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人力资源会计中两个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管淑慧[1]（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王哲[3]（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韩淑婷[5]（2020）在《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块链技术是新时代科技革新的代表技术之一,它以其分布式账本、集体维护、数据库可靠、不可篡改、可追溯、智能合约开源可编程等技术特征及优势,逐渐融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各个行业。会计是社会经济的商业语言,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深入应用,可以促进会计行业本身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块链技术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更高的效用。本文对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模式进行研究。首先从会计行业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案例为切入点,通过瑞幸咖啡可能存在的会计核算问题和内部控制漏洞,分析目前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会计行业发展存在的一些掣肘,并指出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创新,可以为解决现行会计行业问题,完善会计核算与内部控制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思路和解决方案。在会计核算方面,本文探讨适用于会计行业的区块链类型和区块链跨链技术,构建一个融合区块链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的会计信息系统,建立包含区块链的会计核算流程模型,以企业的收入与费用会计工作为代表研究如何用区块链技术完善会计确认,提升会计计量,打造一个包含经济行为记录的三式记账方法,进而提供更全面多维的实时会计报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会计行业,可以提高会计核算水平,提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完成会计的范式变革,帮助实现业财融合。在内部控制方面,本文探讨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应用模式,分析内部控制相关法案,指出区块链可以在提升的会计核算前提下,进一步在企业的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方面加以应用,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减轻会计舞弊的风险,进一步获得高质量会计信息,提升企业的财务会计水平,实现更好的会计与更繁荣的社会经济。另外,本文还对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中应用模式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区块链技术与会计行业融合,在技术、市场与法律监管等各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要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政策与市场保障,立法与监管保障,人才培养储备等相关措施,以完善区块链在会计行业中的应用模式。最后,本文对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中的应用做出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可以进一步在管理会计中发挥效用,将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纳入企业更广意义的会计技术生态系统,从会计角度帮助企业的经理人和员工进行决策,实现业绩评价、经济前景预测,更好的开展企业经营活动,最终促进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
赵向芳[6]（2020）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供独立的鉴证服务,增加会计信息可信度,进而提高资源配置与合约达成效率,是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信息中介。近年来,商业活动和会计准则日益复杂,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中不断推行简政放权的政策,“政府之手”逐步退出,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将更加依赖“看不见的手”,这都使得审计这一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但是,我国审计业务面临的挑战也随之不断增加,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仍存在较大质疑。为此,监管机构逐渐加强了对事务所的监管和惩罚力度,但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可见,要想提高审计质量,除了增加外部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深入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运作,真正理解审计过程和审计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种种问题。现有文献或是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运作视作一个黑箱,研究外部因素与事务所层面特征的影响,如关注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等如何影响审计行为,或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任期、行业专长、组织形式等如何影响审计行为,亦或是将审计师视作相对独立的个体展开研究,考察他们的个人风格、经历、性别、专业、学历等因素对审计行为的影响。然而,目前学界对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尚停留在内部制度层面,鲜有研究探讨内部圈子的管理或核心人员如何影响审计行为。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人员是影响审计质量的最主要因素,而事务所的人员之间存在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和利润共享等很多交互行为,因此事务所内部圈子对审计师的影响较为复杂和重要,进而可能对审计行为了产生较大影响。在事务所层面,管理委员会、首席合伙人和其他管理层人员通过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风格会对事务所内审计师的行为产生影响;细化到分所层面,分所负责人对分所制度和人员的管理会对分所审计师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更为细致的团队层面,团队中其他成员在合作过程中也是会对审计师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文献虽有涉及审计师的社交圈子,但主要是从独立性的角度考察审计师与客户高管等外部人员的关系,并未对事务所内部的圈子进行研究。总体而言,事务所内部不同层次圈内的管理或核心人员如何影响审计师（本文将其定义为内部“圈层效应”）的研究还相当缺乏。基于此,本文以事务所内部不同圈子中的管理或核心人员对审计行为的影响为主线,沿着事务所层面、分所层面、团队层面的逻辑链条展开研究,即三个层次的圈层效应对审计行为的影响。在事务所层面,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政策为事务所圈层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场景,因为本土化过程中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与合伙人发生了很大比例的人员变化,首席合伙人也发生了变更,并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可以缓解该问题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从会计师事务所人员本土化对审计行为影响的角度,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圈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提升了审计质量,并且本土化程度越大,审计质量提升的幅度越大。这种效应在信息环境更差、关联交易更多和晋升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显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还降低了审计收费。这些结果表明,事务所层面人员的本土化对审计行为产生了影响,即事务所层面圈层效应的存在。在分所层面,分所圈层效应关注分所管理者对审计师审计行为的影响。分所负责人的独特数据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从分所负责人审计风格影响下属审计风格的角度,分析分所圈层效应。具体来说,本文以激进程度度量审计风格,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负责人审计风格对其下属审计风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所负责人审计的激进程度会对下属审计师的激进程度产生显着影响,即负责人的审计风格会对下属的审计风格产生影响。并且这种效应在小所、市场化进程比较低或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区、男性负责人、会计专业的负责人中影响更大。这些结果表明,分所负责人对审计行为产生了影响,即分所层面圈层效应的存在。在团队层面,团队圈层效应研究团队核心人员对审计师审计行为的影响。中国的审计报告强制披露签字审计师姓名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持。与管理层注重管理风格的影响不同,团队层面的审计师更多地参与具体的审计工作,其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影响审计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团队中的知识转移影响审计行为的角度,分析团队圈层效应。具体来说,本文探索在团队合作（在一份审计报告中共同签字）形成的关系网中,审计师与行业专家的关系距离对其审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与行业专家的关系距离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在控制了审计师个体固定效应之后这种结果依然显着。并且,这种效应在非四大、信息环境较差的事务所中、以及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事务所中更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审计师在与行业专家建立关系之后审计质量才有显着提升,且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分析表明,行业专家与关联审计师的关系越近,二者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相似度越高。这些结果表明,团队中的行业专家对审计行为产生了影响,即团队层面圈层效应的存在。本文的研究兼具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在理论贡献方面,首先,本文基于中国情景提出事务所的“圈层效应”,并对其展开了系统研究。已有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主要关注事务所外部因素及其本身的特征,或者是相对独立的审计师个人,没有关注事务所内部圈层中的管理或核心人员对审计行为的影响。然而,事务所内部的人员互动十分频繁和普遍,对审计行为也将不可避免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发现,事务所内部不同层次圈子中的人员对审计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进一步打开了事务所内部的黑箱,推进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运作和机制的研究。其次,本文填补了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对审计行为影响的空白,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是对中国审计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其经济后果。再次,已有文献很少关注事务所分所负责人等管理层这一重要因素对下属审计师的影响,本文从分所负责人影响下属审计行为的角度,拓展了已有文献关于审计行为的认知,即审计师行为不仅受到自身经历和审计规则的影响,还受到所在组织及其内部圈层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审计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此外,本文从团队合作的角度拓展并深化了行业专长的研究。最后,本文从行业专长知识获取的角度拓展了审计师知识获取的研究。在实践意义方面,首先,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圈层效应的研究表明事务所内部圈层对审计师的重要性,为事务所从内部提升审计质量和审计师能力提供了一些经验证据。其次,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的研究,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业务的拓展以及中国事务所的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者,关于事务所分所的研究表明,分所负责人选择会对分所的审计质量产生很大影响,为事务所分所的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团队层面知识转移的研究表明,与行业专家合作是获得行业专长知识的重要方法,这表明事务所要若增加审计师的知识除了提供更多的培训,还需要促进审计师之间的知识分享。对于审计师个人来说,可以通过与拥有更多行业专长知识的审计师合作或交流来获得更多的知识。总之,本文发现的会计师事务所圈层效应对审计行为的影响对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的提升、事务所分所的管理和审计师知识结构的改善具有借鉴意义。
孟铂林[7]（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王冬雪[8]（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提出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吴盛杰[9]（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武威[10]（2019）在《中国实践情境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经验探索与理论框架构建》文中提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在中国特色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产生开始就致力于有效满足中国独特的内部管理需求及外部政治环境要求,体现了鲜明的实用导向。在国家治理背景下,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三分一轮一流程”的相关要求为标志,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作为加强政府内部权力运行制约的重要机制而推动实施起来。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单位运行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面临由经济活动拓展到全部业务活动和内部权力运行的发展要求,原有功能实现也面临挑战。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和功能拓展需要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但截止到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尚未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框架,原有研究认识视角及当前发展要求处于冲突与割裂状态,如何总结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成为当前理论研究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关乎国家治理要求的落实。因此,本文首先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理念认识出发,在总结分析“权力制衡观”内部控制理念内涵及局限基础上,提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围绕不确定性的产生与应对,综合“信息观”和“系统观”作为全新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发展理念。其次,基于上述发展理念,本文从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特色实践经验出发,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要素进行了探索,并围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本文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置于完整的公共组织系统视角,围绕不确定性的产生与应对为主线,结合组织均衡发展内涵及实证探索结果,对其内涵、主体、客体、目标、要素等理论框架内容进行了总结,并从内部控制与业务内在关联认识出发,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具体建设标准。本文期望能够探索构建具备解释我国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并具备理论综合解释能力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从而为进一步优化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政策要求、指导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提供启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归纳演绎以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线性回归的实证研究方法等。全文总共分为八章,各章内容简要分析如下:第一章为绪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话题、整体研究目标、理论和实践研究意义、实际研究思路、具体研究方法及基本研究框架和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该部分系统回顾了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及国外政府领域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现状,总结现有研究在行政事业单位或政府内部控制内涵、目标、要素、建设内容及评价等基本框架研究方面存在的代表性观点、局限及争议;第三章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假设与理论基础。该部分在分析公共受托责任视角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权力制衡观”理念局限及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带来挑战基础上,明确了不确定性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对转变后的“信息观”和“系统观”兼顾的内部控制理念内涵进行了分析,同时在构建公共组织系统中计划与控制要素模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内部控制与政策控制、作业控制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能要素构成的探索与验证。该部分从公共组织系统视角出发,以不确定性应对规律探索为起点,依托4家典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通过编码分析形成了由4个二阶类属和14个一阶类属构建的单位内部控制要素理论框架。同时该部分还借助2017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契机,进一步对单位内部控制要素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该框架与当前内部控制实践的贴合程度以及要素和指标之间的区分效度和聚敛效度;第五章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联的实证检验。该部分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运行不确定性关联认识出发,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分项要素与运行不确定性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行了结构方程检验。同时,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该部分还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综合指数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回归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对不确定性的作用机理,从而验证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对内部运行不确定性应对的解释能力;第六章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理论框架。该部分以不确定性的产生与应对为核心,围绕组织均衡实现内涵,综合价值理性和组织理性关联认识,依据“信息观”和“系统观”兼顾的内部控制理念,并结合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具体实践特征及实证探索结果,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内涵、主体、客体、目标、要素等基本理论框架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探索;第七章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逻辑与标准。基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在计划与控制要素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该部分对行政事业内部控制实践中所总结形成的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建设经验进行了本质分析,并提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围绕组织结构层面和组织运营层面来明确建设标准,从而认清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系统要素功能发挥的组织系统环境;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该部分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对研究局限进行了说明,并从挖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中国文化底蕴、拓展内部控制宏观政策功能、强化内部控制实施效果分析角度展望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充分借鉴财政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将有益理论内容借鉴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构建研究中,可能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于:一是,本文通过综合对比风险与机会、风险与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的内涵异同及范围差异,转变内部控制的风险导向与权力制衡观,将不确定性置于内部控制理念认识的核心地位,探索形成“信息观”和“系统观”兼顾的内在建设理念,并明确内部控制在整体组织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本文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总结,总结提炼当前内部控制建设所体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应对规律,验证现行内部控制在不确定性应对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三是,本文以不确定性内涵认识、范围界定为前提,以不确定性应对规律性认识为基础,探索构建包括基本内涵、控制主体、控制客体、控制目标和控制要素在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理论框架。本文可能的现实价值在于:一是,本文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政策文件的修订完善提供了启示意义。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我国都提出要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及内在功能的拓展,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由经济活动拓展到业务活动和内部权力运行。本文通过公共受托责任视角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念分析,找寻到制约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及内在功能拓展的影响因素,进而明确了新的内部控制理念下的拓展路径;二是,本文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具体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相关政策文件都聚焦经济活动,随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范围的不断拓展,原有政策体系要求难以满足实践需求。本文则充分结合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面临的挑战,为如何拓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提供了建设目标、建设原则、建设方法方面的启示;三是,本文可以为宏观层面政府内部控制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整体政府职能的发挥离不开微观的单位主体,因此要想构建宏观政府内部控制体系,必然需要建立健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内部控制实践及政策发展,为内部控制发挥更为宏观调控功能奠定基础。当然本文也存在亟待完善的研究空间。虽然本文力求探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中国特色,并结合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期望能够构建具备实践解释能力以及理论综合认识能力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框架,但整体而言本文的探索仍是初步的。在研究内容方面,受限于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在经济活动建设范围方面的局限,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适用范围的拓展以及更为全面的组织均衡功能的实现,本文仅能够从理论上提出相关建设思路与要求,却缺乏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支撑。因此,后续随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践的不断深入开展,亟待进一步的案例总结与理论验证,从而对本文所提出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构建思路加以验证。在研究方法方面,基于中国特色实践的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经验分析仍有待加强,从而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实施效果加以分析。
二、关于人力资源会计中两个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人力资源会计中两个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 小结 |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 小结 |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小结 |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5）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区块链 |
| 2.1.2 会计信息系统与管理会计控制系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复式记账与三式记账 |
| 2.2.2 内部控制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会计信息失真案例分析——以瑞幸事件为例 |
| 3.1 瑞幸事件概况 |
| 3.2 瑞幸事件会计问题 |
| 3.3 瑞幸事件的会计分析启示 |
| 第四章 基于区块链的会计核算 |
| 4.1 会计确认 |
| 4.1.1 区块链技术在企业销售环节中的应用 |
| 4.1.2 区块链技术在企业费用确认中的应用 |
| 4.2 会计计量 |
| 4.2.1 区块链技术与会计货币计量 |
| 4.2.2 区块链技术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影响 |
| 4.3 会计记录 |
| 4.4 会计列报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区块链的内部控制 |
| 5.1 区块链技术与内部控制审计 |
| 5.2 区块链技术与其他内部控制影响因素 |
| 5.2.1 区块链技术提高审计人员效率与独立性 |
| 5.2.2 区块链技术与公众公司行业监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块链在会计行业应用模式的风险与对策 |
| 6.1 区块链在会计行业应用模式的风险 |
| 6.1.1 技术风险 |
| 6.1.2 市场推广风险 |
| 6.1.3 监管风险 |
| 6.1.4 法律及社会风险 |
| 6.2 区块链在会计行业应用模式的对策 |
| 6.2.1 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政策指引与市场激励 |
| 6.2.2 不断完善立法保障与监管水平 |
| 6.2.3 加强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与储备 |
| 6.2.4 企业自身加强对新技术的适应与应用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展望 |
| 7.2.1 区块链促进管理会计发展 |
| 7.2.2 区块链促进会计技术生态变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6）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和主要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第一节 会计师事务所圈层效应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审计师风格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审计师知识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会计师事务所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 |
| 第一节 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的政策背景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样本筛选和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与研究变量描述 |
| 第五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七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八节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分所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研究变量描述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七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团队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研究变量描述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七节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 4.1 基础教育 |
| 4.1.1 学前教育 |
| 4.1.2 义务教育 |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 4.2 职业教育 |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5 以资育人 |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10）中国实践情境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经验探索与理论框架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概念含义 |
| 2.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相关概念 |
| 2.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主客体范围 |
| 2.4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控制目标 |
| 2.5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要素 |
| 2.6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政府会计的关联 |
| 2.7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实施路径 |
| 2.8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评价 |
| 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假设与理论基础 |
| 3.1 公共受托责任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固有理念认识 |
| 3.1.1 固有人性假设认识 |
| 3.1.2 主要建设方法与建设目标 |
| 3.1.3 重点建设范围 |
| 3.2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带来的理念挑战 |
| 3.2.1 对人性假设的挑战 |
| 3.2.2 对建设理念的挑战 |
| 3.2.3 对建设目标的挑战 |
| 3.2.4 对建设范围的挑战 |
| 3.3 系统整合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理念探索构建 |
| 3.3.1 方法论理性主义假设的提出 |
| 3.3.2 不确定性的全面认识 |
| 3.3.3 “信息观”和“系统观”综合性内在理念的提出 |
| 3.3.4 政府会计信息运用的强调 |
| 3.4 公共组织系统理论基础及相关启示 |
| 3.4.1 企业组织系统中计划与控制要素模型分析 |
| 3.4.2 公共组织系统中计划与控制要素模型分析 |
| 3.4.3 本文所构建的计划与控制要素模型 |
| 4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要素构成的探索与验证 |
| 4.1 对传统内部控制要素框架适用性的分析 |
| 4.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要素理论框架探索性分析 |
| 4.2.1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4.2.2 要素理论的探索分析 |
| 4.2.3 要素理论的初步构建 |
| 4.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要素量表的构建、提纯与结构验证 |
| 4.3.1 数据收集、问卷整理与分析方法 |
| 4.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3.4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系的理论分析 |
| 5.2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度量 |
| 5.3 基于分项要素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联检验 |
| 5.4 基于整体指数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联检验 |
| 5.4.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数构建——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
| 5.4.2 回归模型的构建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不确定性关联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4.5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对不确定性的作用机理 |
| 5.4.6 进一步分析 |
| 5.4.7 稳健性检验 |
| 6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框架构建 |
| 6.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内涵 |
| 6.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主体 |
| 6.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客体 |
| 6.4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目标 |
| 6.5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要素 |
| 6.6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原则 |
| 6.6.1 内部控制责任原则 |
| 6.6.2 业务不确定性评估原则 |
| 6.6.3 控制设计与执行原则 |
| 6.6.4 内部监督原则 |
| 7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逻辑与标准构建 |
| 7.1 单位层面与业务层面划分逻辑的合理性分析 |
| 7.2 组织结构层面内部控制建设 |
| 7.3 组织运营层面内部控制建设 |
| 7.4 组织结构层面和运营层面内部控制建设关联 |
| 7.5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标准的中国实践特征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总体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贡献与不足 |
| 8.2.1 研究贡献 |
| 8.2.2 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8.3.1 挖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中国文化底蕴 |
| 8.3.2 提炼构建宏观层面的政府内部控制理论体系 |
| 8.3.3 拓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 |
| 附录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调查问卷 |
| 附录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设计版)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人力资源会计中两个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区块链技术在会计行业的应用模式研究[D]. 韩淑婷. 合肥工业大学, 2020(02)
- [6]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圈层效应与审计行为[D]. 赵向芳.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10]中国实践情境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经验探索与理论框架构建[D]. 武威.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标签：内部控制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论文;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论文; 会计与审计论文;