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关键群体（论文文献综述）
张贝尔[1]（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王益成[2]（2020）在《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从“信息时代”到“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时代,多源异构且海量的数据资源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将多源异构且海量的数据资源纳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中,不再局限于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涉及的专利数据、科技文献数据、实地调研数据与科技项目数据等,还应该涵盖更广范围的互联网数据资源、科研社交媒体数据资源、社交网络数据资源与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等多种来源的数据形式。数据资源驱动着科技情报服务从用户需求感知、科技情报内容获取与科技情报服务场景化推送这三个核心功能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了科技情报服务流程的创新。本研究旨在以新视角探索数据驱动时代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及其实现,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及其特征,以实证分析探索数据驱动时代科技情报服务向智慧服务模式转型的思路,为科技情报机构科学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基于此,通过界定“数据驱动”、“情报、智能与智慧的辩证关系”、“智慧服务”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等相关概念,以回顾智慧服务、科技情报服务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现状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情境实验法、案例分析法与模式构建法分析了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数据环境、驱动模式、创新模式与模式实现以及保障策略的制定。围绕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这一核心研究内容,本文第三章从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成要素及表现特征为出发点对智慧数据、用户需求、智能技术、智慧情报、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情报分析方法这七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各构成要素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中的地位以及数据驱动各构成要素的融合协作的服务特征;第四章以“数据驱动”视角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研究,更多的体现智慧数据服务作为智慧服务的核心构成要素,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获取用户需求,利用智能技术分析获取情报,实现场景化服务推送与嵌入式的科技情报服务;第五章就如何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进行了详细阐述,从多源数据分析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研究过程,体现了数据驱动作为科技情报服务的新范式与新思想,着重从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等三个科技情报服务流程构成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路径,综合运用用户画像方法、数据挖掘方法与场景分析和需求侦测方法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进行解析,并融入科研大数据在此过程中结构、类型与属性分析结果进行解析,探究这些数据在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中的应用关系,进而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并完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体系;第六章采用单案例横向研究方法研究格微软件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系统优化策略;第七章就如何实现科技情报机构实现智慧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分析了相关保障策略。具体内容如下:（1）系统分析了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核心构成要素与特征。构成要素涵盖数据、用户、技术、智慧情报、科技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方法等七个维度,将从这七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实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进而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需求敏感性、数据多源性、技术智能性与服务场景化等四个主要特征进行解读。系统分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是构建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基础,在文献调研并借鉴其它领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各个构成要素进行详细分析。数据、用户、技术、内容、科技情报工作者、智慧服务平台与方法等七个维度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着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2）构建了数据驱动下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从“数据驱动”视角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研究,更多的体现智慧数据服务作为智慧服务的核心构成要素,实现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获取用户需求,利用智能技术分析获取情报,实现场景化服务推送与嵌入式的科技情报服务。在此过程中优化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优化构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各个构成要素,实现模式最优化并体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四个特征,通过文献调研法探讨已有服务模式的优劣势,重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与流程,重点突出智慧实现流程,数据如何驱动智慧情报服务。（3）分析了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实现路径。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的三项核心功能为基础,在实现智慧服务核心功能基础上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从多源科研大数据分析切入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研究过程,体现了数据驱动作为科技情报服务的新范式与新思想,着重从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等三个科技情报服务流程构成解析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路径,综合运用用户画像方法、数据挖掘方法与场景分析和需求侦测方法对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进行解析,并融入科研大数据在此过程中结构、类型与属性分析结果进行解析,探究这些数据在需求感知、内容获取与服务推送中的应用关系,进而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并完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体系。（4）采用单案例横向研究方法研究格微软件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系统优化策略,在分析格微软件基本概况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而分析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模式,并对其较为超前的实践应用成果进行分析,然后借鉴前述构建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及其实现研究,提出格微软件在数据驱动背景下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优化的策略。（5）制定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以构成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以及智慧服务模式实现过程为主体制定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具体维度包含数据、用户、科技情报工作者、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技术与方法等维度。如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完备数据分析技术、方法与工具,科技情报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定数据驱动下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保障策略应依据重点保障关键要素、完备并疏通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流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整体平衡、联合共建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数据驱动时代,传统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已然无法满足用户崛起的趋势以及内外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界定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探索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的实现,有利于从方法论认知层面为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本文构建的数据驱动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也更具实践价值。
王张华[3]（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钟雯[4]（2020）在《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创新研究 ——以新余市为例》文中提出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一个国家提高政府效能,更好地服务本国公民的关键手段,也是带动国家信息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各国正在积极推进本国政府的信息化进程,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电子政务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从整体上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各级地方政府要把握发展趋势,应用电子政务这一新技术,定位政府,开拓新思路,完善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小城市是一级行政区域,是我国区域经济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它也是国家电子政务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新余市出发,通过对电子政务内涵的探析到电子政务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探讨,最终形成了对地方中小城市电子政务发展路径归纳,为我国地方中小城市的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探讨。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的信息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研究分六个章节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本文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来阐述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第二章为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演变与现状,从三个角度并分别对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演变与现状进行分析。第三章为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及问题,主要内容是新余市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困境及原因分析。第五章为创新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路径探讨。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主要内容是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论述。本研究的研究范围虽然不大,但是比较独特和典型,通过对新余市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来归纳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路径的一般情况,从而对提高地方城市竞争力具有意义。
卢杭华[5]（2020）在《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崛起,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低效率、不共享、不联动的问题逐步突显。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统筹发展电子政务和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决策部署,加快推动政务信息化建设体制改革。为适应政府管理和服务现代化发展需要,2017年12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出台了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大力推进广东“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转变,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将这项工作作为省政府“头号工程”。2018年2月,肇庆市列为了全省3个“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在此历史环境下,肇庆迎来了依托大力发展数字政府、推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大机遇。目前,肇庆数字政府已基本构建起“一办、一中心、一平台”的数字政府发展框架,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已具雏形。因此,研究如何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推动肇庆市政务服务变革和市民群众办事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站在政务服务变革的视角,以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数字政府的概念、理论和肇庆市乃至广东省进行数字政府的改革意义来分析;其次分析肇庆市进行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再次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数字政府以及电子政务改革进行比较,从改革模式、建设成效、应用效果、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及借鉴思考,从而得出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影响;最后,提出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政务服务的建议:一是完善政务信息化整合共享机制,实现政务信息跨地区、跨部门互联互通;二是推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发展,改变以往各自独立的信息孤岛状况,实现政务信息共享共治。三是以便民为目标,以数据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创新网上便民服务模式,优化市民群众办事渠道,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陶鑫[6]（2020）在《上海市社保中心推行“一网通办”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顾客导向理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简称“上海市社保中心”）的信息化支撑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手工操作阶段、单机操作阶段、区级联网阶段、市级联网阶段）。2018年上半年开始,上海市社保中心对接“一网通办”的各项要求,推进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建设工作,取得四个方面的初步成效:积极推行网上办理业务、办事流程更加优化、手机端覆盖个人用户、有效缓解社保柜面压力。然而在推行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是否真正满足了群众的使用需要,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与优化,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具体实施效果,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顾客导向理论把公众作为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强调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及时倾听顾客的意见,满足顾客的需求,提升顾客价值和满意度。顾客导向理论在价值追求、公民导向、理念转变、适用范围四个方面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文章为探寻上海社保推进“一网通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设计了结构化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对前来社保中心的办事人员进行调研。问卷从对目前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现状、对目前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使用意愿、对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意见或建议这几个方面展开调查。作为问卷调查的有效补充,文章分别对上海市社保中心大厅工作人员、上海市社保中心业务科室人员两类对象进行访谈。通过访谈,听取他们对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看法,梳理上海社保“一网通办”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发现,上海社保“一网通办”推行过程中存在顶层制度设计不完善、数据共享不完全不充分、与顾客需求不完全匹配、信息安全建设不完备等四个方面问题。结合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得到的数据,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上海社保“一网通办”建设起步晚、功能相对较少;原先的顶层设计具有延续性与惯性,导致部分经办流程依旧停留在原先的阶段;信息安全建设的关注点之前主要集中于上海市社保中心内部业务操作系统;数据交换渠道并没有完全打通;数据有效利用率有待提高;不同的用户群体需要个性化服务;界面设计没有深度融入顾客导向理念。基于上述问题及原因分析,从顾客导向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建设性对策与建议,主要包括:优化顶层框架设计、整合线上线下工作流程、提升共享数据利用率、提升数据共享层级、保障社保基金待遇支付安全、推出个性化服务、提高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处置能力。
周瑜[7]（2020）在《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服务是人类聚居的产物,与城市起源同步,又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作为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成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命题。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为公共服务发展同时带来挑战与机遇。因此,本论文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对公共服务产生了什么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具体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来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使其既适应于中国人口资源约束的基本国情,又能够可持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首先,本文对论题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析,认为公共服务应被视为一个追求社会经济动态平衡的系统,其发展不是停留在引入新变化的浅层意义上,而应具有动态适应的演化逻辑。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为实现公共服务的动态平衡和变化适应提供了可能性,使之能够变得更加柔性,更能在“不可或缺”与“过犹不及”中找到恰到好处的位置,恰如其分的力度。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自上而下、条块分割的传统公共服务模式与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多中心、扁平化、即时性等难以适配。因此,需要从根本上重塑公共服务理念,在制度层面推动深层次变革,为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提供全方位的理论指引。本文基于对公共服务的系统认知,指出供给主体、治理机制、技术工具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件,这些组件之间的关系结构和耦合变化将推动形成新的公共服务模式。因此,文献综述部分梳理了有关公共服务主体及主体关系,组织及治理机制,技术创新应用的国外内文献,并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还缺乏整体性认识和深入本质的研究,但同时学者们正在慢慢地从降维的单一视角转向使用更加系统和接近现实的视角来理解当代社会中人类互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本文将城市复杂系统理论作为统领性理论,以集体行动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公共治理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作为支撑性理论,构筑起跨学科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城市复杂系统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或缺、过犹不及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特点,并对公共服务进行复杂系统的解构。在此基础上,剖析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如何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集体行动,以及降低供需匹配的交易成本等作用于公共服务,从而将新兴数字技术的特性纳入公共服务发展范式。基于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对数字技术应用影响公共服务效率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测量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信息对称程度、集体行动能力和供需匹配成本这三个潜变量,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公共服务效率,然后构建三个潜变量与公共服务效率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了数字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效率具有正向相关性,三个潜变量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为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本文对英国、新加坡、爱沙尼亚以及中国等若干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的先行实践进行总结借鉴。鉴于城市群成为我国公共服务密度最高、压力最大的区域,本文还结合雄安新区的设立,将公共服务置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城市群背景下,指出公共服务对于雄安新区和城市群发展的“杠杆”作用,并剖析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为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使公共服务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动”,从“层级管控”向“平台生态”,从“路径依赖”向“数据驱动”,从“同质固化”向“情境适应”转变,呈现出公共服务多种主体“价值共创”的新格局。最后,本文从树立“价值共创”公共服务理念,率先推动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以数据信息资源为关键纽带,建立激励相容的协同发展机制;搭建开放共用的赋能平台,形成动态适应的服务能力生态圈等三个主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未来,更多的公共服务将以高度联通的方式跨越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之间的边界来提供,甚至形成一个接受自主选择的公共服务市场,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找到良好平衡,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适应中国基本国情和更可持续的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
魏楠[8]（2020）在《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善治”的一大特点。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现代通信技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途径。网络重构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工程,创造出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方式,便捷公众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诉求;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在“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前提下,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秩序地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研究从“公众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剖析了动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依照实证研究设计方法步骤,利用调查收集到的809份有效问卷验证了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总结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依据比较案例研究设计方法,选取同在2018年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和“问题疫苗事件”,进一步揭示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以此为据,提出了引导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是由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和动力他系统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包含受控型动力（社会影响）、功用型动力（感知有用性）以及内驱型动力（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包含来自参与制度环境（网络规制感知和政府回应感知）、政治文化环境（民主价值观和政府信任）、以及信息技术环境的动力（平台信任和感知易用性）。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始终处于动力他系统的影响之下。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需求,影响参与的程度,解释了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支持,影响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揭示了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决定了公众究竟采取何种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由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开始,受内驱型动力驱动,感知易用性显着促进信息获取,并刺激功用型动力的产生。信息的累积使公众的功用型动力进一步增强,促使其开始攀登参与阶梯。政府能否有效回应公众诉求、能否提供安全的参与平台,决定着公众的网络政治表达是向着网络问政还是网络外压方向演变。第四,政府部门可从提高有效回应能力、优化网络生态治理、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和推动内容科技发展等方面着手,实现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弥补了学界对于网路政治参与重效果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轻内涵界定和类型分析的缺憾。从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两个维度将中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5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环境特征,拓展了当前学界仅关注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纵向流动”的分析框架,增添信息在公众与公众间“横向流通”的分析路径,以此剖析各类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特点。深化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认识。第二,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当前学界有关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两条分析路径,分别基于政治参与视角和信息技术采纳视角。本研究从两个理论视角分别选取了自我决定理论和整合技术接受模型,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和元分析结果对两个理论模型进行融合和完善,形成分析框架。本研究所构建的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揭示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规律,是对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静态化特点的有力补充。拓宽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三,运用权重分析和元分析量化文献综述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整合,识别出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变量作为动力系统的部分组成要素。当前,公共管理学领域对定量文献综述的应用较为不足,叙述性文献综述仍是主流。本研究对权重分析和元分析技术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孙璐璐[9]（2020）在《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深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更适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当前政府数字化已经成为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不均衡等方面。政府数字化转型方面,英国始终走在前列。英国政府以电子政务发展为先导,在互联网上开通了“英国政府信息中心”,主要为公众提供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企业的网络地址,由此拉开了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序幕。此后,英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电子办公、数字化与集约化以及数字化与平台化三个阶段。宏观上,由内阁办公室为主导机构,制定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连续性方针;微观上,英国以公众需求为中心、加强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创新应用技术,实现了公共服务在线服务的成功转型。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主要以数据为核心,建立平台化政府,将数量众多的政府网站统一到英国官方政府网站“www.gov.uk”上。通过“权力瘦身”,推动政务服务升级,为企业群众减负,为经济社会增添活力。这改变了传统行政模式,优化了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不仅为政府节省了大批的财政支出,还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开放性,形成了多主体协同共治。尽管英国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多项成就,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的能力有待提升,数据整合共享仍需强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也是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现有挑战。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致力于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带来发展机遇,但总体水平仍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数字安全等现实问题。站在时代的风口,如何把握机会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弯道超车,是当前政府的一项重要命题。基于对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提出建议,以促进数字平等,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为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在中央层面上要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平台化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上,要支持地方先行先试,逐步缩小数字鸿沟。经济上,要促进政府数据与社会联通,激发经济活力。法律上,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熊高鹏[10]（2020）在《公民社会、电子政务与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 ——基于31个省级政府采购地方分网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子政务的全面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但是,各地区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差距较大,那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各地区省一级政府采购透明度的差异呢?这一议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梳理公民社会理论、知情权理论、治理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采购信息公开发展和制度建设历程,通过对31个省级政府采购地方分网采购项目的评估和调查,运用SPSS统计软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检验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电子政务等理论假设对地方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下,我国政府采购立法进程加快,该领域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其特征可以总结为法治化建设、规范化建设、电子化建设三个方面,其制度建设是以采购信息全方位全过程公开为目标导向,推进阳光采购,匹配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但是,当前我国省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仍有进步空间,大多数地区存在公开未满足时限要求,部分采购项目未做到全过程公开和公开要素不全,平台建设不完善等突出问题。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电子政务发展（政府信息化）与地区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有显着正相关。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越发达,公民自愿参与越积极和电子政务越发达,采购信息公开水平表现的越好。由此可见,以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法治性为主要价值,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影响着地区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以政府积极推动为特征的电子政务的发展影响着地区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因此,可以从壮大社会组织和培养公民志愿精神出发,增强公民社会的活力。其次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建设,以此形成合力共同作用,提供政府采购透明度。这既有利于建设阳光型、服务型政府,也有利于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对完善我国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发展历程和制度建设分析、调查研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健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二是调整监管重心,创新监管方式;三是加强采购信息公开规范化建设;四是完善采购信息公开平台;五是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展。这为加大采购信息公开力度,深化政府采购改革,推动我国政府采购走向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提供一些借鉴意义。但在实证分析中,由于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可能对实证结论造成影响。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探索性的,初步的。
二、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关键群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关键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1）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一)美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二)欧盟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三)中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 三、理论依据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三维信用论 |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 |
| 一、政府信用相关概念的理解 |
| (一)信任 |
| (二)信用 |
| (三)政府信用 |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特征 |
| (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概念理解 |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范畴 |
| (三)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主要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目标定位 |
| (一)文化定位 |
| (二)制度定位 |
| (三)平台定位 |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顶层设计 |
| (一)基于治理视角的顶层设计 |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顶层设计 |
| (三)基于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 |
| 三、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保障机制 |
| (一)信息人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二)信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三)技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 四、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模式 |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样式 |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 |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信息人信用的属性 |
| 二、信息人信用的权义解析 |
| (一)电子政府行政人的权利解析 |
| (二)电子政府行政人的义务解析 |
| (三)“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信用的权义解析 |
| 三、对信息人信用的检验研究 |
| (一)构建评估指标的现实目标 |
| (二)构建评估指标的层次逻辑 |
| 四、信息人信用的建构路径 |
| (一)目录式建构——相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核心信用功能需求 |
| (二)互动式建构——提高电子政府信息人的协同治理能力 |
| (三)监督式建构——完善电子政府信息人的行政治理意愿 |
| (四)成果式建构——适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主流信用评价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 |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信息信用的属性 |
| 二、信息信用规制解析 |
| (一)信息建设的整体性规制 |
| (二)信息治理的制度性规制 |
| (三)信息供给的异质性规制 |
| (四)信息管控的格式化规制 |
| 三、对信息信用的实证研究 |
| (一)构建模型推演的背景描述 |
| (二)构建模型推演的取样调查 |
| (三)构建模型推演的实证研究 |
| (四)构建模型推演的回归分析 |
| 四、信息信用的形塑路径 |
| (一)改善信息传递性,塑造信用形象 |
| (二)增强信息互动性,提升信用影响 |
| (三)提高信息响应度,巩固信用粘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 |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模型 |
| (二)技术信用的属性 |
| 二、技术信用配置解析 |
| (一)技术信用与供需配适的差异化 |
| (二)技术信用与制度驱动的缺失化 |
| (三)技术信用与全球网络的安全化 |
| 三、对技术信用的优化研究 |
| (一)技术信用的危害案例 |
| (二)构建技术信用的现实描述 |
| 四、技术信用的发展路径 |
| (一)协同技术制度发展 |
| (二)划归技术规范界限 |
| (三)提升技术治理高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
| 一、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 |
| (一)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推进合力 |
| (三)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执行保障 |
| 二、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 |
| (一)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 |
| (二)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 |
| (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 |
| (四)建立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2）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智慧服务研究现状 |
| 2.1.2 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现状 |
| 2.1.3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研究现状 |
| 2.1.4 研究现状述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2 信息链理论 |
| 2.2.3 用户场景理论 |
| 2.2.4 需求层次理论 |
| 2.2.5 生命周期理论 |
| 第3章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及特征 |
| 3.1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构成要素 |
| 3.1.1 智慧数据 |
| 3.1.2 用户需求 |
| 3.1.3 智能技术 |
| 3.1.4 智慧情报 |
| 3.1.5 科技情报工作者 |
| 3.1.6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平台 |
| 3.1.7 科技情报分析方法 |
| 3.2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要素间关联关系 |
| 3.3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特征 |
| 3.3.1 数据多源性 |
| 3.3.2 需求敏感性 |
| 3.3.3 技术智能性 |
| 3.3.4 服务场景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构建 |
| 4.1 多源数据驱动 |
| 4.1.1 数据多源性 |
| 4.1.2 多源数据融合 |
| 4.2 智慧服务模式构建思路 |
| 4.3 智慧服务模式核心功能设计 |
| 4.3.1 用户需求智慧感知功能 |
| 4.3.2 情报服务智慧决策功能 |
| 4.3.3 用户服务智能推送功能 |
| 4.4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实现 |
| 5.1 多源科研数据调研 |
| 5.1.1 数据结构 |
| 5.1.2 数据类型 |
| 5.1.3 数据属性 |
| 5.2 基于用户动态画像的科技情报用户需求智慧感知 |
| 5.2.1 用户结构分析 |
| 5.2.2 用户分层画像 |
| 5.2.3 用户动态画像 |
| 5.2.4 用户需求模型构建 |
| 5.3 基于网络文本挖掘的公众政策感知智慧研究 |
| 5.3.1 运用网络文本挖掘分析公众政策感知 |
| 5.3.2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公众感知的特征 |
| 5.3.3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公众感知热点主题 |
| 5.4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科技情报服务场景化推送 |
| 5.4.1 向量空间模型的应用 |
| 5.4.2 场景化服务 |
| 5.4.3 场景化服务接受效用 |
| 5.4.4 场景化服务推送模型 |
| 5.4.5 场景化服务推送实验 |
| 5.5 科技情报服务智慧反馈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案例研究 |
| 6.1 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现状 |
| 6.1.1 基本概况 |
| 6.1.2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现状 |
| 6.2 格微软件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发展模式 |
| 6.2.1 发展模式分析 |
| 6.2.2 实现路径 |
| 6.3 格微软件向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转变的优化 |
| 6.3.1 用户维度优化 |
| 6.3.2 情报维度优化 |
| 6.3.3 服务维度优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保障策略 |
| 7.1 政策保障层面 |
| 7.1.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
| 7.1.2 优化科技情报机构管理架构 |
| 7.2 资源保障层面 |
| 7.2.1 完善科研数据安全保障策略 |
| 7.2.2 推进科研数据开放保障策略 |
| 7.2.3 科技情报数据资源保障策略 |
| 7.3 技术保障层面 |
| 7.3.1 完善技术体系建设保障策略 |
| 7.3.2 完善科技情报服务反馈体系 |
| 7.3.3 创新大数据分析方法及工具 |
| 7.4 人才保障层面 |
| 7.4.1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策略 |
| 7.4.2 完善科技情报人才教育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3.1 研究局限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时代境遇之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初启 |
| 1.1.2 治理转型之诉求:面向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趋向 |
| 1.1.3 研究问题之提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
| 1.1.4 研究意义之阐发: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智治图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回顾 |
| 1.2.2 国内研究回顾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认识人工智能:一项正在“挑战人”的新兴技术 |
| 2.1.2 政府治理模式:理念、结构和方式 |
| 2.2 典型范式 |
| 2.2.1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具体释义 |
| 2.2.2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关系辨析 |
| 2.3 理论源流 |
| 2.3.1 汲取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养分 |
| 2.3.2 审视技术治理理论的合理面向 |
| 2.3.3 数字治理理论催生的智慧政府 |
| 2.3.4 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的理论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理路 |
| 3.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3.1.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关联 |
| 3.1.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基础 |
| 3.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 |
| 3.2.1 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
| 3.2.2 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
| 3.2.3 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
| 3.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 |
| 3.3.1 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
| 3.3.2 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
| 3.3.3 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
| 3.3.4 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
| 3.4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逻辑 |
| 3.4.1 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
| 3.4.2 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
| 3.4.3 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
| 3.4.4 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运作机理 |
| 4.1 技术与结构的互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结构 |
| 4.1.1 技术的原始吸纳:治理绩效需求催生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
| 4.1.2 技术与组织互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组织形态变革 |
| 4.1.3 政府的自我重塑:政府组织形态变革引致治理模式转型 |
| 4.2 渗透·传导·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微观机制 |
| 4.2.1 渗透:人工智能引致政府治理理念转变 |
| 4.2.2 传导:人工智能带来政府治理结构调整 |
| 4.2.3 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
| 4.3 理念·结构·方式: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维度 |
| 4.3.1 思维理念的更新:智慧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 |
| 4.3.2 治理结构的重塑:多元协同成为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 |
| 4.3.3 治理方式的转换:智能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行动特征 |
| 4.4 以“善智”促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现进路 |
| 4.4.1 “善智”引入之必要: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的双重面相 |
| 4.4.2 “善智”之多维解读:基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 |
| 4.4.3 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关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审视 |
| 5.1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客观挑战 |
| 5.1.1 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行政的责任困境 |
| 5.1.2 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
| 5.1.3 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行政文化的挑战 |
| 5.2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技术风险 |
| 5.2.1 安全失序 |
| 5.2.2 公平丧失 |
| 5.2.3 隐私泄露 |
| 5.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 |
| 5.3.1 智能化治理的中国场景:浙江、广东和上海实践 |
| 5.3.2 智能化治理的世界经验:美国、“英国—欧盟”和韩国 |
| 5.3.3 国内外智能化治理实践的实践反思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动策略 |
| 6.1 认识更新: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理性认知 |
| 6.1.1 意识层面: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影响 |
| 6.1.2 知识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宣传讲解 |
| 6.1.3 行为层面:打造善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内文化 |
| 6.2 技术治理:构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完备治理体系 |
| 6.2.1 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协同:优化人工智能治理的主体生态 |
| 6.2.2 技术治理内容的全覆盖: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的要素层次 |
| 6.2.3 技术适用情景的精准化:开发面向政府场景的人工智能 |
| 6.3 制度跟进:健全政府治理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规则 |
| 6.3.1 完善面向智能行政场景的制度法规 |
| 6.3.2 建立起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互通规则 |
| 6.3.3 建构智能场景下技术责任应对体系 |
| 6.4 机制创新:完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实践机制 |
| 6.4.1 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专业机构和领导体系 |
| 6.4.2 建立起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 |
| 6.4.3 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语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4）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创新研究 ——以新余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概况 |
| 2.1 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基础信息建设的演变及建设概况 |
| 2.1.1 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基础信息演变概况 |
| 2.1.2 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基础信息建设概况 |
| 2.2 我国地方政府对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关注程度概况 |
| 2.2.1 地方政府及工作人员对于电子政务认识概况 |
| 2.2.2 地方电子政务监管,迎合需求和载体利用概况 |
| 2.3 我国地方政府对电子政务的发展进行组织机构统一规划概况 |
| 2.3.1 电子政务政府的构建要求 |
| 2.3.2 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组织机构概况 |
| 第3章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现状及问题 |
| 3.1 新余市电子政务的现状 |
| 3.1.1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历程 |
| 3.1.2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调查分析 |
| 3.2 新余市电子政务的问题分析 |
| 3.2.1 新余市政府投入方面的问题 |
| 3.2.2 新余市电子政务建设方面的问题 |
| 第4章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问题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
| 4.1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1 标准化程度低,“信息孤岛”现象普遍 |
| 4.1.2 政务模式单一,与公众互动不足 |
| 4.1.3 发展意识不够,人才培育机制不完善 |
| 4.1.4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网络信息安全隐患大 |
| 4.2 新余市电子政务发展对策建议 |
| 4.2.1 加强政府部门间协调,杜绝“信息孤岛”现象 |
| 4.2.2 加强与民众互动,应用程序要“接地气” |
| 4.2.3 增强领导“互联网+政务”思维,建立人才培育机制 |
| 4.2.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降低网络信息安全隐患 |
| 第5章 创新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路径探讨 |
| 5.1 建立协作机制,建设专项运营团队 |
| 5.1.1 促进机构间合作,重组优化结构 |
| 5.1.2 简化业务流程,减少人力浪费 |
| 5.1.3 建设运营团队,施行绩效评估 |
| 5.2 政企共建团队,长期合作 |
| 5.2.1 政企之间长期合作 |
| 5.2.2 建设资深的开发团队 |
| 5.3 建立互动机制,提升政府信任度 |
| 5.3.1 转变政府服务观念,完成角色转变 |
| 5.3.2 建立互动对话平台,形成信任关系 |
| 5.3.3 增加用户使用机会,嵌入使用规范 |
| 5.3.4 深耕本地化服务,覆盖广大用户群体 |
| 5.4 用户参与平台建设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文结论 |
| 6.2 展望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分析 |
| 2.1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服务变革的概念界定 |
| 2.1.1 数字政府建设的涵义 |
| 2.1.2 政务服务变革的涵义 |
| 2.2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服务变革的关系 |
| 2.2.1 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务服务变革的必然趋势 |
| 2.2.2 政务服务变革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体现 |
| 2.2.3 政务服务变革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
| 2.3 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
| 2.3.1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
| 2.3.2 数字政府的公共物品属性 |
| 2.3.3 非数字化政府所提供的政务服务出现信息不对称 |
| 2.3.4 政务服务的深入变革需要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 |
| 2.3.5 “互联网+”条件下政务服务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 2.4 数字政府建设的结构要素分析 |
| 2.4.1 组织制度 |
| 2.4.2 信息技术 |
| 2.4.3 政务信息资源 |
| 2.4.4 群众满意度 |
| 2.5 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 |
| 2.5.1 组织制度建设 |
| 2.5.2 资源平台建设 |
| 2.5.3 应用场景建设 |
| 2.5.4 数据整合开放 |
| 2.6 应用的公共管理学理论 |
| 2.6.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6.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6.3 网络治理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
| 3.1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背景 |
| 3.1.1 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的政策环境 |
| 3.1.2 肇庆市建设数字政府的基础条件 |
| 3.1.3 肇庆市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总体情况 |
| 3.1.4 肇庆市政务服务变革的存在问题 |
| 3.2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现状 |
| 3.2.1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措施 |
| 3.2.2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 |
| 3.2.3 肇庆市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发展现状 |
| 3.3 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现阶段的存在问题 |
| 3.3.1 行政对象观念认识差异较大 |
| 3.3.2 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 |
| 3.3.3 服务事项标准化仍未完善 |
| 3.3.4 数据共享开发利用效率低 |
| 3.3.5 行业发展基础薄弱,创新活力不足 |
| 3.4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3.4.1 主体建设意识未跟上,导致整体建设效果良莠不齐 |
| 3.4.2 数据标准未建立,导致统筹推进受阻 |
| 3.4.3 政务信息资源多样性,导致整合难度加大 |
| 3.4.4 重平台轻规划,导致网络治理未成体系 |
| 3.4.5 信息基础薄弱,导致产业发展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1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1.1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进程 |
| 4.1.2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亮点 |
| 4.1.3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1.4 启示 |
| 4.2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2.1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进程 |
| 4.2.3 英国数字政府转型战略特点 |
| 4.2.4 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2.5 启示 |
| 4.3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经验 |
| 4.3.1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背景及进程 |
| 4.3.2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成效 |
| 4.3.3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推动作用 |
| 4.3.4 杭州市数字政府建设对肇庆市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1 破除体制牢笼,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
| 5.1.1 聚焦强化组织与规划 |
| 5.1.2 构建网络治理新局面 |
| 5.2 推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发展 |
| 5.2.1 完善政府信息化标准的政策法规 |
| 5.2.2 完善电子政务信息基础 |
| 5.2.3 构建一体化电子政务设施环境 |
| 5.3 完善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机制 |
| 5.3.1 建立政务信息跨地区、跨部门协同机制 |
| 5.3.2 推动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共用 |
| 5.3.3 建立政务数据开放机制 |
| 5.4 创新便民服务模式 |
| 5.4.1 优化营商服务环境 |
| 5.4.2 充分拓宽市民网上办事渠道 |
| 5.4.3 利用大数据实现政务服务人脸画像 |
| 5.4.4 实现政务服务主动推送办理 |
| 5.4.5 创新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关于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变革的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决议书 |
（6）上海市社保中心推行“一网通办”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顾客导向理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一网通办” |
| (二)上海社保“一网通办”服务的“顾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顾客导向理论 |
| (二)顾客导向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作用 |
| (三)顾客导向理论与本研究的契合度分析 |
| 第三章 上海社保网上办事的历史回顾以及现状分析 |
| 一、上海社保网上办事的历史回顾 |
| 二、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现状 |
| (一)上海社保推进“一网通办”的措施 |
| (二)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网上办事程序 |
| (三)上海社保“一网通办”实施后的初步成效分析 |
| 第四章 上海社保“一网通办”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问卷调查 |
| (一)问卷的设计及发放收回 |
| (二)调查对象组成分析 |
| 二、结构化访谈 |
| 三、问卷调查与访谈中发现的问题 |
| (一)顶层设计不完善 |
| (二)数据共享不充分 |
| (三)与顾客需求不完全匹配 |
| (四)信息安全建设不完备 |
| 四、原因分析 |
| (一)顶层设计不完善的原因分析 |
| (二)数据共享不充分的原因分析 |
| (三)与顾客需求不完全匹配的原因分析 |
| (四)信息安全建设不完备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进一步推进上海社保“一网通办”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顶层设计与整合工作流程 |
| (一)优化顶层框架设计 |
| (二)整合线上线下工作流程 |
| 二、依托数据共享促进经办效能再提升 |
| (一)继续提升共享数据利用率 |
| (二)积极提升数据共享层级 |
| (三)保障社保基金待遇支付安全 |
| 三、针对不同使用群体推出个性化服务 |
| (一)个人用户 |
| (二)企业用户 |
| 四、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
| (一)提高信息安全应急能力 |
| (二)发挥平台自身网络优势 |
| 第六章 小结与讨论 |
| 一、小结 |
| 二、讨论与思考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解析 |
| 一、公共服务内涵界定 |
| 二、数字技术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公共服务及其创新的研究 |
| 二、关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研究 |
| 三、关于公共服务治理机制的研究 |
| 四、关于公共服务技术创新的研究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复杂系统理论 |
| 二、集体行动理论 |
|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
| 四、交易成本理论 |
| 五、新公共治理理论 |
| 六、小结 |
| 第三章 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的系统特性和解构 |
| 一、公共服务的系统特性 |
| 二、对公共服务的系统解构 |
| 第二节 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 |
| 一、数字化减少了公共服务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 |
| 二、网络化提高了公众成功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 |
| 三、智能化降低了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的交易成本 |
| 第三节 数字技术影响下公共服务的发展转向 |
| 一、公共服务由“单一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变 |
| 二、公共服务由“层级管控”向“平台生态”转变 |
| 三、公共服务由“路径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变 |
| 四、公共服务由“同质固化”向“情境适应”转变 |
| 第四章 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阶段 |
| 一、计划经济时期:单一配给制 |
| 二、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双轨制 |
| 三、政府职能转变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
| 一、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地域差距仍然较大 |
| 二、公共服务渠道较为单一,公共服务成本居高不下 |
| 三、公共服务呈现碎片化,跨部门联动协同严重不足 |
| 四、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多样,供给响应速度相对滞后 |
| 五、数字化应用实践活跃,缺乏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
| 第三节 我国公共服务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 |
| 一、公共服务成为破解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 |
| 二、公共服务“线上线下”环节亟待深度融合 |
| 三、“数字鸿沟”可能带来新的公共服务差距 |
| 第五章 数字技术应用对公共服务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分析的研究假设 |
| 一、数字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效率具有正向相关性 |
| 二、信息对称程度对数字技术应用和公共服务效率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
| 三、集体行动能力对数字技术应用和公共服务效率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
| 四、供需匹配成本对数字技术应用和公共服务效率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
| 第二节 解释变量的问卷设计与计算 |
| 一、问卷设计与测试 |
| 二、解释变量的计算处理 |
| 第三节 基于DEA模型的公共服务效率评价 |
| 一、效率评价DEA模型设定 |
| 二、效率评价指标数据选取 |
| 三、数据处理和效率评价结果 |
| 第四节 变量之间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特征与各变量的交叉分析 |
| 二、北京、上海、广州的数字技术应用及公共服务效率对比 |
| 第五节 数字技术应用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回归分析 |
| 一、二阶结构方程模型设定 |
| 二、数字技术应用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 |
| 三、信息对称程度对数字技术应用和公共服务效率关系的中介作用 |
| 四、集体行动能力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效率关系的中介作用 |
| 五、供需匹配成本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效率关系的中介作用 |
| 第六节 实证分析结论 |
| 第六章 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实践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政府即平台”战略 |
| 一、建立政府数字服务统筹机构 |
| 二、倡导开放标准和通用模块 |
| 三、基于用户需求而不断迭代 |
| 第二节 新加坡:建设领先的电子政府 |
| 一、以总体规划为指引,明确愿景目标和战略重点 |
| 二、采取多层次集成的组织方式,形成强大发展合力 |
| 三、以对公民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十分注重实际成效 |
| 第三节 爱沙尼亚:数字上的国家 |
| 一、兼顾数据互通和数据保护 |
| 二、私营在线服务与电子政务互促 |
| 三、重视发展自动化和智能化服务 |
| 第四节 中国:一站式移动服务平台 |
| 一、上海“随申办市民云”APP |
| 二、广东“粤省事”移动小程序 |
| 第五节 案例总结与启示 |
| 一、公共服务创新类型的多样性 |
| 二、避免分散和封闭式信息系统 |
| 三、以公民为中心设计服务体验 |
| 四、以开放式平台构建创新生态 |
| 第七章 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实现路径——以雄安新区为场景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是京津冀协同和雄安新区发展的杠杆解 |
| 一、基于城市群系统分析雄安新区设立的意义 |
| 二、公共服务对于雄安新区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
| 第二节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创新条件 |
| 一、数字孪生城市的提出与概念内涵 |
| 二、数字孪生城市与传统智慧城市的区别 |
| 第三节 数字孪生城市背景下公共服务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一、以全面数字化为起点打通城市数据 |
| 二、将社会“自组织”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
| 三、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动态学习和适应 |
| 四、推动公共服务内容模块智能化耦合 |
| 第八章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树立“价值共创”公共服务理念,率先推动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 |
| 一、扮演好公共数据信息经纪的角色 |
| 二、建立与公民的持续互动合作关系 |
| 三、设立功能集成的数字化建设机构 |
| 第二节 以数据信息资源为关键纽带,建立激励相容的协同发展机制 |
| 一、建立数据资源利益共享机制 |
| 二、建立主体间的责任分担机制 |
| 三、建立公共服务全时透明机制 |
| 四、建立低成本的信任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搭建开放共用的赋能平台,形成动态适应的服务能力生态圈 |
| 一、提供平台化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 |
| 二、激励市场提供个性化民生服务 |
| 三、全方位提高各类人群的数字素养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数字技术应用与公共服务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 |
| 一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二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内涵特征的研究 |
| 一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涵义的研究 |
| 二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一 SES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
| 二 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模型 |
| 三 社会资本因素 |
| 四 政治心理因素 |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的量化整合分析 |
| 一 方法概述:权重分析与元分析 |
| 二 数据收集 |
| 三 权重分析和元分析结果 |
| 四 结果整合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 政治参与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 自我决定理论 |
| 二 技术采纳相关模型 |
| 三 政治系统理论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规定性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要素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要素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要素 |
|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结构 |
| 第三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一 基于动力系统要素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二 基于动力系统结构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三 基于动力系统功能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选择 |
| 二 问卷开发过程概述 |
| 三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四 初始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 五 样本和数据收集 |
| 第三节 数据分析 |
| 一 描述性分析及正态分布检验 |
|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三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四 结果讨论 |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一 参与程度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二 参与制度化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现实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案例概述 |
| 一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及相关管理措施出台 |
| 二 问题疫苗事件及《疫苗管理法》出台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 |
| 一 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自系统的分析 |
| 二 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他系统的分析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引导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引导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核心 |
| 一 创新网络治理理念 |
| 二 健全政府回应制度 |
| 第二节 优化网络生态治理:培育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网络环境 |
| 一 加强参与教育,营造理性参与文化 |
| 二 规范网络治理,包容多元竞争观点 |
| 第三节 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夯实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技术保障 |
| 一 强化数据隐私意识 |
| 二 完善数据安全规范 |
| 第四节 推进内容科技发展:助推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科技支撑 |
| 一 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 |
| 二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识别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创新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公众网络参与情况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 |
| (一)数字政府 |
| (二)数字政府治理 |
| (三)政府数字化转型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三)技术与组织理论 |
| 第三章 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历程 |
| 一、电子办公阶段(1994-2007) |
| 二、数字化与集约化阶段(2007-2015) |
| 三、数字化与平台化阶段(2015-) |
| 第四章 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就、经验与现有挑战 |
| 一、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就 |
| (一)优化政府运行体制机制,实现了政府的整体协同 |
| (二)增强政府开放性,形成多主体协同共治 |
| (三)默认数字化,减少政府支出 |
| (四)改善数字环境,促进了社会数字平等 |
| (五)政府引领数字化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
| 二、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经验 |
| (一)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推动 |
| (二)确立战略的主导部门,加强相关机构合作 |
| (三)完善政府人员的责任体系,提升信息管理能力 |
| (四)减少数字排斥,加强数字包容 |
| (五)完善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法律体系 |
| 三、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现有挑战 |
| (一)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的能力有待提升 |
| (二)数据整合共享仍需强化 |
| (三)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 |
| 一、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
| (一)政府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 |
| (二)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
| (三)公众对政府治理提出新诉求 |
| (四)政府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 |
| 二、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问题 |
| (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理念需要提升 |
| (二)中央政府统筹规划有待加强 |
| (三)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起步较晚 |
| (四)数字鸿沟和数字不平等现象存在 |
| (五)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法律体系有待跟进 |
| 第六章 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建设平台化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
| 二、加强顶层设计,支持地方先行先试 |
| 三、促进数字平等,保障数据安全 |
| 四、促进政府数据与社会联通,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
| 五、建立健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法律体系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公民社会、电子政务与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 ——基于31个省级政府采购地方分网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文献综述及假设 |
| 1.3.1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
| 1.3.2 社会组织与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
| 1.3.3 公民参与和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
| 1.3.4 电子政务(信息化)与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
| 1.3.5 小结及假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收集方法 |
| 1.4.2 抽样方法 |
| 1.4.3 分析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政府采购 |
| 2.2.2 政府采购透明度 |
| 2.1.3 公民社会 |
| 2.1.4 社会组织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民社会理论 |
| 2.2.2 知情权理论 |
| 2.2.3 治理理论 |
| 2.2.4 小结 |
| 3 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概述 |
| 3.1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原则 |
| 3.1.1 完整性 |
| 3.1.2 及时性 |
| 3.1.3 便利性 |
| 3.2 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发展历程 |
| 3.2.1 探索试点阶段(1996 年-2003 年) |
| 3.2.2 全面推行阶段(2003 年-2014 年) |
| 3.2.3 进一步深化阶段(2014-至今) |
| 3.2.4 发展历程的特征 |
| 3.3 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不及时 |
| 3.3.2 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不完整 |
| 3.3.3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要素不齐全 |
| 3.3.4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不完善 |
| 4 我国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数据与样本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样本特征 |
| 4.2.1 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分析 |
| 4.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 我国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实证分析与发现 |
| 5.1 主要变量说明 |
| 5.1.1 因变量说明 |
| 5.1.2 自变量说明 |
| 5.1.3 控制量说明 |
| 5.2 模型说明 |
| 5.3 假设检验 |
| 5.3.1 相关性分析 |
| 5.3.2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健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 |
| 6.2.2 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 |
| 6.2.3 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规范化建设 |
| 6.2.4 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
| 6.2.5 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展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四、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关键群体（论文参考文献）
- [1]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
- [2]数据驱动下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模式研究[D]. 王益成. 吉林大学, 2020(08)
- [3]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4]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创新研究 ——以新余市为例[D]. 钟雯. 南昌大学, 2020(01)
- [5]政务服务变革视角下的肇庆市数字政府建设研究[D]. 卢杭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上海市社保中心推行“一网通办”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顾客导向理论的分析[D]. 陶鑫.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20(07)
- [7]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周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D]. 魏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9]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 孙璐璐.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公民社会、电子政务与省级政府采购透明度 ——基于31个省级政府采购地方分网数据的实证研究[D]. 熊高鹏.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