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文献综述）
张巩[1]（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重阳[2]（2021）在《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省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条件和一衣带水的文化禀赋资源,造就了它与东盟国家情同手足,相辅而行的地缘关系。随着我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沿边与内陆市场,西南地区经济增速领跑全国,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得到日益加深,西南地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新机遇中云南省根据其自身区位条件与发展优势做出新的定位与思考,云南省要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一轮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合作中赢得机遇,如何建立与东盟良好的地缘经济联系将是云南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经济学、地理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合梳理,选取云南省与东盟的贸易额及各类产品的贸易额数据,采用贸易结合度、贸易依赖度、产品结构分析和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度等方法,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分析了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上的演变过程。同时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是由传统经济利益和非传统经济利益的综合诉求下,并通过地缘优势、生产要素、地缘约束、贸易自由、睦邻富邻的推动以及行动主体间贸易资金流、产品流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最后根据其驱动机制并结合实际提出云南省与东盟未来在地缘经济联系上的对策与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展开当前研究。第一部分绪论,包含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国内外研究的综述、相关理论支撑等,并重点介绍了地缘经济的概念与理解;第二部分从地理环境视角出发对研究区概况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并对当前云南省与东盟的地缘经济联系现状展开简要陈述;第三部分通过整理历年来云南省与东盟贸易额和各类产品的贸易额,计算出贸易强度、贸易依赖度、贸易产品结构、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度等,进行时空演变上特征分析;第四部分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第五部分根据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的驱动机制,对双方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通过研究结果表明:（1）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大体可划分为兴起（1999-2007年）、繁荣（2008-2014年）、改革创新（2015-2019年）三个阶段,空间上整体呈现由北至南,由邻近到远离的递减特点,强度较高的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的缅甸、越南和老挝等,强度较低的主要分布在远离云南的岛屿国家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2）地缘经济联系依赖度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空间上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且多集中分布在中南半岛地区,格局呈现由单核心向双核心演变的特征,联系依赖度最高的国家由单一的缅甸,到后来越南的兴起,逐步形成双核心模式发展。（3）产品结构上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整体差异性较大,但仍呈现相对集中的演变态势。云南对东盟新四国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由资源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上升趋势明显;云南对东盟老六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由资本密集型转向资源、劳动密集型。（4）产品结构优势度上,云南对东盟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保持较强的竞争力或比较优势;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开始逐步转为较差竞争力或比较劣势;在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显着;在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优势性与劣势性波动性明显。资源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有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有新加坡、缅甸和文莱,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有老挝和柬埔寨。整体上云南对东盟国别出口的产品结构趋于优化,比较优势产品结构趋于合理化。（5）地缘经济综合联系度上,与东盟整体处于强联系水平,按国别划分为经济联系强国（缅甸和越南）,经济联系较强国（老挝）,经济联系一般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经济联系较弱国（柬埔寨）,经济联系弱国（文莱）。总体呈现极为不均衡的态势,一是存在于东盟新四国与东盟老六国的之间的不均衡,二是存在于区域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之间的不均衡。（6）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的驱动机制是由传统经济利益和非传统经济利益的综合诉求下,并通过地缘优势、生产要素、地缘约束、贸易自由、睦邻富邻的推动以及行动主体间贸易资金流、产品流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7）针对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发展现状,并结合驱动机制提出充分发挥云南地缘优势,加强交通、口岸等基础设的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力;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全方位构建贸易平台,拓宽贸易渠道;加强区域合作与治理,共同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等对策与建议。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严婷[4]（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贸投资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促进未来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部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地位不同,经济收益难以直接体现,加剧了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获益的质疑。有不少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是造成母国制造业萎缩及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加剧母国“中产阶级衰落”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产业链的国内化趋势。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迅猛提升,涵盖的行业和区位范围与日俱增,存量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388.70亿美元,增长超50倍,列世界第三位。未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最大值0.491,2015年的最小值0.462,再上升为2018年的0.468,均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仍然属于较高不平等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趋势。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动机、制约因素及对东道国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工业行业内层面,主要分析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企业员工工资产生影响。鲜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愈加重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背景,分别从影响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到的短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差异是什么?第三,未来如何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本文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作为指导性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会引起母国要素收入的重新分配。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异质性,拓展“Mincer收入模型”的形式,结合“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与“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且长期影响呈现为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在经验与实证研究中,本文对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存量数据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存在性。基于中国2003-2018年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的基尼系数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因果关系。采用2003-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及“FDI Market”和“Dealogic”数据库12623家中国企业具体项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进行了跨时期、分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分东道国投资动机的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但是目前缩小的效应仍然小于扩大的效应,即当前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端。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扩大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趋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此外,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扩大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交互作用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异质性影响,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并且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扩大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扩大作用具有滞后性。以2008年为分界点,跨时期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加强。以对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分类,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当前总体上缩小的影响仍然小于扩大的影响。而对于制度优惠型经济体与资源丰裕类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扩大了中国地区内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行业异质性影响方面,将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商务部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匹配。34个全行业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结果表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处于扩大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阶段。投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影响。并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改变母国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对母国“生产率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影响机制的影响方向依赖于对外投资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基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要积极引导从行业与区位布局上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特别是要审慎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外移问题及扩大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
陈瑶雯[5]（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唐叶[6]（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陆玲芝[7]（2020）在《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实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等贸易开放措施后,中国凭借良好的“人口红利”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在三大要素密集型产业中,中国依托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享誉世界的制造业大国。然而,随着中国国内平均工资水平大幅上升,低成本的劳动力已逐渐消失。本文由此探究中国应当如何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整理UN Comtrade数据库的相关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基础上,以中国11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出口总量和产业出口竞争力指数两方面分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现状,此外还选取与中国已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东盟六国作为对照,就双边产业出口结构和出口竞争力指数进行对比分析来体现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环境及行内竞争压力。然后通过测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将11个行业划分为高低附加值水平,通过建立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贸易附加值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行业内具有异质性。全球贸易自由化对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其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仍产生负面影响,需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吸引外商投资来提升其产业出口竞争力。此外,区域自贸合作带来的局部贸易自由化可能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正面影响,对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继续推进局部间的多边开放性经济战略,发展产业内贸易,增进产业互补,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行业内竞争。
康江江[8]（2020）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转移的背景下,生产重心逐渐集中到全球新兴区域内的主要城市群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新兴城市群地区受全球跨国资本的影响最大,成为了新兴区域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就中国而言,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与全球联系的主要阵地,尤其是我国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地区,不仅承接了大量的全球制造业转移,同时成长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群地区。这些城市群地区不仅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推动全球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地区内部也发生着产业空间的重构,推动着地区内部产业分工的深入。因此,在更精细的区域分工基础上的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已经形成。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越来越关心在全球分工中如何划分地域空间,以及为什么在新兴经济体的大城市群地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配置地区的制造业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分析,论文将立足于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从分析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集聚视角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的演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论文共分为8章内容来展开论文的分析。其中,前两章为背景问题、文献回顾以及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形成了由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组成的影响地区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的解释框架。第三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区域、数据的基本情况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到第六章主要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时空特征,同时利用具体的计量模型来检验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的影响。第七章则以本地区四个典型性行业为例,分析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代表性行业地区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最后一章为论文的结论和展望。通过研究发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制造业专业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出外围城市化地区专业化指数高,而核心城市化地区的专业化指数低的特征。同时,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以城市群为主导的“Z”字型工业走廊,且呈现出了进一步的强化趋势。这就表明那些外围城市化地区的县域可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抗击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现状。而核心城市化地区则呈现出多类型制造业共同集聚的特征,导致整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在整个地区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性。（2）论文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证实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的作用,并发现地方化要素、城市化要素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均会产生显着的影响。地方化要素的变量会对专业化和集聚产生差异性的作用;而城市化要素则可以促进县域制造业的集聚,但是对县域专业化的影响确是负向的;全球化要素则对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的影响均呈现出双面性。（3）论文以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行业的产值规模在不断增加,但是就业趋势却以2010年为拐点呈现出明显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其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专业化片状集聚特征,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工差异。实证模型同样证实了地方化要素、城市化要素以及全球化要素会显着影响案例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具体的作用方向会因行业的差异导致结果有一些差异。最后,论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产业集聚以及具体行业专业化集聚的一些对策建议。
朱子龙[9]（2020）在《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传统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域特征也在发生改变,但与之相关的贸易规则、价值链治理原则却没有与时俱进,甚至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笼罩全球,势必会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创新形成更大的阻力,所以我国要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攀升,就需要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客观地研判数字经济下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演变趋势,才能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规律,为进一步有序推进区域或全球一体化协定谈判提供依据。本论文就是在此背景下,以数字经济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由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相关性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及其它有关变量促进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上,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潮流,有序推动区域与全球一体化协定的谈判,促进我国制造业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向高端攀升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不论是理论分析、现状分析还是实证分析结果都证实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演变,特别是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向区域化演变的影响更为显着。然而,区域化和全球化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目前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精力与最优势的资源首先集中在区域协定的谈判上,然后再向与区域外国家或全球多边协定谈判方向努力,让区域化与全球化在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或许更有助于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潮流,更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
贺少军[10]（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二、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1.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4.1 变量的选取 |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顺时代应发展,共建世界经济的新模式 |
| 1.1.2 抓机遇迎挑战,共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
| 1.1.3 建设好发展好西南经济窗口的迫切需要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内容 |
| 1.2.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理论意义 |
| 1.3.3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法 |
| 1.5.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法 |
| 1.5.3 比较分析法 |
| 1.5.4 数据来源 |
| 1.6 地缘经济联系研究的相关概念 |
| 1.6.1 地缘体 |
| 1.6.2 地缘关系 |
| 1.6.3 地缘经济 |
| 1.7 理论基础 |
| 1.7.1 地缘政治理论 |
| 1.7.2 国际分工理论 |
| 1.7.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理论 |
| 1.7.4 国家利益理论 |
| 第2章 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基本概况 |
| 2.1 研究区地理环境 |
| 2.1.1 地理位置条件 |
| 2.1.2 自然环境状况 |
| 2.1.3 社会经济发展 |
| 2.2 地缘经济联系的概况 |
| 2.2.1 贸易规模 |
| 2.2.2 商品贸易结构 |
| 第3章 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1 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变 |
| 3.1.1 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时间演变 |
| 3.1.2 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演变 |
| 3.2 地缘经济联系依赖度的时空演变 |
| 3.2.1 地缘经济联系依赖度的时间演变 |
| 3.2.2 地缘经济联系依赖度的空间演变 |
| 3.3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的时空演变 |
| 3.3.1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的时间演变 |
| 3.3.2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的空间演变 |
| 3.4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优势度的时空演变 |
| 3.4.1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优势度的时间演变 |
| 3.4.2 地缘经济联系产品结构优势度的空间演变 |
| 3.5 地缘经济联系的综合分析 |
| 第4章 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驱动机制分析 |
| 4.1 驱动机制的分析思路与框架 |
| 4.2 对传统经济利益的诉求 |
| 4.2.1 地缘优势 |
| 4.2.2 生产要素 |
| 4.2.3 地缘约束 |
| 4.3 对非传统经济利益的诉求 |
| 4.3.1 贸易自由 |
| 4.3.2 睦邻安邻 |
| 4.4 地缘经济联系驱动机制的综合分析 |
| 第5章 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未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5.1 充分发挥云南地缘优势,加强交通、口岸等基础设的建设 |
| 5.1.1 国际大通道的建设 |
| 5.1.2 加强交通、口岸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
| 5.2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力 |
| 5.2.1 立足比较优势,谋划未来产业发展 |
| 5.2.2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
| 5.3 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
| 5.3.1 打造西南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
| 5.3.2 为云南经济腾飞注入推进剂 |
| 5.3.3 制度与机制为经济保驾护航 |
| 5.4 全方位构建贸易平台,拓宽贸易渠道 |
| 5.4.1 信息平台建设 |
| 5.4.2 交易平台建设 |
| 5.4.3 金融平台建设 |
| 5.4.4 科教平台建设 |
| 5.5 加强区域合作与治理,共同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 |
| 5.5.1 共治共建共享良好的地缘安全环境 |
| 5.5.2 营造“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命运共同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相关研究的结论 |
| 6.2 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测算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收入分配差距的内涵与度量 |
| 2.1.3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的选取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3 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4 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规律 |
| 2.2.5 理论评述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1 生产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2 行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3 区位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效应 |
| 3.1.1 生产扩张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产业外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替代效应” |
| 3.1.3 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效应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理论模型 |
| 3.3.1 罗默两部门模型与要素投入结构 |
| 3.3.2 特定要素模型与要素收入变化 |
| 3.3.3 明瑟收入模型与模仿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事实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 |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
| 4.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2.1 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 |
| 4.2.2 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3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4 中国与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灰色关联度 |
| 5.1.2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比较 |
| 5.2 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
| 5.2.1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 5.2.2 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误差修正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6.1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1 动态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跨时期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东道国区位异质性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2.1 分投资动机的东道国分类 |
| 6.2.2 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7.1 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比较 |
| 7.2 行业异质性外直接投资影响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2.1 分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
| 7.2.2 面板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处理与计量方法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需求 |
| 二、外资比重 |
| 三、技术水平 |
| 四、市场集中度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相关研究 |
| 四、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的传统理论机制 |
| 一、规模经济效应 |
| 二、竞争强化效应 |
| 三、技术进步效应 |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的其他影响机制 |
| 一、中间投入品成本效应 |
| 二、技术跨越效应 |
| 三、中间投入品互补效应 |
| 第二章 中国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贸易自由化现状 |
| 一、中国全球贸易自由化现状分析 |
| 二、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现状 |
| 一、出口总量变化分析 |
| 二、产业出口竞争力指数测度分析 |
| 三、中国与东盟六国的比较分析 |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测度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全球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检验 |
| 二、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四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全球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二、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
| 二、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研发投入力度 |
| 三、重视劳动力资本的质量提升 |
| 四、继续推进开放性经济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梳理与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地区专业化 |
| 2.1.2 制造业集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传统贸易理论 |
| 2.2.2 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理论 |
| 2.2.4 开发区建设理论 |
| 2.2.5 城市化和城市网络理论 |
| 2.2.6 增长极理论 |
| 2.2.7 演化经济地理理论 |
| 2.2.8 基础理论总结 |
| 2.3 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的研究综述与假说的提出 |
| 2.3.1 基于地方化视角的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3.2 基于城市化视角的制造业集聚与专业化的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3.3 基于全球化视角的制造业集聚与专业化的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4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域界定 |
| 3.2 研究数据 |
| 3.2.1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的相关处理 |
| 3.2.2 中国工业企业经济普查的相关处理 |
| 3.2.3 行业代码的统一与本文的选择 |
| 3.2.4 企业经纬度坐标的提取 |
| 3.2.5 县域单元相关的经济属性的数据 |
| 3.3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章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演变的整体特征 |
| 4.1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变化的时间特征 |
| 4.1.1 产值增长以江苏贡献为主,上海与浙江趋于收敛 |
| 4.1.2 就业规模以2010 年为拐点,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
| 4.1.3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不同门类制造业人口占比变化演变 |
| 4.1.4 2位数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并占据较高比重 |
| 4.1.5 城市之间制造业规模差异明显,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的分异特征 |
| 4.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演变的特征分析 |
| 4.2.1 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专业化差异明显,浙江与江苏之间差异较小 |
| 4.2.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空间特征 |
| 4.2.3 专业化类型特征 |
| 4.3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征 |
| 4.3.1 制造业地理集中分布趋势较弱,多数呈零散分布特征 |
| 4.3.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 |
| 4.3.3 制造业集聚指数呈现“中心-外围”式分布,外围地位有所提升 |
| 4.3.4 苏锡常与上海制造业集聚特征显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演变的影响研究 |
| 5.1 模型的构建和指标的选取 |
| 5.1.1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
| 5.1.2 指标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计量模型结果 |
| 5.2.1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整体专业化的影响 |
| 5.2.2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分行业专业化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演变的影响研究 |
| 6.1 模型的构建和指标的选取 |
| 6.1.1 模型的构建 |
| 6.1.2 指标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 模型结果 |
| 6.2.1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影响 |
| 6.2.2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对纺织、通用设备、汽车以及计算机专业化集聚的影响研究 |
| 7.1 四个典型2 位数制造业的时空特征分析 |
| 7.1.1 长三角地区典型制造业总体变化特征 |
| 7.1.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典型制造业分省市总体时间演变 |
| 7.2 典型案例行业专业化集聚的空间特征 |
| 7.2.1 纺织业专业化集聚空间特征 |
| 7.2.2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空间特征 |
| 7.2.3 汽车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特征 |
| 7.2.4 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特征 |
| 7.3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典型行业影响分析 |
| 7.3.1 模型的构建 |
| 7.3.2 指标说明和基本属性 |
| 7.4 模型估计结果 |
| 7.4.1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纺织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2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3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汽车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4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计算机类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5 模型估计结果的主要发现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制造业的发展、地区专业化和空间集聚特征具有较大的内部差异性 |
| 8.1.2 地方化效应的作用显着,但具体影响存在差异且影响不连续 |
| 8.1.3 城市化效应强化了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并促进了地区制造业的多样化 |
| 8.1.4 全球化效应对地区制造业的影响呈现出双面性 |
| 8.2 主要政策启示 |
| 8.2.1 推进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政策启示 |
| 8.2.2 引导地区制造业合理分布的政策启示 |
| 8.2.3 强化地区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政策启示 |
| 8.3 未来的改进之处 |
| 8.3.1 细分行业代码或产品类型的比较分析 |
| 8.3.2 研究尺度的多元化对比及效应检测 |
| 8.3.3 专业化和集聚对企业效益或地区经济作用的检验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
| 1.2.2 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域特征的相关研究 |
| 1.2.3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演变的理论分析 |
| 2.1 消费需求的升级促进制造业向市场规模大的区域集聚 |
| 2.2 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制造业向数字技术发达的区域集聚 |
| 2.3 数字平台的兴起促进制造业向拥有巨型数字平台的区域集聚 |
| 2.4 比较优势的变迁促进制造业由参与全球价值链向主导区域价值链转变 |
| 第三章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演变分析 |
| 3.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
| 3.1.2 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创新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
| 3.1.3 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促进数字经济GDP占比稳步提升 |
| 3.2 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域特征的演变进程 |
| 3.2.1 增加值贸易分解下的区域化与全球化指标构建 |
| 3.2.2 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趋势演进 |
| 3.3 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演变表现出同步性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提出假设: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增强 |
| 4.2 模型建立与变量衡量 |
| 4.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4.3.1 相关检验 |
| 4.3.2 回归分析 |
| 4.3.3 稳健性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 8.1.1 美国 |
| 8.1.2 日本 |
| 8.1.3 德国 |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 参考文献 |
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2]云南省与东盟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D]. 高重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D].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5]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D]. 陆玲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8]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D]. 康江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域特征的影响研究[D]. 朱子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10]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