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政策的积极变化——’99财政政策评点（论文文献综述）
董雪[1]（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志永[3]（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朱思敏[4]（2020）在《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文中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是指在尊重各自独立性、充分交流信息的基础上,两大政策在政策类型、调控方向和政策工具上能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而共同高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协调配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当下对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在面对和处理今后复杂的经济形势时更有效地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护经济稳定增长。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重要经济理论模型和两大政策协调的路径进行了梳理,然后主要从搭配模式选择和政策工具配合两个方面,回顾了我国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演进,总结其用两大政策实现当期经济目标的经验与启示,发现我国两大政策协调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更偏重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目标,货币政策在应对短期冲击时更具有灵活性,但不同阶段和不同目标下仍存在政策工具协调利用不充分、政策目标存在偏差等失误。为了分析两大政策自1996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效果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接着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会加强单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财政政策较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更为显着,但长期由于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强些。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供给扩张,货币供给对财政支出影响较小。最后,本文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从优化两大政策协调目标、加强政策工具协调力度等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黄忠[5]（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曹志文[6]（2019）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高能耗的产业伴随着严峻的资源约束,高污染的企业伴随着生态系统的退化,对人民福祉、民族未来都产生了严重威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布局当中,提出了对自然和谐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奋斗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通篇贯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随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提出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确定了福建、江西、贵州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逐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为其制度建设提供样本示范。2016年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列为规划期间的重点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构想。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可以看出,政策变迁时刻反映着中国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生态保护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升华。生态保护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到文明兴衰的根基所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实现生态保护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财政,财政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关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内容与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出了改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等重要内容。结合现阶段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任务,如何认识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其政策效应程度大小,是否有效推进了生态保护,是否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这些疑问都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尝试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尝试分析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大小,为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研究成果和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本文以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利用多种理论和实践方法尝试找出其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基于文献检索结果,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等多重视角下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利用文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介绍了本文的基本概念,阐释了财政支出政策内涵和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指明了本文研究对象的现实条件所在。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理论来源,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区域竞争理论等。剖析了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及其内在因素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以及政策效应如何发挥作用。其次,分析了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基础数据梳理,介绍了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其中水污染治理效果显着、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明显加强、固体废物治理效果逐步显现、国土空间布局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内容逐步丰富。详细归纳了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其中全国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上涨,生态保护领域的环保支出规模略有提升,科学技术支出规模逐步扩展,教育支出规模明显增加。指出了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视角下,利用相关基础数据（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因素等市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存在且显着;财政支出政策对三类污染主体的回归分析均表明了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显着性;说明中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的整体影响是正向的,能够对环境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其降低幅度达到了9.4%,说明这一阶段实施的财政支出政策有效,而且相较于前一时期的效应显着增加;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动态持续性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第1年减排幅度为10.3%,改革后第2年减排幅度8.7%,改革后第3年减排幅度6.5%,改革后第4年减排幅度11.7%;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的地区所能获得的政策效应越明显,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加强生态保护,推动其财政自主权的提升很有必要。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效应;其中同期空间效应在较高分位点的显着性更突出,但其整体空间外溢性影响不够强烈;时间滞后系数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上升在时间上是具有累积性的;跨期空间效应显着为负,说明地方政府受到明显的预算约束;地区经济发展对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总体效应是正向的,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区域竞争的效果具有两面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结果,根据现阶段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实际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了: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基础以及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情况等,基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机理,选择了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角度分别对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还在污染防治的具体内容、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分析,尝试从多重视角分析中获得更为准确全面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结论。多重研究视角的选择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在生态保护上的作用大小和程度,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有所创新。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尝试得出不同情况下的生态保护效应实际效果,为解决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可靠依据和具体思路。其中污染治理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区分了不同污染物的来源,能够有效获取更加明确的政策效应结果,提供精确的污染防治财政支持政策;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应用,主要是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动态化政策效应分析工具,为进行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提供有利支撑;区域竞争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借鉴了目前较新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具——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虑了跨期预算约束的影响,采用了时间变迁和空间外溢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解决了空间分析中的异质性问题,更加全面地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情况。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发现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相关文献研究中,一般涉及到实证分析的研究数据多数集中在省级层面,部分研究涉及到市级层面（不过受制于信息公开不足等因素,市级层面的数据存在较大缺失）。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政府信息公开、课题实地调研等渠道,搜集整理完善了中国市级层面的基础数据（包括各类污染物防治情况、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数据、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形成了较为完善具有连贯性的数据库,为进行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分析提供了多层级的数据支撑,数据更新工作有所成效。相较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内容上有着更多拓展,从市级层面数据分析结果上也得出了更加详细可靠的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更加有针对性。
王阔[7]（2019）在《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PPP模式是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一种重要项目运作模式。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已进行大量PPP模式基础设施建设,该投资模式不仅直接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基建领域,而且拉动相关行业需求,增加投资机会,进一步带动私人部门投资,从而产生挤入效应;但与此同时因部分PPP项目运营不善,以及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利率水平提高,也可能导致挤出效应发生。那么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究竟是发挥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效果如何?本文在对PPP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挤入挤出机制进行研究基础上,利用我国1990年至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对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我国PPP基础设施投资经历了从萌芽式、爆发式至规范式发展,PPP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建立了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入挤出理论机制。基于Auchauer和凯恩斯乘数论的挤入效应和希克斯汉森模型的挤出效应分别从直接和间接作用角度,建立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机制和挤出机制,综合分析得出主要的影响变量。再者,基于理论机制运用VAR模型和MSVAR模型,分别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角度对我国PPP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动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PPP投资对私人投资长期存在一定的挤入效应,且经济高波动状态下挤入效应更加显着。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建议。政府正确政策导向,企业积极创新发展,双方提高合作效率改善市场投资环境进而增强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以促进经济增长。
王乙[8]（2018）在《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据估计,当前野生动物灭绝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比物种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灭绝速度由每天1种增加到每小时3种。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想要确保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保护野生动物。人类保护决策的主要原因是钱的问题,就是计算投入多少成本并带来多少回报,虽然决策也会受道德、美学、科学的影响,但主要依据是经济问题。因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明确我国野生动物数量本底和质量本底。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就是研究测度野生动物的保护本底的理论和方法,对制定保护政策、配置保护资源、提升保护成效具有重要意义。野生动物保护价值是在物种稀缺濒危的背景下,人类通过保护行为能够保存、延续并产生的野生动物总体价值,包括内禀价值和利用价值。内禀价值是物种延续自身存在和特征的价值,利用价值是野生动物对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的贡献价值。本文首先明确了相关概念,指出内禀价值就是野生动物作为种质资源维系物种特征延续的价值,可以体现在稀有性、遗传资源信息、自然历史及进化信息、生产力供给能力和所处营养级等五个方面,尝试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内禀价值进行评价方法设计,拓展了保护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其次,梳理野生动物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自身禀赋是影响保护价值的首要因素、生态服务价值最能代表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这些因素彼此关联并形成包括直接关系、中介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复杂机理关系。第三,将保护价值影响机理研究结果与评价体系结合,以自身禀赋特征作为种质资源价值评价的主要指标,提出包括5个因素15个指标的种质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对已有价值评价方法进行改进,设计基于CE方法的非消费型游憩价值评价模型,构建包括4类、14项内容的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体系。根据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与层次,明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国家保护名录以外野生动物保护价值的总体评价方法。最后,根据保护级别与层次分别选取丹顶鹤、黑熊、东北林蛙3个物种进行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质资源保护、促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产业经济发展、恢复国家保护名录外野生动物生态服务功能、提高野生动物总体社会综合效益的政策建议。
李丹[9]（2017）在《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债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且具备一定金融属性,作为不同层面的重要交界点,备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虽各有侧重但尚未就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达成共识。本文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定位为“如何在通过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合理量化实现风险有效防控基础上,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按照“确立问题→剖析问题→理论框架→理论推演→实证检验→理论拓展→现实总结”的逻辑架构展开系统性分析,侧重于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展开,基于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考虑,构造一个有利于宏观调控的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系统框架,结合我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现实特殊性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经济、财政以及金融不同层面的良性循环确保政府债务可持续,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本文的第1章首先确立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合理量化”,并对此进行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如何理解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其研究的主体或具体为政府债务范畴?第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或具体为如何体现我国政府债务属性?第三,契合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解的具体研究手段以及逻辑架构?按照此脉络,本章系统给出文中采用的政府债务相关概念以及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本质的理解,并按照“政府债务研究的财政视角、经济视角以及金融发展视角”对国内代表文献进行归并概总,以及遵循“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债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主线对国外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我国政府债务属性以及契合研究手段,梳理全文研究逻辑。具体地,对应第一层次的思考,文中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质归结为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体现,前者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后者是政府债务风险的上限标准,两者间的空间即宏观调控在政府债务方面的政策回旋余地,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体现;同时,考虑到我国存在地方债风险转嫁中央政府的潜在可能,文中使用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广义政府债务概念。对应第二层次的思考,将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定位为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的综合性命题,不囿于就债务论债务,放置于大宏观框架中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基于财政反应函数确立从“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到“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的路线,并进一步纳入经济、财政以及金融层面的不同因素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拓展,对应第三层次的思考。（二）本文的第2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纳入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并结合外生静态政府债务限度分析,风险可控则政府债务可持续,将其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初级层面的量化。文中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测度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基于马约经验风险外生上限测算出地方债风险临界值,间接测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初级量化。此外,通过政策模拟分析经济景气变化、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具体地,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指标的聚类分析获得我国经济景气变化分布,具体划分为经济低迷、经济过热和经济常态。其次,基于经验递归模型获得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发现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但风险分布呈现出一定不对称性,当经济处于常态时,主要呈现出短期公共资金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而当经济低迷时则表现出债务螺旋倾向。最后,基于地方债风险临界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债实际存量整体上不断靠近临界点,扩张空间收窄,但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方债增长呈现出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超常规增长趋势,在未来十年存在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此外,经济景气是决定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本质因素,同时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受金融市场、政府预期与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影响。（三）本文的第3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探讨如何深入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有序推进,其中关键在于如何体现政府债务限度的内生性。文中在考虑政府财政调整能力存在限度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具体特征构建适用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并结合政府预算约束获得内生性政府负债上限,进而通过分析财政反应阶段性变化、政府负债均衡点情况以及不同经济状态对应财政空间测算深化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研究。具体地,结合我国政府负债历史较短、负债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以及表现出的基本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先轻微上升后下降的财政反应特征,将其界定为“财政疲劳”初始阶段,即我国初现“财政疲劳”迹象,发现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更好拟合我国财政反应现实。同时,我国财政调整成本尚未达到一个必要水平难以维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即现阶段我国仍存在财政空间配合宏观调控。文中结合1981年-2012年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发现我国财政空间呈加速缩减趋势,2010年出现触底倾向,且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滞缓会进一步缩减财政空间。进一步结合经济仍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对2016年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在1%显着性水平下,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下存在10.4510.65个百分点的财政空间,而未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则存在10.6310.83个百分点财政空间。（四）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则对应我国政府债务是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综合命题的定位,基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框架,进一步纳入不同层面的因素,将我国政府债务属性和理论框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拓展研究。具体地,文章主要包括财政后备设置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居民储蓄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分别对应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在梳理不同层面各因素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机理的基础上,具体围绕财政后备的合理配置、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净效应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间关联展开,并通过各因素对财政反应特征、财政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与财政调整间联动性,分析不同层面如何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具体地,本文的第4章侧重于财政层面纳入财政后备因素,政府进行财政后备资金的配置需考虑“收益性”和“成本性”共存的现实,即在缓解不确定性带来政府债务风险扩放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但也面临资金安排过量降低使用效益的风险。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财政后备尚未达到最优存量,随财政后备金率提高,我国财政后备上升改善财政反应的“垂直效应”加速抵消增加财政调整成本的“水平效应”,纳入财政后备使得经济低迷时的财政空间上升8.85%,经济处于常态时上升8.59%,且现阶段提高财政后备改善财政反应的边际递减效应并不显着,政府可提高财政后备金率作为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缓冲构建的有效尝试。本文的第5章侧重于经济层面纳入居民储蓄因素,考虑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两面性,既具有作为政府债务融资的储备金职能,弥补财政账户,增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可能因过度储蓄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得经济总量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难以匹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过度积累倾向,居民储蓄的“储备金”效应被过度居民储蓄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闲置”效应覆盖,综合呈现出缩减可用财政空间趋势,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居民储蓄呈现出财政调整的顺周期性进一步降低可用财政空间,和经济处于常态相比,使得财政空间缩减量增加1.33%。因此,有效转化我国居民储蓄,使其不断向既能作为财政赤字的国内资金缓冲项以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储蓄过高而难以实现系统内资金有效配置的最优值靠近,通过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是增大可用财政空间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第6章则侧重于金融层面纳入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梳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直接渠道,包括稳定金融资产价格、改善中央政府融资环境以及缓解地方债到期偿付压力,展开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主要通过“筹资能力”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动态调整均表现出改善政府融资环境、扩大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积极效应,且不易受财政政策冲击,不仅可缓解经济景气变化带来的长期均衡震荡,实现对周期性风险波动的主动防控,同时有助于改善财政调整,提高政府可承担的长期负债水平。同时,现阶段纳入金融市场发展使得政府财政空间上升2.4%,且不易受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的消极影响。此外,历史上较大危机后,我国财政防范措施的不同会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短期波动的显着差异。
肖炎舜[10]（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认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积极政策的积极变化——’99财政政策评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政策的积极变化——’99财政政策评点（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4）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
| 2.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关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财政政策 |
| 2.1.3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 |
|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模型 |
| 2.2.1 IS-LM模型下的政策协调 |
| 2.2.2 丁伯根原则 |
| 2.2.3 政策指派和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
| 2.2.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 2.3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路径 |
| 2.3.1 政策目标间的协调 |
| 2.3.2 实施主体间的协调 |
| 2.3.3 搭配模式的选择 |
| 2.3.4 政策工具间的协调 |
| 第三章 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运用 |
| 3.1 从双松到双紧(1993-1997) |
| 3.2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 |
| 3.2.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2.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2.3 运用特别国债,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3.3 双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2005-2008) |
| 3.3.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3.2 稳健的财政政策 |
| 3.3.3 运用特别国债加强协调配合 |
| 3.4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2011) |
| 3.4.1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3.4.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4.3 共同实施4 万亿投资计划 |
| 3.4.4 共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 年至今) |
| 3.5.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5.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5.3 两大政策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3.5.4 加强国债和国库现金工具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效果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介绍和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介绍 |
| 4.1.2 变量选择 |
| 4.2 平稳性检验 |
| 4.3 VAR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
| 4.3.1 滞后阶数的选择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模型稳定性检验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4.2 方差分解 |
| 4.4.3 脉冲响应函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及政策协调建议 |
| 5.2.1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基本形势 |
| 5.2.2 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目标 |
| 5.2.3 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模式 |
| 5.2.4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污染治理、财政支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2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3 区域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在研究视角上 |
| 1.4.2 在研究方法上 |
| 1.4.3 在研究内容上 |
| 第2章 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财政支出政策 |
| 2.1.2 生态保护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财政分权理论 |
| 2.2.5 区域竞争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3.1 基本作用机理推导 |
| 2.3.2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3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4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第3章 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 |
| 3.1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 |
| 3.1.1 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情况 |
| 3.1.2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基本情况 |
| 3.1.3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的基本情况 |
| 3.2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应用 |
| 3.2.1 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情况 |
| 3.2.2 环保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3 科学技术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4 教育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5 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6 转移支付的基本情况 |
| 3.3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中的问题 |
| 3.3.1 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
| 3.3.2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缺陷 |
| 3.3.3 财政支出政策实施机制仍显不足 |
| 3.3.4 转移支付功能有所缺失 |
| 第4章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
| 4.1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水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1.1 背景介绍 |
| 4.1.2 理论推导 |
| 4.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4 实证分析 |
| 4.1.5 稳健性检验 |
| 4.1.6 小结 |
| 4.2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大气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2.1 背景介绍 |
| 4.2.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2.5 小结 |
| 4.3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固体废物治理效应分析 |
| 4.3.1 背景介绍 |
| 4.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小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5.2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原理 |
| 5.2.1 理论推导 |
| 5.2.2 模型假定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5.4.1 适用性检验 |
| 5.4.2 实证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
| 6.1 区域竞争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6.2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2.1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推导 |
| 6.2.2 分位数回归估计 |
| 6.3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极大似然估计 |
| 6.4.3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 |
| 7.1.1 尽快出台中央与地方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
| 7.1.2 明确生态保护领域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 |
| 7.1.3 制定生态保护领域的国家基本标准 |
| 7.1.4 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生态保护责任划分改革 |
| 7.1.5 坚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 |
| 7.2 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 |
| 7.2.1 扩大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规模 |
| 7.2.2 优化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结构 |
| 7.2.3 创新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手段 |
| 7.3 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3.1 加强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
| 7.3.2 完善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 |
| 7.3.3 完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4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
| 7.4.1 推进预算公开制度化 |
| 7.4.2 着力加强预算约束 |
| 7.5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7.5.1 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
| 7.5.2 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考核力度 |
| 7.6 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 |
| 7.6.1 坚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
| 7.6.2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
| 7.6.3 落实监督主体责任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不足之处 |
| 8.3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PPP |
| 2.1.2 基础设施投资 |
| 2.1.3 私人投资 |
| 2.1.4 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效应 |
| 2.2 挤入挤出效应相关理论 |
| 2.2.1 基于Auchauer理论和凯恩斯主义乘数论的挤入效应 |
| 2.2.2 基于希克斯汉森模型的挤出效应 |
| 2.3 计量模型 |
| 2.3.1 VAR模型 |
| 2.3.2 MSVAR非线性动态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现状 |
| 3.1 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历史 |
| 3.1.1 1995年至2003年萌芽阶段 |
| 3.1.2 2004年至2013年爆发阶段 |
| 3.1.3 2014年开始至今规范阶段 |
| 3.2 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现状 |
| 3.3 PPP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发展数据分析 |
| 3.3.1 对比分析 |
| 3.3.2 相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机制 |
| 4.1 私人投资的影响因素 |
| 4.1.1 宏观影响因素 |
| 4.1.2 微观影响因素 |
| 4.2 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入机制 |
| 4.2.1 直接挤入机制 |
| 4.2.2 间接挤入机制 |
| 4.2.3 挤入机制综合分析 |
| 4.3 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出机制 |
| 4.3.1 直接挤出机制 |
| 4.3.2 间接挤出机制 |
| 4.3.3 挤出机制综合分析 |
| 4.4 挤入挤出影响因素综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效应实证 |
| 5.1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1.1 VAR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指标选取 |
| 5.1.3 数据处理 |
| 5.1.4 模型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分析 |
| 5.1.5 实证结论分析 |
| 5.2 基于非线性动态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2.1 MSVAR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分析过程 |
| 5.2.3 对比结论分析 |
| 5.3 实证研究结论综述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策建议 |
| 6.1 政府角度 |
| 6.1.1 提高PPP项目运营效益 |
| 6.1.2 政府积极的政策导向 |
| 6.1.3 优化外部市场环境 |
| 6.2 企业角度 |
| 6.2.1 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
| 6.2.2 正确选择投资时机和投资领域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项目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8）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基础理论分析 |
| 2.1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野生动物 |
| 2.1.2 保护价值 |
| 2.1.3 价值评价 |
| 2.2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的特征 |
| 2.2.1 复杂特殊性 |
| 2.2.2 综合影响性 |
| 2.2.3 动态变化性 |
| 2.2.4 保护约束性 |
| 2.2.5 种间差异性 |
| 2.3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相关理论 |
| 2.3.1 劳动价值论 |
| 2.3.2 效用价值论 |
| 2.3.3 环境价值论 |
| 2.3.4 能值理论 |
| 2.3.5 认知心理学理论 |
| 2.3.6 野生动物可持续经营理论 |
| 2.3.7 保护经济学理论 |
| 2.4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方法 |
| 2.4.1 直接市场法 |
| 2.4.2 间接市场法 |
| 2.4.3 虚拟市场法 |
| 2.4.4 路径分析法 |
| 2.4.5 层次分析法 |
| 2.5 本章小结 |
| 3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
| 3.1.1 影响因素结构 |
| 3.1.2 影响因素内容 |
| 3.2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影响机理 |
| 3.2.1 影响因素的直接关系 |
| 3.2.2 影响因素的中介关系 |
| 3.2.3 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 |
| 3.3 影响机理模型构建及变量预设 |
| 3.3.1 影响机理模型构建 |
| 3.3.2 观测变量预设 |
| 3.4 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假设实证研究 |
| 3.4.1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
| 3.4.2 数据分析及检验 |
| 3.5 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假设实证结果分析 |
| 3.5.1 假设验证结果分析 |
| 3.5.2 模型路径拟合分析 |
| 3.5.3 观测变量差异分析 |
| 3.6 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解释 |
| 3.7 本章小结 |
| 4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体系构建 |
| 4.1 保护级别对评价体系的约束 |
| 4.2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构成分类体系构建 |
| 4.2.1 种质资源价值构成分析 |
| 4.2.2 经济价值构成分析 |
| 4.2.3 生态价值构成分析 |
| 4.2.4 社会价值构成分析 |
| 4.3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方法体系设计 |
| 4.3.1 种质资源价值评价方法设计 |
| 4.3.2 经济价值评价方法设计 |
| 4.3.3 生态价值评价方法设计 |
| 4.3.4 社会价值评价方法设计 |
| 4.3.5 预期收益折现方法设计 |
| 4.4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指标设定及内涵阐释 |
| 4.4.1 种质资源价值指标设定 |
| 4.4.2 活体价值指标设定 |
| 4.4.3 一次性产品价值指标设定 |
| 4.4.4 多次性产品价值指标设定 |
| 4.4.5 消费型游憩价值指标设定 |
| 4.4.6 非消费型游憩价值(CE方法)指标设定 |
| 4.4.7 能量供给价值指标设定 |
| 4.4.8 有害物种控制价值指标设定 |
| 4.4.9 植物授粉及种子传播价值指标设定 |
| 4.4.10 科学研究价值指标设定 |
| 4.4.11 社会生产力价值指标设定 |
| 4.4.12 文化、美学及遗产价值指标设定 |
| 4.5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总体评价方法 |
| 4.5.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总体评价方法及指标权重 |
| 4.5.2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总体评价方法及指标权重 |
| 4.5.3 国家保护名录外动物总体评价方法及指标权重 |
| 4.6 本章小结 |
| 5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案例研究 |
| 5.1 案例研究的原因、物种选取标准及数据来源 |
| 5.1.1 案例研究的原因 |
| 5.1.2 案例物种选取的标准 |
| 5.1.3 参照物种选取的标准 |
| 5.1.4 案例物种保护价值构成的确定依据 |
| 5.1.5 数据来源 |
| 5.2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Grus Japonensis)保护价值评价 |
| 5.2.1 生态学特征及保护现状 |
| 5.2.2 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
| 5.2.3 丹顶鹤保护价值评价 |
| 5.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Ursus thibetanus)保护价值评价 |
| 5.3.1 生态学特征及保护现状 |
| 5.3.2 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
| 5.3.3 黑熊保护价值评价 |
| 5.4 国家保护名录外野生动物东北林蛙(Rana Chensinensis)保护价值评价 |
| 5.4.1 生态学特征及保护现状 |
| 5.4.2 保护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
| 5.4.3 东北林蛙保护价值评价 |
| 5.5 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案例的比较分析及解释 |
| 5.5.1 影响因素对案例物种价值评价结果影响分析 |
| 5.5.2 案例物种保护价值评价结果的比较及解释 |
| 5.6 本章小结 |
| 6 促进野生动物保护价值提升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质资源保护 |
| 6.1.1 重点保护高度濒危野生动物 |
| 6.1.2 加强野生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
| 6.1.3 加强历史孓遗野生动物保护 |
| 6.2 促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产业经济发展 |
| 6.2.1 发展野生动物驯养繁育产业 |
| 6.2.2 发展野生动物生态旅游产业 |
| 6.2.3 探索野生动物新型保护经营模式 |
| 6.3 恢复国家保护名录外野生动物生态服务功能 |
| 6.3.1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
| 6.3.2 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 |
| 6.4 提高野生动物总体社会综合效益 |
| 6.4.1 开展野生动物科普教育 |
| 6.4.2 推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9）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基本赤字、政府债务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1.3 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我国经济景气变化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2.1 政府债务风险遍历分布模型构建与求解 |
| 2.2 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测度 |
| 2.3 政策模拟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财政空间与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3.1 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模型构建 |
| 3.2 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在我国适用性分析 |
| 3.3 政府负债上限决定机制与财政空间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财政后备设置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4.1 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理性预期检验 |
| 4.2 我国财政后备设置经济效应分析 |
| 4.3 基于财政后备设置分析的我国财政缓冲构建探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居民储蓄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5.1 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机理分析 |
| 5.2 我国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净效应分析 |
| 5.3 纳入居民储蓄的我国财政空间测算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
| 6.1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机理梳理 |
| 6.2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
| 6.3 我国财政调整与影响机制联动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一）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四）关于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五）关于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机理和作用 |
|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 |
| 四、本文的写作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交锋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 |
| 第一节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交替演进中的财政政策主张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二、“斯密革命”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四、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五、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以及各自的财政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20世纪 30~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型的财政政策 |
| 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侧重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 |
| 三、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经济学”总量与结构并重的财政政策 |
| 四、新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 |
| 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
| 第三节 二战之后英国、德国、日本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英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德国（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三、日本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第四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阶段性 |
| 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 |
| 三、经济运行状况和财政状况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三维宏观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侧重生产力发展角度的考察 |
| 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台阶式增长 |
| 三、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跃迁 |
| 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变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供给约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 二、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 |
| 三、从供给侧角度看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和特点 |
|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改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 |
| 二、宏观调控以总需求管理为主，也高度重视供给管理 |
| 第四节 21世纪头10年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性问题演变成主要矛盾 |
| 二、财政政策调控把加快结构调整和加强财政公共职能作为主线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财政政策 |
| 第五节 过去30多年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几点启示 |
| 一、供给侧管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
| 二、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
| 三、财政总量政策也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三个阶段 |
| 一、第一阶段：探索改革目标模式（1978年到199年） |
| 二、第二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1992年到2000年） |
| 三、第三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从财政“三大关系”看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二、改革目标模式探索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构建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三大因素” |
| 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趋势性变化 |
| 一、财政政策调控由行政手段转向市场手段 |
| 二、财政政策调控由单层调控转向分层协同调控 |
| 三、财政政策调控对象由国有经济转向多元市场主体 |
| 四、财政政策调控日益被机制、制度建设所替代 |
| 五、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中的地位越来越让位于货币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 |
| 第二节 1979年~1981年宏观调控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针对经济过热采取紧缩取向的宏观调控 |
| 二、这轮财政政策调控总体上是紧缩性的 |
| 三、“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1985年~1986年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在此之前已经连续3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 |
| 二、1985年实施“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三、1986年“双紧”财政货币政策“半途而废” |
| 第三节 1988年~1990年“治理整顿”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这一轮宏观调控聚焦治理通货膨胀 |
| 二、对经济增速下滑容忍度比较大 |
| 三、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硬着陆” |
| 四、“双紧”政策在力度把握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 |
| 第四节 1993年~1997年“软着陆”调控中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各方面对经济过热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
| 二、经过充分酝酿推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
| 三、始终注重保持改革开放势头不发生逆转 |
| 四、审慎提出“适度从紧”的概念 |
| 五、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
| 第五节 1998年~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背景是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
| 二、经济增速跌破预期、货币政策效果不彰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
| 三、这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次进行较大力度的相机调整 |
| 四、这轮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比较平缓 |
| 第六节 2004年~2008年“结构式”调控中稳健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2004年底提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
| 二、采取“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综合措施 |
|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 |
| 第七节 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积极财政政策出手快、措施实 |
| 二、为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重要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 |
| 三、实现特殊情况下非常措施的有序退出 |
| 第八节 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控的经验借鉴 |
| 一、要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
| 二、要加强形势预研预判，把握好财政政策调控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
| 三、要选准主要调控目标，并通过财政政策组合促进实现多重目标 |
| 四、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
| 五、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更加注重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
| 六、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衔接，把握好总量政策“松紧度”和“有效性” |
| 七、要综合运行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财政政策调控取得预期效果 |
| 八、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第六章 对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建议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
|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
| 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重点把握结构性问题的新变化 |
|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财政政策调控提出新要求 |
| 第二节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立足点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调控要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坚持把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
| 第五节 切实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积极政策的积极变化——’99财政政策评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4]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D]. 朱思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D]. 曹志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7]我国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D]. 王阔. 燕山大学, 2019(03)
- [8]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评价研究[D]. 王乙. 东北林业大学, 2018(01)
- [9]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D]. 李丹. 吉林大学, 2017(09)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