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破中西文体系的“双向阐发”——介绍《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论文文献综述）
胡作友,李雨婷[1]（2021）在《《文心雕龙》英译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以宇文所安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考察,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经过尚生、摄生、转生、化生四个阶段,完成了文本从源语到译语的重生。宇文所安崇尚原文和译文生命,通过细读文本,把握原作的生命价值,因势利导,采用因循、适变、会通的方法,实现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通达和长久。宇文所安英译本促成了《文心雕龙》在西方和中国本土的复活,创建了中国文学新的研究范式,促进了中西文论的沟通与交流。宇文所安的翻译是让译文反过来复活原文的成功尝试,是生态翻译学的典型例证。从生态翻译学解读典籍英译,有利于考察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把控与利用,探寻翻译创造异域文本新生命的真相。
古宏韬[2]（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胡作友,杨杰[3]（2019）在《《文心雕龙》英译的副文本考察》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副文本包括内副文本与外副文本,是作者、译者、读者与文本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副文本有助于客观、清晰、精确、全面地揭示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规范以及翻译边缘领域所包含的翻译现象等各种丰富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译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借鉴副文本理论,比较宇文所安和杨国斌的《文心雕龙》英译本,可以发现副文本发挥着折射原作价值、彰显翻译思想,满足读者期待、阐释文化价值,提供背景知识,凸显文化语境的作用,引导和影响着译文读者感悟《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和文学价值。
高静[4]（2019）在《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阐释的新批评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北美汉学家宇文所安用他诗性的语言和西方的视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先后创作了《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记》和《中国文论》等一系列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对中国古代文化权力运作模式和传统知识分子心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和可能性。他对潜藏在文学背后更隐秘和更深层的内涵有极高的敏感度,所以能还原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初状态,挖掘出文字深层的意蕴和话语参照。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他“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语境还原,所以研究他的着作也不断出现。新批评理论是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发源时期为20世纪初期,在瑞恰兹（I·A·Richards）和艾略特（T·S·Eliot）等人的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到新批评理论的踪迹,之后新批评理论发展至成熟期,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新批评理论一直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派。而宇文所安在60年代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1972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留在学校任教,而当时耶鲁大学的主流思想是新批评理论,受环境的影响,以及文学氛围的熏陶,宇文所安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较为深远。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进一步介绍国内和国外对于宇文所安关于文学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主要依据中国文学的本体研究,以宇文所安解读唐诗为例,分析宇文所安解读唐诗过程中对新批评理论中文本解读方法的运用。第三部分通过新批评理论中语言复义、文本语境的虚构性和语境还原三个方面分析宇文所安的文本语境解读。第四部分,介绍宇文所安依据新批评理论的唐诗史观;通过研究宇文所安对唐诗的评价,从其学术成果中发现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文章在研读了宇文所安的着作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料,并且认真研究了相关汉学家的着作,与此同时,关注宇文所安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查阅大量文献,立论充足,并且结合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例如,文本细读法,文献检索法,个案分析等,期望从海外汉学家研究着作中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新角度,新方法,比较海外研究者眼中的文学与中国研究者自身眼中的文学的不同,以及导致不同的原因,例如,理念,角度,语言等,从国外汉学家视角学习中国文化也是对挖掘中国文学优秀传承的独特视角,对于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何素婷[5]（2018）在《《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关于生成研究。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着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着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关于版本研究。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着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着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着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着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其次看版本错讹。《总目》着录元别集版本和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中存在所取非善本、私造版本、混淆版本和衍生讹误版本信息等问题,这或与馆臣的学术态度有关,或与版本视野局限有关,或与编纂工作的复杂纷繁有关,但亦不排除馆臣群体的学术观念和官学偏见之影响。再看《总目》视野下的四库本删序跋、附录现象。以《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为参照考察四库本,可知四库本删序现象不及想象或预估那般严重,故四库本元别集仍不无一定的版本价值。同时,四库本元别集虽有删序现象,但所占比例并不大,这说明删序并非四库本与四库底本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二者的分歧主要还在于所依据的版本本身的差异性。此观点为理解《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与四库本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关于文献征引研究。《总目》提要并非全为馆臣的独创性写作,准确地说,它是一则一则的微考证,通过援引各种类型的材料以考证某一事实、论证某一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术的考据精神。元别集提要征引视野之广阔、掘发之生僻以及搜罗之全面,为后世研究存留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但与此同时,《总目》文献征引中亦存在方法层面和意识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失。元人别集提要征引频率较高的文献是《元史》《元诗选》以及序、跋、墓志及其它这三类,分项探究发现:第一,《元史》属于历史性文献,其特点主要是具有正统身份,而其缺点在其修撰之粗劣,《总目》征引《元史》时出现了四方面的不足:校写草率,生发讹误;曲解原意,失之千里;循名失实,流于形式;主观择取,服从主旨。第二,《元诗选》属于文学性文献,其特点是清初诗学流派纷争中的一家之言,而其缺点是有过誉之嫌。《总目》征引《元诗选》时亦出现了四方面的缺陷:直录文献时出现盲目与失考,遂以讹传讹;因禁毁祸及而存在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在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之中透露出一种身份焦虑;以儒为正统,体现出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第三,序、跋、墓志等是原初性文献,其特点是具有亲缘关系带来的真实性,而其缺点亦不免美饰之嫌。《总目》征引序、跋等文献亦存在四点遗憾:从源头追踪发现,其所引非序跋原文,而是转引他者;由视野探寻可知,提要的书写有时并未借鉴序跋已有的信息,从而导致书写的盲目性;于立场捕捉观之,提要主张异代定论,而回避序跋;讹误辨证则呈现误读原文,张冠李戴等。《总目》征引之“失”给予后世反思是:征引视野之广阔、文献解读力求合于着者本意,这才是文献征引与学术真实的良性关联方式。而当有开阔的文献视野和准确的文意解读后,还需要做的便是辨证,辨证的思维才是征引决断之核心。关于文学批评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所囊括的批评对象之众多、批评内容之细微以及批评视野之宏大,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书写的元代文学史、批评史亦是独立而自成系统的。所不足的是,《总目》对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对元文的辩诬和重塑以及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的表达和批评皆烙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第一,从文学史观来看,《总目》以狭义“世运说”构建了元代文学史,以“革弊—极盛—流弊”的嬗变规律书写元代文学史。世运与文运相随的文学史固然有之,但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元季文学可谓蔚为大观。以“世运说”构建的元代文学史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元季出现了乱世中的诗歌盛景,另一方面元中期亦不无盛世中的文弊,而这些元代文学图景皆被《总目》所遮蔽。第二,从元文来看,《总目》对明嘉靖中期以来的“元无文”论进行辩诬并重塑“元有文”的学说:以承唐、宋古文衣钵定义元文之本质;以突显文学宗主和大家构建元文之格局;以振衰起弊、承宋启明定位元文。此为中国古代文章史的演进扣接了重要一环,使得宋文、明文之间的历时性源流脉络更为明确而清晰。《总目》的功劳背后亦不无缺憾:身处独崇儒学、一尊程朱的乾嘉思想生态,馆臣对元文的批评和塑造难以从思想的桎梏中超脱,故而导致“道”凌驾于“文”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为其一;《总目》对元文的塑造而忽略了指瑕,进而掩盖了元文内部的演进逻辑,是为其二。第三,从元诗来看,《总目》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观点的表达暴露出矛盾和悖谬之处:首先,在时间范畴上,《总目》在限定“纤秾缛丽之习”时,出现了“元代”和“元季”的混用。而将“纤秾缛丽之习”确定在“元季”这一阶段,是《总目》有别于明清诸多评价的一种新的元诗批评观点;其次,在归属对象上,馆臣一方面认可“元末纤秾之习”应当是元季诗歌中的一股风气和浪潮,另一方面仅在顾瑛《玉山璞稿》提要一家提要中有明确的归属。《总目》此观点与表达显然悖谬,究其原因,与《总目》不得不遵从公论而取“元代纤秾靡丽”之论,又不得不践行其宏观批评上的“世运说”以塑造元代末世文运这一矛盾观念有关。最末,在风格品评上,与历来道统维护者一样,《总目》对“纤秾靡丽”诗风极力贬斥和批判,元代自不能免。而以此而鄙薄元诗的观点实有失公允:其一,《总目》弱化元诗众弊而集中强化元诗某一弊的做法,实有偏颇之嫌;其二,结合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来看,“纤秾靡丽”是最具有元诗性的风格;其三,在诗学审美领域,元诗“纤秾靡丽”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是元诗具有“才情风致”。关于影响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元代目录文献着作的影响;一是对元代文学史书写和元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于前者而言,借鉴和接受中的辨证、订误、完善是主旋律;于后者而言,则整体呈现出两种情形的接受:第一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初期,此时对于文学史的概念、框架尚未明晰,亦无先例可循,故此时文学史写作对《总目》元别集提要的依赖颇深;第二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日趋成熟,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和模式皆突破了提要式写作,并且观念上亦有颠覆性的冲击,但《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蕴藏的文学史批评话题和个案批评成果却仍是文学史书写时历久弥新的论争对象。而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溯源趋势,《总目》元别集提要对后世目录学着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影响将是久远而绵长的。
王宇林[6]（2018）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经高友工之发扬,王德威之鼓吹,“中国抒情传统”论俨然当代显学。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讨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及其发生和王德威、陈国球等人持续论述该传统的努力。第一部分提出“三代六群二系”说,为中国抒情传统论提供论述的谱系;并思考中国抒情传统论的背景。本文认为:陈世骧之提出该论,是与参会学者从形式、风格、题材、体裁探讨韩国、日本的抒情（诗）或抒情主义相互补充,从而完成“东亚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这一既定主题。另方面,通过对陈世骧好友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对其文章、演讲的批评,可以探知陈在通往“中国抒情传统论”中的不同声音,从而为研究者提供读者的视角。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会议主题以及新批评的方法为“中国抒情传统”之发生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资源。第二部分讨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思想。王德威接续了陈世骧提出、高友工拓展的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将之与现代性结合,使得抒情传统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获得生机。本文以“被压抑的抒情传统”描述抒情传统之历史及其与王德威之关系。该说的内涵有（一）是指王德威创作中的对文学、历史和政治的一以贯之的关注;（二）是王德威早期作品中就有其当下抒情传统论述的蛛丝马迹;（三）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本寓于古代的抒情传统的现代发明;甚且,指明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中关于现（当）文学部分的隐而不彰。在论文最后,本文还讨论了王德威现代性下抒情传统说的多种理论来源。第三部分则试图通过陈国球专论研讨抒情传统的香港形态。陈国球的文学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古典诗论、捷克结构主义、文学史学和抒情传统论。其中捷克结构主义研究与其早期的诗学研究构成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文学史学和抒情传统两方面的研究同步进行。在陈国球的研究中,文学史学研究应包含文学学科建设和文学史学研究两个部分。他的“抒情中国论”接续陈世骧、高友工以下的传统,和王德威、黄锦树的现代文学与抒情传统论述互为对话,包孕古典与现代的辩证。在定义香港文学含义之余,重写“香港的抒情史”。无论是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论,还是王德威在现代性视域下论述抒情传统,抑或陈国球之提出“香港的抒情史”,皆为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之一端,共同指向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与历史,甚或国族与地域,整体与区域之间,现代中国抒情传统完成了范式转换。
张萍[7]（2018）在《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译者翻译思想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所渗透出的理念与认识,也就是译者对作者、原文、译者本人、译文、读者、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看法,蕴含于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等诸多翻译要素之中。翻译思想一旦产生,译者便会形成独有的翻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大凡杰出的翻译家皆有独特的翻译思想,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等等。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传教而走上了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又因翻译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杰出汉学家的完美蜕变。他所接受的语言学习与翻译训练不仅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化。因而,理雅各的翻译思想较其他译者更加独具匠心,并兼具东西特色。理雅各翻译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归结为“忠、厚、逆、释”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又可细分为“以儒宣教、耶儒融合、探赜索隐、义丰厚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分工合作、以经释经”等微观翻译思想。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解读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一）忠。“忠”字在理雅各翻译思想中表现为两层涵义:一是对基督教的忠诚。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自觉用基督教教义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竭尽所能,极力用基督教观点去诠释、翻译中国典籍,即“借儒宣教”;二是对儒家文化的忠实。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既有字斟句酌的反复思索,也有深入实地的文化探访,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原意,展现原文背景。在从事典籍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儒学观、文化观、宗教观皆发生改变,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对立敌视,而需对话融合,即“耶儒融合”。（二）厚。“厚”字代表深沉丰厚之意,主要在“义丰厚重”的厚重译法和“探赜索隐”的索隐译法得以体现。厚重译法指通过添加前言、序论、大量脚注及附录索引等方式来进行翻译,将读者置身于原语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之中,旨在再现原文丰厚语境,以传递原作思想精髓,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索隐译法主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去寻找彼此的“形似”。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一直坚持不懈寻找并阐述与上帝相关的信息,以证明汉语中的‘上天’即为基督教的‘God’。（三）逆。“逆”字代表推测把握之意,主要体现在理雅各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中。“知人论世”原本是孟子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原则。熟读中国经书的理雅各认为,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典籍作品的思想内容。“以意逆志”是孟子用作儒家解经的原则,却被理雅各用为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的原则。为了表达对此原则始终如一的尊重,他将所译的《中国经典》所有卷数开篇皆印上了这句话。（四）释。“释”字代表翻译诠释之意。理雅各主要通过“分工合作”的翻译行为模式和“以经释经”的翻译实践模式来加以体现。《中国经典》是理雅各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学者王韬、何进善、黄胜等人合作的成果。除了依据中国学者的协助,理雅各还以考据训诂为根基,参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力求严谨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中的客观内容,从而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阐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交叉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译本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翻译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系统、客观地反映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认为,理雅各宏观翻译思想——“忠、厚、逆、释”四个字分别代表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对理雅各翻译思想价值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评价其译文。正是由于牢牢恪守其翻译思想,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译作才深受世人青睐,历尽时间磨砺,依然无人能及。理雅各的典籍翻译实践为后来的中国典籍翻译树立了标杆,其翻译思想更是为后来对典籍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林振园[8]（2017）在《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二十世纪的文史研究大家,缪钺在文学与史学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其学术观念深受清儒考证学派及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同时领受现代学术观念沾溉,举凡诗词创作与研究、史实考订与辩难、文史沟通与互照诸方面均有值得瞩目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缪钺的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且于不同领域成果丰硕。然而学科分科限制则将现代学者的阐释视野多集中于词学,鲜有将其文史研究贯通比照的做法。有鉴于此,系统梳理缪钺“会通文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本文即试图以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最显着的学术特质——会通文史为基本的阐释脉络,一方面对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同成果:文学史研究与理论创获、年谱编纂、词学研究内容及其观念三大内容予以具体论述,同时以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容为立足点,掘发其中隐含的学术经验、思想及方法上的价值。
李芳[9]（2015）在《国内宇文所安文学思想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北美汉学家宇文所安用他诗性的语言和西方的视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先后创作了《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记》和《中国文论》等一系列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对中国古代文化权力运作模式和传统知识分子心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和可能性。他对潜藏在文学背后更隐秘和更深层的内涵有极高的敏感度,所以能还原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初状态,挖掘出文字深层的意蕴和话语参照。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他"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语境还原,所以研究他的着作也不断出现。这里试图从四个方面总结国内学者对宇文所安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吴婷婷[10]（2015）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的过程,语文教育的建设历史是对语文教育现代性不懈追求的历史;而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选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并以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传统文化选择历程中表现出最为复杂、多变、奋进、挣扎的螺旋上升态势,诸多现代教育和文化问题,都可在这一时段发现惊人的历史印记。所以,研究清末民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是历史以偶然中的必然给予古老中国强烈的外部刺激,乾嘉诸老所创立的学术范式或可为中国文化另辟新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的内涵式蜕变完成近代化转型,谋得康、梁、胡适所期待的“近代科学”的文化蜕变;亦或乾嘉诸老的遗智尚不足以达成使命,那么中华文化可能重新构建一番崭新的文化体系。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深深的车辙见证的往往与期待和假设相背离。历史的屈辱以亘古未见的惨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告终,从此,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难自保,逐步融入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轨迹中去。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面对西方各类教育思想的头脑风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将传统文化的选择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本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选择为主体,价值趋向为主导、中学国文教科书文本研究为主线”而展开,遵循历史发展状态的研究逻辑,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教科书问题。这三条线相互交叉和映证,最终作用于教育对象上,“教科书中怎样选择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用之于语文教育,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向学生的转化,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根据这一线索和研究思路,本论文分四章内容呈现研究过程和结论: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研究的缘起、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案、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内容有:清末“民族危机”带来传统文化选择中的意识更迭;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08年吴曾祺主编的《国文教科书》内容,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清末之文化选择—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修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二是清末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学优而仕”（工具主义）到“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三是清末之国文教科书——是对传统旧式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艰难突破。一言以蔽之,清末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未跳出“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可以形容为——“秋风不惊堂前雁,夕阳仍恋路旁鸦”。第三章民国时期“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35年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民国时期之文化选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这一时期“修身”的新内涵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和脊梁;二是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独善其身”（个人功能）到“兼济天下”（社会功能）;三是民国时期之国文教科书——在白话文教育中实现对传统文学教材的科学化突破。一言以蔽之,民国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破除了“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在坚定的前行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可以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第四章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对于当代的启示。“让历史回答未来”,本章期望以历史之镜关注现实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科书问题,分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其一,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其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其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二、突破中西文体系的“双向阐发”——介绍《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突破中西文体系的“双向阐发”——介绍《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英译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以宇文所安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尚生：贴近文本，崇尚文本生命 |
| 二、摄生：细读文本，把握文本生命 |
| 三、转生：转化文本，再现文本生命 |
| （一）因循 |
| （二）适变 |
| （三）会通 |
| 四、化生：照亮文本，复活文本生命 |
| 五、结束语 |
（2）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 一、祭天的祭文 |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 (一)军旅事务 |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 (三)治河 |
| (四)左迁与流放 |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3）《文心雕龙》英译的副文本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折射原作价值，彰显翻译思想 |
| 2.1封面 |
| 2.2译者身份 |
| 三、满足读者期待，阐释文化价值 |
| 3.1序言与前言 |
| 3.2读者评价 |
| 四、提供背景知识，凸显文化语境 |
| 4.1注释 |
| 4.2附录 |
| 4.3译者反思 |
| 五、结语 |
（4）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阐释的新批评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宇文所安文本解读的新批评因素 |
| 第一节 宇文所安文本解读概述 |
| 第二节 文学本体论的唐诗诠释 |
| 第三节 文本细读法的深入运用 |
| 第四节 “语境还原”的解读模式 |
| 第二章 宇文所安语境解读的新批评因素 |
| 第一节 语言复义的解读 |
| 第二节 “隐喻”理论的运用 |
| 第三节 “话语群体”的构建 |
| 第三章 宇文所安唐诗史观的新批评因素 |
| 第一节 从“宫廷诗”到“京城诗”的新批评阐释 |
| 第二节 针对诗歌名家的新批评解读 |
| 第三节 着眼诗歌演变的文学史观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总目》元别集提要之生成研究 |
| 第一节 《总目》元别集提要生成的“纵”与“横” |
| 一、历时流变：从提要分纂稿到《总目》定稿的文本层积 |
| 二、共时编纂：扩容之态度与褒贬之旨归 |
| 第二节 《总目》元别集提要书写的“捭”与“阖” |
| 一、厘正典籍：独宗儒学,排除异端 |
| 二、标榜学风：崇实黜虚,重视根柢 |
| 三、裨补史阙：完善史书,鉴元知清 |
| 四、消解思宋：观念先行,阐释导向 |
| 五、褒赞气节：表彰幽隐,砥砺风教 |
| 六、消泯门户：遮蔽构争,塑造融合 |
| 第三节 乾隆题御制诗与《金渊集》提要的被“定格” |
| 一、乾隆御题诗与《金渊集》提要之内在联系 |
| 二、《金渊集》提要表述和观念的辨析 |
| 三、“十二辰体”与乾隆偏爱之形成 |
| 第四节 乾隆“反复其意”与杨维桢集提要的“修正” |
| 一、《铁崖古乐府》提要：从“遵公论”到“揣圣意” |
| 二、《东维子集》提要：从华夷之辨到正统之辨 |
| 第二章 《总目》着录元别集版本及所述版本之考辨 |
| 第一节 版本采源与馆臣视野 |
| 第二节 元别集版本及提要所述版本辨证 |
| 一、所取非善 |
| 二、私造版本 |
| 三、混淆版本 |
| 四、衍生讹误 |
| 第三节 《总目》观照下的四库本序跋、附录删削现象探究 |
| 一、四库本元别集所存序跋、附录之统计 |
| 二、《总目》与库书不符之例举 |
| 三、删除缘由之寻绎 |
| 第三章 《总目》元别集提要之征引考察 |
| 第一节 元别集提要的征引概况 |
| 第二节 《元史》：循其“名”,失其“实” |
| 一、校写草率,生发讹误 |
| 二、曲解原意,失之千里 |
| 三、循名失实,流于形式 |
| 四、主观择取,服从主旨 |
| 第三节 《元诗选》：文献与官学的游移 |
| 一、以讹传讹：直录文献时的盲目与失考 |
| 二、禁毁祸及：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 |
| 三、身份焦虑：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 |
| 四、儒为正统：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 |
| 第四节 序跋及其他：回避自觉和价值缺失 |
| 一、源头追踪：非见序跋,转引他者 |
| 二、视野探寻：独立书写,序跋缺位 |
| 三、立场捕捉：异代定论,回避序跋 |
| 四、讹误辨证：误读原文,难圆其说 |
| 第五节 征引得失论 |
| 第四章 《总目》元代文学批评之批评 |
| 第一节 “世运说”：《总目》元代文学史建构之悖论 |
| 一、“世运说”文学批评之内涵和演变 |
| 二、革弊—极盛—流弊：“世运说”观念下的元代文学史书写 |
| 三、被遮蔽的图景：《总目》元代文学史建构之局限 |
| 第二节 从“元无文”到“元有文”——《总目》对元文的辩诬与重塑.. |
| 一、肇始于明嘉靖中期的“元无文”观念及其逻辑 |
| 二、认同与建构：《总目》对“元有文”之回应 |
| 三、复位与助澜：“元有文”观念在清代的接续 |
| 四、偏执与遮瑕：《总目》元文批评之评价 |
| 第三节 元诗“纤秾靡丽”三辨 |
| 一、时间范畴辨：元代？元季？ |
| 二、归属对象辨：孰是？孰非？ |
| 三、风格评品辨：公允？偏颇？ |
| 结语：《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 |
| 一、作为目录学着作的奠基性地位 |
| 二、作为文学批评着作的转型性接受 |
| 参考与征引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总目》着录元别集作者简表 |
| 附录二 纂修《四库全书》元别集版本采源情况表 |
| 附录三 现存元别集元刻本情况统计表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及其发生 |
| 第一节 中国抒情传统论之谱系(上)：从《抒情的境界》到《抒情中国论》 |
| 第二节 抒情传统论之谱系(下)：“三代六群二系”说 |
| 第三节 中国抒情传统论之发生 |
| 第四节 抒情传统论之早期接受史：以夏氏兄弟批评为中心 |
| 第二章 被压抑的抒情传统：王德威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被压抑的抒情传统 |
| 第三节 抒情传统与现代文学研究 |
| 第四节 理论交织的抒情现代性 |
| 第五节 结语 |
| 第三章 情迷香港：陈国球的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语言与结构 |
| 第三节 诗心·文心与史心 |
| 第四节 抒情中国与抒情香港 |
| 第五节 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缘起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缘起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价值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雅各活动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概述 |
| 2.2 理雅各的活动综述 |
| 2.2.1 理雅各的传教活动 |
| 2.2.2 理雅各的教育活动 |
| 2.2.3 理雅各的出版活动 |
| 2.2.4 理雅各的翻译活动 |
| 2.2.5 理雅各汉学研究活动 |
| 2.3 理雅各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历史学角度 |
| 2.3.2 文化学角度 |
| 2.3.3 哲学角度 |
| 2.3.4 语言学角度 |
| 2.3.5 宗教学角度 |
| 2.3.6 翻译思想学角度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忠：“以儒宣教”与“耶儒融合”的翻译目的 |
| 3.1 概述 |
| 3.2 理雅各的儒学观研究 |
| 3.2.1 理雅各的儒学观 |
| 1.理雅各的道德观 |
| 2.理雅各的上帝观 |
| 3.理雅各的人性论 |
| 3.2.2 理雅各儒学观在译本中的表现形态 |
| 3.3 理雅各的文化观研究 |
| 3.3.1 尊重异质文化 |
| 3.3.2 客观认知其他民族文化 |
| 3.3.3 包容文化差异 |
| 3.3.4 汲取其他民族文化营养 |
| 3.3.5 适应不同文化语境 |
| 3.4 从《诗经》三译本看理雅各宗教观的转变 |
| 3.4.1 理雅各宗教观探究 |
| 3.4.2 《诗经》三个译本分别体现的宗教观 |
| 3.4.3 理雅各宗教观转变的原因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厚：“丰富厚重”与“探赜索隐”的翻译方法 |
| 4.1 概述 |
| 4.2 理雅各厚重翻译研究 |
| 4.2.1 厚重翻译现象及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2.2 理雅各厚重翻译在其英译作品中的应用 |
| 4.3 理雅各的索隐式翻译研究 |
| 4.3.1 “索隐”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3.2 理雅各索隐式翻译研究的意义 |
| 4.3.3 索隐式翻译在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中的运用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 |
| 5.1 概述 |
| 5.2 理雅各“知人论世”翻译原则研究 |
| 5.2.1 “知人论世”的渊源与内涵 |
| 5.2.2 理雅各经历中的“知人论世” |
| 5.2.3 “知人论世”在理雅各翻译中的运用 |
| 5.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研究 |
| 5.3.1 “以意逆志”说的起源 |
| 5.3.2 “以意逆志”说的内涵及演变 |
| 1.孟子“以意逆志”的内涵 |
| 2.“以意逆志”的内涵演变 |
| 5.3.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解读 |
| 1.不以文害辞 |
| 2.不以辞害志 |
| 3.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
| 5.3.4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有效实施 |
| 1.诠释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2.宗教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释：“合作翻译”与“以经释经”的翻译模式 |
| 6.1 概述 |
| 6.2 “分工协作”与“主佐结合”的合作翻译模式 |
| 6.2.1 合作翻译在我国的历史渊源 |
| 6.2.2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分析 |
| 1.前期的合作翻译 |
| 2.后期的合作翻译 |
| 6.2.3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影响 |
| 6.3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研究 |
| 6.3.1 典籍译释学的渊源 |
| 6.3.2 中西译释学的碰撞 |
| 6.3.3 理雅各典籍译释的特点 |
| 6.3.4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 |
| 1.多元化的译本注疏策略 |
| 2.“雅重忠实”的译文训诂策略 |
| 3.“详实义丰”的跨文化诠释策略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忠、厚、逆、释”翻译思想的价值 |
| 7.1 概述 |
| 7.2 对世界宗教融合的价值 |
| 7.2.1 促进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 |
| 7.2.2 促进了中国宗教在世界的传播 |
| 7.3 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价值 |
| 7.3.1 为东学西传架设桥梁 |
| 7.3.2 为西方汉学研究铺路 |
| 7.4 对近现代译论译史的价值 |
| 7.4.1 “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确立 |
| 7.4.2 “厚重”与“索隐”翻译方法的实施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主要发现 |
| 8.2 研究的贡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理雅各生平表 |
| 附录二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 |
| 附录三 理雅各翻译《东方圣书》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与思考 |
| 二、写作思路与本文框架 |
| 第一章 缪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思历程 |
| 一、缪钺的问学经历及其古典文学研究的展开 |
| 二、缪钺学术成长与发展的几个关节点 |
| 第二章 缪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及其理论创获 |
| 一、文学史“四期”说及其叙写观念 |
| 二、雅言、佛典翻译与现代“文白之争” |
| 三、宋诗的特质及其艺术成就 |
| 四、新诗批评及中国诗的特质 |
| 第三章 年谱编纂与缪钺的古典文学批评 |
| 一、“读诗考史之助”：年谱编撰动机的产生 |
| 二、作家专谱编纂与重要文学家研究 |
| 三、年谱编撰观念及方法考察 |
| 第四章 缪钺的词学研究及其词学观 |
| 一、词“史”之观念的凸显 |
| 二、以“词心”治词学 |
| 三、关于“别是一家”与“要眇宜修” |
| 四、对浙西词派及常州词派的继承与发展 |
| 结语 会通文史之于缪钺何以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缪钺先生着述编年 |
| 后记 |
（9）国内宇文所安文学思想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学史观与唐诗研究 |
| 三、比较诗学与跨语境文论研究 |
| 四、文本分析方法论 |
| 五、翻译与译介法 |
| 六、结语 |
（10）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研究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传统文化选择 |
| (二) 中学国文教科书 |
| (三) 价值趋向 |
| 四、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民族危机在传统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意识更迭 |
| 一、教育现状迫使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反省” |
| 二、新教育思想催促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自觉” |
| 三、革新举措导致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断层” |
| 第二节 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教材与近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同源异流 |
| 二、编审制与首部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相对缩水与传统文化选择差异的深层呈现 |
| 第三节 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 |
| 一、修身科和国文科的渐次导入与传统经学教育的价值趋向转型 |
| 二、“范文学教育”向“文学教育”课程体系转型的价值趋向 |
| 三、“八目教育”定位近代国文课程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基本规格 |
| 第四节 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 一、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
| 二、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 三、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文本透视 |
| 本章小结 秋风不惊堂前雁 夕阳仍恋路旁鸦 |
| 第三章 民国时斯“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 |
| 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巩固”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狂飙” |
| 三、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繁荣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重构”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长与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波澜壮阔 |
| 二、国审制和首部现代语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多样繁荣与传统文化选择纵深发展的深层呈现 |
| 第三节 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 |
| 一、传统文化选择中的“问题之争”与语文课程早期的大众化方向 |
| 二、传统文化选择的“运动之兴”与语文教育早期的科学化路径 |
| 三、“修身”的演进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科学化的反思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 一、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基本概况 |
| 二、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 三、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文本透视 |
| 本章小结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回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的当代启示 |
|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 |
|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 |
| 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 |
| 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
| 结语 历史:过去—现在——未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突破中西文体系的“双向阐发”——介绍《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英译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以宇文所安译本为例[J]. 胡作友,李雨婷.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21(05)
- [2]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
- [3]《文心雕龙》英译的副文本考察[J]. 胡作友,杨杰. 外国语文研究, 2019(04)
- [4]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阐释的新批评因素研究[D]. 高静. 吉首大学, 2019(02)
- [5]《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D]. 何素婷. 西南大学, 2018(05)
- [6]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D]. 王宇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7]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D]. 张萍. 苏州大学, 2018(12)
- [8]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D]. 林振园. 安徽师范大学, 2017(02)
- [9]国内宇文所安文学思想研究述评[J]. 李芳.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5(03)
- [10]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D]. 吴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