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与部分省(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绝对数)（论文文献综述）
胡双发[1]（2021）在《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原因与提升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应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实物和服务消费结构层次等多个指标综合衡量。根据这些指标的数据判断,贵州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严重滞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低于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导致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的主要原因有:农村居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比较高、消费观念保守和不尽合理、购物和消费环境较差、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提升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需要从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快振兴农村经济、巩固精准脱贫成效、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改善购物和消费环境、提高农村社保水平等方面综合施策。
叶莉[2]（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陈世坤[3]（2020）在《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一直呈现递增趋势,1982年流动人口约为1154万人,1990年时增长到3750万人,2000年增长到1.21亿人,2010年时增长到2.21亿人,2014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年最高的2.53亿人后开始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近年流动人口规模保持在2.4亿人左右。相关人口预测进一步显示,流动人口最终规模会在2.2-2.3亿人,到2030年时,会下降到1.5-1.6亿人,农业转移人口1.1-1.2亿。尽管流动人口规模有所下降,但其早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重要来源。面对自然增长率长期在低迷中徘徊,适龄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老龄化不断加深的事实,各地区相继出台吸引流动人口的政策,以求达到补充劳动力的目的。然而,流动人口稳定地区经济的前提是获得相应的就业收入,面对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教育人力资本的有效发挥便成为提升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结合计量经济学模型重点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了其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分析,2011-2015年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呈递增趋势。不同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群体分布呈现“两极少,中间多”的橄榄型格局。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户籍差异和性别差异,非农户籍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农业户籍人员,男性大于女性,如果综合考虑户籍因素和性别因素,平均教育人力资本排序为非农男性>非农女性>农业男性>农业女性。从就业收入角度分析,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层次的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具有明显的“倒U”型趋势,具有较高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高位剧烈波动,具有较低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低位平稳徘徊。如果综合考虑户籍因素和性别因素,则平均月收入排序为非农男性>非农女性>农业男性>农业女性,这个排序结果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排序结果完全一致。另外,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曲线显示,相同学历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曲线较男性更为平坦,流动人口男性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收入上升期最长,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上升期最短,平均月收入具有明显的“天花板效应”。结合计量模型结果分析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现有可观测个体因素中,教育人力资本在决定流动人口个体就业收入方面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但教育回报率仅为4-5%,若以全国城镇居民数据为比较基础,4-5%的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的水平,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30年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乡城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始终处于这种较低的水平。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也具有明显的户籍差异,只有接受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才有利于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只要接受教育就有利于收入增长。在高等教育中,本文实证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共同作用的假设,即教育的生产性功能与筛选功能对就业收入都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存在户籍差异。高等教育有利于克服性别歧视,但是无法抹平户籍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就业收入不均。在教育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虽然教育对不同收入人群均有正向回报率,但不同收入人群的教育回报率却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教育回报率存在收入分层差异。纠正能力偏差后,教育回报率呈现马太效应,教育会不断扩大流动人口总体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中,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收入分层呈现阶段性变化,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大于中低收入群体,在乡城流动人口中则呈现相反的结果,教育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回报更高,排除最高收入组,教育可以缩小乡城流动人口群体的组内收入差距。将地区禀赋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后,研究表明,当地区存在收入差距时,短时间内地区间个体收入差距是无法缩小的。在个人收入形成过程中,除去地区初始平均收入影响外,教育人力资本主要有两种效应,即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即使具有相同要素禀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价格效应不同,个体收入也不相同。本文发现在对平均收入和教育回报率的调整过程中,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产业关联度均起到显着正向作用,表明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可以更加显着提高教育的要素价格效应。劳动力始终可以通过流入至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来提升自己的就业收入和教育回报率,从而扩大与原所在城市个体的收入差距。最后,就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流动人口整体素质。第二,应用“互联网+”,平衡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助力农村教育走出边缘化。第三,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个体收入差距。第四,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协调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郭明洋[4]（2020）在《基于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的南北朝诗文韵部研究》文中提出南北朝诗文用韵研究在构建南北朝语音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想在现有相关研究基础上取得新成果,则需以新的研究方法作为突破口。本文应用“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以南北朝诗文用韵为研究对象,对南北朝诗文用韵的空间分布普遍性状况进行全面描写与数据统计,最终归纳出南北朝韵部33个,其中阴声韵部16个:支、脂之、微、鱼、虞模、齐祭、泰、佳、皆灰咍、夬、废、萧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阳声韵部（含入声韵部）17个:东冬钟、江阳唐、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本文从研究方法和韵部空间分布两方面分析本南北朝韵系的语音性质。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将“空间分布”理念引入用韵研究中,设立了反映用韵空间分布普遍性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空间分布度大小提取韵部。以此方法归纳的韵系必然具有通语性质。本文又以空间单元为单位,以用韵空间分布数据为依据,将各韵部与同单元内空间分布数据排名第二的用韵进行比较,也充分显示了本韵部的通用性。以空间分布度数据为依据,将本韵系与南北朝诸韵系进行比较,在各南北朝韵系韵部总数中,与本韵系韵部相同者的占比分别为:于安澜齐梁陈隋韵系69%,周祖谟齐梁陈隋韵系63%,王力魏晋韵系54%,王力南北朝韵系52%,《切韵》韵系33%。此亦反映了各家南北朝韵系中的通语韵部含量。将本南北朝韵系与使用相同研究方法的魏晋诗文韵系进行比较,表明从魏晋到南北朝韵部演变有合流、分化、转移三种情况,其演变总体上呈分化趋势。
梁倩[5]（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王丽萍[6]（2020）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工业结构优化水平是判断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通过资源消耗、牺牲环境、依靠投资和出口实现的粗放型增长已成为过去式。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工业省份,甘肃工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相比,还存在资源依赖、生态环境破坏、工业结构低度化、工业结构重型化等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甘肃省如何按照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推进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获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相关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旨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甘肃工业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主要描述了甘肃工业发展的历程,发展现状,工业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分析。本章通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首先对2008-2017年甘肃工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纵向分析,其次将其与西部其他省区做横向比较分析,从而找出甘肃工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与西部地区的差距。第五章是基于前面几章的分析而提出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路径。第六章是基于以上分析而得出的主要结论。
王彦芳[7]（2019）在《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基于GVC与NVC对接的视角》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升级问题已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形成的国内分工体系融入全球分工网络,通过采取“干中学”与竞争性模仿策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工业化。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技术复杂度也已经远超过同等收入国家,甚至接近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参与垂直分工,加之“技术封锁”、“市场限制”、“贸易壁垒”等因素,国内代工企业被“俘获”于GVC中低创新能力的低附加值环节,无法向价值链高端跃升。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着力推动我国产业向GVC中高端迈进,加快培育若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同时也明确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旋律。诚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扩大,将加剧社会矛盾与不安定因素。从各地区融入国际专业化分工与国内分工的实践不难发现,GVC与国内价值链（Natiaonl Value Chain,NVC）分工有效对接机制的缺失将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例,其低附加值的GVC嵌入模式主要是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供给为前提与基础的,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工协作被限制在初级生产要素的供给层面,并没有很好地履行GVC与NVC之间的二传手功能。不仅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而且也限制了其经济扩散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不利于欠发达地区摆脱低端技术路径依赖的贫困陷阱。这在一定程度将加剧区域经济差异与不平衡问题,致使我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叠加,中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难以为继,更加迫使我国加快价值链升级进程,并从双重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探索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可行路径。由此,我们不禁思考,NVC与GVC分工是如何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GVC与NVC分工之间的对接态势如何?如何通过GVC与NVC双重价值链的对接互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是促使本文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本文基于克鲁格曼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尝试从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出发,为协调我国地区差距、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提供新的思路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的逻辑思路在于首先对现有相关研究及理论进行梳理与计量分析,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及参与NVC和GVC分工的程度及演变态势进行全面系统地测度与把握,在此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考察国内外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与机制,以及GVC与NVC双重价值链对接互动对于协调地区差距的作用路径,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八章,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及结论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相关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框架、主要方法、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等方面,并基于此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第二章为范畴界定及文献综述。在这一章,本文先基于现有文献对于区域经济差异、GVC与NVC的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而后运用Cite Space软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最后从区域经济差异、价值链分工、双重价值链对接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概括及综述。第三章是关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差异现状的典型事实。本章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态势,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考察了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区域差异。我们发现,各省市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大多数省份内部的经济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运用夜间灯光数据的测度结果与官方统计数据大体不差。第四章是对不同地区参与GVC和NVC分工的测度。本章主要基于现有GVC分工的理论框架及分解逻辑,将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整合到世界投入产出表中,考察我国各省区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演变。研究表明,部分东部省份参与NVC的程度明显下降,而参与GVC的程度有所上升;省际中间品贸易规模趋于扩大,分工日益密切;国内贸易增加值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国外贸易;大部分地区的生产链不断延伸,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仍处于微利运营阶段。第五章是关于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本章主要基于新经济地理和区域专业化分工构建了理论框架,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了NVC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结果显示,各区域之间的简单NVC分工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GVC分工对于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调节效应并不确定,简单NVC分工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与产业偏向性。第六章为GVC分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经验检验。本章首先对GVC框架下中间品关联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机理分析,然后测度了我国各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及后向关联指数,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弱化了经济集聚效应,有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企业的生产率,进而缩小区域差距;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则强化了本地市场效应,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倾向于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第七章为GVC与NVC双重价值链对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本章基于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理论,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维度分析了双重价值链对接互动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协调路径,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利于促进GVC与NVC的有效对接,而双重价值链的对接互动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同质竞争,进而缩小地区差距。第八章为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深化NVC分工体系、优化GVC中间品关联及促进双重价值链对接三个方面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建议。总而言之,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对价值链分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将中国省区差异及价值流纳入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同时考察GVC与NVC分工及其对接互动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并运用现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实证检验,这有别于只考虑NVC或仅关注GVC的研究。其次,将现有研究中笼统的“国外（或境外）”或“国内”进一步细分到国内各个省市和主要贸易伙伴国,以期更准确细致地把握不同省市在GVC与NVC分工系统中的融入程度及地位演变。第三,本文立足于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矛盾,提出通过构建GVC与NVC的有效对接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突破了以往研究关注因果关系忽视实际问题的限制。
张世花[8]（2019）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正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挑战,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农业兼业化等问题,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保证农产品质量,形成价格优势,并且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链分工水平,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民收入增加。因此,摸清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强度以及四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差异,对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发展较成熟的农村金融服务、农业信息化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首先,利用投入产出表等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内部结构以及区域间的差异,并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探究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国外存在的差异,同时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现状进行分析,然后探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民收入的联系;其次,从理论层面探讨我国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最后,以全国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作为研究范围,分别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利用2001-2016年全国30省区（除西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民收入数据,运用Stata软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从全国层面看,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四项服务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从四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农产品流通服务和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村金融服务和农机作业服务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未体现出来;中部地区农产品流通服务、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机作业服务对农民收入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农村金融服务的作用未显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项服务对农民收入均表现为正向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对于全国而言,政府积极作为,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进程;补齐批发零售业、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两大短板;创新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形成农业信息服务长效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便利农机作业服务的发展;规范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对农业农民进行支持。（2）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以经济发展为重要抓手,推动城镇化进程;依靠沿海优势,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路;构建完善的东、中、西部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促进农产品的海外之旅;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满足农民、农业的金融需求;利用信息平台大力倡导农机作业的优势,改变农民的传统思想。（3）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抓住中部崛起战略契机,巩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地位;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增强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搞好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深化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的重要地位,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粮食安全和全国农产品供给助力;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健全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4）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立和完善交通网络通讯体系,便于“引进来”和“走出去”;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健全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体系;加大对高校的支持力度以及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培育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5）对于东北地区而言,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执行支农政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适应农村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相关部门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电商企业通力合作,为农业信息化建设营造有利环境;积极建立适应农户需求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提倡农户参与式的推广方式;科学谋划黑土地的保护,推广农机作业服务的应用,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收益。
汤睿[9]（2019）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发挥着承载现代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数据表明,到2040年城市带来的经济利益将占全球GDP的75%,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人口所需的能源与物质资源等也将达到全球资源消费量的75%。由此可见,城市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也产生着大量的负面效应,而与之相伴随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城市资源稀缺、优质环境供给紧张、城市化进程提速、人口激增和消费升级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城市环境治理工作亟待强化,环境治理效率急需提升。目前,中国城市原有的环境保护制度逐渐露出疲态,城市环境治理进程稍显缓慢。对城市本身而言,环境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环境的退化制约了城市绿色发展潜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对城市居民而言,生态环境的退化对其自身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因此,城市环境治理工作迫在眉睫。城市环境治理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家从战略高度将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放在更为关键和突出的位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城市环境治理对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全面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格局优先的城市发展战略,实现城市环境治理水平的稳步提升,强化城市环境治理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研究能够紧跟政府的工作思路,力争通过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创新手段实现城市生态建设水平稳步提升,促使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和城市整体发展迈向新的阶段。由此可见,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因此,全面厘清城市环境治理现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及其发展趋势,采取系统有效的应对措施,切实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基本问题展开分析,在充分梳理国内外关于城市环境治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发展实际,构建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高度归纳概括出了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原则、动力和模式等一般性理论体系,有助于拓展城市治理理论的应用范畴。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系统性地探讨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细致完整地描绘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现状;结合其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理,分析了现有的城市环境治理动力,解释了城市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变化情况,从而为城市规划和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依据。在综合测度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变化的作用机理,有助于规范城市发展方向,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与此同时,通过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的实证分析,能够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参考依据和正确的方向指引,也能够引起政府部门对于城市整体发展质量的重视,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新的渠道,以实现城市整体规划的协同推进。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国外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经验,从政府管理的视角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试图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新的路径。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城市政府应当以前瞻性的视角预见治理工作的不同发展阶段,因势利导调动不同主体对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做出规划,以强有力的政策和灵活的应对机制明确对企业、政府、社会公众和第三部门等应承担的环境治理职责进行划分,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2）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整体呈波浪式上升状态。但是,中国四大经济板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依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可以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3）从全国层面看,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具有负向阻碍作用。从四大经济板块看,影响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因素又有所不同;（4）依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可以划分出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比较协调和高级协调阶段。通过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分析可知,中国目前主要处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5）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其政策着力点应当在于持续推进和加强城市环境的协同治理、实施适度倾斜的财政政策、合理运用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健全环境政策协同审计体系和构建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组合治理模式。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结构、治理原则、治理动力和治理模式等内容,系统性地搭建出城市环境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动态和静态测度,明确了其内在的空间差异和形成机制;城市环境治理并非是单一主体的治理行为,而是政府、企业、社会和民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行为;基于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整体呈波浪式上升状态,但是中国四大经济板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等重要结论;（2）在明确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在全国层面甄别出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具有负向阻碍作用;中国四大经济板块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则有所不同。这一研究发现对于未来开展环境治理效率导向下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3）全方位测算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状态,但是绝对数值偏小,区域和城市之间具有明显的差距,形成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领先”的空间格局。这一实证分析结果有助于充分认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空间差异,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新的思路。当前城市环境作为城市经济运行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全面厘清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成效,深度挖掘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并采取系统有效的应对措施,切实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勇[10]（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二、贵州与部分省(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绝对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与部分省(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绝对数)（论文提纲范文）
（1）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原因与提升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的现状 |
| （一）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较低，与全国和西部多数省（区、市）的差距较大 |
| 1．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 |
| 2．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低于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 |
| （二）贵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较大，大于全国及西部多数省（区、市） |
| 1．贵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大于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 |
| 2．贵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也大于西部多数省（区、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 |
| （三）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较高，高于全国及西部多数省（区、市） |
| 1．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
| 2．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高于西部绝大多数省（区、市）的农村居民家庭 |
| （四）贵州农村居民的实物和服务消费结构层次较低，仍然偏重于基本的生存消费 |
| 二、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的原因 |
| （一）农村居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 |
| （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
| （三）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比较高 |
| （四）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保守和不合理 |
| （五）农村居民购物和消费环境较差 |
| （六）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
| 三、提升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 |
| （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居民科技文化素质 |
| （二）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
| （三）巩固提升精准脱贫成效，持续减少农村低收入人口 |
| （四）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引导居民合理消费 |
| （五）改善农村购物和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质量 |
| （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
（2）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阐释 |
| 1.2.1 旅游产业 |
| 1.2.2 入境旅游 |
| 1.2.3 空气质量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
| 2.2 空气质量对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3 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5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机会 |
| 第三章 我国入境旅游与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1 研究方法 |
| 3.2 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 |
| 3.2.1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时空演化概况 |
| 3.2.2 入境旅游规模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3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 |
| 3.3.1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3.2 空气质量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理论分析 |
| 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属性分析 |
| 4.1.1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
| 4.1.2 基于旅游吸引物理论的分析 |
| 4.1.3 基于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分析 |
| 4.1.4 空气质量影响旅游的属性特征 |
| 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系统构建 |
| 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分析 |
| 4.3.1 风险感知影响路径 |
| 4.3.2 媒体信息影响路径 |
| 4.3.3 空气质量偏好影响路径 |
| 4.3.4 时间演化差异影响路径 |
| 4.3.5 地区差异影响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效应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OLS混合回归 |
| 5.1.2 面板数据模型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即期影响效应模型构建 |
| 5.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2.3 滞后效应模型构建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 |
| 5.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调节效应 |
| 5.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滞后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异质性评价 |
| 6.1 基于游客类别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1.3 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2 基于时间演化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时间差异分析 |
| 6.3 基于地区分异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
| 6.3.3 南北方地区差异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7.1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要素构成 |
| 7.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
| 7.2.1 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
| 7.2.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路径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分布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特征 |
| 8.1.2 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
| 8.1.3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4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 |
| 8.1.5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6 控制变量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特征 |
| 8.1.7 空气质量的双重属性是入境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 |
| 8.2 政策启示 |
| 8.3 对策建议 |
| 8.3.1 多举并措加强环境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
| 8.3.2 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 |
| 8.3.3 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
| 8.3.4 全方位修炼内功助力入境旅游吸引力提升 |
| 8.3.5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促入境旅游发展 |
| 8.4 创新之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 |
| 8.4.1 创新之处 |
| 8.4.2 研究的局限性 |
| 8.4.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教育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2.2 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流动人口 |
| 2.1.2 教育人力资本 |
| 2.1.3 收入差距 |
| 2.1.4 禀赋效应、价格效应与收入效应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外部性理论 |
| 2.2.3 筛选理论 |
| 2.2.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2.2.5 社会化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流动人口的教育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分析 |
| 3.1 流动人口的教育人力资本状况分析 |
| 3.1.1 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
| 3.1.2 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占比 |
| 3.1.3 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 |
| 3.1.4 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 |
| 3.1.5 按户籍和性别划分的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 |
| 3.1.6 省际流动人口的教育人力资本空间分布 |
| 3.2 流动人口的就业收入状况分析 |
| 3.2.1 流动人口的月收入状况 |
| 3.2.2 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状况 |
| 3.2.3 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收入状况 |
| 3.2.4 按户籍和性别划分的流动人口收入状况 |
| 3.3 教育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的关系 |
| 3.3.1 不同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就业收入 |
| 3.3.2 不同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曲线 |
| 3.3.3 教育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的相关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禀赋效应分析 |
| 4.1 模型介绍 |
| 4.1.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4.1.2 工具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4.1.3 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 |
| 4.1.4 ERM扩展回归模型 |
| 4.2 教育回报率估计中的计量偏误 |
| 4.2.1 测量误差 |
| 4.2.2 选择偏差 |
| 4.2.3 能力偏差 |
| 4.3 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均值影响 |
| 4.3.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 4.3.2 工具变量检验 |
| 4.3.3 教育人力资本的禀赋效应 |
| 4.3.4 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分析 |
| 4.3.5 高等教育的文凭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流动人口教育人力资本对就业收入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1 分位数回归模型介绍 |
| 5.1.1 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 |
| 5.1.2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 |
| 5.1.3 广义分位数回归模型 |
| 5.2 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广义分位数模型结果 |
| 5.3 城乡二元结构视角下的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价格效应分析 |
| 6.1 分层线性模型介绍 |
| 6.2 模型筛选机制 |
| 6.3 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
| 6.3.1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4）基于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的南北朝诗文韵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整体研究 |
| 二、分时代研究 |
| 三、分区域研究 |
| 四、个体诗人用韵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 |
| 一、关于几部诗文集 |
| 二、韵脚字整理 |
| 三、空间材料的确定 |
| 第二章 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 |
| 第一节 语言的通用性与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的应用程序 |
| 一、建立指标体系 |
| 二、无量纲化处理 |
| 三、确定指标权数 |
| 四、指标值的合成 |
| 五、提取韵部 |
| 第三节 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的价值及局限 |
| 第三章 韵部系统(上) |
| 第一节 止摄 |
| 第二节 遇摄 |
| 第三节 蟹摄 |
| 第四节 效摄 |
| 第五节 果摄 |
| 第六节 假摄 |
| 第七节 流摄 |
| 第四章 韵部系统(下) |
| 第一节 通摄 |
| 第二节 江摄 |
| 第三节 臻摄 |
| 第四节 山摄 |
| 第五节 宕摄 |
| 第六节 梗摄 |
| 第七节 曾摄 |
| 第八节 深摄 |
| 第九节 咸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韵部系统的语音性质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通语韵系 |
| 第二节 韵部的空间分布分析 |
| 第六章 相关韵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诸家南北朝诗文韵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切韵》韵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魏晋诗文韵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附录 诸家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情况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前言 |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贫困的界定 |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 2.2 贫困的成因 |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 2.4.1 自然资本 |
| 2.4.2 人力资本 |
| 2.4.3 物质资本 |
| 2.4.4 金融资本 |
| 2.4.5 社会资本 |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 2.5.4 小结 |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4 小结 |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6 小结 |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 5.5 小结 |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6）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重点与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
| 2.1.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理论基础 |
| 2.2.2 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基础 |
| 2.3 高质量发展与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分析 |
| 2.3.1 高质量发展是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 |
| 2.3.2 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措施 |
| 第三章 甘肃省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工业体系形成时期(1949年-1957年) |
| 3.1.2 工业快速发展时期(1958年-1978年) |
| 3.1.3 工业调整与充实时期(1979年-1999年) |
| 3.1.4 工业结构优化时期(2000年—至今) |
| 3.2 发展现状 |
| 3.2.1 工业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 |
| 3.2.2 分行业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 工业产业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
| 3.3.1 工业产业结构特征 |
| 3.3.2 工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分析 |
| 4.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1.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
| 4.1.3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方法 |
| 4.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测度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
| 4.2.3 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
| 4.2.4 甘肃与西部十个省区工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比较 |
| 4.2.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路径选择 |
| 5.1 提升工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 |
| 5.1.1 平衡轻重工业比例,促进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
| 5.1.2 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搞活非公有制经济 |
| 5.1.3 发挥优势产业带动作用,扩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条 |
| 5.1.4 加快建设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 |
| 5.2 提升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 |
| 5.2.1 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
| 5.2.2 推进工业信息化、智能化,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3 提升工业产业结构高效化的路径 |
| 5.4 提升工业产业结构绿色化的路径 |
| 5.5 提升工业产业结构创新化的路径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基于GVC与NVC对接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主要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及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2.1 基本思路 |
| 1.2.2 主要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范畴界定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范畴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1 区域经济差异的界定 |
| 2.1.2 全球价值链的界定 |
| 2.1.3 国内价值链的界定 |
| 2.2 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2.1 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2.2 关于价值链分工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3 文献梳理及综述 |
| 2.3.1 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
| 2.3.2 价值链分工及其分析框架 |
| 2.3.3 GVC与 NVC对接互动 |
| 2.3.4 GVC与 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
| 2.3.5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及演变 |
| 3.1 区域经济差异的识别及测算 |
| 3.2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及演变 |
| 3.2.1 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
| 3.2.2 中国区域内部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
| 3.3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区域经济差异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NVC与 GVC分工测度 |
| 4.1 GVC与 NVC分解的理论框架 |
| 4.1.1 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 |
| 4.1.2 GVC与 NVC的分解框架 |
| 4.1.3 GVC与 NVC产业微笑曲线的检验 |
| 4.2 投入产出数据整合及说明 |
| 4.2.1 多国(区域)投入产出表的整合 |
| 4.2.2 投入产出数据归并及处理 |
| 4.3 国内各地区GVC与 NVC分工测度 |
| 4.3.1 GVC与 NVC中间品关联网络 |
| 4.3.2 双重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 |
| 4.3.3 双重价值链的收益率与产业微笑曲线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NVC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框架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均衡分析 |
| 5.1.3 存在NVC分工的情形 |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3.1 散点图趋势分析 |
| 5.3.2 基准估计 |
| 5.3.3 倒U型及GVC调节效应检验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4 进一步分析及检验 |
| 5.4.1 对不同区域GDP增长的影响 |
| 5.4.2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4.3 对要素流动及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GVC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间品关联视角 |
| 6.0 作用机理与假设分析 |
| 6.0.1 中间品关联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 |
| 6.0.2 中间品关联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中介效应 |
| 6.1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6.1.1 基准模型设定 |
| 6.1.2 中间品前后向关联测度 |
| 6.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2.3 内生性检验 |
| 6.3 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GVC与 NVC对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 |
| 7.1 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设 |
| 7.1.1 理论框架 |
| 7.1.2 直接效应假设 |
| 7.1.3 间接效应假设 |
| 7.2 分析方法及指标说明 |
| 7.2.1 GVC与 NVC对接态势的评价方法 |
| 7.2.2 作用路径的分析方法选取 |
| 7.2.3 相关指标选取及说明 |
| 7.3 实证分析及路径检验 |
| 7.3.1 GVC与 NVC对接态势的评价结果分析 |
| 7.3.2 GVC与 NVC对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NVC分工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8.2.2 优化GVC中间品关联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8.2.3 促进GVC与 NVC有效对接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现状 |
| 3.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
| 3.2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现状 |
| 3.3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民收入的联系 |
| 4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
| 4.1 农村金融服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
| 4.2 农产品流通服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
| 4.3 农业信息化服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
| 4.4 农机作业服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 |
| 5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1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 5.2 全国层面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5.3 四大经济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6 结论和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9）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效率 |
| 2.1.2 治理 |
| 2.1.3 环境治理 |
| 2.1.4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治理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城市治理理论 |
| 2.2.4 环境管理理论 |
| 2.2.5 效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城市环境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城市环境治理主体结构 |
| 3.1.1 政府部门 |
| 3.1.2 企业组织 |
| 3.1.3 第三部门 |
| 3.1.4 社会公众 |
| 3.1.5 城市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
| 3.2 城市环境治理的原则 |
| 3.2.1 天人合一原则 |
| 3.2.2 总量标准原则 |
| 3.2.3 市场化原则 |
| 3.2.4 前瞻性原则 |
| 3.3 城市环境治理动力分析 |
| 3.3.1 国家年度环境规划执行情况检查 |
| 3.3.2 企业生产环境评价 |
| 3.3.3 重点污染事故监测和评估 |
| 3.3.4 社会公众监督和举报 |
| 3.3.5 城市环境信息公布 |
| 3.4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分析 |
| 3.4.1 政府行政主导型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4.2 城市规划型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4.3 企业自发型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4.4 契约型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4.5 合作型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城市环境治理成效与现实问题分析 |
| 4.1 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制度 |
| 4.1.1 排污管理制度 |
| 4.1.2 “三同时”制度 |
| 4.1.3 限期治理污染源制度 |
| 4.1.4 污染集中控制制度 |
| 4.1.5 环境监测制度 |
| 4.1.6 环境质量标准制度 |
| 4.1.7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
| 4.2 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阶段性演变 |
| 4.2.1 城市工业点源治理阶段 |
| 4.2.2 城市污染综合防治阶段 |
| 4.2.3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阶段 |
| 4.2.4 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阶段 |
| 4.3 城市环境治理的成效 |
| 4.3.1 基于能源结构多元化转变的利用效率提升 |
| 4.3.2 环保治污水平持续稳步推进 |
| 4.3.3 城市生态建设和居住环境不断优化 |
| 4.3.4 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推陈出新且日渐完善 |
| 4.4 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
| 4.4.1 城市环境承载力饱和及治理难度增强 |
| 4.4.2 城市环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依旧 |
| 4.4.3 城市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 4.4.4 城市环境污染边缘化问题日益显现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方法、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指标体系构建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动态测度 |
| 5.2.1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整体性分析 |
| 5.2.2 四大经济板块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比较分析 |
| 5.2.3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模式分析 |
| 5.3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静态测度 |
| 5.3.1 城市环境治理的纯技术效率 |
| 5.3.2 城市环境治理的规模效率 |
| 5.3.3 城市环境治理的规模报酬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3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3.1 全国层面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四大经济板块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分析 |
| 7.1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的理论分析 |
| 7.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
| 7.2.1 指标体系构建 |
| 7.2.2 研究方法 |
| 7.3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测度 |
| 7.3.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分析 |
| 7.3.2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
| 7.3.3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的空间变化 |
| 7.4 本章小结 |
| 8 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 |
| 8.1 城市环境治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强化法律手段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
| 8.1.2 搭建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 |
| 8.1.3 构建公众参与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 |
| 8.1.4 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
| 8.1.5 不断优化城市环境治理技术 |
| 8.2 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政策措施 |
| 8.2.1 持续推进和加强城市环境的协同治理 |
| 8.2.2 实施适度倾斜的财政政策 |
| 8.2.3 合理运用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 |
| 8.2.4 健全环境政策协同审计体系 |
| 8.2.5 构建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组合治理模式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未来研究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贵州与部分省(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绝对数)（论文参考文献）
- [1]贵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滞后原因与提升对策[J]. 胡双发. 安顺学院学报, 2021(01)
- [2]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3]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影响研究[D]. 陈世坤. 吉林大学, 2020(08)
- [4]基于用韵空间分布综合评价方法的南北朝诗文韵部研究[D]. 郭明洋.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5]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甘肃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王丽萍. 兰州大学, 2020(01)
- [7]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基于GVC与NVC对接的视角[D]. 王彦芳. 东南大学, 2019(01)
- [8]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D]. 张世花.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9]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研究[D]. 汤睿.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