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金梦泽[1](2021)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半程的思考和建议》文中认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是新时代、新情境下,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使命和新目标。改革已经进入后半程,如何提升"五力",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下国企改革面临的机会和挑战的基础上,进行了国企改革的数字化思考,并建议:国企改革应在治理优化中加强数字化建设、在业务创新中培育数字化能力、在市场机制中当好链主,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王薇[2](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王贤彬,黄亮雄[3](2021)在《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稳增长》文中认为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双重考察,发展出如下理论假说: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是导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力地实现了稳增长。本文采用地级市城市、工业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多维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经济增长压力导致国有经济比重显着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在经济下行时期显着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实现了保增长和稳增长,即国有经济担当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本文还发现,国有经济的保增长和稳增长作用,在市场化程度发展充分的情况下更为显着,国有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建设具有互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经济增长压力、所有制结构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涵。
潘秋晨[4](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王庆琦[5](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耿丹青[6](2021)在《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短时间内中国制造业受到了深度冲击,供给端首次出现大范围的停工停产,而需求端则在疫情严控之下出现断崖式下跌。后疫情阶段如何通过扶持和刺激经济复苏政策抵御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熨平市场波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弱化了进一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疫情前非金融企业部门累积的债务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在普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2020年一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攀升至161.1%,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内外需求的严重萎缩导致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制造业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和负债规模迅速攀升的严峻局面。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下降、产出和收益下滑将继续加大债务违约风险。2020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长33.83%,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8.91%,而中国债券市场中到期违约债券余额已达到554.96亿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在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关键时期,合理配置企业资产布局、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是化解市场负向冲击不利影响、防范债务风险的前提,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治理杠杆和产能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让市场机制在企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在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要回答以上问题,其前提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征,深入而全面地剖析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的市场行为规律。本文立足于市场机制视角,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现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大数据,对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机制展开系统研究。首先,理论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资产配置调整对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U型关系的微观形成机理。其次,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市场配置机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考虑到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转变,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再次,考虑到企业对债务的调整往往是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将需求冲击、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将资产配置分解为反映资产规模调整的投资行为和反映资产利用效率的产能配置行为后,实证检验了市场机制作用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最后,以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财政政策选择为出发点,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企业微观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财政政策作用下企业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结构性传导效应。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结合中国“大市场”的特征,首先对影响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包括阐释了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与过剩资产形成的微观机理,以及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进入”与“退出”的关联机制。基于理论分析发现,一方面,在市场需求快速扩张阶段,决策者的非理性预期偏差以及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一致性乐观预期对资产的进入产生了诱导作用,在负债自身的节税收益以及投资收入效应增加的激励下,企业债务规模显着扩张;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收缩阶段,投资不可逆性和资产专用性阻碍了过剩资产的退出,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收入效应迅速减退,抑制了存量债务的退出。因此,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这源于市场配置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对债务融资“进入”的促进作用和“退出”的抑制作用。第二,本文采用2004—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基于企业经营指标构建了反映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并进一步识别出剧烈正向需求冲击、温和正向需求冲击和负向需求冲击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需求冲击与制造业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而需求冲击与制造业净新增负债率之间表现为正向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负向需求冲击下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并非原子债务规模的扩张而是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对比分析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利用率与债务融资行为之间的变动趋势发现,在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同步上升,而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反向变动,表明了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与负债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正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效率较高但资产负债率较低,而负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率下降且资产负债率显着上升,二者之间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第三,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本文对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可供检验的假设。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年报数据,设计了反映需求量信号、价格信号以及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建立了反映企业总量及增量负债水平的双方程,实证检验了需求量和价格信号对处于不同需求冲击下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积极的需求和价格信号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进入”形成了强势诱导,企业债务规模显着上升;而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消极的市场信号导致企业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总体来看,负债水平与需求冲击之间变现为U型关系。市场机制对债务“进入”和“退出”的作用效应呈现出显着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第四,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不会显着改变企业的负债水平,但是随着负向需求冲击持续期的增加,企业负债水平显着上升。进一步将企业负债分解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后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下,由于企业负债能力尚未明显改变,企业将增加有息负债,降低经营性负债;但随着负向需求持续期增加,负债能力显着下降导致经营性负债对融资性负债产生“替代效应”。第五,基于企业整体战略视角,研究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产能利用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背后的企业微观行为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增加对企业负债有明显的诱导和促进作用;温和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对负债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并增强了部分企业降低负债的动机;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支出和产能利用效率的下降对负债的清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市场机制下,投资增加对债务资金“进入”诱导作用的有效性,以及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减退对债务“退出”的抑制性,是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能过剩与杠杆过高交织共存问题的根源所在。第六,综合考虑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对企业负债的影响作用,实证检验了不同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性财政支出和保障性财政支出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首先,对宏观杠杆率进行微观分解后发现,微观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均是影响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经验事实分析发现,在微观企业负债率变动幅度较小的背景下,企业资产周转率的大幅下滑可能是宏观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考察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扩大投资建设性支出不但无法优化企业资产配置,还会推高企业部门杠杆率。而保障性支出扩大有利于提升资产周转率,从而抑制有息负债率的上升。因此,在需求收缩期,增加保障性支出不但能够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资产质量抑制企业负债率的上升。
李尚[7](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裘昕玥[8](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文中指出为积极推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对国有企业采用员工持股这一制度安排给予大力支持,对于国有企业建立多元化的产权治理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通过引入民营资本,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内部股权的多元化,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产生促进作用。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国有企业开始了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尝试。作为一项重要的混改工具,员工持股计划对促进我国现代化企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价值高,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上港集团是国家港口行业的领军企业,国有资本占其绝对控股地位,且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创造主要来源于企业大部分生产操作型员工。上港集团是在混改阶段最先进行员工持股方案试验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对我国其他国有企业以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操作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对我国港口行业的转型升级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上港集团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对其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动因、特点、机理及成效进行探析,并为国有企业提供如何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更好地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启示。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介绍了对国企混改员工持股进行研究的有关背景和意义。其次,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整理和综述。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展示了论文的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理论概述。首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概括整理:通过员工持股向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使公有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健康发展;该计划注重顶层设计与稳妥性、增量引入和以岗定股的动态管控。其次,归纳了其基本模式,即其持股平台分别为员工持股会、有限合伙企业和资产管理计划的不同模式。再次,从发挥人力资本价值、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与促进多种经济体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实施动因。最后,介绍了相关理论基础,即劳动力产权理论、分享经济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第三部分是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介绍。首先,从公司简介、股权结构和员工构成三个方面对上港集团进行背景介绍。其次,对上港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细化分解。最后,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方案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剖析了其设计的特点。第四部分是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分析。首先,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驱动因素分别有三个层次: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港口行业竞争转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其次,详细阐释了其作用机理:一方面改善资本结构,形成内部制衡与监督机制,实现治理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融合,优化经营绩效,体现激励作用,双机制联合发挥出促进混改的有效作用。最后,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做出四点评价:稳定了资产负债结构、实现了多元股权制衡、优化了集团人力资本、提升了集团经营绩效。第五部分是案例的研究结论与启示。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在实施前存在充分的开展条件,在实施中设计了科学合理的具体开展方案,在实施后其作用机制产生了正向效果。对于其他国有企业,本文提出建议启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国有企业应尽全力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并且在此过程中要尊重国有企业的特性,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理论方面: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大量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整合梳理,紧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对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与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其具体方案设计与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存理论研究中的空白。实践方面:运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案例的剖析,增强其他国有企业对混改下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理性认知,不盲目推行,从而提升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
张镇昌[9](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董文宇[10](2021)在《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产业的结构演变和转型升级,既是市场机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客观结果,也是产业政策引导和外生冲击影响的具体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长期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科学把握市场的传导路径、机制和效应,准确判断外生冲击可能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以及合理预期政策的市场效应,进而为产业升级乃至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研究制造业升级的市场机制和传导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需求冲击和产业链破坏,需求冲击时期,如何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较好结合的基础上,保障制造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阶段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就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研究,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角度,揭示需求冲击时期制造业升级的微观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期望为当前日益复杂国内外环境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现实依据和保障。本文立足于微观企业视角,结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状况,采用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对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首先,分别从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的关联,以及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两个维度,梳理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微观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其次,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提出使用微观企业数据刻画需求冲击的合理方法,分析了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描绘了新时期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创新投资选择行为视角出发,探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并检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应差异;结合企业创新投资选择行为规律,从融资模式选择视角出发,研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并探索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将经济刺激政策引入制造业升级微观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对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结合数理推导和逻辑推演方式,分析了需求冲击作用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进而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提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首先,分别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角度,分析了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关联,发现制造业企业可通过研发创新和提升资本劳动比两种创新投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债权融资增加会抑制制造业升级,而股权融资增加会促进制造业升级。其次,分别从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以及需求冲击下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两个角度,梳理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机理,发现需求增加会促进企业提升投融资水平,但是不同条件下需求变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够通过补贴和税收渠道促进投资水平的提升,货币政策则通过利率和信贷配给渠道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最后,从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企业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以及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三个角度,给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预期,通过构建产品创新行为选择模型,提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增加才能够提升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预期;通过将需求冲击引入融资模式选择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框架,提出负向需求冲击会增强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会加强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的理论预期;结合负向需求冲击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和融资的作用机制,提出负向需求冲击时期,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非国有企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能强于国有企业的理论预期。第二,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规律以及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首先,明确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水平作为需求冲击的观测指标,并且发现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的需求冲击测度方法,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行业和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其次,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正向需求冲击时期,需求增加对投资和债权融资水平的积极作用更大;负向冲击时期需求水平的增加会抑制股权融资的上升;正向需求冲击时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和股权融资对需求的变化更敏感;负向需求冲击时期,信贷资源配置扭曲现象在更为明显,需求下滑时国有企业却能获得更多债权融资。最后,将研发支出和资本劳动比作为制造业升级过程的观测指标,将劳动生产率水平作为制造业升级结果的观测指标,进一步分析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演变特征,发现负向需求冲击能促进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但对研发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的抑制作用;相同冲击水平下,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支出和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第三,以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选择行为为视角,基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投资与资本劳动比、投资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门限效应模型,分析了不同需求冲击状态下,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选择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企业投资行为会促进资本劳动比水平的提升;当正向需求冲击程度逐渐加大时,企业投资水平对资本劳动比变化值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与正向需求冲击相比,负向需求冲击更容易提升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总体上企业投资行为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当正向需求冲击程度逐渐加大时,企业投资水平对生产率提升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又逐渐减弱;适度的正向需求冲击更有益于提升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果;区分所有制时,当需求冲击在一定区间内时,国有企业投资更有益于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的提升,需求冲击超出一定限度时,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更占优势;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行为对资本劳动比变化影响的需求冲击门限值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随正向需求冲击程度的加深而减弱,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随正向需求冲击程度的加深呈现倒U型特征。第四,将需求冲击引入融资行为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基于包含交互项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logit模型,研究了不同需求冲击下,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向需求冲击对融资规模存在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下滑非常显着,而股权融资下降比较缓慢;总体上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表现出抑制作用,而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则呈现积极影响;与正向需求冲击相比,负向冲击下债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更严重的消极影响,但股权融资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更突出的促进作用;区分所有制后发现,负向需求冲击下国有企业具有债权融资优势,但由于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反而难以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制造业升级;债权融资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负向需求冲击下非国有企业更易通过股权融资提升研发支出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第五,为探究需求冲击下经济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及其机理,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引入制造业升级及企业投融资行为传导机制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过程和结果影响的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国有企业属性会抑制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前相比,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显着扩大,表明经济刺激政策并未有效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的产业升级。通过构建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检验了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发现与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前相比,经济刺激政策施行期和后经济刺激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规模差异显着扩大,并且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更多金融资源通过债权融资形式流向国有企业,但能够促使非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进行更多融资,因而推动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升级特征的持续分化。
二、浅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半程的思考和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数字经济下国企改革的机会与挑战 |
(一)新的机会 |
(二)新的挑战 |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再思考 |
(一)以数据为抓手,提升国有企业治理能力 |
(二)以关键岗位可视化,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
(三)当好“链长”,推动科技创新 |
以数字化转型助推国企改革的几点建议 |
(一)国企改革与管理数字化相结合 |
(二)国企改革与业务创新相结合 |
(三)国企改革与服务生态相结合 |
展望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贡献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3.1.1 模型设定 |
3.1.2 模型均衡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稳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
(一)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压力的文献 |
(二)国有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影响的文献 |
(三)理论假说的提出 |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
(一)实证策略 |
1. 本文首先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是否引致所有制结构调整,我们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的进路,分别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构造相应的实证模型,全面地对此进行验证。 |
2. 我们在实证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提高导致所有制结构偏向性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偏向性调整是否能够有效应对经济增长压力。 |
(二)数据说明 |
四、经济增长压力与国有经济比重调整 |
(一)地区层面的证据 |
(二)行业层面的证据 |
(三)企业层面的证据 |
五、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稳增长 |
(一)基本发现 |
(二)市场力量与国有经济稳增长 |
六、结论性评述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5)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2.3.2 无政府主义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6.4.1 主要挑战 |
6.4.2 解决对策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与评析 |
1.2.1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
1.2.2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体制机制因素 |
1.2.3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微观动机 |
1.2.4 现有文献简要评析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制造业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配置机制的理论分析 |
2.1 理论基础 |
2.2 影响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 |
2.3 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的微观机理 |
2.3.1 资产过度进入的市场配置机制 |
2.3.2 过剩资产形成的市场配置机制 |
2.4 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2.4.1 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对债务融资的诱导机理 |
2.4.2 市场机制下过剩资产对债务融资退出的抑制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对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影响的统计分析 |
3.1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统计特征 |
3.1.1 需求冲击的测度 |
3.1.2 需求冲击的统计特征 |
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3.3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3.3.1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投资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分析 |
3.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产能利用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 |
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3 需求冲击下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 |
4.3.1 整体与净新增负债水平模型的构建 |
4.3.2 微观大样本企业数据说明和变量设计 |
4.3.3 整体与净新增债务水平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4.3.4 稳健性检验 |
4.3.5 异质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研究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5.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5.3.1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整体负债水平作用的实证结果 |
5.3.2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经营性和融资性负债作用的实证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需求冲击下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非对称性机制研究 |
6.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关系分析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6.3.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6.3.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需求冲击下异常投资与过度负债行为关系分析 |
6.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6.4.3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6.4.4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制造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机制 |
7.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7.2 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与保障性支出政策对制造业负债率的影响 |
7.2.1 宏观与微观杠杆率的经验事实分析 |
7.2.2 宏观杠杆率的微观分解 |
7.2.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2.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7.2.5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7.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7.3.1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7.3.2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资产周转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7.3.3 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1.3 文献述评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2.2.1 产权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2.1 问题的提出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4.2.4 实证结果 |
4.2.5 本节小结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3.1 问题的提出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4.3.3 实证结果 |
4.3.4 本节小结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4.4.1 问题的提出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4.4.3 实证结果 |
4.4.4 本节小结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5.2.3 实证结果 |
5.2.4 本节小结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5.3.3 实证结果 |
5.3.4 本节小结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6.3.3 实证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8)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1.2.2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研究 |
1.2.3 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框架 |
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理论概述 |
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与特点 |
2.1.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涵 |
2.1.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特点 |
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模式 |
2.2.1 员工持股会持股模式 |
2.2.2 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模式 |
2.2.3 资产管理计划持股模式 |
2.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一般动因 |
2.3.1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 |
2.3.2 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
2.3.3 促进多种经济体共同发展 |
2.4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基础 |
2.4.1 劳动力产权理论 |
2.4.2 分享经济理论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3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介绍 |
3.1 上港集团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3.1.1 上港集团公司简介 |
3.1.2 上港集团股权结构 |
3.1.3 上港集团员工构成 |
3.2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历程 |
3.2.1 实施政企分离 |
3.2.2 完成集团股份制改革 |
3.2.3 实现整体上市 |
3.2.4 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
3.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内容设计 |
3.3.1 持股对象广泛 |
3.3.2 员工自筹资金 |
3.3.3 定向增发股票 |
3.3.4 约束机制严格 |
3.3.5 管理专业透明 |
4 上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案例分析 |
4.1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动因 |
4.1.1 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
4.1.2 应对港口行业转型升级 |
4.1.3 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要 |
4.2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机理 |
4.2.1 治理机制:改善资本结构,加强内部监督 |
4.2.2 激励机制:绑定员工利益,提高经营效率 |
4.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评价 |
4.3.1 稳定资产负债结构 |
4.3.2 实现多元股权制衡 |
4.3.3 优化集团人力资本 |
4.3.4 提升集团经营绩效 |
5 案例研究结论与启示 |
5.1 研究结论 |
5.1.1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拥有充分的实施条件 |
5.1.2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科学合理 |
5.1.3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机制产生正效果 |
5.2 研究启示 |
5.2.1 混改下应全力推行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 |
5.2.2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应尊重企业特性 |
5.2.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应注重方案设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国内关于海洋渔业经济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渔业企业的研究 |
(三)关于国外渔业企业的研究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实地调查法 |
五、相关问题的必要说明 |
(一)渔业企业的概念界定 |
(二)选取北海市作为研究点的缘由 |
(三)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渔业企业信息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的基础奠定 |
一、构建渔业企业体系的必要性 |
(一)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 |
(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 |
(三)构建渔业经济体系是重要任务 |
二、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构建完善 |
(一)水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 |
(二)渔船修造体系的构建 |
(三)综合性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成立与成长 |
三、北海渔业企业在渔业生产中的社会效用、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渔业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用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
(三)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的突破 |
一、改革开放后的新任务 |
(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 |
(二)推动渔民就业,释放生产活力 |
(三)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变化 |
(一)改革开放以来至21 世纪前传统渔业企业的新变化 |
(二)形成新的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国有企业优势下降 |
(二)渔业涉外事件的损失和海洋资源减少 |
(三)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
四、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的应对措施 |
(一)改革管理制度 |
(二)加强与国内外的贸易沟通 |
(三)开拓远洋捕捞新局面 |
(四)渔业产业链延伸和非渔产业拓展的发展实践 |
(五)努力建构新兴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
一、21 世纪以来渔业企业的历史定位和新形势 |
(一)渔业企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
(二)时代为渔业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
(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催生渔业企业转型升级 |
二、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特征 |
(一)传统企业为时代所淘汰 |
(二)民营企业成为行业产业的龙头引领 |
三、渔业企业在困境中前行 |
(一)渔业企业发展中所遇问题 |
(二)渔业企业所遇问题的原因 |
(三)渔业企业自我解困的主要举措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概况及对北海渔业企业的评价和建议 |
一、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情形 |
(一)东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 |
(二)黄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
(三)渤海区渔业企业的状况 |
二、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区域地位和现实作用 |
(一)有利于奠定北海在南海地区渔业地位 |
(二)有利于带动个体渔民发展 |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在海洋权益中的话语权 |
三、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路径 |
(一)政府须加强对渔业企业政策等的支持 |
(二)渔业企业自身要提升发展的内力 |
(三)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10)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需求冲击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评述 |
1.2.1 制造业升级的理论阐释 |
1.2.2 企业投融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进展 |
1.2.3 需求冲击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相关研究评述 |
1.2.4 需求冲击下政策对制造业升级作用相关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的基本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论文基本结构和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阐释 |
2.1 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 |
2.1.1 企业投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 |
2.1.2 企业融资行为与制造业升级 |
2.2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的变化机理 |
2.2.1 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 |
2.2.2 需求冲击下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 |
2.3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理论预期 |
2.3.1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
2.3.2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
2.3.3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需求冲击下的企业投融资行为及制造业升级动态特征 |
3.1 需求冲击指标设计 |
3.1.1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需求冲击测度方法 |
3.1.2 微观企业需求冲击与宏观和行业数据的对比分析 |
3.2 需求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
3.2.1 实证模型设定 |
3.2.2 实证结果分析 |
3.2.3 异质性分析 |
3.3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动态特征 |
3.3.1 制造业升级指标体系的设计 |
3.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升级的描述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4.1 实证模型构建 |
4.2 数据及相关描述性分析 |
4.2.1 数据说明 |
4.2.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4.3 实证检验结果 |
4.3.1 需求冲击下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4.3.2 需求冲击下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4.3.3 异质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5.1 实证模型构建 |
5.2 数据及相关描述性分析 |
5.2.1 数据说明 |
5.2.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5.3 实证检验结果 |
5.3.1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5.3.2 需求冲击下企业融资的生产率效应计量结果分析 |
5.3.3 异质性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 |
6.1 实证模型构建 |
6.1.1 政策背景介绍 |
6.1.2 实证模型设定 |
6.1.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6.2 实证检验结果 |
6.2.1 需求冲击下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制造业升级计量结果分析 |
6.2.2 稳健性分析 |
6.2.3 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投融资传导机制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浅谈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半程的思考和建议[J]. 金梦泽. 广东经济, 2021(09)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3]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稳增长[J]. 王贤彬,黄亮雄. 产业经济评论, 2021(04)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6]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D]. 耿丹青. 吉林大学, 2021(01)
- [7]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8]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探讨 ——以上港集团为例[D]. 裘昕玥.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10]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研究[D]. 董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