有一致性;调查涉及的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水平较高。（4）执法勤务类民警的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水平在性别、警龄与职级上存在显着差异:男性民警的职业能力与意志品质优于女性,情绪特征水平与警龄有关,科级、处级警察的职业倾向性、认知特征与意志品质水平优于科员民警。
唐婷[3]（2021）在《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就业形态等新形势对高职学生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提出必然要求,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了其未来就业和能力发展乃至高职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步伐。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调研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状况,为高职院校开展数字教育和高职学生自身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在对数字素养以及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胜任特征模型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为依托,探索和剖析了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内在逻辑,本文将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界定为: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是面向未来职业发展的通用型技能与专用型技能的有效融合,能够促进其高效地应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和工作,且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复杂的能力特质群。此外,为了确定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本研究还结合高职学生数字素养需求分析结果和国内外数字素养参考框架,通过20名专家开展的问卷咨询,最终确定了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6个一级构成要素和27个二级构成要素,初步构建了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之后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构成要素的权重值,形成具有重要程度的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本研究依据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及其描述编制了调查问卷,研究对象主要来源于珠三角543名高职学生,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整体来看,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不高,需进一步提升。其次,随着高职学生学习年级的增加,其数字素养得到不断地提升,发展数字素养需从大一新生开始;再次,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与其专业类别有关,财经商贸类和电子信息类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高于土木建筑类、装备制造类和医药卫生类的高职学生;最后,家庭常住地在地级市或省会/直辖市、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父亲计算机能力较好的高职学生,具有一定的数字化发展基础,其数字素养水平相对较高。综上,根据专家调查与问卷分析,本文从政府、企业、高职院校和高职学生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政府需创设人-技融合发展的数字环境;第二,企业参与研制就业导向的数字人才培养方案;第三,高职院校从多维度创新发展数字素养教育;第四,高职学生需增强自身数字竞争力与职业能力。
郭天娇[4]（2021）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浪潮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技术革新进程逐步加快,知识与信息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战略选择,同时更好地整合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创新以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关注焦点。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知识、技能、信息决策的核心单元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了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引入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这一概念,从而探究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和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其中,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学者们通常从合作行为、信息交换与联合决策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现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展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如何?作用机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中国情境下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深入探索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理与调节机制。本文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切入,将组织学习作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理论模型之中,分析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成立;其次,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即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是否会通过组织学习过程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再者,环境动态性是否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最后,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会作用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即是否会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本文依据现有研究以及理论推演提出了研究假设,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吉林省六个省域的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研,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等达到了基本要求,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于组织学习具有显着正向作用;（3）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正向作用;（4）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环境动态性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6）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管主动性人格越高,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7）环境动态性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着;（8）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本文为打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做了有益尝试,现有研究中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中介机理的实证研究尚缺乏,本文将组织学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其次,本文从环境动态性以及高管主动性人格内外两因素出发,分析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特质因素对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情境化研究,丰富了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视角,推进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研究样本、数据测量方式与方法的限制导致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是在未来要注意并修正的,本文结尾给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谢思红[5]（2021）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电动自行车风险骑行行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居民的出行交通工具也呈现多样化。电动自行车因经济、节能、便捷的优点,逐渐成为我国居民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发展有效弥补了我国短程出行的短板,但由于骑行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诱发了系列安全问题,给城市交通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需深入探究电动自行车风险骑行行为形成机理,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改善对策。论文首先对影响风险骑行行为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初始研究模型,包括大五人格、交通安全氛围、交通安全知识、风险骑行行为四个构面。在此基础上编制电动自行车风险骑行行为量表,重点为改编具有电动自行车特性的交通安全氛围量表。对桂林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实施随机抽样调查,获取实证分析数据。结合统计学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因子分析。根据潜变量的因子得分进行因子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各潜变量均可在某个或多个基本信息变量中具有显着差异。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大五人格-交通安全氛围-风险骑行行为研究模型进行验证,经过适配度检验和模型修正,得到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以交通安全氛围的各因子为中介,大五人格可对风险骑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5种人格特质中,宜人性对外部情感需求和内部需求的影响最大,神经质对功能性的影响最大。当拥有友善性格特征（高宜人性、高开放性、高尽责性）的骑行者,认为外部交通环境充满压力（外部情感需求得分高）,自身技能要求高（内部需求得分高）,交通系统功能失调（功能性得分低）时,发生风险骑行行为几率更低。对性别、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的人口统计变量做分群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组在潜变量路径上具有显着差异。由于功能性的影响,高宜人性的男性和高尽责性的女性反而正向影响风险骑行行为;在中老年组和有子女组,交通安全氛围在大五人格与风险骑行行为的中介效果较弱。对交通安全知识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安全知识在内部需求和风险骑行行为中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改善电动自行车骑行行为的对策,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李松清[6]（2021）在《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文中研究表明以团队形式进行创新或创造已经成为社会、工作或学生学习的重要形式。比如学生之间的合作创新小组或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团体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组长或领导者不可或缺,领导是为实现问题解决而在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中起组织、控制、或协调作用的主导者。领导作用的有效性主要是通过与成员之间的互动体现。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团队组长或领导者的产生方式有多种,如随着任务进行自发生成的涌现领导或在正式任务前由成员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不同产生方式下的领导与成员具有不同的互动模式。本研究主要探究不同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本研究主要通过3个行为实验分别探究涌现领导团队、选举领导团队以及权力领导（选举领导后公开赋予领导利益分配权,要求领导者根据成员表现客观公正的进行利益所得分配）团队中领导与成员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话轮转换的模式。通过2个近红外超扫描研究探究不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互动的神经机制。行为实验结果发现,涌现领导与成员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表现偏好没有显着差异;个体的人际沟通能力能够显着预测涌现领导的产生;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对话不对等表现为领导者更多接成员的话;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正相关。在选举领导团队中,个体的外向性人格特质显着预测选举领导者的产生;领导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偏好控制反思,成员偏好问题解决;话轮转换的结果显示两两之间的对话保持平等,但不同成员与领导的对话存在差异;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正相关。权力领导团队中领导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偏好控制反思,成员偏好问题分析;领导与成员以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对话都没有显着差异;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负相关。对3个行为实验的综合分析发现涌现领导比选举领导更偏好问题解决,而选举领导比涌现领导更偏好控制反思。在问题分析的表现上不同领导团队中都是成员比领导有更多偏好。在团队问题解决过程中,涌现领导团队比选举领导团队有更多的目标清晰化及策略计划过程,而选举领导有更多控制反思过程。领导者的作用还表现为随着领导身份的明确及权威的凸显,成员之间对话逐渐对等。人际互动与创新表现的相关分析结果说明当领导没有权力时通过适用性信息沟通构建或维持自身角色,当权威提高,领导者转变为职能的发挥。神经机制的研究结果发现,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者的颞顶联合区与成员的左侧前额存在跨脑区同步,且比一般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更低;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越高,小组创造表现的新颖性越高。选举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显着高于涌现领导与成员,主要体现在领导者的左侧前额与成员的右侧颞顶联合区的跨脑区同步;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越高,团队观点的整合水平越高。综合行为及神经的研究结果发现,领导身份的明确性以及权威性的提高,使领导在团队中的组织管理作用凸显,同时其他个体的表现更符合成员角色。团队领导身份不明确时通过不对等的言语沟通及对思路引领构建领导身份;当身份明确后领导在团队中具有更多的控制反思过程,使得团队中个体间的对话更加平衡,体现领导作用。
许莉薇[7]（2021）在《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与引导研究》文中认为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EID）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研究领域中的重点和热点事件,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存在严重威胁,一旦发生便会激起公众分享信息、跟进事件进展的强烈愿望,极易引发重大舆情事件。因此,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分享行为与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目前尚缺乏从网民的异质性以及网络舆情的动态演化视角分析EID情境下信息分享行为影响规律的研究,网络舆情的个性化引导策略研究也较为少见。理解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能够协助政府制定精准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对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与引导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社交媒体平台的遗留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方法识别了 EID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 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基于多Agent（Multi-Agent,MA）建模方法,根据获得的动态影响规律构建了 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计算实验模型,进而提出了针对异质性网民群体的精准引导策略。本文的具体研究工作如下:（1）研究了 EID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挖掘方法。根据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词汇表达特点,抽取了表征网民人格特质的多维度特征,利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 EID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识别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网民的异质性识别精度能够满足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与引导研究要求。（2）研究了 EID情境下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在分析网民风险感知特征和风险动态感知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感知、信息分享行为等变量的计算方法;基于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构建了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并利用EID网络舆情数据,分析了网络舆情不同阶段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网络舆情不同阶段,高神经质网民对风险危害性的感知内容更容易产生即刻的信息分享行为反应,风险危害性的感知对高外向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有更显着的负向影响,风险不确定性的感知对高宜人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具有较持续的影响。（3）研究了 EID情境下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在分析网民情绪特征和情绪动态反馈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情文本中的情绪变量计算方法;继而基于VAR构建了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利用EID网络舆情数据,分析了网络舆情不同阶段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面对网络舆情不同阶段中的恐惧和快乐情绪时,高神经质和高外向性网民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即刻的信息分享行为,高开放性和高宜人性网民会产生即刻与持续的信息分享行为,高严谨性网民仅会产生持续的信息分享行为。（4）研究了 EID情境下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在分析网民的人际影响力特征和人际影响力的动态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情中人际影响力变量的计算方法;构建了基于VAR的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利用EID网络舆情数据,分析了网络舆情不同阶段的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在网络舆情不同阶段,人际影响力对高外向性、高宜人性和高严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对高神经质和高开放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不存在显着影响。（5）研究了 EID情境下针对异质性网民的引导策略。基于多Agent建模方法,根据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设计了 Deffuant模型中网民的交互过程,构建了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计算实验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校验;进而分析了 EID网络舆情的演化以及基于网民风险感知、情绪与人际影响力的引导策略,提出了 EID情境下针对异质性网民群体的个性化引导策略。具体包括:萌芽期的高神经质或高宜人性网民占主导时,政府需要分别采用中力度和高力度的基于网民风险危害性的感知引导策略,降低从萌芽期到爆发期公众由于EID网络舆情带来的心理落差;从爆发期开始,政府应当根据高神经质、高外向性和高宜人性网民的敏感性采取不同力度的引导策略,发布带有积极情绪的正面信息,以缓解公众的恐惧情绪;从缓和期开始,政府需根据高外向性、高宜人性和高严谨性网民的特征,采取不同力度的引导策略,积极引领网络舆情导向,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综上,本文主要从网民的异质性与EID网络舆情的动态特征视角,分析了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规律,提出了针对异质性网民的网络舆情引导策略。一方面丰富了 EID情境下信息分享行为的理论研究,拓展了 Slovic风险感知框架、自我感知、情绪反馈等理论在EID情境下的研究以及网络舆情中社会属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弥补了当前EID网络舆情引导研究缺乏考虑网民的异质性的局限性,丰富了 EID情境下网络舆情的精准引导研究。本文的实践启示在于帮助政府理解和掌握EID网络舆情中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差异的内在机制和EID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并指导政府针对EID网络舆情不同阶段异质性网民制定精准引导策略。
于亚旭[8]（2020）在《大学生自闭特质的脑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自闭特质（Autistic Traits）反应的是个体在正常群体中表现出来的阈限以下,症状较轻的社会交往、交流能力,抑制控制能力损伤,其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的核心症状,社会性交流损伤,重复性刻板行为在严重程度上是连续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自闭特质广泛存在于ASD和正常人群之中,其区别在于严重程度。自2013年起,DSM-5不再对自闭症进行分类,明确认同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性质---人群分布的连续性,其诊断与划分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诊断标准的变化反映了自闭特质与临床典型自闭症的区别在于自闭症状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自闭特质有着与ASD相类似的行为特征、人格特征以及认知特点。并且除基因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环境因素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的内在特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自闭特质所特有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因此,探讨自闭特质的脑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入了解自闭特质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其为干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近年来,随着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结构磁共振成像、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认知、行为与脑之间的关系。关于ASD个体的研究由于其在核磁扫描实验过程中配合度较低,其神经机制的研究也成了难点之一。因此,自闭特质个体由于症状较轻,且与ASD具有相似的认知特点和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能够为ASD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具有一定的临床借鉴意义。并且自闭特质个体的社会认知功能与执行控制功能一直被认为是与ASD共有的核心认知障碍。大学时期又是社会认知功能与执行控制功能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其在涉及到较多负性信息与进行反应抑制情境下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仍不清楚。另外,已有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环境对自闭特质的影响,然而环境是作为保护因素存在,还是风险因素存在,在以往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探讨。因此,本文深入探讨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基础,并揭示自闭特质个体在较复杂的社交信息与进行反应抑制情境下的大脑神经机制,及其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本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自闭特质（或自闭症）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身心康复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干预与治疗。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4个研究8个实验:研究1考察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实验1通过采集大样本数据（n=401,男性:111名,年龄分布:18-26岁）。使用自闭特质量表（Autisn spectrum Quotient,AQ）对被试的自闭特质进行测量。采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来探讨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大脑结构差异。基于体素的大脑结构形态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方法对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基础进行分析,VBM无需先验假设,即分析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结构,而是对全脑范围内的解剖差异进行相对公平和全面的分析。这一点对于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特别重要。研究1结果发现,右侧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枕中回（middle occipital gyrus）的灰质体积呈显着增加趋势;左侧海马旁（parahippocampa gyrus）的灰质体积呈显着减少趋势。同时左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右侧中央前回（precentral gyrus）的灰质密度呈显着增加趋势;右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的灰质密度呈显着减少趋势。实验1分析的结果表明,自闭特质得分越高,其额中回,枕中回、额上回、中央前回的灰质体积与灰质密度越大,可能与高级认知功能受损有关,例如社交功能、情绪识别以及抑制控制、工作记忆等。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大脑结构会随着个体的认知功能的成熟,渐渐摈弃多余的灰质以达到高效运作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修剪”功能。但在自闭特质群体中,这种“修剪”功能在个体成年之后并没有体现,也就是说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特质个体的大脑结构出现了特异性的发展。实验1还发现,自闭特质得分越高,其大脑结构中的左侧海马旁,顶上小叶等区域出现灰质减少的趋势,左侧海马旁与顶上小叶分别负责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以及注意转移等功能,这种大脑发展趋势出现在自闭特质人群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闭特质具有与自闭症患者同样的认知缺陷,但其症状程度较轻。实验2利用大样本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n=401,男性:111名,年龄分布:18-26岁）。使用自闭特质量表（Autisn spectrum Quotient,AQ）对被试的自闭特质进行测量。探讨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功能连接的特征。基于静息态功能连接（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 MRI）以实验1分析结果中的大脑结构区域,右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SFG）、右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e,SPL）、右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IPL）作为种子点,做种子点到全脑的功能连接分析。结果发现,自闭特质得分越高的个体,右侧SFG与左侧扣带中部（medial cingulate cortex,MCC）的之间连接增强,与右侧顶上小叶（supeior parietal lobule,SPL）之间的连接减弱;右侧SPL与右侧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OFC）之间的连接减弱;右侧IPL与杏仁核（amygdala）之间的连接增强。由此研究可以看出,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脑部特异性发展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与社会认知和执行控制功能有关的脑区。这些大脑区域可能是对自闭特质产生影响的关键脑区,可以视为自闭特质的神经生物学标记。研究2通过采集任务态核磁共振的数据。使用自闭特质量表（Autisn spectrum Quotient,AQ）对被试的自闭特质进行测量。探讨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在社会认知加工（情绪识别与情绪加工）过程中的大脑机制。实验3采用认知重评任务（n=106,男性:80名,年龄分布:18-25岁）,探讨大学生自闭特质的社会认知功能,尤其是在负性情绪加工条件下的大脑功能特征。实验要求被试集中注意力观看屏幕中央出现的图片,并让被试评价在观看图片后的负性情绪强度,作1-5点评分。激活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在进行负性情绪加工过程中,激活了大脑右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MTG）。MTG被认为是负责进行推理、推断的重要脑区。这一结果表明,被试在进行负性情绪加工任务过程中,更倾向于去推测所呈现刺激图片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回避危险。也就是说自闭特质得分越高的个体,其可能缺乏回避危险的能力。中介分析发现MTG在AQ总分与负性情绪体验（评价负性图片-评价中性图片）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AQ分数越高,被试评价负性图片与评价中性图片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即自闭特质越高的个体,评价负性图片的情绪体验与评价中性图片的情绪体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生理心理交互（generalized 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g PPI）分析发现,AQ分数越高,其右侧MTG与海马旁、左侧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越强,海马旁是与自传体记忆、无意识加工相关的重要脑区,楔前叶是情景记忆、与自我相关的重要脑区,两者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可能反应了自闭特质个体在负性情绪体验过程中对当下的负性情绪进行了无意识的过度加工,其社会信息的注意转换能力较弱。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正常人相比,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在进行负性情绪加工时,其容易忽略信息本身的危险性而去推测发生了什么,即缺乏回避危险的能力。这一加工倾向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大学生自闭特质群体所特有的,是造成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神经异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验4采用经典的任务范式停止信号任务来探讨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抑制控制能力的神经基础（n=29,男性:11人,年龄分布:19-20）,结果发现AQ分数越高的个体,其停止信号反应时间（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SSRT）的反应时越长,表明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较弱。接着进行Group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group ICA）分析,将聚类出来的大脑网络作为种子点做seed-to-voxel的功能连接分析,结果发现言语网络与小脑蚓部的功能连接增强,与颞下回的功能连接减弱;凸显网络与缘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背侧注意网络与舌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额顶网络与中央前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以上结果表明,自闭特质个体在执行反应抑制任务时,小脑、中央前回参与了自下而上的注意加工过程,额顶网络、缘上回、颞下回参与了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过程,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同样这些脑区也出现在了ROI-ROI的分析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些脑区在自闭特质个体的执行功能中的重要作用。研究3探讨影响大学生自闭特质的风险因素及其神经机制。实验5探讨神经质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n=365人,男性:101人,年龄分布:18-26岁）。采用基于ROI的中介分析方法,结果发现,神经质得分与自闭特质的得分显着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额中回灰质密度在神经质得分与自闭特质得分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实验5的结果表明,神经质得分越高的个体,自闭特质的得分也越高,其额中回的灰质密度发生了异常改变。额中回在个体情绪、灵活性与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额中回脑区的异常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个体的自闭特质症状。实验6探讨交流恐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n=359,男性:96人,年龄范围:18-26岁）。实验方法与实验5相同,结果发现,交流恐惧与自闭特质得分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中介分析发现,个体在交流人数处于中等水平即在以小组为单位的交流情况下,顶上小叶灰质密度在小组分与自闭特质得分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自闭特质得分越高的个体,交流恐惧程度也越高,其顶上小叶灰质密度发生了异常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自闭特质。以上两个实验说明,高神经质,高交流恐惧的个体是大学生自闭特质可能形成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可能在个体大脑发育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导致了额中回灰质体积、顶上小叶的灰质密度异常变化,增加了个体形成高自闭特质的风险。研究3的结果表明自闭特质的风险因素多与社交功能、情绪识别以及抑制控制、工作记忆等大脑功能有关,这些风险因素的存在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额中回与顶上小叶的大脑结构发育,最终影响了个体的自闭特质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闭特质与这些风险因素的密切关系。研究4探讨影响大学生自闭特质的保护因素及其神经机制。实验7探讨外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n=365人,男性:101人,年龄分布:18-26岁）。采用基于ROI的中介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外倾性得分与自闭特质得分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中介分析发现顶上小叶灰质密度在外倾性得分与自闭特质得分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外倾性越高的个体,其顶上小叶灰质密度越大,即自闭特质得分越高的个体其外倾性得分越低,顶上小叶灰质密度越小。这一结果说明外倾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自闭症状。实验8探讨开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n=365人,男性:101人,年龄分布:18-26岁）。采用基于ROI的中介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外倾性得分与自闭特质得分之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中介分析发现,顶上小叶灰质密度部分中介了开放性与自闭特质之间的关系,开放性得分与顶上小叶灰质体积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自闭特质得分与顶上小叶灰质密度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自闭症状。研究4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倾性与开放性可以视为自闭特质的保护因素之一,外倾性与开放性较高的个体,其拥有更加成熟稳定的大脑结构,即较大的顶上小叶灰质密度。顶上小叶在个体的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并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而后趋于稳定,顶上小叶灰质密度的减少说明自闭特质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受到损伤。锻炼与培养个体的热情、社交、果敢、乐观等积极品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大脑随着行为干预的改变而改变,从而达到保护的作用。综上所述,首先,本研究发现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主要集中在额中回灰质体积,顶上小叶灰质密度,额上回-扣带中部,额上回-顶上小叶,顶上小叶-眶额叶,顶下小叶-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这些脑区以及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主要与社会认知和执行控制相关的脑区。高自闭特质的个体其表现出额中回灰质体积异常增加,顶上小叶灰质密度异常减少,以及功能连接异常变化的趋势,可能正是自闭特质认知功能异常的关键的神经基础。具体而言,首先,额中回可能与社会认知加工以及社会信息推理能力有关,顶上小叶可能与认知控制和细节注意能力有关。其次,自闭特质影响了个体的大脑结构正常的发展与变化,进而也影响了个体的情绪识别能力以及反应抑制能力,前者是社会认知功能的核心能力之一,后者是认知控制功能的核心能力之一。另外,对自闭特质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明,神经质、交流恐惧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危险因素,外倾性、开放性人格特质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总而言之,本研究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与非社会认知能力的神经基础的异常发展变化。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个体了解自闭特质的核心的大脑神经基础,了解自闭特质个体在情绪识别与反应抑制过程中的异常表现,并且进一步表明了个体的人格特质与社会交往能力对自闭特质有显着的影响。本研究也可以为自闭特质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恢复提供建设性的指导和建议。同时,对于综合人格、环境等因素对自闭特质进行个性化的诊断与治疗、干预与训练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王军[9]（2020）在《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新创企业的成长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成长是指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最早始于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分别从分工合作、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角度,将企业成长与创业者的个人特征相结合,将企业视作规模经济的产物。彭罗斯指出,企业成长是企业有效行使管理职能和调控所拥有的资源的结果。作为微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成长在学术领域和管理实践领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通常被认为是竞争、雇佣、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创业的本质是实现企业的成长,而新创企业成长是创业过程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Peter F.Drucker曾说过:“在当今世界,企业家的特征和能力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和存亡。”新创企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与创业者是息息相关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创业,创业者拥有的特征是新创企业成长最为关键的资源和能力要素。基于企业成长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观点,创业者特征可以被看做是企业成长的内部动力。但以往的文献在探讨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时,仅仅是从内生视角将创业者特征作为某类解释新创企业成长的变量,以“新进入缺陷”为假设背景,依据创业过程的理论框架,构建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模式、能力或流程。纵观以往的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者只关注创业者特征的“外生性”功能,缺乏对创业者特征内部构成要素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忽略了创业者特征涵义的复杂性及其构成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多元化功能。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创业的研究越来越成熟,基于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质和创业者特征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断言:新创企业的成长与创业者的众多特征有关,包括他们持久的个性特质。为什么有些人即使在经营环境不是最优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创业,并且会带领企业与个人一同成长,为什么另一些人不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成功地应对企业生存时间和生存空间的挑战,能够持续地进行战略创新,使企业保持持续的成长?企业成长性好的创业者与创业失败者、非创业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研究我国众多的新创企业成长的案例,如果要归纳和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确实不容易。因为相对于企业后续成熟期的发展与壮大,处在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差异非常大。无论是从创业的起点、拥有的资源、所处的业务领域还是商业模式等方面,都很难归纳它们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些创业者自身发现一些他们拥有的某种异于常人的、特殊共同品质和能力。创业者自身的这种特质和特征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新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无法被竞争对手模仿、无法被替代的重要的企业成功或企业成长的要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的成功和成长无法被复制的原因。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对如下问题展开研究:（1）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创业者具有什么样的特征?（2）创业者的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3）不同的创业者特征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中扮演何种角色?（4）新创企业成长影响的机理是什么?（5）借鉴这些成功创业者的特征,对创业人才培养有何启示?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和质性分析方法,通过对18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访谈数据的挖掘,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较好（抽取均为本行业排名前20%的企业）的创业者特征模型。依据企业成长理论,本文分析了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等创业者特征之间的作用关系,并探讨了这些要素与关系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依据人与创业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本文构建了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9条理论假设,以探讨创业者特征要素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以问卷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收集数据。为了能有效地挖掘新创企业成长比较优秀的创业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本文选择发放问卷的企业都是处于行业排名前20%、并且成立时间在8年之内（包括8年）的企业,问卷调研时间历时近4个月,最后总计获得583个有效个案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本文借助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采用逐步回归、路径分析、Bootstrap法以及层级回归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9条假设全部获得数据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1）基于扎根理论挖掘了与新创企业成长有关的创业者特征要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和创新性5个方面,创业者表现出区别于非企业家的个体因素,这些个体差异因素与新创企业成长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正向的显着影响,并且创业韧性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创业韧性的关系以及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均受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即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创业韧性的影响越大,同时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大。（4）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以及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均受到创新性的影响。创业者的创新水平越高,创业韧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大,同时,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也越大。（5）当创业者的创业激情较高时,创新性水平比较高的创业者的创业韧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将会提高,同时,具有较高创新性水平的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也会提高。也就是说,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受到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联合调节的影响,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也受到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联合调节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创业者特征的概念是否可以用来预测或解释新创企业的成长,从而为新创企业成长研究领域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建议。本文为新创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同时也为创业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内容的创新3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研究企业的成长都是以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从内生视角构建企业成长模型,将创业者特征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般都是作为自变量）,忽略了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虽然社会认知理论已经被用来研究人格特质或特征（如韧性、自我效能感等）在其他类型的压力情境中的作用（Mubarak,1997;Major et al.,1998;Bonanno et al.,2005）,但将这些结构纳入一般创业活动,特别是从创业者特征的视角来研究新创企业的成长,这样的研究在理论上还是较缺乏的。本研究从创业者特征视角出发,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的机理模型,尝试回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古老问题,尝试打开创业者特征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黑箱”。因此,本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研究方法的创新回顾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在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研究中,往往依据西方文献提炼创业者特征要素,忽略了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为了分析和总结中国情景下的、优秀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抽取在行业排名前20%的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位新创企业创业者的访谈数据的挖掘,构建了新创企业成长较好的创业者特征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人与创业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构建了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进而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创业者特征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由于本文采用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果和结论更符合中国情景下的企业成长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创业者特征本体论领域内容的创新。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和中国本土情景挖掘了构成创业者特征的核心要素。为了解决在创业者特征中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人的因素”,本文扩展了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并且丰富了基于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征理论。本文根据18份定性访谈资料,将创业者特征从最初总结的50个基本概念要素和14个范畴要素,提炼为5大核心要素:即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新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性在新创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本土新创企业的创业者特征的质性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创业者特征模型,模型构成要素包括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韧性和创新性。本研究明确了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不同,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挖掘了符合中国情景的创业者特征要素模型和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维度,扩展了创业者特征和创业者特质的本体论领域内容。第二,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模型的创新。本研究从创业者特征视角研究新创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探索创业者特征各要素在新创企业成长中的价值。本研究旨在尝试综合文献中关于创业者特征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联系的研究成果,基于人与创业匹配理论和情绪信息理论,提出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的简约框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提供了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的实证证据,为创业者特征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显着的影响,并研究验证了创业韧性在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激情和创新性的调节效应。这些研究结果将加深对创业韧性、创业激情和创新性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作用的理解,并将创业者特征视角拓展到创业领域。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应该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理解创业者内核性特质和创业者特征的重要性。综上所述,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创业者特征及其构成要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和影响功能是有差异的。本文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揭示创业者特征的构成要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其研究成果对企业管理实践是有价值的。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新创企业成长理论,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黄圣慧[10]（2020）在《初中生内外向人格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们在加工信息过程中对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这种注意偏向对个体的生存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这种注意偏向的内部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对于负性刺激注意偏向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多数是在情绪唤醒状态下研究成年人的注意偏向,很少探讨非情绪唤醒状态下的注意偏向,尤其是初中生的负性刺激注意偏向。而初中生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负性刺激注意偏向对他们心理发展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有必要对初中生注意偏向产生原因进行探讨。本研究综合分析了以往文献,发现个体的注意偏向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并从中选取了内外向人格、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和在困难情境中的应对方式这三个因素,探讨初中生在产生负性刺激注意偏向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影响过程,并提出假设:内外向人格会分别或同时通过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注意偏向。选取了两所中学初一年级的228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Gross的情绪调节量表、肖计划的应对方式量表调查他们的内外向人格类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和应对方式,采用编写的E-Prime程序收集注意偏向的数据,采用SPSS 22.0和AMOS 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推断统计、相关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所示:（1）所调查的初中生群体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属于中间型人格,有近三成的初中生属于内向型人格,而外向型人格的初中生仅占两成。（2）男生除在应对方式量表的解决问题维度上得分显着高于女生外,在其他维度上与女生没有显着差异。（3）内外向人格与认知重评、应对方式各因子以及注意偏向间均呈显着相关。其中内外向人格得分与认知重评得分呈显着正相关,与应对方式量表中的合理化、解决问题以及求助维度呈显着正相关,而与其中的自责、幻想、退避维度以及注意偏向呈显着负相关。（4）认知重评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着。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所调查初中生存在负性刺激注意偏向。（2）越外向的个体越善于采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也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就越不容易产生负性刺激偏向。（3）内外向人格会分别通过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注意偏向,内外向人格也会通过认知重评影响应对方式从而影响注意偏向。（4）性别不是影响内外向人格、认知重评、应对方式及注意偏向的主要因素。
二、人格特质与认知操作关系的初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格特质与认知操作关系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及其对职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
| 2.1 生涯适应力的相关研究 |
| 2.1.1 生涯适应力的提出 |
| 2.1.2 生涯适应力的内涵 |
| 2.1.3 生涯适应力的结构与测量 |
| 2.1.4 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
| 2.2 政治技能的相关研究 |
| 2.2.1 政治技能的内涵 |
| 2.2.2 政治技能的结构与测量 |
| 2.2.3 政治技能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
| 2.3 工作重塑的相关研究 |
| 2.3.1 工作重塑的内涵 |
| 2.3.2 工作重塑的结构与测量 |
| 2.3.3 工作重塑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
| 2.4 职业成长的相关研究 |
| 2.4.1 职业成长的内涵 |
| 2.4.2 职业成长的结构与测量 |
| 2.4.3 职业成长的影响因素 |
| 2.5 相关研究评述 |
| 3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及模型构建 |
| 3.1.1 理论基础 |
| 3.1.2 理论推演及模型构建 |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1 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直接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2 工作重塑中介作用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3 政治技能调节作用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5 本章小结 |
| 4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及测量研究 |
| 4.1 基于扎根理论的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研究 |
| 4.1.1 扎根理论的提出及应用 |
| 4.1.2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 4.1.3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资料的分析 |
| 4.1.4 扎根理论的结果与讨论 |
| 4.2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的量化检验与量表开发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2.3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长的直接关系研究 |
| 5.1 变量测量与数据分析 |
| 5.1.1 测量工具 |
| 5.1.2 样本收集与分析 |
| 5.1.3 问卷信度分析与效度检验 |
| 5.1.4 相关性分析与数据检验 |
| 5.2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
| 5.2.1 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的直接影响检验 |
| 5.2.2 生涯适应力五维度对职业成长的影响检验 |
| 5.2.3 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三维度的影响检验 |
| 5.2.4 生涯适应力五维度对职业成长三维度的影响检验 |
| 5.2.5 检验结果汇总 |
| 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对职业成长影响机制研究 |
| 6.1 研究目的 |
| 6.2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2.1 生涯适应力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作用检验 |
| 6.2.2 工作重塑对职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检验 |
| 6.2.3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 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1 政治技能对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长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2 政治技能对生涯适应力五维度与职业成长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3 政治技能对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长各维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4 政治技能调节作用的CFA模型 |
| 6.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1 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的整合分析 |
| 6.4.2 进一步验证中介与调节相互作用的分析 |
| 6.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的创新点 |
| 7.3 管理实践的启示与建议 |
| 7.3.1 个体层面的启示与建议 |
| 7.3.2 铁路组织层面的启示与建议 |
| 7.4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结构封闭式访谈提纲 |
| 附录B 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预试量表 |
| 附录C 正式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胜任特征的研究现状 |
| 1.1.1 胜任特征内涵研究 |
| 1.1.2 胜任特征结构研究 |
| 1.2 职业心理品质的研究现状 |
| 1.2.1 职业心理品质的内涵研究 |
| 1.2.2 职业心理品质的结构研究 |
| 1.2.3 职业心理品质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
| 1.2.4 职业心理品质的培养研究 |
| 1.3 警察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研究 |
| 1.3.1 警察胜任特征研究 |
| 1.3.2 警察职业心理品质研究 |
| 2 问题提出与总体设计 |
| 2.1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2.1.1 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加强 |
| 2.1.2 理论结构有待深入探讨 |
| 2.1.3 我国警察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状况有待探索 |
| 2.2 研究思路 |
| 2.2.1 深化警察职业心理品质的理论研究 |
| 2.2.2 结合胜任特征研究范式探索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 |
| 2.2.3 使用编制问卷研究我国警察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特点 |
| 2.3 研究目的 |
| 2.4 研究假设 |
| 2.5 研究技术路线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被试 |
| 3.1.1 专家咨询被试 |
| 3.1.2 行为事件访谈被试 |
| 3.1.3 问卷预测被试 |
| 3.1.4 正式问卷被试 |
| 3.2 研究步骤与程序 |
| 3.2.1 理论构建 |
| 3.2.2 初始问卷的形成 |
| 3.2.3 条目筛选与正式问卷的形成 |
| 3.2.4 正式问卷的检验 |
| 3.3 数据统计分析 |
| 4 研究结果 |
| 4.1 初始问卷的形成 |
| 4.1.1 理论结构 |
| 4.1.2 初始问卷数量结构 |
| 4.2 正式问卷的形成 |
| 4.2.1 项目分析 |
| 4.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 正式问卷的检验 |
| 4.3.1 样本正态性检验 |
| 4.3.2 信度检验 |
| 4.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4 效度检验 |
| 4.4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特点分析 |
| 4.4.1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总体水平 |
| 4.4.2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与工作表现差异比较 |
| 4.4.3 不同工作表现的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水平差异 |
| 5 讨论 |
| 5.1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理论模型的构建 |
| 5.1.1 理论模型的初始构建 |
| 5.1.2 基于行为事件访谈的理论模型修正 |
| 5.2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问卷的编制 |
| 5.3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的一般特点 |
| 5.3.1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总体水平较高 |
| 5.3.2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水平与现实表现具有一致性 |
| 5.3.3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在性别、警龄与职级上存在差异 |
| 5.4 研究总结与应用展望 |
| 5.4.1 研究创新 |
| 5.4.2 研究不足 |
| 5.4.3 研究启示与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核检表 |
| 附录B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素术语表 |
| 附录C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初始问卷 |
| 附录D 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正式问卷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数字素养内涵研究 |
| 二、关于数字素养与相关素养关系研究 |
| 三、关于数字素养教育与实践研究 |
| 四、关于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研究 |
| 五、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内涵及界定 |
| 一、数字素养概念的梳理 |
| 二、数字素养与相关素养的本质差异 |
| 三、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内涵的界定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多维审视 |
| 一、技术哲学:“人-技”共生融合的高职学生数字素养 |
| 二、人格心理学:人格特质视角的高职学生数字素养 |
| 三、人才培养观:面向就业与未来发展的高职学生数字素养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理论基础 |
| 一、胜任特征模型理论 |
| 二、复杂性理论 |
| 第三章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及评价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需求分析和框架参考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需求分析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参考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初步凝练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凝练原则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一级构成要素的提取 |
| 三、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二级构成要素的提取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专家验证 |
| 一、咨询专家与专家问卷的确定 |
| 二、第一轮专家调查过程与分析 |
| 三、第二轮专家调查过程与分析 |
| 四、专家咨询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
| 第四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阐释与模型构成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阐释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构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权重确定与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权重确定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ANP建模过程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权重计算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权重分析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一级构成要素的权重分析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二级构成要素的权重分析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完善与分析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修订完善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优点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实证应用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调研设计 |
| 一、调研目的 |
| 二、调研对象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的质量检验 |
| 一、调查问卷的项目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特征分析 |
|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整体特征 |
|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具体特征 |
| 第四节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
| 一、不同年级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差异 |
| 二、不同专业类别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差异 |
| 三、不同家庭背景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水平差异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政府需创设人-技融合发展的数字生态 |
| 二、企业参与研制就业导向的数字人才培养方案 |
| 三、高职院校从多维度创新发展数字素养教育 |
| 四、高职学生需增强自身数字竞争力与职业能力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4）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论文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绩效 |
| 2.1.1 创新绩效的概念 |
| 2.1.2 创新绩效的维度 |
| 2.1.3 创新绩效的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 |
| 2.2.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概念 |
| 2.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创新行为、组织绩效 |
| 2.2.4 小结 |
| 2.3 组织学习 |
| 2.3.1 组织学习的概念 |
| 2.3.2 组织学习的类型 |
| 2.3.3 组织学习的维度 |
| 2.3.4 组织学习的测量 |
| 2.3.5 组织学习与创新行为、创新绩效 |
| 2.3.6 小结 |
| 2.4 环境动态性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定义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高管主动性人格 |
| 2.5.1 主动性人格 |
| 2.5.2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概念与测量 |
| 2.5.3 中国情境下的高管主动性人格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 高阶梯队理论 |
| 3.1.1 高阶梯队理论的产生 |
| 3.1.2 高阶梯队理论的新发展 |
| 3.1.3 高阶梯队理论的中国情境化 |
| 3.2 动态能力理论 |
| 3.2.1 动态能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3.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动态能力形成 |
| 3.2.3 小结 |
| 3.3 研究框架 |
| 3.4 研究假设 |
| 3.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学习 |
| 3.4.3 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4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
| 3.4.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6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
| 3.4.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3.5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预调研 |
| 4.1 变量测量量表 |
| 4.1.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量表(TMT Behavioral Integration Scale) |
| 4.1.2 组织学习量表(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cale) |
| 4.1.3 企业创新绩效量表(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cale) |
| 4.1.4 环境动态性量表(Environmental Dynamism Scale) |
| 4.1.5 高管主动性人格量表(Top- Manager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设计过程 |
| 4.2.2 问卷结构 |
| 4.3 预调研样本描述 |
| 4.4 量表修订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讨论 |
| 5.1 正式调研 |
|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
| 5.4.2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 |
| 5.4.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 |
| 6.4 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电动自行车风险骑行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理论概述 |
| §1.2.1 人格特质理论 |
| §1.2.2 安全氛围理论 |
| §1.2.3 驾驶行为理论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人格特质与驾驶行为关系研究现状 |
| §1.3.2 人格特质与安全氛围关系研究现状 |
| §1.3.3 安全氛围与驾驶行为关系研究现状 |
| §1.3.4 安全知识的调节作用研究现状 |
| §1.3.5 研究现状小结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
| §2.1 风险骑行行为理论研究模型 |
| §2.2 量表设计 |
| §2.2.1 大五人格量表 |
| §2.2.2 交通安全氛围量表 |
| §2.2.3 风险骑行行为量表 |
| §2.2.4 交通安全知识量表 |
| §2.3 调查实施过程 |
| §2.3.1 问卷发放过程 |
| §2.3.2 样本量 |
| §2.3.3 样本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数据检验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检验 |
| §3.1.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1.2 信度检验 |
| §3.2 因子差异性分析 |
| §3.2.1 因子得分计算 |
| §3.2.2 人口统计变量的显着性差异分析 |
| §3.2.3 骑行信息变量的显着性差异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风险骑行行为分析 |
| §4.1 结构方程模型 |
| §4.2 模型检验与修正 |
| §4.2.1 测量模型适配度的检验与修正 |
| §4.2.2 结构模型适配度的检验与修正 |
| §4.3 模型结果分析 |
| §4.3.1 潜变量路径分析 |
| §4.3.2 人口统计特征下的多群组路径分析 |
| §4.3.3 交通安全知识的调节作用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善电动自行车骑行行为的对策 |
| §5.1 人格特质相关对策 |
| §5.2 交通安全氛围相关对策 |
| §5.2.1 提高内部需求认知水平 |
| §5.2.2 提高交通系统功能性水平 |
| §5.2.3 提高交通安全知识水平 |
| §5.3 交通管制和惩罚机制对策 |
| §5.3.1 电动自行车处罚程序APP |
| §5.3.2 电动自行车违章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电动自行车用户风险骑行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6）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团体创造概念及理论 |
| 1.1 团体创造的概念 |
| 1.2 团体创造的形式 |
| 1.3 团体创造理论模型 |
| 1.4 团体创造的测量 |
| 2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1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2 团体水平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3 双人合作问题解决过程模型 |
| 3 团体互动 |
| 3.1 团体互动概念 |
| 3.2 团体互动相关研究 |
| 4 团体角色 |
| 4.1 团体中个体角色不对称 |
| 4.2 领导概念及作用 |
| 4.3 领导产生相关研究 |
| 4.4 团体中的成员及相关研究 |
| 5 团体创造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及其神经机制 |
| 5.1 团队认知 |
| 5.2 创造性观点产生与评价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 |
| 5.3 对他人创新观点注意机制 |
| 5.4 团体创造中人际互动的神经机制 |
| 6 近红外超扫描技术及分析指标 |
| 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总体研究设计 |
| 1 问题提出 |
| 2 总体研究设计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 |
| 1 研究一: 领导者相关个体特质探究 |
| 1.1 实验一 领导者相关个体特征探究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方法 |
| 1.1.3研究结果 |
| 1.1.4 讨论 |
| 2 研究二: 不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互动 |
| 2.1 预实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任务可行性及实验设置制定 |
| 2.1.1 研究目的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研究结果 |
| 2.1.4 讨论 |
| 2.2 实验二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涌现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2.1 研究目的 |
| 2.2.2 研究方法 |
| 2.2.3 研究结果 |
| 2.2.4 讨论 |
| 2.3 实验三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选举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3.1 研究目的 |
| 2.3.2 研究方法 |
| 2.3.3 研究结果 |
| 2.3.4 讨论 |
| 2.4 实验四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权力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4.1 研究目的 |
| 2.4.2 研究方法 |
| 2.4.3 研究结果 |
| 2.4.4 讨论 |
| 2.5 实验五 不同领导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与成员的人际互动差异 |
| 2.5.1 研究目的 |
| 2.5.2 研究方法 |
| 2.5.3 研究结果 |
| 2.5.4 讨论 |
| 3 研究三: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领导-成员互动的神经机制 |
| 3.1 实验六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中涌现领导者与追随者人际互动神经机制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研究结果 |
| 3.1.4 讨论 |
| 3.2 实验七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中不同类型领导与成员人际互动的神经机制 |
| 3.2.1 研究目的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研究结果 |
| 3.2.4 讨论 |
| 第四部分 总讨论 |
| 1 结果总讨论 |
| 1.1 不同方式产生的领导者个体特征 |
| 1.2 不同领导类性团队的问题解决过程差异 |
| 1.3 领导和成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
| 1.4 领导成员的人际互动模式及与创新表现的关系 |
| 1.5 团体创造过程中领导-成员的人际间大脑活动同步 |
| 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第五部分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转录模板示例 |
| 附录2 研究一相关问卷示例 |
| 附录3 研究二和三相关问卷示例 |
| 附录4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7）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与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EID事件 |
| 1.2.2 EID网络舆情 |
| 1.2.3 信息分享行为 |
| 1.3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 1.3.1 EID网络舆情研究 |
| 1.3.2 信息行为的影响规律研究 |
| 1.3.3 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论文结构 |
| 2 研究构架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构架与数据基础 |
| 2.1.1 理论基础 |
| 2.1.2 研究框架 |
| 2.1.3 数据获取与描述 |
| 2.2 EID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识别方法 |
| 2.2.1 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识别流程 |
| 2.2.2 数据预处理与网民的异质性特征抽取 |
| 2.2.3 网民的异质性标注 |
| 2.2.4 网络舆情文本中的网民的异质性识别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 |
| 2.3.2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2.3.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2.3.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2.3.5 计算实验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3 EID情境下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研究 |
| 3.1 问题描述与研究思路 |
| 3.2 网民的风险感知特征和风险动态感知分析 |
| 3.2.1 网民的风险感知特征分析 |
| 3.2.2 网民的风险动态感知过程分析 |
| 3.3 网络舆情中风险感知相关变量的计算 |
| 3.3.1 风险感知词表的构建 |
| 3.3.2 网络舆情文本中的风险感知变量计算方法 |
| 3.3.3 网络舆情中信息分享行为变量计算方法 |
| 3.3.4 网络舆情阶段分类与计算方法 |
| 3.4 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构建 |
| 3.4.1 网民的风险感知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生成 |
| 3.4.2 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 |
| 3.5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 3.5.1 数据预处理与分析方法 |
| 3.5.2 萌芽期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3.5.3 爆发期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3.5.4 缓和期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3.5.5 善后期风险感知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3.5.6 结果讨论与贡献 |
| 3.6 本章小结 |
| 4 EID情境下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研究 |
| 4.1 问题描述与研究思路 |
| 4.2 网民的情绪特征和情绪动态反馈过程分析 |
| 4.2.1 网民的情绪特征分析 |
| 4.2.2 网民的情绪动态反馈过程分析 |
| 4.3 网络舆情文本中的情绪变量的计算 |
| 4.3.1 情绪词典选择 |
| 4.3.2 网络舆情文本中的情绪变量计算方法 |
| 4.4 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构建 |
| 4.4.1 网民的情绪变量的时间序列生成 |
| 4.4.2 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 |
| 4.5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5.1 数据预处理与分析方法 |
| 4.5.2 萌芽期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4.5.3 爆发期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4.5.4 缓和期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4.5.5 善后期情绪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4.5.6 结果讨论与贡献 |
| 4.6 本章小结 |
| 5 EID情境下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研究 |
| 5.1 问题描述与研究思路 |
| 5.2 网民的人际影响力特征和人际影响力动态变化过程分析 |
| 5.2.1 网民的人际影响力特征分析 |
| 5.2.2 网民的人际影响力动态变化过程分析 |
| 5.3 网络舆情中人际影响力变量的计算 |
| 5.3.1 人际影响力的指标抽取 |
| 5.3.2 网络舆情中人际影响力变量的计算方法 |
| 5.4 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构建 |
| 5.4.1 网民人际影响力变量的时间序列生成 |
| 5.4.2 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分析模型 |
| 5.5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5.1 数据预处理与分析方法 |
| 5.5.2 萌芽期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5.5.3 爆发期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5.5.4 缓和期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5.5.5 善后期人际影响力对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动态影响 |
| 5.5.6 结果讨论与贡献 |
| 5.6 本章小结 |
| 6 EID情境下针对异质性网民的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
| 6.1 问题描述与研究思路 |
| 6.2 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的计算实验模型设计 |
| 6.2.1 模型架构和构建流程 |
| 6.2.2 模型假设 |
| 6.2.3 异质性网民的交互环境分析 |
| 6.2.4 异质性网民的属性设置 |
| 6.2.5 异质性网民交互过程设计 |
| 6.3 模型校验与演化分析 |
| 6.3.1 模型校验 |
| 6.3.2 网民的观点演化分析 |
| 6.3.3 网民的人际影响力演化分析 |
| 6.4 针对异质性网民的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
| 6.4.1 针对异质性网民的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思路 |
| 6.4.2 基于网民风险感知的引导策略分析 |
| 6.4.3 基于网民情绪的引导策略分析 |
| 6.4.4 基于网民人际影响力的引导策略分析 |
| 6.5 针对异质性网民的网络舆情引导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McCrae&Costa开发的标注人格特质的问卷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大学生自闭特质的脑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
| 1.1 自闭特质的研究背景 |
| 1.1.1 自闭症谱系障碍及自闭特质的概念 |
| 1.1.2 自闭特质的国内外现状 |
| 1.1.3 自闭特质的测量工具 |
| 1.2 自闭特质的脑机制研究 |
| 1.2.1 自闭特质的脑电研究 |
| 1.2.2 自闭特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
| 1.2.3 自闭特质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
| 1.3 自闭特质的影响因素 |
| 1.3.1 自闭特质的风险因素 |
| 1.3.2 自闭特质的保护因素 |
| 第2章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1 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案 |
| 2.1.1 问题提出 |
| 2.1.2 研究方案 |
| 2.2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3章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 |
| 3.1 实验1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基础-基于大脑灰质体积与灰质密度的研究 |
| 3.1.1 实验目的 |
| 3.1.2 实验方法 |
| 3.1.3 实验结果 |
| 3.2 实验2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功能基础-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
| 3.2.1 实验目的 |
| 3.2.2 实验方法 |
| 3.2.3 实验结果 |
| 3.3 讨论 |
| 3.3.1 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大脑结构基础的讨论 |
| 3.3.2 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的大脑功能基础的讨论 |
| 第4章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功能机制-基于任务态fMRI的研究 |
| 4.1 实验3大学生自闭特质负性情绪加工的神经基础-基于情绪调节任务态的研究 |
| 4.1.1 实验目的 |
| 4.1.2 实验材料评定 |
| 4.1.3 实验方法 |
| 4.1.4 实验结果 |
| 4.2 实验4大学生自闭特质抑制控制能力的神经基础-基于停止信号任务态的研究 |
| 4.2.1 实验目的 |
| 4.2.2 实验方法 |
| 4.2.3 实验结果 |
| 4.3 讨论 |
| 4.3.1 大学生自闭特质负性情绪加工过程的神经基础的讨论 |
| 4.3.2 大学生自闭特质个体反应抑制能力的神经基础的讨论 |
| 第5章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风险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
| 5.1 实验5神经质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
| 5.1.1 实验目的 |
| 5.1.2 实验方法 |
| 5.1.3 实验结果 |
| 5.2 实验6交流恐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
| 5.2.1 实验目的 |
| 5.2.2 实验方法 |
| 5.2.3 实验结果 |
| 5.3 讨论 |
| 5.3.1 神经质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讨论 |
| 5.3.2 交流恐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讨论 |
| 第6章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保护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
| 6.1 实验7外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
| 6.1.1 实验目的 |
| 6.1.2 实验方法 |
| 6.1.3 实验结果 |
| 6.2 实验8开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
| 6.2.1 实验目的 |
| 6.2.2 实验方法 |
| 6.2.3 实验结果 |
| 6.3 讨论 |
| 6.3.1 外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的讨论 |
| 6.3.2 开放性对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的讨论 |
| 第7章 总讨论与总结论 |
| 7.1 总讨论 |
| 7.1.1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 |
| 7.1.2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负性情绪加工与反应抑制能力的脑机制 |
| 7.1.3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风险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
| 7.1.4 大学生自闭特质的保护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
|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3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9）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 |
| 2.1.1 扎根理论 |
| 2.1.2 人与组织匹配理论 |
| 2.1.3 企业成长理论 |
| 2.1.4 情绪信息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创业者特质与创业者特征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创业自我效能感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创业激情相关研究综述 |
| 2.2.4 创业韧性相关研究综述 |
| 2.2.5 新创企业成长相关研究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创企业创业者特征挖掘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3.1.3 访谈提纲设计 |
| 3.1.4 数据收集过程 |
| 3.2 研究过程 |
| 3.2.1 开放编码 |
| 3.2.2 主轴编码 |
| 3.2.3 选择编码 |
| 3.2.4 语义分析 |
| 3.2.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4.1 变量内涵界定与维度 |
| 4.1.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的内涵界定与维度 |
| 4.1.2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内涵与维度 |
| 4.1.3 创业激情的内涵与维度 |
| 4.1.4 创业韧性的内涵与维度 |
| 4.1.5 创新性的内涵与维度 |
| 4.1.6 新创企业成长的内涵与维度 |
| 4.2 理论模型构建 |
| 4.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3.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假设 |
| 4.3.2 创业韧性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假设 |
| 4.3.3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假设 |
| 4.3.4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性的调节效应假设 |
| 4.3.5 创新性与创业激情的联合调节效应假设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1 调查问卷设计的原则与流程 |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的流程 |
| 5.2 调查问卷内容的确定 |
| 5.3 变量的度量 |
| 5.3.1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的度量 |
| 5.3.2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度量 |
| 5.3.3 创业激情的度量 |
| 5.3.4 创业韧性的度量 |
| 5.3.5 创新性的度量 |
| 5.3.6 新创企业成长的度量 |
| 5.3.7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5.4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1 预调研数据收集 |
| 5.4.2 预调研数据处理及问卷修正 |
| 5.5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5.5.1 数据收集 |
| 5.5.2 样本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 |
| 6.1 数据分析方法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3 假设检验 |
| 6.3.1 直接效应检验 |
| 6.3.2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新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3.4 创业激情与创新性的联合调节效应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果讨论与启示 |
| 7.1 结果讨论 |
| 7.1.1 创业者特征构成要素的讨论 |
| 7.1.2 创业者内核性特质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的讨论 |
| 7.1.3 创业韧性的中介效应讨论 |
| 7.1.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讨论 |
| 7.1.5 创业激情与创新性的调节效应的讨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8.3.1 研究局限 |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新创企业创业者特征挖掘”访谈提纲 |
| 附录2 新创企业成长影响机理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初中生内外向人格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注意偏向的定义及其相关研究 |
| 1.1.1 注意偏向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
| 1.1.2 注意偏向研究的实验范式 |
| 1.2 内外向人格特质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
| 1.3 认知重评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
| 1.4 应对方式的定义及其相关研究 |
| 1.5 内外向人格、注意偏向、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
| 1.5.1 内外向人格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
| 1.5.2 内外向人格与认知重评的关系 |
| 1.5.3 认知重评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
| 1.5.4 内外向人格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
| 1.5.5 应对方式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
| 1.5.6 认知重评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
| 2 问题提出 |
| 2.1 问题提出 |
| 2.2 研究目的 |
| 2.3 研究意义 |
| 2.3.1 理论意义 |
| 2.3.2 实践意义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工具 |
| 3.3 研究过程 |
| 3.3.1 问卷调查 |
| 3.3.2 注意偏向实验 |
| 4 研究结果 |
| 4.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和检验 |
| 4.2 内外向人格维度基本情况分析 |
| 4.3 内外向人格、认知重评、应对方式与注意偏向在性别上的差异 |
| 4.4 内外向人格、认知重评、应对方式与注意偏向的相关分析 |
| 4.5 中介作用检验 |
| 4.5.1 认知重评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4.5.2 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4.5.3 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检验 |
| 5 讨论 |
| 5.1 注意偏向情况现状分析 |
| 5.2 初中生现有人格现状的分析 |
| 5.3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分析 |
| 5.4 内外向人格、认知重评、应对方式与注意偏向的相关分析 |
| 5.5 认知重评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
| 5.6 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
| 5.7 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在内外向人格和注意偏向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
| 5.8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5.8.1 创新之处 |
| 5.8.2 不足之处 |
| 5.8.3 本研究的教育启示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人格特质与认知操作关系的初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铁路管理人员生涯适应力及其对职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D]. 孙长索.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执法勤务类民警职业胜任心理品质研究[D]. 王琼.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08)
- [3]高职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D]. 唐婷.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4]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天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5]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电动自行车风险骑行行为研究[D]. 谢思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1(02)
- [6]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D]. 李松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7]EID情境下异质性网民信息分享行为与引导研究[D]. 许莉薇. 大连理工大学, 2021
- [8]大学生自闭特质的脑机制及其影响因素[D]. 于亚旭. 西南大学, 2020(04)
- [9]基于创业者特征视角的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D]. 王军. 吉林大学, 2020(01)
- [10]初中生内外向人格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认知重评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D]. 黄圣慧. 喀什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