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柳传志是怎么想的……怎么说……怎么做……

一、新世纪的柳传志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论文文献综述）

武小东^[1]（2018）在《创客运动中人的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催动了创客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低成本的生产工具,引起了组织结构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创新活动的便利性;互联网延伸了人的交往空间,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平台,使人的“联合制造”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创意,“公众制造”成为现实。网络效应不断解放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过去只有少数人、少数机构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普通人中间得以广泛的发散,人类第一次通过一种工具实现了群体对话和群体行动,联合创造不断放大,创客运动蓬勃兴起。创客运动具有数字“DIY”、技术支持开放性、生产小批量、创新大众化、用户小众化等特点;“DIY”制作产品模式和创业模式是创客运动的两种主要模式,两者的有效融合是创客运动未来发展的最佳模式。创客运动将互联网和制造业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启了定制制造、自己动手设计产品、创新产品的新时代,对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人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人提供了包括开源软件、开源硬件在内的自生产工具,人拥有了控制生产工具的能力;在创客运动中实现了劳动对象由“重资产”向“轻资产”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实体物体变为“信息”和“代码”,劳动对象的形态趋于一体化,人占有了更为丰富的劳动对象,并且更容易获得;组织趋于扁平化,管理趋于极简化,非机构性群体的力量得到凸显,人们之间的分工开始不受管理,人从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中解放出来,灵活的组织形式有利于人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崇尚技术、开源创新的创客文化激发了人的潜力、创造力,营造了人人合作的良好氛围,为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创客运动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平民化效果,普通人能够参与到制造中来,人不再满足于为了工作而工作,人从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中解脱出来,人成为生产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人更容易从一个生产的旁观者或是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将数据生产力用于创意,利用信息来改造世界,自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是人的需要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创客运动中,自己动手将创意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满足了人参与创造性活动的需要,人通过“DIY”制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生命的意义,人的学习的需要不断被点燃,人的个性化消费与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和激发。二是人的劳动能力得到发展,创客运动不仅给人带来了创造的激情和灵感,而且创造了合作的机会,人的集体协作能力在集体协作制作产品的生产实践中得到提升,扩展了创新创造的领域,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产工具,激发了人的创造潜能,提升了人的智力水平。三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创客运动为人提供了线上和线下两种交流方式,摆脱了空间和主体身份对人的种种束缚,主体间关系呈现出多维度、去中心化和平等性的状态,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得以广泛建立和实现,许多创意因为分享的开放性而被无限放大,人的交往具有普遍性,人的社会关系高度丰富,人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度得到提高。四是人的个性得到发展,创客运动倡导个性化生产,个性化消费,个性化发展,赋予了普通人开展个性化生产的能力,赋予了消费者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定制的能力,个人的兴趣、信仰和需要在创客运动中得到培养和塑造,激发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力,提高了人的自主性,丰富了人的独特性,人的各种个性要素在创客运动中得到协调发展。创客运动与身处于其中的人—创客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创客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平衡,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创客运动处于“导入期”和“成长期”,徘徊不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将创客等同于创业者,政府支持创客运动的发展更多的是考虑到了“创业”,背离了创客运动最为可贵的“自造精神”;创客空间发展参差不齐、相对滞后,很多有创意的人得不到必要的技术支持、资金扶持和工具支持,不能将创意尽快转化为现实;创客神器—3D打印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引发了人们的争议。对创客而言,信息技术对人的发展的潜在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面临信息异化的风险;如果把握不好个性化消费的限度,还可能面临个性化消费异化的风险;对技术的崇拜,还可能导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因此,必须推动创客运动与人的共同发展,创造创客运动与人的发展的条件,既要围绕人本身的发展实施创客教育、加强交流,提高人的知识、技能水平,提高人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人的创造素养和创造能力,还要厚植创客文化,完善创客生态链,推动创客运动的社会化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并推动制度建设,进而促进创客运动健康发展,推动创客运动中人的发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张培^[2]（2017）在《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身处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思想保障,需要我们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加以考量。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些内涵,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来加以表征。回顾历史,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通过建构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僵化保守的话语体系,掌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作为由“改革”“意识形态”和“话语”等词语所构成的复合型概念,“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是不可替代的。它指的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中期,在发动和推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蕴的概念、判断和表述等的集合。这些话语通过邓小平本人的讲话、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报告等载体加以呈现,反映着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价值选择、战略构思和话语艺术等。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并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统一起来,为其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铺垫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基本内容上,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可分为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和改革的方法论话语两大类,前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效果怎么样”等问题,一旦确立,能够为改革提供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引导和精神支撑;后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改革什么”“谁来改革”“在改革中应怎么想”“在改革中应怎么做”等问题,能够为改革实施提供相对宏观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有着自身的建构理路。从产生历史背景看,它既是应对国内困境和国际压力的必然选择,也离不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穷则思变,乱久思治”的社会内驱力以及邓小平的个人品质等现实条件的支撑。从静态的结构分布看,它立足中国实践,以增强话语解释力为内在动力,旨在倡导和传播改革的价值观,并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以彰显,形成了事实层面、逻辑层面、价值层面和表达层面渐次铺展、相辅相成的基本布局。从动态的规约机制看,按照话语产生、筛选、优化和传播的基本环节,它在形成中受到动力机制、筛选机制、平衡机制和传播机制的共同作用。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衍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十五大以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在丰富中持续更新了改革的价值目标,不断深化了改革的价值理念,更加凸显了改革的价值功能;关于改革的方法论话语在发展中坚持拓展改革的思想方法,不断强化改革的实践方法,注重创新改革的话语方法。梳理这一衍进历程,并不意味着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基于党的历次代表会议报告等历史文本所做的一种学理性分析,旨在总结规律性特征,为话语建构提供经验性参照。整体看来,其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有:变与“守”相结合、变与“迁”相结合、变与“定”相结合、变与“化”相结合。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话语建构要面向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诉求;在内容上,话语建构须以要素为支撑,不断打造基本概念、判断和表述等,注重彰显改革的价值合理性;在方式上,话语建构应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构的目标是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原则是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重点是加强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日常话语间的融通。

胡琪萍^[3]（2017）在《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新人”不断加入媒体大军中,也有“旧人”陆续离开,这种新旧更替不仅仅是媒体职业的兴衰更替,更是新媒体技术裹挟下整个社会的缩影。在此新旧更替之间,部分媒体人于离职之际选择发表离职告白以示了断。通过对在网络上记者离职话语文本的搜集,然后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与数据解读,希望了解离职媒体人的身份特征、离职原因、离职方式、离职心理等状态,尝试探索其离职给国家舆论工作、媒体行业、媒体从业者、广大受众带来哪些冲击。离职话语的具体文本长短不一,内容各异,渠道不同,但基本呈现出回顾过去--反思当下--设想未来的三段式结构,文本所表达的情感也渐渐呈现出直白--煽情--平和的转变趋势。通过历时考察,发现媒体人在离职告白公布前后所处的社会角色和思想动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早期媒体人离职情绪多集中于对制度不公的怨恨,中期则转变为理想破灭的痛楚,后期随着媒体经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业者多透露出对“黄金时代”的怀旧与感恩,间或有人开始思考未来媒体的发展。从直白的怨恨、隐晦表达到煽情表达再到平和表达,媒体人情绪表达的变迁实际表明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根本就未形成,媒体人仅以“虚拟的制度”作为自己怨怼的对象,从而树立所谓的专业主义,其本质依然不出于传统的“文人论政”。媒体人“热点时刻”的表达实质上是媒体人对自身身份的再阐述与认知,也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想的新解读,还是对自身在新环境下合法化的一种思考。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本文得出以下几个观点:（一）意义判断:离职告白的出现不仅仅是媒体人离职信息的简单传递和职业情感的表达,更是媒体人自身角色的再认知和再分配。通过这样的公开仪式,媒体人实现了自身认知、情感、行为的过渡,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二）价值判断:本文研究目的不限于离职告白文本中提及的离职原因和涉及的职业情感,更侧重于离职告白这一文本公开之后对媒体人自身、媒体行业、普通大众带来怎样的社会冲击和认知颠覆,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关系的消解和重新建构。（三）事实判断:媒体行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之中,在这个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媒体从业者面临三大问题:新闻理想vs现实制度环境、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四）本质判断:离职告白是新闻从业者面对新媒体环境冲击而做出的行为反馈,隐约折射出的是我国媒体行业新闻专业主义的虚无,反映的是我国新闻行业在回顾过往与拼搏未来两者之间的艰难跋涉。

杨文学^[4]（2016）在《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未来的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习近平开篇九问1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陈旧话题,不断被刷新纪录的贪官激活的当下,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拥有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却填写了一份感动国人的答卷。一个用27年的心血,创造了一个年销售额60多亿元、为国家一年就纳税近10亿元的财

吕乃基^[5]（2015）在《政府、资本、社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资本以及社会,虽处于同一国家,但都有自身的利益担当和诉求,力图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效益,并且倾向于自我扩张。三者之间的合作与博弈,汇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功能子系统。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视角,有助于厘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透析全球化的线索,以及理解科技发展的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资本与社会渐次萌生,诸多问题均源于政府未曾厘清与资本和社会的关系。依法治国意味着政府划定与资本和社会的边界,改革开放从此由"摸着石头过河"转向"新常态"。

董梦颖^[6]（2014）在《我国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求职类真人秀节目从13年前就开始在我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探索,在电视节目与群众生活日趋贴近的形势下,我国的求职类真人秀节目已经逐渐走向了主流化。2010年底先后开播了两档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由中国教育频道和江苏电视台联手打造的《职来职往》以及天津电视台的王牌节目《非你莫属》,让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通过类似于“相亲”的形式进行沟通,一改以往求职真人秀节目的严肃和枯燥,很快就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视热潮,瞬时间开启了中国真人秀节目继草根选秀,真人相亲之后的又一类明星节目。本文将从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背景入手,定义求职类真人秀的内涵,分析其主要特征,归纳出推动求职类真人秀节目发展的四个动因。将目前最受观众欢迎的两档节目《职来职往》和《非你莫属》作为研究对象,对现阶段的求职类真人秀节目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研究,通过与美国经典节目《学徒》在节目理念、节目形式和叙事手法上的比较分析,总结出《学徒》为我国的求职类真人秀节目带来的启示,从而为中国电视节目的良好发展提供借鉴。同时对目前一些同类节目中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把关不严导致节目的诚信受到质疑,一味的追求收视率,导致节目同质化严重,也忽略了与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互动。最后本文根据当前社会的发展形势,对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徐志成^[7]（2014）在《与现代汉语时间表达相关的一些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属于专题性讨论，而非系统性的讨论。所选的专题都是我们在实际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被遇到的难点。由于我们是非汉语母语者，因此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和角度与汉语本体研究者有所不同。文中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思路都以实用性为主，尽可能地描写和解释兼顾，既考虑理论方面的探索，也考虑应用方面的操作。本文除绪论、结语和附录，共11章，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探索，包括第1至4章，分别讨论四个专题：（1）语言符号、语法形态与时间范畴；（2）汉语时间范畴的三大要素；（3）汉语时间表达的总体特点；（4）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下编为个案分析，包括第5至11章，分别讨论七个专题：（5）表时结构“从X起”；（6）表时结构“X以前”；（7）表现时主观大量“都NP了”构式；（8）“正1”与“正2”的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化；（9）“到时”的语义、地位、功能和发展历程；（10）“一会儿”的用法、语义特点及其历史演变；（11）与“曾经”非状用法相关的几个问题。文后还另附有《“在+VP”的句法、语义、语用——兼谈“在”、“正”的语义差异》、《汉语“已经”与越语“??”的对比分析》与《越语时范畴研究概述》三文，以供相关研究作参考。本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第1章主要探讨了语言符号、语法形态和时间范畴三个问题。其观点可以归纳为几点：（1）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规约性和系统性；语言符号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形态”有广狭两种理解：狭义的形态是指词内的结构方式，广义的形态包括单词的词形变化和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合能力，词语的先后次序，重叠、音变、依附成分，等等；（3）汉语具有广义的形态；（4）时间系统是一个纵横交错的语义网络；（5）语法范畴是语法意义的高度概括，它的表现形式是语法形态的所在。第2章主要讨论事件的外部时间结构与内部时间结构。其观点可以总结为几点：（1）时域是事态与现实发生联系的重要因素；（2）事态的时间结构有外部和内部的区别，两者下位还可以区分几个小类；（3）时点和时段具有密切关心，他们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在特殊情况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第3章主要分析汉语表达时间意义中的显现程度和表达形式。其观点可以归纳为几点：（1）时间所指的显现程度与时间三大要素（时域、时点和时段）的表达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显现程度高就更容易成为时域、时点或者时段。其中，时间名词、时量词和表时形容词的显现程度最高，属时间强指表达手段；时间副词、助动词和语气词的显现程度弱一些，属时间弱指表达手段；时间连词、时间介词和动态助词的显现程度极弱，属非时间指称表达手段；（2）这些时间成分在表达时域、时点和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3）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但人类在时间意义的表达上则带有主观的解读方式，主要体现在转示化、级次化和量级化三个方面。第4章讨论汉语体的定义、属性、类别、表达方式及与体相关的两个问题。本章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几点：（1）体是内部成分和事件所处的特定运动阶段的表现，反映说话人对内部成分和事件的“观察结果”，体是一个空间概念而非时间概念；（2）汉语并非时、体混合的语言。汉语的体和时是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前者属空间范畴，后者属时间范畴，而且两者在表达上也有各自的特点和标记的；（3）体分为事件体和内部体两类。两者的不同在于，事件体着眼于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是事件的非细节化表现，内部体则着眼于事件内部结构，是事件的细节化的表现；（4）内部体分动作体、性状体和关系体三类。动作体又可分为起始体、续段体、终结体、完结体、起续体、过程体、重复体七个小类；（5）内部体标记与表量成分搭配上受到内部成分（动作、性状、关系）本身的动作性强弱而有不同的表现；（6）内部体标记的突显范围制约着体标记语序，其原则概括为：突显范围大的能包含突显范围小，语序上就更靠近谓语中心。第5章在分析“从X起”结构句法特点的基础上，对该结构的语义制约作了初步的探究，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从X起”的语义是“从”和“起”语义上的双向选择和一致化的结果，“从X起”的语义可以概括为：某动作行为开始于X的时间并延续至说话当前或者某个终点；（2）X在“从X起”结构的影响之下，具有时间起点的性质，X对事态也起有制约的作用；（3）“从X起”的话题功能、焦点功能和连接功能对篇章的连贯性具有制约作用。第6章分析了表时结构“X以前”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特点，其观点可以归纳为：（1）“X以前”中的“以前”是一个时间名词，具有时点、时段双重意义，在X的修饰下有不同的语义突显；（2）当X指时点时，“X以前”表示时段，当X指时段时，“X以前”表示时点；（3）“X以前”作为一个整体，在句中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可以充任不同的语义角色，如时间背景、主事、系事、时间起点、时间终点；（4）从语用的角度来看，“X以前”的不同分布和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反映了说话人的意图和在传递信息上的考虑和编排，主要表现在充当话题、起连接作用和焦点化三个方面。第7章主要分析“都NP了”的构式特点和成因理据。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1）NP具有虚量或虚序，表达说话人极高程度的评价，属程度级次的主观大量；（2）“都NP了”的构式义概括为：主观评述的大量级；（3）“都NP了”与上下文构成常规式和追加式，前者表示因果和转折关系，后者表示补充和加解关系；（4）“都NP了”构式是“都（V+NP）了”结构由于V省略、脱落和NP焦点化、陈述化从而凝固而成的结果；（5）“都NP了”构式的产生和语言的简化机制、语义结构语法化和语用密切相关；（6）汉语“都NP了”翻译成越语时，有两种形式：“deu+指人+roi”和“da+数量、时间+roi”，“都”包含了越语的“deu”和“da”，教学上，应多加注意这些特点已获得更好的效果。第8章在分析“正1”和“正2”句法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两者在表义功能上的不同之处，基本观点归纳为几点：（1）现代汉语中有两个副词“正”：时间副词“正1”和语气副词“正2”；（2）在信息传达中，“正1”是一个重要的时域标记，主要表示事态发生的时间叠交，“正2”则具有焦点化作用，表示肯定语气。此外，我们也探析了“正”的虚化和分化过程及其机制，并认为副词“正”分化成“正1”和“正2”发生自明代。在其分化的过程中，语用上的突显是一个重要的动因，而隐喻则是其分化的主要机制，即副词“正”的分化是时间域向情态域进一步映射的结果。第9章重点分析和描写时间副词“到时”的语义、语法地位的基础上，从而对该词的衔接和情态功能展开了讨论。本章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1）“到时”作为新兴的时间副词，表示某动作行为或事态从某个时间起点开始发生或出现，时域上属未来时；（2）在衔接功能上，“到时”能突显前后事态的承接、条件、让步和转折关系；（3）历时上，时间副词“到时”是在时间信息的背景化促动之下，“到时”述宾短语的词化、“到（动）+[NP/VP+时]”格式的简化和“到（动）+[NP/VP+时候]”格式的强势替代三重压制下而融合为一体的结果。第10章在分析“一会儿”用法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会儿”的词性、表义功能、复用及其语用义，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几点：（1）“一会儿”是一个时间名词；（2）语义上，“一会儿”做状语时，表示未来时，做补语、定语和主语时，表示泛指时段，而且具有时距远近与时长大小的区别；（3）“一会儿”复用时，主要强调事态的变化，构成两种不同的格式S1和S2，前者侧重于事态的惯常与异常，后者侧重于动作的短暂与连贯；（4）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一会儿”自战国至民国，经历了时间强化、时段化、名词化和双音节化等过程，从而产生出当今的用法；“一会儿”做补语时，与宾语的共现和顺序具有一定的历时依据。第11章在描写和分析“曾经”非状用法的基础上，对其内在的指称强化、焦点化过程进行了讨论，认为：（1）“曾经”应处理为时间名词；（2）“曾经”的非状用法是时间转喻导致意义指称强化的结果；（3）在语言表达形式上，“曾经”的焦点化主要有两种方式：移位和对举。第12章为结语，主要总结本文的核心观点、创新所在和不足之处。

徐则臣^[8]（2013）在《耶路撒冷》文中提出初平阳从傍晚五点零三分开始,十一个小时十四分钟,黑暗,直到急刹车,火车猛然停下。初平阳在睡眠的惯性里梦见自己穿过挡板,被扔到了隔壁的硬卧包厢里。惊醒的同时他听到有人尖叫,也有人因为情况紧急陡然放大了呼噜声,还有人放

杨迎春^[9]（2012）在《媒体访谈的引发与应答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认为，以细化语体为前提，可以有效地将语法研究引向深入。媒体访谈有自己的话语结构特点，可以分为开端、主体和结束三部分。媒体访谈的开始和结束部分引发语和应答语的关联对应，与其他会话不同，可以体现媒体访谈独特的话语特点。媒体访谈主体部分主持人和嘉宾以及观众在不同情况下引发语与应答语的互动对应构建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表现效果。媒体访谈的对话语句中可以发现引发与应答句类、词语和句式方面的特点。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传播的访谈，以及相同传播介质但内部构成要素存在差异的访谈，其引发语和应答语存在不同的言语表达方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最后引发语和应答语可以总结出不同的语义语用功能类型。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原则在媒体访谈的会话含义中起了规定的作用。本文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媒体访谈为对象研究现代汉语引发与应答，对媒体访谈内部元素分类考察，并与外部非媒体访谈对比，观察引发与应答相关的语法特征，对其中的语法结构与语言手段进行描写。其优势是首先彰显了使用条件，为语言现象提供了解释空间，其次，保证了同质性研究增强研究信度；同时媒体访谈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随着大众传媒不断发展，丰富的媒体访谈语料便于搜集观察，使得研究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对媒体访谈的研究与社会接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为什么说媒体访谈本质上是一种大众传播和话语互动？媒体访谈与非媒体访谈有哪些区别？媒体访谈内有哪些原型与非原型？媒体访谈中引发和应答如何关联？主持人使用的话语有哪些特点？主持人常用话语及格式有哪些？媒体访谈过程中引发语与应答语是如何交替构成对话，并实现其话语目的的？主持人与嘉宾与观众怎么样通过引发语与应答语构建媒体访谈的？综上，本文把大众传媒领域作为视角，研究媒体访谈引发与应答的规律和特点，从一个侧面推进现代汉语引发与应答研究。

贺明瑶^[10]（2012）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关系初探》文中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下,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家们正在努力通过企业文化的构建塑造企业的文化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现代企业文化构建战略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覆盖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但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企业文化构建中出现的几种问题入手,从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四个层面探索企业文化构建产生如此问题的深层原因,力图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企业家属于现代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拥有独特的价值观体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企业家是推动企业运转的心脏,不仅要组织好生产要素,处理好人、财、物的关系,而且还是企业的灵魂人物。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在带领企业发展壮大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所突显出来的精神特质,是企业家经营管理才能的综合表述。文章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的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重要影响出发,试图揭示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企业文化构建存在着主导性的影响的结论。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构建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基础之上,本文最终目的是沦述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构建的关系问题,将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家形象塑造,提升企业家的企业管理能力,促进企业文化的构建,最终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新世纪的柳传志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的柳传志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论文提纲范文）

（1）创客运动中人的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论文提纲范文）

（5）政府、资本、社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与现代汉语时间表达相关的一些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9）媒体访谈的引发与应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关系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的柳传志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论文参考文献）

• [1]创客运动中人的发展问题研究[D]. 武小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D]. 张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3]媒体人离职话语表达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离职告白文本的分析[D]. 胡琪萍.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 [4]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J]. 杨文学. 时代文学, 2016(04)
• [5]政府、资本、社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J]. 吕乃基.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 [6]我国求职类真人秀节目研究[D]. 董梦颖. 浙江师范大学, 2014(03)
• [7]与现代汉语时间表达相关的一些问题[D]. 徐志成.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4)
• [8]耶路撒冷[J]. 徐则臣. 当代, 2013(06)
• [9]媒体访谈的引发与应答研究[D]. 杨迎春. 黑龙江大学, 2012(09)
• [10]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关系初探[D]. 贺明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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