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难整合妨碍外企上市（论文文献综述）
蔡璐[1]（2020）在《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制也称为管制、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加强社会性规制是当前政府规制的两大发展趋势。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价格市场化、清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目的都是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和环境规制,是从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区位选择角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监管创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大数据监管、协同监管;采用“双随机、一公开”加强监管震慑和减轻企业负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监管,建立诚信交易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2003年的83名,提高到2020年的31名,整体水平有显着提高。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同,地区间还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内陆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低。这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重要关系。政府规制的范围、强度、方式,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法制化建设方面的影响,都间接表现在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上。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开办、运营、竞争和发展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会带动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认识到科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意义。社会性规制通过要素流动、生产成本、自然环境等方面,影响着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和区位选择。因此,本文根据政府规制的性质,分别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研究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文献综述部分。对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从价格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放松价格规制对福利的影响,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放松金融规制对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职业安全规制对劳动者与企业成本的影响,产品质量规制营造诚信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等方面,分类归纳了政府规制影响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结论。第二,机理分析部分。本研究认为:政府规制通过制度调节影响市场主体活力。规制时滞对技术创新、交易便利、公平竞争的刺激并不一定是正向的。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削弱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恶化营商环境。规制波动增加企业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地方政府规制不是独立的,规制竞争策略对营商环境影响取决于策略互动的类型。第三,现状分析部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政府规制实践发展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酝酿阶段（1979-1992）——起步阶段（1993-2001）——全面建设（2002-2013）——改革创新（2013-至今）。经济性规制逐渐放松,政府直接干预减少;社会性规制机构改革合理、规制手段提高,不断加强社会性规制。改革开放后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阶段（1979-2012）——初步实施（2013-2016）——全面推进（2017-至今）。在政府规制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创业主体数量增加、政务服务便利化,但也存在违约失信现象突出、区域间营商环境非平衡发展的问题。第四、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选择2008-2018年30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价格规制、进入规制、金融规制、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环境规制与营商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选择系统GMM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并对5种理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案例分析部分。对我国规制实践与营商环境建设进行案例研究。为保持与政策文件用词统一,采用政府监管代替政府规制。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揭示了监管创新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协同监管。第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研究发现,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从完善经济性规制角度提出加强规制理论研究、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从完善社会性规制角度提出降低产权界定成本、保持规制稳定和推进环境规制竞争。从监管创新的角度提出探索智慧监管、推动信用监管、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和落实协同监管的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第一,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明晰产权对企业形成一种约束,有利于塑造绿色环保的外部“硬环境”。寻租维持了企业原有垄断地位,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第二,价格规制时滞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进入规制时滞使企业错过最佳的进入时机。第三,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形成融资约束。第四,规制波动对生产预期产生不良影响,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五,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空间上“高高”、“低低”聚集分布。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逐顶竞争”策略,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提高了当地营商环境水平,对周围省份的营商环境也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述了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解释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分析了制度调节的作用机理,价格规制时滞与进入规制时滞的作用机理,过度金融规制抑制金融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规制波动加剧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间规制竞争对营商环境的作用。二是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制度和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赋权重,得到省级营商环境得分。三是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了监管创新作为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4个方面。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但在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搜集较全面的数据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入研究。
林明灯[2]（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武润琪[3]（2019）在《S公司疫苗销售人员培训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表明疫苗属于特殊的药品,不能进行大众媒体广告宣传,是通过疫苗销售代表（属于医药代表类）将一些相关的疫苗及医疗最新的专业信息传递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来完成的。其销售推广行为不仅受到《药品管理法》的约束,同时还要受到已经颁布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的监管,因此疫苗销售有别于其他行业的销售,依法合规,专业化学术营销是这一行业的必然趋势。那么对疫苗销售人员的能力和专业的要求会比较高,销售人员不仅是企业品牌的宣传者和代言人,更是相关疾病预防领域的专家,是企业与医生之间的桥梁。由此可见,不仅对企业包括整个行业,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本文以S公司疫苗销售人员培训体系构建为研究课题,首先从培训相关理论和工具入手,通过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归纳,对疫苗行业销售人员的培训特征进行阐述。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面谈法对S公司的现状、人员现状、技能现状结合SWOT工具综合进行分析,得出公司要走学术营销的战略方向,打造专业化学术推广团队,那目前的人员能力现状与这一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接着对销售培训的现状问题进行探究,发现培训资源不足,内容简单、缺乏体系等一系列问题,然后进行培训需求的全面梳理,明确了销售培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再次,通过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从培训设计与策划、培训实施、培训评估与更新,系统构建整个培训体系,最后为了确保整个体系良性运转,从组织保障、资源保障、制度保障三个方面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理论结合实际,构建了适合S公司自己的销售培训系统,整个体系循环迭代不断更新。本文通过对S公司疫苗销售人员培训体系构建的研究和设计,不仅帮助S公司推广商销售人员提升技能,达到未来行业专业化学术营销发展趋势的能力要求,进而为同行业的类似企业提供参考,对同样需要构建或优化销售培训体系的其他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宝[4]（2019）在《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转型升级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医药行业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普通民众健康的行业,国家的管控十分严格,医药市场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特殊且封闭的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医药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医药行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都发生了诸多改变,对医药销售环境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医药营销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营销,是否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将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决定着企业经营的发展速度和前景。山东省作为近几年医疗市场数量和金额消费第一大省份,是各个医药厂家最为重视的市场之一,复星医药山东分公司在国家医改新政策的影响下,最近一年的营销发展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适应市场变化,谋求战略转型,响应国家政策,谋求更好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之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文从复星医药山东分公司自身角度出发,非常有必要对复星医药山东分公司探索营销转型进行研究。在这种市场背景下国内医药企业营销策略的合理性决定客户对药品的满意度,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合理的策略能够服务于医疗机构和患者,提高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且能够不断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水平,更能够让企业在有限的市场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为此本文针对营销转型升级策略的研究不管是对于企业而言还是大的医疗环境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我们梳理企业的营销转型升级进行文献资料和理论研究时,发现目前大多数文章都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对于营销转型如何在实践层面进行可操作性的技术性层面的指导性研究不多,而研究的对象大多只集中在普通行业,对于医药行业或其他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的文献十分欠缺,而专门针对营销策略转型及对医学领域发展的重要影响探析就更加稀缺。本文的研究主要从营销升级的角度切入,以FX医药山东分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市场营销战略理论、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和营销转型理论的学术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行业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转型升级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符合FX医药山东公司实际需求的营销模式,并运用波特五力分析法、SWOT分析法从宏观和微观环境分析、潜在机会、营销升级转型实施路径到具体实施策略进行全面的阐述,归纳FX医药山东公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解决营销瓶颈,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营销升级策略,从而使FX医药公司山东分公司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以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医药企业改革开放过程为背景重点探讨中国医药企业营销转型这一主题,在医药行业的相关研究领域有一定新意。对于FX医药山东分公司而言,充分整合现有资源的结合网络营销的患者教育和慢病管理平台新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改革创新,学术推广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有创新之处。将国内医药企业的营销特点融入营销理论,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理论,结合中国的市场国情及需要,进而制定出适合国内医药企业发展的市场策略。充分把握营销转型下的有利契机,保障各个企业基本利益的同时,挖掘资源,加大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丰富产品的内容和提升服务水平,制定完善的业务链,促使医药企业走向国际化,本身也是一项创新之举。未来医药领域竞争将更加残酷。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对医药领域的需求程度,医药企业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实现营销策略的优化升级,在国际化的竞争中逐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产品特色和形象。
谢锐勤[5]（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王寅[6]（2018）在《企业的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与权变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网络互动的深化,企业间的摩擦和分歧也越来越多,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了一个包含诸多诱因的“冲突集”。关系冲突的爆发会引发网络的剧烈震荡,导致原本欣欣向荣的关系网络直接陷入“停摆”,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分崩离析。目前针对关系网络的研究大多是从静态的视角研究网络的宏观属性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正面影响,对于关系冲突的负面效应和网络演化的内在机理关注不足,无法准确地解释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偏好反转”的怪异现象。从微观视角来看,网络演化是网络内部所有个体行动者不断变化的意愿与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的动态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更值得关注。本研究以企业网络化成长作为背景,研究企业的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价值权衡与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期望揭示企业在关系冲突情境下的决策过程,从微观层面解释企业“朝秦暮楚”的“行为偏好反转”之谜。围绕上述问题,全文按照“关系冲突风险感知—关系权变价值判断—关系行为选择”的研究思路,工作成果如下:首先,以关系资本核心要素错配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风险树分析法来构建网络化背景下企业的关系冲突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并发展测量模型和测量题项,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然后,借助金融学中的实物期权理论,分析了企业进行关系资本投资的实物期权特性,探讨了实物期权导向下关系资本价值的构成,建立了关系资本价值的计算模型,推导出价值-风险权衡下的四种基本关系模式。最后,按照“关系冲突风险感知—关系权变价值—关系行为选择”的理论逻辑,构建概念模型,提出系统的研究假设,通过小样本预调研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对问卷题项进行修正以确定最终问卷。然后,进行大规模调研,收集一手数据,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研究发现,企业针对关系冲突的感知风险包括六个构面:资源丧失风险、认知失调风险、结构变迁风险、规制失效风险、冲突升级风险与冲突扩散风险。第二,企业网络化成长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于关系资本的投资过程,具有实物期权的特征,可以用B-S连续模型和二叉树模型两种方法来对关系的价值进行计算和评估。第三,关系资本的价值与关系冲突的风险是决定企业关系行为的两个核心因素。依据关系资本的价值和关系冲突风险的高低,可以构建出四种基本的关系类型,即离散交易型关系、僵持恶化型关系、战略成长型关系和交叉演变型关系。第四,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采取的是一种二阶的权变决策机制。关系的经济社会二重性决定了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因循的既不是利润至上的冰冷市场逻辑,也不是不讲回报的纯粹关系逻辑,而是一种先利后义的混合逻辑,其决策模式也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先考虑关系内生因素再结合网络外部性的二阶扩展型决策。第五,关系冲突是影响关系价值的权变因素。关系冲突是网络环境因素的代表,体现了网络成员对于关系冲突的看法和行为导向,会显着地影响企业对于网络发展前景的估计和判断,证明了企业对于关系价值的判断与网络内部的冲突水平密切相关。第六,关系压力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关系压力增加了企业退出行为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网络层面的关系退出壁垒,关系压力构成了关系的内在稳定机制,是中国企业实现网络化成长的先天禀赋和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关系压力带来的外生不确定性与关系冲突的内生风险形成了对冲,使得企业在面对关系冲突时表现得更加“隐忍”与“温和”,决定了企业在冲突回应行为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本研究将关系权变价值与关系压力纳入企业冲突反应行为的研究框架中,分析了关系权变价值和关系压力对于企业冲突反应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1）对企业的关系冲突感知风险进行结构探索和量表检验,丰富了针对关系冲突问题的研究视角;（2）提出了关系权变价值的概念,拓展了关系价值在网络化成长背景下的理论内涵;（3）将关系权变价值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了回应行为理论框架,进一步完善了关系回应行为决策的理论框架;（4）将关系压力引入了回应行为的理论框架,拓展了关系回应行为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适用边界。
周雪峰[7]（2018）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规制过程中公共权力给企业交易成本带来的影响。自2016年中央把“降成本”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处理政企关系的第一要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既是适应国内经济转型,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必由之路。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系统的研究降低我国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一核心问题。首先,本文以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为出发点,厘清和界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及特征。其次,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研究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从宏观方面来看,本文选取世界银行2016年涉及258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数据,将制度性交易成本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因子进行筛选,总结归纳出“进入成本、产权成本、契约成本”三个维度,讨论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最终证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对营商环境的反向作用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从微观方面来看,本文选取沪市300家上市公司从2007年—2016年共计10年间财务经营数据为样本,讨论研究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对微观企业投资的影响;最终证明简政放权改革与企业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微观企业运营的影响。再次,本文运用改革实践的做法进一步证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作用。一方面,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我国各级政府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改革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形成研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本文以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为经典案例分析,通过分析验证了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促进了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活力;此外,本文也在实践中总结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阻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降低我国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改革路径,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有益借鉴。
於勇成[8]（2017）在《司法行政化、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创造了中国奇迹。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释放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而且区域差异巨大的经济体,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是进一步利用国内规模经济效应推动长期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同时地方政府权力得到不断加强,在分权改革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本地经济的保护,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然而,不论是分权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未必一定使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策略,分权和开放只是为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提供了可行的“土壤”;而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政策的能力和机会更多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只有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政策可能受到的处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实施市场分割的政策。因此,从法律制度角度思考,司法行政化导致的市场行为规范不明确和司法不独立,可能是地方政府选择实施地方保护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司法行政化的存在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行使行政权力、干预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市场分割。市场分割又会扭曲经济运行机制,引发市场信号失灵,扰乱宏观经济稳定,导致社会资源错配,进而又增加了区域经济差距。目前,对中国区域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当匮乏,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研究缺少一个相对清晰、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首先使用中国司法实践的数据,利用Openlaw网站公开的判例,以2014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按照与政府亲密程度将当事人分为体制内当事人和体制外当事人,随后对当事人及其律师归属地进行分类,研究当事人资源是否会影响法官判决,以此来判断是否存在司法行政化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体制内当事人基于来自体制的资源优势,在诉讼中获得显着高于体制外当事人的胜率;基于地理优势,诉讼参与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接近本地体制核心,以获取诉讼相关资源,使得本地原告在司法判决中获取显着更高的胜率,本地律师也能显着提高其当事人的胜率。这一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关于我国存在司法行政化问题的理论判断。从司法行政化角度着手,本文构建了一个有关不同司法行政化程度的地方政府跨期合作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造成地区市场分割的深层次原因。结果发现由初始技术水平、技术进步速度共同决定的技术环境差异和由司法行政化程度决定的法治环境差异是造成市场分割的决定因素。无论分割市场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能否弥补合作收益的损失,司法行政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总有动机选择分割市场。而且,市场不完备程度越高（即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越大）,两地区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差距越大,司法行政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选择分割市场的动机越强。对于司法行政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无论比较优势是否发生逆转,分割市场都是理性的选择。但是,若想通过比较优势的逆转实现总效用的增加,必须提高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法治环境水平。初始技术水平通常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有关,这些因素通常都是不能改变的,而且模型结果也发现技术水平的改变对改善产品市场份额的分配作用很小,所以改变技术进步速度和司法行政化程度才是改变市场分割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环境,法治环境好的地区,司法行政化程度就低,对产权与契约的保护就更有力,更容易推动技术进步。理论分析仍需实证研究加以验证。本文采用相对通用的价格指数法对市场分割水平进行测度,共选取13种商品价格指数,覆盖范围相对全面;我们不仅仅计算某一省（市、区）与相邻地区的相对价格方差,而且计算了该省与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相对价格方差。通过测算发现,剔除了运输成本影响的地理加权平均市场分割指数略小于简单算术平均的市场分割指数,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2003-2005年全国市场分割程度在经历了一个小幅度上升后迅速下降,但是在2008-2010年期间又从低点上升到达新的高点后再次下降。随后,我们从各地区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书中搜集了当事人的相关信息,统计了体制内当事人和体制外当事人的判决比,利用二者的比值从司法实体的角度衡量地方司法行政化程度,并实证研究了司法行政化与区域市场分割的关系。结果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司法行政化显着正向影响市场分割。其中,司法行政化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存在两种机制,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司法行政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程度越严重;交互影响表现为司法行政化与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对市场分割存在交互作用,即在司法行政化程度给定的条件下,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行政化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而且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速度的交互作用更加明显。另外,我们从司法程序的视角,使用司法透明度和行政透明度两个指标间接衡量司法行政化程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司法行政化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区域,影响市场分割的因素差异较大,司法行政化仅显着影响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东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受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消费、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较为显着;中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受市场化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等因素影响更为显着。最后,从司法实体的角度着手,利用体制内当事人和体制外当事人判决比的比值衡量地方司法行政化程度,实证分析了司法行政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司法行政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U型关系,即当司法行政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时,提高司法行政化程度将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而当司法行政化程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降低司法行政化程度将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进一步地,从司法程序的视角,使用司法透明度和行政透明度两个指标间接衡量地方司法行政化程度,并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司法行政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外,司法行政化还与市场分割交互影响经济增长。分地区来看,在中西部地区司法行政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表现出U型关系,而在东部地区,这一影响仅表现为线性关系;在东中部地区,司法行政化与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仍然成立,而在西部地区,两个变量分别单独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市场分割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很多,但少有学者从法律制度视角展开研究。本文从司法行政化视角着手,通过数理建模和定量回归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上和实证上系统地研究了司法行政化、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关于中国司法行政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等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反映司法行政化程度的指标,也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中国司法实践的微观数据,统计了不同地区体制内和体制外诉讼当事人的判决比,以两者的比值作为衡量司法行政化程度的指标;同时,利用中国司法实践的数据,实证验证了关于中国存在司法行政化问题的理论判断。第三,本文利用司法实践的数据,将司法行政化和市场分割同时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实证研究了二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然,受作者能力所限,本文在指标的构建以及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上仍存在不足。
戴其文[9]（2017）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陈炜[10]（2017）在《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措施之一就是进行自由贸易区的探索。作为一个经济制度化的命题,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且有了很多成功的范例。研究自由贸易区必须和中国特定的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并可以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开放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法制化进程提供借鉴。在特定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牵涉到法律制度的重新建构,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对经济规制进行符合国际规则的改造,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虽然有地域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彻底市场化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经济开放提供制度范例,其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均不言而喻。区别于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一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制度试验,是基于本国应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全面反映市场经济开放性的法律诉求,其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失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具有理论意义。这种试点,是超越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范畴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空间重构。本文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从竞争政策的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将市场准入与自贸区的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及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等重点举措相结合,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借鉴中外竞争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制度设计和实践运用,为建构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竞争政策和完善社会创新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基于对现实和理论的综合考量,本文提出: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贸区的试点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尤其是市场竞争的制度化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从制度上确立了不同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对既有的行政性垄断予以颠覆;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采用则为国家利益、公共诉求的保留提供了有限度的保障。政府作为一个“中立”的调控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利益并不能以行政性垄断的方式予以保障,这是对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的基本要求。自贸区在准入制度上的改革,在竞争法上的意义也在于此。第二,自贸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市场准入的创新,也是政府自身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现实回应,是对行政性垄断在制度上的改进。这种改革趋势使得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法律架构和制度安排上融入世界投资和贸易规则,并在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障国家利益进行了探索。第三,在微观层次上,自贸区的竞争制度试验也是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市场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标志的举措将使得中国的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真正触及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竞争政策为研究思路,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研究市场竞争和反垄断规制在自贸区的建构和实施,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二是以利益分析来界定现实中的开放与规制、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对自贸区竞争制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三是以规制来分析自贸区市场准入问题与风险规避等命题之间的政府机制。本文将经济学与法学概念之中的市场竞争予以再定位,并在自贸区的概念中予以重新分析,以期对我国市场开放和竞争倡导的现实改革提供法经济学视角下研究的新路径。
二、企业难整合妨碍外企上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难整合妨碍外企上市（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 |
| 2.1.1 政府规制的内涵 |
| 2.1.2 营商环境的内涵 |
| 2.2 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1 价格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2 进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2.3 金融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 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1 职业安全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2 产品质量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3.3 环境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 |
| 3.1 制度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1.1 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 3.1.2 非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 3.2 规制时滞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2.1 价格规制时滞 |
| 3.2.2 进入规制时滞 |
| 3.3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3.1 金融价格规制 |
| 3.3.2 金融进入规制 |
| 3.4 规制波动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4.1 规制波动的理论解释 |
| 3.4.2 演化博弈分析 |
| 3.5 规制竞争视角的影响机理 |
| 3.5.1 规制竞争的效应分析 |
| 3.5.2 演化博弈分析 |
| 第4章 我国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与现状 |
| 4.1.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进程 |
| 4.1.2 我国经济性规制的现状 |
| 4.1.3 我国社会性规制的现状 |
| 4.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与现状 |
| 4.2.1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发展进程 |
| 4.2.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 |
| 4.3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建设影响的现状 |
| 4.3.1 加强市场竞争 |
| 4.3.2 提高创业数量 |
| 4.3.3 便捷政务服务 |
| 4.3.4 违约失信突出 |
| 4.3.5 制约平衡发展 |
| 第5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基本模型与数据来源 |
| 5.1.1 基本模型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变量选择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2.4 描述性统计 |
| 5.3 制度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3.1 模型设计 |
| 5.3.2 实证分析 |
| 5.4 规制时滞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计 |
| 5.4.2 实证分析 |
| 5.5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5.1 模型设计 |
| 5.5.2 实证分析 |
| 5.6 规制波动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6.1 模型设计 |
| 5.6.2 实证分析 |
| 5.7 规制竞争视角的实证检验 |
| 5.7.1 模型设计 |
| 5.7.2 实证分析 |
| 5.8 研究小结 |
| 第6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案例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案例选取 |
| 6.1.3 资料搜集和处理 |
| 6.1.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 数据分析 |
| 6.2.1 开放式编码 |
| 6.2.2 主轴式编码 |
| 6.2.3 选择式编码 |
| 6.3 研究发现 |
| 6.3.1 大数据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2 信用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3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3.4 协同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6.4 结论与启示 |
| 6.4.1 研究结论 |
| 6.4.2 实践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完善经济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 7.2.1 加强价格规制研究 |
| 7.2.2 注重进入规制理论 |
| 7.2.3 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 |
| 7.3 完善社会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 7.3.1 降低产权界定成本 |
| 7.3.2 保持规制水平稳定 |
| 7.3.3 推进环境规制竞争 |
| 7.4 推动监管创新的对策建议 |
| 7.4.1 探索智慧监管 |
| 7.4.2 推动信用监管 |
| 7.4.3 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 |
| 7.4.4 落实协同监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3）S公司疫苗销售人员培训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概况 |
| 三、文献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培训开发的含义 |
| 二、培训开发的意义 |
| 第二节 培训相关理论 |
| 一、培训开发系统模型 |
| 二、基于胜任力的培训需求分析理论 |
| 三、培训实施过程中的成人学习理论 |
| 四、培训效果评估理论 |
| 第三节 疫苗销售人员培训特征 |
| 一、疫苗行业销售介绍 |
| 二、疫苗销售人员的岗位职责 |
| 三、疫苗销售人员培训特征 |
| 第三章 S公司现状及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现状分析 |
| 一、S公司现状 |
| 二、S公司推广商销售人员现状 |
| 三、S公司推广商销售人员技能现状 |
| 四、S公司销售相关的SWOT分析 |
| 第二节 销售培训问题分析 |
| 一、S公司销售培训现状 |
| 二、S公司销售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第三节 需求分析 |
| 一、组织需求分析 |
| 二、人员需求分析 |
| 三、基于胜任力的岗位需求分析 |
| 第四章 S公司销售培训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S公司销售培训体系构建的总体设想 |
| 一、S公司销售培训体系构建的原则 |
| 二、S公司销售培训体系构建的思路 |
| 第二节 培训设计与策划 |
| 一、培训课程设计开发 |
| 二、培训方式选择 |
| 三、培训方法设计 |
| 四、培训计划设计 |
| 第三节 培训实施 |
| 第四节 培训评估与更新 |
| 一、培训评估 |
| 二、不断更新 |
| 第五章 S公司销售培训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 |
| 第一节 实施的组织保障 |
| 一、销售培训与企业的战略相结合 |
| 二、销售培训与学习型的生态文化相结合 |
| 第二节 实施的资源保障 |
| 一、培训费用预算保障 |
| 二、培训师资源保障 |
| 三、技术保障 |
| 第三节 实施的制度保障 |
| 一、培训制度标准化规范化 |
| 二、将培训评估纳入对推广商公司的考评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转型升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营销理论概述 |
| 2.2 企业营销转型相关研究 |
| 2.3 医药企业营销理论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现状 |
| 3.1 FX医药集团概况 |
| 3.2 FX医药山东分公司概述 |
| 3.3 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4P分析 |
| 3.4 SWOT分析 |
| 3.5 我国医药企业竞争五力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X企业员工内部问卷调查与分析 |
| 4.1 公司内部员工问卷研究设计 |
| 4.2 调查实施及问卷分析 |
| 4.3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医药企业营销转型升级因素层次分析 |
| 5.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关系营销因素研究 |
| 5.2 营销转型升级模型解析结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转型升级策略 |
| 6.1 产品研发创新 |
| 6.2 拓展销售渠道 |
| 6.3 定价策略升级 |
| 6.4 品牌营销升级 |
| 6.5 服务营销升级 |
| 6.6 知识营销升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医药企业内部营销人员调查问卷 |
| 附录2 医药企业营销模式调查问卷 |
| 致谢 |
（5）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企业的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与权变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风险决策与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1.2 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 |
| 2.2 关系冲突的文献综述 |
| 2.2.1 组织内冲突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组织间关系冲突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网络视角下关系冲突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 关系价值的文献综述 |
| 2.3.1 关系价值的概念探讨 |
| 2.3.2 关系价值的构成维度 |
| 2.3.3 关系价值研究的争议 |
| 2.4 实物期权理论的研究综述 |
| 2.4.1 实物期权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4.2 实物理论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发展 |
| 2.4.3 实物期权理论相关研究评述 |
| 2.5 关系回应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5.1 EVLN整体范式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5.2 呼吁行为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5.3 退出行为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5.4 忠诚和忽略行为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5.5 关系文化相关研究综述 |
| 2.6 网络化成长的相关研究综述 |
| 第3章 关系冲突风险感知研究 |
| 3.1 网络化背景下企业关系冲突风险感知的特殊性 |
| 3.2 关系冲突感知风险要素分析 |
| 3.2.1 关系资本效能丧失风险 |
| 3.2.2 涟漪效应风险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量表设计 |
| 3.3.2 正式调研及样本特征 |
| 3.4 数据分析 |
| 3.5 企业关系冲突感知风险构面形成 |
| 第4章 冲突情境下企业的关系价值权衡研究 |
| 4.1 关系资本的特性 |
| 4.2 关系资本投资决策与实物期权思想 |
| 4.3 期权视角下的关系价值 |
| 4.4 基于实物期权思想的关系资本投资期权价值计算模型 |
| 4.4.1 模型的构建思路 |
| 4.4.2 关系资本价值计算的二叉树模型 |
| 4.4.3 关系资本价值计算的B-S期权模型 |
| 4.5 基于实物期权思想的关系合作策略 |
| 第5章 关系冲突情境下企业的权变决策与行为逻辑 |
| 5.1 先前研究的不足 |
| 5.2 概念探讨 |
| 5.3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5.3.1 感知冲突与关系回应行为 |
| 5.3.2 感知冲突与关系权变价值 |
| 5.3.3 关系权变价值与关系回应行为 |
| 5.3.4 关系权变价值的中介作用 |
| 5.3.5 关系压力的调节作用 |
| 5.4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4.1 构念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工具 |
| 5.4.2 问卷设计 |
| 5.4.3 小样本预测 |
| 5.4.4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 5.4.5 数据调查与分析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性 |
| 附录 问卷调查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扭转我国经济下行的必由之路 |
| 1.1.2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提升我国市场效率的必然要求 |
| 1.1.3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 |
| 1.1.4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 |
| 1.1.5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交易成本 |
| 1.2.2 制度性交易成本 |
| 1.2.3 对已有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方法与拟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拟创新点 |
| 1.4 文章框架 第二章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与特征 |
| 2.1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概念谱系 |
| 2.1.1 企业成本构成：生产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 |
| 2.1.2 广义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
| 2.1.3 狭义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
| 2.2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概念辨析 |
| 2.2.1 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 |
| 2.2.2 契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2.2.3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2.3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宏观视角的实证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营商环境影响维度的设定 |
| 3.3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营商环境影响的统计分析 |
| 3.3.1 样本数据的选取及特点 |
| 3.3.2 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观测指标数据的统计分析 |
| 3.3.3 部分经济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观测指标数据综合分析 |
| 3.3.4 部分经济体的营商环境统计分析 |
| 3.4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营商环境影响的结论与思考 |
|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微观视角的实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3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选取样本及数据来源 |
| 4.4 实证分析与讨论 |
| 4.4.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分析 |
| 4.4.2 实证检验与讨论 |
| 4.4.3 分析小结 |
| 4.5 结论与借鉴 第五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的实践进展——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
| 5.1 扎根理论简介及数据来源 |
| 5.2 改革实践编码与经验萃取 |
| 5.2.1 基于企业实际诉求的实践经验萃取 |
| 5.2.2 基于政府改革举措的实践经验萃取 |
| 5.2.3 理论编码及分析模型的构建 |
| 5.3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实践取得的成绩 |
| 5.4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革实践存在的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发现——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经验证据 |
| 6.1 上海自贸区的概况及成立背景 |
| 6.2 上海自贸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 |
| 6.3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对经济运行影响的验证分析 |
| 6.3.1 制度创新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验证 |
| 6.3.2 制度创新对宏观营商环境影响的验证 |
| 6.3.3 制度创新对微观企业运营影响的验证 |
| 6.4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本文主要结论 |
| 7.1.2 本文研究局限 |
| 7.2 研究建议 |
| 7.2.1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阻碍机制分析 |
| 7.2.2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路径探索 |
| 7.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附录 开放性编码材料 致谢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司法行政化、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司法行政化与市场分割概述 |
| 2.1 司法行政化概述 |
| 2.2 市场分割概述 |
| 第3章 司法行政化真的存在吗? |
| 3.1 相关理论综述 |
| 3.2 理论假说 |
| 3.3 数据和变量选取 |
| 3.4 判决结果的实证分析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6 小结 |
| 第4章 司法行政化背景下的市场分割理论模型 |
| 4.1 跨期选择基本模型 |
| 4.2 跨期选择扩展模型 |
| 4.3 小结 |
| 第5章 市场分割程度的测度 |
| 5.1 测度方法 |
| 5.2 指标构建 |
| 5.3 市场分割趋势 |
| 第6章 司法行政化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小结 |
| 第7章 司法行政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及录用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与案例选择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案例选择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全球化与地方化 |
| 2.1.2 欠发达地区 |
| 2.1.3 垂直差异与水平差异 |
| 2.1.4 区域、区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 2.2.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 2.2.3 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2.4 制度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3 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发展 |
| 2.3.2 全球化、地方化与区域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 3.1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3.1.1 城市中心性的测度 |
| 3.1.2 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评估 |
| 3.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 3.2.1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测度 |
| 3.2.2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3.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和空间组织 |
| 3.3.1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 3.3.2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贸易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2.1 对外贸易与贸易依存度的城市差异 |
| 4.2.2 贸易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3 外商投资企业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3.1 外资企业的整体数量变化 |
| 4.3.2 外资企业的城市数量和结构变化 |
| 4.3.3 外资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4.1 实际利用外资的城市差异 |
| 4.4.2 FDI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5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6 东盟案例分析 |
| 4.6.1 经贸合作成果惠及广西各市而南宁受益最大 |
| 4.6.2 投资合作项目增多而大型企业更具潜力和优势 |
| 4.6.3 大型企业抓住博览会契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
| 4.7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结构视角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产业结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5.2.1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2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3 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3 产业集聚、专业化与城市发展差距 |
| 5.3.1 城市工业和制造业空间格局 |
| 5.3.2 城市工业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
| 5.3.3 城市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
| 5.3.4 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园区视角 |
| 6.1 广西产业园区、高新企业与城市发展 |
| 6.1.1 广西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 |
| 6.1.2 广西高新企业的时空格局 |
| 6.1.3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2 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1 南宁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2 北部湾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 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1 以"铝产业"为主导,结构效益低 |
| 6.3.2 产业集聚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 |
| 6.3.3 产业间缺乏协作分工,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
| 6.3.4 产业园区存在问题突出 |
| 6.4 产业园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全球化一地方化视角下的广西区域发展的水平差异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区域不平衡的测度与时空分析方法 |
| 7.1.3 区域不平衡的多机制分析方法 |
| 7.2 多层级区域不平衡分析:尺度效应 |
| 7.2.1 Theil指数分析结果 |
| 7.2.2 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 |
| 7.3 区域不平衡的分布演化趋势:时空转移 |
| 7.3.1 区域不平衡的总体分布动态 |
| 7.3.2 区域不平衡的趋同分析 |
| 7.4 区域不平衡的空间性:时空关联 |
| 7.5 区域不平衡演化的内在机理:空间与非线性视角 |
| 7.5.1 来自线性模型的证据 |
| 7.5.2 来自半参数模型的证据 |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 |
| 8.1.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 8.1.3 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
| 8.1.4 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 |
| 8.1.5 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 |
| 8.1.6 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加快桂西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经济空间结构的平衡 |
| 8.2.2 发挥政府的关键角色,加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结 |
| 8.2.3 因地制宜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期间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 后记 |
（10）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一、现实层面 |
| 二、理论层面 |
| 三、研究的切入点 |
| 第二节 市场竞争的制度化脉络 |
| 一、市场准入制度与竞争倡导的协调 |
|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沿革和理论分析 |
| 三、政府和市场：竞争政策中的规制问题 |
| 四、关于自贸区“市场准入”的研究与实践 |
| 第三节 分析路径和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基本议题：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总体设计思路 |
| 第一节 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 一、国际贸易投资谈判 |
| 二、亚太经济合作 |
| 三、地缘政治关系 |
| 第二节 措施: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 |
| 一、自贸区准入的制度目标 |
| 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 第三节 路径：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体系的设计 |
| 一、市场竞争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
| 二、结构性改革的案例分析 |
| 三、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设计的总体思路 |
| 第二章 制度架构：基于市场准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市场准入的一般分析 |
| 一、市场准入概述 |
| 二、基于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设计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的国际规则 |
| 第三节 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现状 |
| 二、国内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不足 |
| 第四节 基于现实问题的自贸区准入改革 |
| 一、国际规则在自贸区实现的要求 |
| 二、国内准入制度现有障碍和规则出路 |
| 第三章 制度比较：各国的市场准入实践 |
| 第一节 国际竞争视域的“负面清单” |
| 一、负面清单的竞争性特征 |
| 二、负面清单的法理梳理 |
| 第二节 各国准入制度的竞争性分析 |
| 一、各国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和差异化安排 |
| 二、自贸区准入制度比较 |
| 三、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的双重规制 |
| 第三节 投资准入的中国实践 |
| 一、历史沿革 |
| 二、以负面清单为对象的分析 |
| 第四章 竞争中立：自贸区竞争体系的制度展开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总体思路 |
| 第二节 竞争中立的价值内核 |
| 一、竞争中立的界定 |
| 二、竞争中立的内容范畴 |
| 三、自由公平市场的制度基础 |
| 四、竞争中立框架下的国有企业 |
| 第三节 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构建 |
| 一、完善法律规制,弱化行政管制 |
| 二、建立社会化综合监管体系 |
| 三、拓宽优化监管途径 |
| 第五章 竞争倡导：自贸区竞争政策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竞争倡导与反垄断规制 |
| 一、行政性垄断的外部性分析 |
| 二、自贸区反垄断的法理基础 |
| 三、竞争倡导的建构原则 |
| 第二节 竞争倡导与市场准入框架 |
| 一、扩大开放制度 |
| 二、深化政府改革制度 |
| 三、功能制度突破 |
| 四、法律制度创新 |
| 五、探索涉外税制改革 |
| 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 |
| 第三节 开放与限制性措施的法律授权 |
| 一、 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基本框架 |
| 二、上海自贸区贸易管理基本框架 |
| 三、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基本框架 |
| 四、上海自贸区金融管理基本框架 |
| 五、上海自贸区重点服务业基本框架 |
| 六、以风险防范、规范运作为中心的法制架构 |
| 七、上海自贸区税收管理基本制度 |
| 八、上海自贸区信用管理基本框架 |
| 第六章 风险管控：制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规制 |
| 第一节 制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一、以开放为目标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二、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冲突限制下的竞争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竞争风险管制的法律维度 |
| 一、基于“行政法定”的风险规制 |
| 二、基于“私法自治”的风险规制 |
| 三、基于“平衡和谐”的风险规制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
| 一、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例外的内核 |
| 二、美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
| 三、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
| 第七章 结论：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竞争政策 |
| 第一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目标设定 |
| 第二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界限 |
| 第三节 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的制度建议 |
| 一、竞争政策的制度化路径 |
| 二、竞争政策的执行路径 |
| 三、竞争政策的司法规制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企业难整合妨碍外企上市（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D]. 蔡璐. 辽宁大学, 2020(07)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3]S公司疫苗销售人员培训体系构建[D]. 武润琪.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6)
- [4]FX医药山东分公司营销转型升级策略研究[D]. 高宝. 东华大学, 2019(03)
- [5]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企业的关系冲突风险感知与权变决策研究[D]. 王寅.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4)
- [7]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D]. 周雪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8]司法行政化、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发展[D]. 於勇成. 山东大学, 2017(05)
- [9]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D]. 陈炜.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