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代表”:三位一体的政党道德评价标准（论文文献综述）
朱鸿亮[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高云亮[2]（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于瑶[3]（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陈文林[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孙健[5]（2019）在《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的实践研究》文中指出“道德治理”始见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道德治理进行了强调与重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强大支撑和动力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道德治理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构成性要素。道德治理作为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形式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生性要素,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论文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方略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的时代语境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价值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基本理论依据,在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将文献研究法、多学科协同研究法和功能研究法相统一,探讨了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的实践问题。论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主要界定了道德治理的内涵,并对与之相关的概念做了辨析,阐释了道德治理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二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道德治理实践回顾与反思的研究。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道德建设和道德治理实践的梳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实现“治理”转向的进程中的经验,即推进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注重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倡导参与主体的共建共享,并且从道德建设必须实现治理转向、道德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德法兼治、必须发挥重点人群的实践引领作用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治理演进生成的实践对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进行道德治理实践的启示。三是关于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的机遇与挑战的研究。分析了道德治理实践在物质条件、领导保障、道德现状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时代机遇,与此同时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治理相对滞后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道德治理实践带来的现实挑战。四是关于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基本路径的研究。主要是加强党和政府建设为提升道德治理实践领导能力提供前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筑牢经济根基、加强人民群众道德教育为提升道德治理实践参与能力提供条件、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奠定道德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提供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
胡玥[6]（2019）在《《资本论》的人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谈到社会发展“三形态”时,相对应地分析了人的发展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人是其中的第二个阶段的人,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物的依赖”中所谓的“物”是商品、货币、资本,人对物的依赖即是人对“商品、货币、资本”的依赖,而人主要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人。也就是说,《资本论》中讲的人是资本主义特殊经济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具体的人。本文探讨《资本论》中的人学,是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思想,具体探讨:雇佣劳动中所形成的人的社会关系,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存在,社会片面分工、异化劳动与人的片面畸形发展问题,人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的贬值问题,资本逻辑对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限制与阻碍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现象,进一步探寻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奥秘。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隐藏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人的劳动是资本增值的基础,劳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增值的关键因素,而剩余价值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种被剥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增值逻辑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只是资本增值过程中的一个经济因素。这样,人的劳动成为了对象化的劳动,人成为了人格化的“特殊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成为特殊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表征,出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社会现象。可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表达为“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了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意义,这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深刻结论。在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形式使得社会劳动也发生着相应的转变,作为社会总劳动自然物质性的具体劳动和作为社会总劳动社会关系性的抽象劳动构成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的物化形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成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劳动二重性到商品的二重性是相互联系的。在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中,人的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呈现出了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然性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在对象化的劳动中,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存在。而人的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则是一种“以物为依赖性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机械怪物”、“吸血鬼”与“魔术师”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这三个隐喻下形象地描述了人在机器大工业分工劳动中以及资本增值和贫困积累过程中的生存境遇。其中,“机械怪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时期庞大机器大工业生产面貌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人们受着机器的奴役,机器为资本服务,并受着资本的控制。因此,人在操控机器的劳动环境中劳动,却受着机器的操控,在这样的形态下,人总体性地受资本的控制。“吸血鬼”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一种形象描述,资本增值的欲望就如同“吸血鬼”的欲望一样,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存在,而工人转化成了雇佣劳动力的存在;“魔术师”比喻的是资产阶级像变魔术一样创造了社会庞大的生产资料,然而“魔术师”在自己魔术道具“资本”的逐渐快速发展下,已经无法控制其魔术结果了。在资本不断增值和社会不断发展的状态下,工人处于异化状态。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存在境况中,人的发展是片面和畸形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与资本增值为目的,这种资本逻辑必然导致人的发展的危机。“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人的自然力”是蕴含在人类有机体或者社会关系中的一项潜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运行一方面促使这一潜能转变为了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人的潜能失去了发展空间,造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畸形发展,最终导致人的发展危机。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不断的吮吸“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个体劳动的自然力”,并使这种自然力“贫困累积”不断加剧的过程。而且,资本的积累过程还吮吸着自然界的自然力,致使自然界陷入环境的“贫困积累”中,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剖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悲惨命运和人的存在窘境,最终得出的革命性结论: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劳动力价值论思想与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探寻人的价值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手稿》中关于人的异化的探讨和研究,从“人的异化”到“劳动力的商品化”的分析,是马克思对人的异化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而人的劳动异化逻辑与资本增值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运动逻辑也就是劳动异化逻辑,资本运动趋势也就是劳动异化的趋势,同时也是人的价值贬值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虽然可以突破自然的界限、劳动力的界限以及技术的界限等,但是由于资本逻辑中的内在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本身”是它无法突破的一个界限,资本自我否定的最后发展趋势就是资本的自我解体,这是由资本运动逻辑的规律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自我肯定必然导致异化劳动的存在,而资本的自我否定也是异化劳动的克服和扬弃的过程,这是资本与异化劳动之间的最后解决方式,也是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逻辑的最终结果。而人的价值在人的劳动异化过程中处于贬值甚至丧失状态,在异化劳动被克服和被扬弃的过程中,人的价值也逐渐的复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最高追求和最终归宿,马克思关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是对人类解放的最高期许。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人类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资本的增值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文明,但是资本增值过程中也带给了人类和自然巨大的伤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存在负面效应。当今中国致力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应当在积极利用资本正面效应的同时,努力克服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厘清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
陈心香[7]（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核心任务。而现代国家由执政党来治理,即政党治理,又是现代政治的普遍现象。因此,政党治理的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诉求。就中国而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明确,为目前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权威的目标指导。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现状和优化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的研究问题,本论文试图采用系统分析与过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辅以比较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技术工具。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首先解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政党治理结构要素,发现政党治理包含着作为前提要素的党内治理,作为重要要素的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关键要素的政权治理,以及作为归宿要素的社会治理等结构要素。还剖析了政党治理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发现政党治理是凭借价值凝聚、组织调适、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等作用的发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题中之意和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提供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依据上述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本论文梳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探索,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实践历程。通过梳理发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苏联都对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积累了不少的有益经验,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些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而在吸收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思想和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历程。在历程回顾后,本论文考察了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通过考察发现,从实践上来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至今在政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据此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形成了对世界政党治理的“引领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也为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但是,尽管如此,在取得重大成就和面临重要历史机遇的同时,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也面临着传统管治思维、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民众参与耦合度低、政党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外部西化、分化等挑战。在对挑战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和对策问题。其中,本论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基本原则至少包括遵循和贯彻落实“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等。而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必须通过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等具体对策,来应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优化。最后,本论文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上述梳理和探讨后发现,这样的研究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政党政治理论研究,如何对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等事业,均具有丰富的启示价值。
刘晓川[8]（2019）在《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京赶考”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中提出的、用以比喻我们党的执政实践的一个比喻性的重要思想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赋予了“赶考”的本意以政治的寓意,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赶考”术语由文化语境向政党政治语境的转化。政党政治视域下的“赶考”,既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实践形态和内涵,也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精神形态和内涵,即既表现为我们党执政的一种实践进程,也表现为我们执政所彰显出了的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论文主张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突出史论结合、阐释与建构并举,围绕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进京赶考”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党“赶考”七十年的基本历程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四个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课题展开系统研究。从整体结构上看,论文主要分为六章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选题的绪论和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等基本问题,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不同视角下“赶考”的基本内涵与系统阐释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从内在契合的层面论述了我们党将“赶考”的文化本意转化为执政寓意的可行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基本界定。第二部分,所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以及我们党在“赶考”实践中所面临的“考纲”。论文从陈嘉庚之问、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几个方面论述了“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同时又从如何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如何巩固执政合法性、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赶考”的“考纲”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所呈现的是在“进京赶考”思想中所蕴含的我们党丰富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视域下,“进京赶考”中“赶考”,体现的是一种“追赶”、“接续推进”、“引领”、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精神风貌和坚强意志。我们党将这一词汇比作自己的执政实践,深刻彰显了其面对即将到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敢于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执政为民的价值情怀、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追求。第四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赶考”的七十年历史进程以及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优异答卷。在“历史进程”方面,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为第一个标志,我们党在建国之前就表明了永葆执政地位、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以我们党在“文革”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第二个标志,赋予了执政实践以全新内涵,开创了治国理政新实践;以我们党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重提“两个务必”为第三个标志,科学回答了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执政心态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赶考’远未结束”的动员令为标志,昭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在优异答卷方面,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创立了一套先进的理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第五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七十年“赶考”的基本经验。纵观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七十年,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透过七十年“赶考”成就,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推动自身执政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不忘执政初心、弘扬“赶考”精神、把握“赶考”方法、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四个宏观维度。
朱勇[9]（2018）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过渡和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已经凸显的所谓“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为道德失范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这给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整合及利益整合带来极大挑战。伦理是政治的一种属性,执政与伦理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执政伦理是指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在处理一系列重要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执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是执政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通过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与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言行影响着社会伦理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治理有着巨大的影响。执政党必须从价值伦理、制度伦理和主体伦理三个执政伦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入手,积极构建起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客观实际的执政伦理体系,积极应对挑战,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核心要义和根本价值所在,是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基本前提。面对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客观现实,坚持为民价值伦理的必然要求是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积极整合当前社会多元而复杂的利益格局,妥善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为此,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认识现实利益问题,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切实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必须建立和完善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在内的利益协调机制。制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蕴含于具体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中的制度伦理由此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形成并发挥促进自由与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并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民主与法治进步的制度体系。自由与平等是执政党主导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是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制度创新和发展的价值取向,既是评价社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伦理价值尺度,也是实现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基本保证。民主与法治既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原则与方略,也是进一步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的基本条件。这三方面的制度伦理基本原则既相互独立,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及具体要求,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保证,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体系,是制度公共性与合理性的来源与保证。忠诚、为民、务实、担当、清廉是执政党成员应当具备的五种基本道德要求。执政主体的德行养成要着重在加强个体修为和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一方面,个体要加强理论学习,陶冶道德情操,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制度要从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监督、严格执行党的廉洁从政规定上来规范养成。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执政主体的道德自觉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与必然选择。这种道德自觉,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担当、从严管党治党的清醒认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密切党群关系的认识四个方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伦理与执政的内在关联作为理论视角,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重大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和阐释的基础上,对执政伦理的基本特征、功能、基本组成内容及形成途径等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及分析探讨。
孙莉萍[10]（2018）在《制度自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内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武装大众、内化于大众的精神生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使大众在现实生活层面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拥护的问题。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价值论层面上,是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害在于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和关键意义的问题,事关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多少群众,影响群众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持久性事关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化和指导作用的最大化,事关能否提升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研究这一问题既是理论之需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境况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嵌入大众意识和日常生活已经成为“问题”。在“自上而下”的传统思想灌输和宣传的传播力不断弱化情况下,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从“官方意识形态”向“大众意识形态”的转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两张皮”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大众而言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大众的内在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用”!只有基于大众立场,“自下而上”去思考问题,把日常生活、大众需要作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眼点,关注民生诉求,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代表和实现大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合理性,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许是一种可能性路径。本研究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大众利益”及其关系的学理阐释为前提,力图从内在性上在学理角度揭示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据。全文主体部分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廓清。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其含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确立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中涉及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社会主义,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破点,建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大众的内在相关性,就能激发大众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多要素协同的过程:涉及“谁来化”——主体要素:实践主体,领导主体、宣传主体;“化谁”——对象要素是大众;“拿什么化”——大众化的内容;“怎么化”——大众化路径等。大众化是理论与大众的结合问题,更是理论向实践转化和理论实现自身的过程。这首先涉及理论如何恰当表达的问题,也体现为现实层面社会制度服务于大众利益的实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起始于大众的感性认识丰富化,完成于群众的实践活动理性化;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与践行过程,必然与利益价值认同过程相伴随。“大众化”的理论“化”与利益“化”应当是统一的,应当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社会制度是解决民生的保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设计应围绕大众的制度自觉而展开。第二部分:阐述为什么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制度视角切入。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不应是一个文本标准,即:大众化不是要把大众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应是实践标准,“实践的结果最顽强,最无情,它不会迁就任何文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是使大众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自信”。能否实现“四个自信”,取决于制度的贡献,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利益价值,即实践标准。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实践有效性、制度优越性等的坚定观念和真诚信服,以及参加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和坚定态度。认同的实质是价值问题,认同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之于自身之意义的不断诠释和建构,是人对意义感进行的不断重新定位和评价。社会主义信念不能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意识形态宣传层面,社会主义信念认同是大众对社会主义信念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及结果。当前大众程度不同地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义”和“制度”的困惑甚至怀疑。揭示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所折射的“主义”、“制度”与利益的客观联系,以及通过“制度认同”实现“主义认同”的内在统一性,提出“制度自觉”视域对推进大众化的意义。第三部分: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制度自觉维度的基本内涵。制度自觉是人之自觉意识对特定制度所进行的价值把握和理性反思。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制度是价值的承担者。制度自觉是人的自觉性对制度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投射结果;人运用自觉意识反观身处其中的制度,可以发现制度的属人性、价值性和对人的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进行制度优劣比较,形成制度自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制度自觉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上,党和政府的制度自觉主要集中于对“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方面的充分反思和积极规划;“社会化”层面上,大众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对象,制度自觉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在操作性上,大众制度自觉是指经过卓有成效的大众化工作后,大众形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动感知、理解、认同、坚守、践行和责任。大众制度自觉是对制度“何以可能”的觉醒,对制度“何以现存”的反思,对制度“何以为继”的探索。第四部分:研究从制度自觉视域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逻辑问题。制度自觉视域下大众化研究要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合理性,它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逻辑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和初步实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成功探索和制度建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制度”与“主义”之间既相区别更相统一:“主义”为“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逻辑知识和价值性的明确定位,“制度”则为“主义”提供物质承载和实践支持,更重要的是,“制度”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才能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主义”的自我确证和始终在场。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的理论认同,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大众化工作可以通过有效对接两个支撑点来达成其目标追求:既直接着力于提高大众对“制度”的认同,又通过促进和实现“制度”对民生的承诺,来保证大众制度自觉的最终实现。第五部分:研究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问题。路径问题直接关系着大众化的实效性,本研究以实现大众制度自觉为目标指向,设定了大众化路径研究的三个角度: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指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产生明确觉知,并由此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积极维护等正向情感。通过大众化工作,从助推民生工程发展、赢得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话语权等,可以引发和促进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价值自觉,指大众从价值认识的角度直接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立场、情感和行动等方面的一致性。文化自觉,指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产生体悟和肯定,并愿意为制度的完善作贡献的态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其制度优越性的存在和发挥,所以大众化工作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文化载体设计,使制度优越性以深沉的文化维度得以展现;也要重视并借鉴大众文化对大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影响,将大众特有的话语方式、情感内容等与制度优越性宣传有机融合,以促成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自觉。立足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中找出其基本实现方式,着力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情况,也许物质主义时代,制度——利益视角效果比较好。
二、“三个代表”:三位一体的政党道德评价标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个代表”:三位一体的政党道德评价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1 历史的方法 |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公正 |
| 1.5.2 公正观 |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 2.2.2 腐败问题 |
| 2.2.3 民生问题 |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 4.1.1 经济依据 |
| 4.1.2 制度依据 |
| 4.1.3 文化依据 |
| 4.1.4 社会依据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 5.2.2 远期目标论 |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 5.3.1 发展经济论 |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 5.3.3 “三位一体”论 |
| 5.3.4 共享论 |
| 5.3.5 短板论 |
| 5.3.6 兜底论 |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 5.4.3 教育公平 |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 5.5.2 制度保障论 |
| 5.5.3 法治保障论 |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 5.6.1 共识论 |
| 5.6.2 改革论 |
| 5.6.3 环境论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我国道德治理实践研究的相关概述与理论 |
| 2.1 道德治理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厘定 |
| 2.1.1 道德的内涵与功能 |
| 2.1.2 治理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
| 2.1.3 道德治理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
| 2.2 道德治理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教育与治理的主要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关于道德教育与治理的主要思想 |
| 2.2.3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 |
| 2.2.4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结构理论 |
| 2.2.5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管理理论 |
| 2.2.6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治理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治理实践的回顾 |
| 3.1.1 改革开放前道德治理演进生成的实践 |
| 3.1.2 改革开放新时期道德治理演进生成的实践 |
| 3.1.3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践 |
| 3.2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治理实践的经验 |
| 3.2.1 推进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 |
| 3.2.2 注重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 |
| 3.2.3 倡导参与主体的共建共享 |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治理实践的启示 |
| 3.3.1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实现治理转向 |
| 3.3.2 道德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3.3.3 道德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3.3.4 道德治理必须坚持德法兼治 |
| 3.3.5 道德治理必须发挥重点人群的实践引领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面临的时代机遇与现实挑战 |
| 4.1 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面临的时代机遇 |
| 4.1.1 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为道德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 |
| 4.1.2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道德治理实践提供坚强的领导保障 |
| 4.1.3 道德状况的日益好转为道德治理实践奠定坚定的信心 |
| 4.1.4 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丰富了道德治理实践的文化资源 |
| 4.2 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面临的现实挑战 |
| 4.2.1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突与博弈对道德治理实践形成挑战 |
| 4.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给道德治理实践带来考验 |
| 4.2.3 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给道德治理实践提出难题 |
| 4.2.4 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给道德治理实践增添变数 |
| 4.3 本章小结 |
| 5 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实践的基本路径 |
| 5.1 加强党和政府建设为提升道德治理实践领导能力提供前提 |
| 5.1.1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
| 5.1.2 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
| 5.1.3 加强公职人员政德教育 |
| 5.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筑牢经济根基 |
| 5.2.1 优化经济结构 |
| 5.2.2 转换增长动力 |
| 5.2.3 完善经济治理体系 |
| 5.3 加强人民群众道德教育为提升道德治理实践参与能力提供条件 |
| 5.3.1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3.2 创新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 |
| 5.3.3 加强重点人群的思想道德教育 |
| 5.4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奠定道德基础 |
| 5.4.1 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 |
| 5.4.2 完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德话语体系 |
| 5.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道德治理实践提供法治保障 |
| 5.5.1 加快道德领域问题立法 |
| 5.5.2 建立法治实施监督保障体系 |
| 5.5.3 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状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6）《资本论》的人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不足之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人学的发展历程与《资本论》中人学的理论特点 |
| 第一节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
| 一、唯物史观形成之前马克思关于人学问题的探索 |
| 二、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建构 |
| 三、唯物史观形成以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资本论》人学思想的理论特质 |
| 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现实的人”的研究 |
|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的确立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下的马克思人学的理论价值 |
| 第二章 雇佣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异化 |
| 第一节 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人 |
| 一、以“劳动力”取代“劳动能力”的术语转变 |
| 二、雇佣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 |
| 三、雇佣劳动过程中人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
| 第二节 雇佣劳动形态下人的本质的异化 |
| 一、人的异化始于劳动力的买卖 |
| 二、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异化 |
| 三、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异化 |
| 第三节 作为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物化与异化 |
| 一、拜物教下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 |
| 二、雇佣劳动形态下社会关系的物化 |
| 三、抽象化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的异化 |
| 第三章 作为特殊商品的人与人的存在 |
| 第一节 劳动二重性的人学意蕴 |
| 一、个体劳动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 |
| 二、共同劳动与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存在 |
| 三、劳动二重性和人的存在二重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从劳动二重性到作为特殊商品的人的存在 |
| 一、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
| 二、作为特殊商品的人存在的特殊二重性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存在境况 |
| 一、机械大规模生产下人作为劳动工具的存在 |
| 二、资本增值下人作为活劳动力的存在 |
| 三、资本负面效应对人的存在的影响 |
| 第四章 资本统治下人的畸形发展 |
| 第一节 社会分工与人的片面发展 |
| 一、工场手工阶段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制约 |
| 二、机器大工业阶段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制约 |
| 第二节 资本增值逻辑下人的发展危机 |
| 一、作为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自然力的发展危机 |
| 二、作为劳动者个体的个人自然力的发展危机 |
| 三、资本增值逻辑中的人学悖论 |
| 第三节 物化社会中资本积累下人的发展的贫困积累 |
|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问题的分析 |
| 二、物化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
| 三、消除物化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第五章 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复归 |
| 第一节 异化劳动的扬弃与人的价值的实现 |
| 一、“异化劳动”对“人的价值”实现的制约 |
| 二、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之路 |
| 第二节 资本逻辑的超越与人的解放 |
| 一、资本逻辑下人的解放的必要性 |
| 二、对资本逻辑下“抽象统治”的批判 |
| 三、人的解放：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的体系 |
| 二、国家治理的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党内治理:前提要素 |
| 二、政党关系治理:重要要素 |
| 三、政权治理:关键要素 |
| 四、社会治理:归宿要素 |
| 第三节 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 |
| 二、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评判标准 |
| 一、政党治理的民主化 |
| 二、政党治理的法治化 |
| 三、政党治理的科学化 |
| 四、政党治理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政党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及其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成就与危机 |
| 一、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教训 |
| 一、治理的思维应适时调整而不能僵化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应坚持而不能放弃 |
| 三、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应厘清而不能忽视 |
| 四、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应谨慎而不能马虎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历程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开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继续推进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接续奋斗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一、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直接成就 |
| 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间接成就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机遇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挑战 |
| 一、传统管治思维的挑战 |
|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挑战 |
| 三、民众参与耦合度低的挑战 |
| 四、政党治理能力不足的挑战 |
| 五、外部西化、分化的挑战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 |
| 第一节 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一、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根本保证 |
| 二、将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
| 一、尊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基本规律 |
| 二、光扬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
| 三、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将党内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抓手 |
| 二、将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依托 |
| 三、将政权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关键 |
| 四、将社会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基点 |
| 第四节 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一、坚持政党治理的引领地位 |
| 二、不断丰富其他治理的内容和形式 |
| 三、推进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第五节 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 |
| 一、始终警惕西化、分化的图谋 |
| 二、吸收和借鉴世界政党治理的有益成果 |
| 三、加强政党治理的国际交流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 |
| 一、加强政党治理规律的研究 |
| 二、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协同研究政党治理 |
| 三、重视政党治理的话语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 |
| 一、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
| 二、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
| 第三节 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 |
| 一、以问题为导向优化党内治理 |
| 二、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关系治理 |
| 三、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权治理 |
| 四、以问题为导向优化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一、重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地位 |
| 二、以系统工程对待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 |
| 三、以人才建设为抓手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重点及难点 |
| 1.3.1 论文架构 |
| 1.3.2 研究重点 |
| 1.3.3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尝试性创新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1 “赶考”内涵的一般性解读 |
| 2.1.1 文化词源学视角下的“赶考” |
| 2.1.2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赶考” |
| 2.1.3 “赶考”要素视角下的“赶考” |
| 2.1.4 表现形态视角下的“赶考” |
| 2.2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基础理论阐释 |
| 2.2.1 “政党”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2 “政党政治”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3 “赶考”与政党政治的契合之处 |
| 2.2.4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内涵分析 |
| 2.3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理论源头及概念界定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赶考”的理论阐释 |
| 2.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概念解析 |
| 第3章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及其“考纲” |
| 3.1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 |
| 3.1.1 陈嘉庚之问 |
| 3.1.2 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
| 3.1.3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
| 3.1.4 “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 |
| 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考纲” |
| 3.2.1 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 |
| 3.2.2 巩固执政合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 |
| 3.2.3 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 |
| 第4章 “进京赶考”:蕴含了党丰富的精神品格 |
| 4.1 “赶考”:彰显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 |
| 4.1.1 彰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使命担当 |
| 4.1.2 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
| 4.1.3 彰显党执政的接续性和继承性 |
| 4.2 “赶考”:体现党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 |
| 4.2.1 体现于我们党破解“考题”的艰巨性上 |
| 4.2.2 体现于执政过程对于我们党的深刻历练之中 |
| 4.2.3 体现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要求的严格程度上 |
| 4.3 “赶考”:彰显党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 |
| 4.3.1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品质 |
| 4.3.2 彰显于党的执政实践全过程 |
| 4.4 “赶考”:彰显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 |
| 4.4.1 强调根本宗旨不能变:明确执政为民的初心 |
| 4.4.2 提出“三个有利于”:回答是否继续坚持为人民执政的问题 |
| 4.4.3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执政为民更加深刻的内涵 |
| 4.4.4 提出“以人为本”:“赶考”理念进一步向人民群众聚焦 |
| 4.4.5 提出新时代奋斗目标:吹响继续为人民执政的时代号角 |
| 4.5 “赶考”:蕴含党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尚境界 |
| 4.5.1 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 |
| 4.5.2 代表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学说 |
| 4.5.3 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实践 |
| 4.5.4 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历史进程及优异答卷 |
| 5.1 中国共产党接续推进治国理政伟大实践 |
| 5.1.1 提出“决不当李自成”:表明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 |
| 5.1.2 提出改革开放新决策:开创“赶考”新阶段 |
| 5.1.3 重提“两个务必”:强调苏东剧变之后保持良好执政心态 |
| 5.1.4 “‘赶考’远未结束”:昭示“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 |
| 5.2 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交出优异答卷 |
| 5.2.1 道路维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
| 5.2.2 理论维度:创立和发展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 |
| 5.2.3 制度维度:确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
| 5.2.4 文化维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赶考”积淀宝贵经验 |
| 6.1 坚守执政初心:始终把人民当作“主考官” |
| 6.1.1 始终牢记“我是谁” |
| 6.1.2 始终牢记“为谁执政” |
| 6.1.3 始终牢记“靠谁执政” |
| 6.2 永葆“赶考”精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
| 6.2.1 坚持在自我革命中推进执政实践 |
| 6.2.2 坚持在强化“四个意识”中推进执政实践 |
| 6.2.3 坚持在推进伟大斗争推进执政实践 |
| 6.3 把握“赶考”之方:聚焦“三个统一” |
| 6.3.1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
| 6.3.2 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
| 6.3.3 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 |
| 6.4 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 6.4.1 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目标要求 |
| 6.4.2 始终把握党的建设科学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9）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执政伦理概述 |
| 第一节 执政伦理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
| 一、执政伦理的概念 |
| 二、执政伦理的特征 |
| 三、执政伦理的功能 |
| 第二节 执政伦理：问题可能与转型现实 |
| 一、执政伦理何以是一个“可能”问题？ |
| 二、执政伦理转型何以是一个“现实”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伦理 |
| 第一节 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二、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二节 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坚持为民价值伦理的必然要求 |
| 一、正确界定人民的范围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 |
| 二、推动经济发展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基本条件 |
|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主要途径 |
| 四、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之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 |
| 第一节 自由与平等：执政制度的发展目标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自由与平等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与平等 |
| 第二节 公正与和谐：执政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一、社会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
| 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
| 第三节 民主与法治：执政制度的治理原则 |
| 一、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
| 二、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本方略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主体伦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
| 一、中国共产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 |
| 二、执政主体德性的养成途径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执政主体道德自觉的体现与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体现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担当 |
| 二、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体现于从严管党治党的清醒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体现于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
| 四、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体现于对密切党群关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制度自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和对象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途径问题的研究 |
| (四)一些研究涉及到大众化的标准问题 |
| (五)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障碍及问题的研究 |
|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认同问题的研究 |
| 四、本文创新点 |
| (一)研究视域有所创新 |
| (二)大众化理论思考的关注点有所创新 |
| (三)大众化路径研究的理论工具及路径构建有所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前提研究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概念解析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素分析 |
| (一)谁来“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分析 |
| (二)“化”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分析 |
| (三)以什么“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分析 |
| (四)怎么“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分析 |
| 第二章 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重视制度之维 |
| 一、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概述 |
| (一)社会主义信念的内涵 |
| (二)社会主义信念认同的内涵 |
| (三)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及其表现 |
| 二、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弥散失控的后果及可能性 |
| (一)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弥散失控的后果是出现社会主义信念危机 |
| (二)当前的大众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存在着弥散失控的可能性 |
|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应遵循实践标准 |
|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亟待厘清实现标准问题 |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应遵循实践标准 |
|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应重视制度之维 |
| (一)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折射“制度”与利益的客观联系。 |
| (二)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表征“主义”与“制度”的内在统一。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自觉维度 |
| 一、制度自觉的理论解读 |
| (一)自觉之所指 |
| (二)制度自觉的理论逻辑 |
| (三)制度自觉是制度自信的实现基础 |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制度自觉的内涵及本质 |
|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制度自觉的主体解析 |
| (一)大众化的领导主体已经具备高度的制度自觉。 |
| (二)大众化的宣传主体要以理论自觉促成制度自觉的实现。 |
| (三)大众化的实践主体具有实现制度自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第四章 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探微 |
| 一、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
|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比较 |
| (二)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和价值归宿 |
| (三)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建构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何以可能 |
| (一)“制度”与“主义”内在关联性的理论逻辑 |
| (二)“主义”是“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基石 |
| (三)“制度”是“主义”的存在方式和实现形式 |
| (四)“制度”的自我完善保证和促进“主义”的自我确证 |
|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具备两个支撑点 |
| (一)大众对“制度”的认同 |
| (二)“制度”对民生的承诺 |
| 第五章 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探要 |
| 一、促进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 |
| (一)借助社会工作思维推动民生工程发展 |
| (二)加强并真正赢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话语权 |
| 二、引导大众对“制度”的价值自觉 |
| (一)融合不同立场,确保大众主体地位 |
| (二)关注执政党形象,支持执政党建设 |
| (三)促进大众参与,实现理论向信念转化 |
| 三、培育大众对“制度”的文化自觉 |
| (一)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文化载体设计 |
| (二)重视大众文化功能,借鉴大众文化特点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三个代表”:三位一体的政党道德评价标准（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新时代我国道德治理的实践研究[D]. 孙健.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6]《资本论》的人学思想研究[D]. 胡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D]. 陈心香. 华侨大学, 2019(12)
- [8]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D]. 刘晓川. 湖南大学, 2019(07)
- [9]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D]. 朱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制度自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孙莉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